推荐序
此时此刻.来自香港的message 在香港做媒体出版,都曾经为写的东西、编的东西而自我审查过。原因是这里的自由空间愈来愈收紧,上星期可以刊出的东西,今天不可以了,你强行出版 /刊出,可以说是「后果自负」。
台港两地不止文化文字相似,正因为极权政府关系,我们都有「自我审查」的经验,到底删到多少才可以?还是整本书不出版算了?这些两难常常在内心交战。有台湾朋友曾经说,香港现在很像台湾戒严时期,惟《美丽岛后的禁书》告诉我,香港与台湾戒严时期的距离,无论在时间、涉及范畴和影响之广,香港还差很远。
这数个月以来,香港人已极速成长,除了是抗争手法、协调沟通的方式,或心理调整,因为我们在对抗世上最邪恶的政权(还要有钱),被打被捕坐牢离我们不远,近在咫尺,我们必须快速回应和应变,包括可能面对以年计算的抗争,《美丽岛后的禁书》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
Cup媒体执行总编辑/陶培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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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禁书看战后台湾民主运动 台湾战后史简单而言,就是一部民主运动史。战后第一波民主运动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被镇压、死伤惨烈;历经十数年休养后酝酿复甦,1960年第二度集结组成反对党,又遭逮捕而瓦解。1970年代战后新生代已然成长,更加无畏无惧地展开党外民主运动,这次遭受党国第二代领导人蒋经国的无情重击,1979年底发动大逮捕企图扼杀民主生机。所幸美丽岛事件中的牺牲,终能唤醒民众,第三波民主运动愈挫愈勇,1986年战后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成立,而能成功推开民主大门。
党外民主运动之所以能成功,主要的两大武器,一是选举,一是宣传。战后为争取恢复美援,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压力下允诺让二二八事件以来强烈不满的台湾人获得参政机会,1950年开始举办地方自治选举。四年一次的地方选举虽然弊端不断,却是威权体制下反对运动得以累积实力、冲破藩篱的重要缺口,1972年开始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更让运动热度上升。但在无选举活动的平时如何教育民众、维系热情?党外人士寻得了持续宣传的方法,1975年第一本党外杂志《台湾政论》出刊,或是将选举政论、问政成果编辑成专书,例如1973年张俊宏出版《放眼看选举》、1975年康宁祥的《问政三年》、1977许信良的《风雨之声-省议会四年的回顾》、《当仁不让》、张俊宏的《我的沉思与奋斗-两千个煎熬的日子》等等。但是,在威权统治当局眼中,这些党外杂志书籍显然是「思想毒素」,是警备总部积极查禁的目标。在此情况下,这些记载着台湾民主化过程的重要文字,经常无法被完整保存。
事实上,戒严时期警备总部查禁书刊的范围极广,仅仅依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在「为匪宣传」、「诋毁国家元首」、「违背反共国策」、「混淆视听」、「影响民心士气」、「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等罪名之下,思想文化相关的书籍几乎无所不禁,党外书刊是其中之一。所幸,党国统治的凛冽时代,仍然无法密不透风地进行全面控制,民众还是可以透过熟识的书报社老板偷偷购得杂志与禁书,唿吸一下新鲜空气。
廖为民先生从小就在云林乡下父母开设书店长大,见识过警察查禁书刊。成人后任职台中书报社,也曾创办克宁出版社、一桥出版社,长期投入文化出版事业。尤其在1980年代担任「台中书报社」业务经理期间,他与台中、彰化、南投等县市四百多个书店与书报摊合作贩卖党外杂志,可说是大台中地区民众接触党外杂志、书籍的最主要通路。他深知警备总部文化小组的查禁作业,担心日后台湾人再也看不到被查禁的党外书刊,于是很有心地巧妙应对,甚至以一己之力尽可能购买,长期下来,竟然奇蹟似地保存了1975到1989年15年间绝大部分的党外书刊,成为蒐集党外杂志和禁书最齐全的人。
近年来廖为民先生陆续出版《我的党外青春》、《台湾禁书的故事》,前者回忆台湾的桎梏年代,后者介绍了1966年到1979年的25本禁书。这本《美丽岛后的禁书》是他的第三部作品,主要在介绍1980至1983年的27本禁书。作为一位民间作家,廖先生持续吐哺、努力不懈,无疑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事。
党外杂志与书刊是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史料,戒严时期的禁书是研究党国体制下文化思想控制的珍贵素材。廖为民先生以一己之力,为台湾人保存了重要史料,并将之介绍于大众,令人衷心敬佩。是为序。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翠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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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写时代的飞翔者 廖为民先生以一名亲历者、观察者、见证者的视角,这些年,透过严谨的考证、生动的笔墨,描绘台湾民主化运动的历史纹理,刻画那个时代台湾人跃动的灵魂舞姿。
2015年的《我的党外青春:党外杂志的故事》,2017年的《台湾禁书的故事》,以及作为续篇的本书,刚好是时代的两个不同侧面;一面是激昂的青春进行曲,一面是持续压制的黑暗魔手。唯有结合这两个侧面,才能呈现时代光影交织的立体图像,才能真正阅读到,那些行动者是如何从黑暗中点燃光亮,自主飞翔。
1970、80年代,是台湾从威权体制中奋力挣脱的关键二十年,而廖为民先生的两本禁书故事,时间横跨1966年到1983年,与这关键的二十年高度叠合。表面上,这两本书是写国家如何查禁出版品、查禁哪些出版品,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他写出这些作者做为自主言论的行动者,在关键时刻,如何记录、参与,甚至推动台湾迈向民主化的青春时刻。从这个角度来看,廖为民笔下,其实是一部部青春进行曲。
1970年代的台湾,在历经漫长的禁锢之后,逐渐进入骚动的青春期,冬蛰过后,爆破的声音到处迸发。1970年代终了,那年所发生的美丽岛事件,更是勐力敲击台湾住民长期被驯化的灵魂。
人民勐醒,时序进入1980年代,破冰前夕,四方鸣动,这是一个行动主义高昂的时刻,人们相信,只要愿意挺身而出,思考、言说、行动,就可能创造一个阳光清朗的未来。
然而,从统治者的视角来看,这种畅旺的民气却犹如百鬼夜行,万虫乱窜,长期习于控制的威权统治者,不许一丝光亮绽透,强化控制。那个时代,光影反差,一面是微光爆破,一面是黑暗扩大打击面,这本书就是速写这样的时代图景。
一般人所习知的白色恐怖,以1950年代为核心,确实,这是政治案件密度最高、枪毙人数最多的时代,然而,1970、80年代的「恐怖」,并不是彰显在案件数量上,而是体现在国家操控体制的强化。从当时大学校园监控体制来看,就可以观察到,统治者已然嗅闻到时代风云激涌的生勐气味,因此布建更绵密的情报网络,加强控制。
1970年代初期,统筹校园政治侦防的「春风会报」成立,结合教育行政部门、情治单位、国民党系统,下辖各校的「校园安定小组」,负责第一线情搜与动员,定期在「春风会报」中汇报。监控策略是「层层布建,室室有人」,重点院系的师生、社团干部、宿舍、职员,都有布建人员,全国八十余所大专院校的动态,都在「春风会报」中被掌握,标举以「没有匪谍、台独、阴谋活动,没有政治暗流,没有学潮酝酿」为目标。
也就是说,只有党国意识形态,只能有党国意识形态,除了党国意识形态盖章认证之外,其余都是必须扫除的「阴谋」与「暗流」。校园侦防的布建人数惊人,如1975年至少3,900人,1983年,更扩充到5,041人。
1983年,已经是解严前四年,党国体制感知到民气翻涌,不是顺应民意松绑,而是加紧束缚,勒紧喉咙。正如廖为民先生所掌握的,1980年9月24日到1983年1月12日,短短两年半不到,几百种书报杂志被查禁。事实上,从1949年5月28日,〈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制定之后,对出版品的管制,从未松绑,而且,查禁出版品的相关规定不仅止于此,出版法、社会教育法、刑法二三五条……等等,都有相关规定,叠床架屋,相互为用,密织成网。
1970年,修订的新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颁布,由警备总部执行,绝大多数的查禁作业是依据这个办法的第三条第五、六、七、八款,理由是「违背反共国策」、「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或危害社会治安」、「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内容猥亵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动他人犯罪」。
观察廖为民先生书中所记录的查禁书籍,内容多样,有当时活跃的政治人物所写的政论书籍,如林义雄、姚嘉文等人以郭雨新为主角的《虎落平阳》、许信良的《风雨之声》、林正杰的《宁为党外》、康宁祥的《一个小市民与老长官的政治对话》等,有长期关切台湾民主发展的政治、历史、文化评论家的作品,如笋孙 (何光明)的《民主的国土》、李筱峰的《叛徒的告白》、李敖的《千秋.冤狱.党》等等。查禁理由大多依据前述条款,「内容偏激、颠倒是非、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等,写得都十分空洞。作者的思想精粹,就如此被几句固定的制式评论,宣判为有错、有害、有毒,被严密囚禁,不能传播,即使已经开始发行,当局也会贯彻意志,在全国各处执行查扣行动。
书中所列举的,也有前政治受害者的着作,如谢聪敏的《谈景美军事看守所》,又如王灯岸的传记文学《磺溪一老人》。《磺溪一老人》的传主石钖勋,日治时期是彰化地区文化协会的主力战将,战后积极挺身而出,亟欲以「参与」来改革政治,终而被罗织罪名,指他涉及「刘佳钦、颜尹谟等彰化事件」,判刑7年,成了政治犯。这些涉及政治受害者的作品,也都被以「内容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为由查禁。
政治受难者,虽然已经出狱了,却仍然被关闭嘴巴,斩断羽翼,禁止飞翔,甚至连他的存在,都再度被抹消。
有一些几乎无关现实政治的出版品,也成为查禁国策下的牺牲品。如金庸195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射鵰英雄传》,1957年9月在台湾首次出版,不到三个月就被台湾省保安司令部 (警备总部前身) 以「为共匪宣传之图画文字」为由查禁。1959年12月31日,更启动「暴雨专案」,查禁武侠小说四百多种,金庸作品中,包含《射鵰英雄传》在内的六部小说都被查禁,1980年5月,《射鵰英雄传》在台湾由远景出版社重新出版,一出版就又遭查禁。
《射鵰英雄传》这部以宋元时期为背景的武侠小说,究竟为何是「为共匪宣传之图画文字」呢?当局这种「超译」的文本解读法,令人费解。
更有甚者,廖为民先生写到1982年出版的《陈文成教授纪念专集》被查禁一事。1981年7月2日,返台探亲的陈文成被警总以「约谈」为由,从罗斯福路住处带走,隔天上午,陈尸在台大研究生图书馆后方的草坪。
淡蓝色衬衫、浅灰色西裤、白色皮鞋,成为陈文成此生的最后身影。他何时死亡?死因为何?是否有从警总离开?即使历经四度刑事司法体系侦办及两次监察院调查,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悬置在历史迷雾中。
1982年7月2日,陈文成事件週年,《陈文成教授纪念专集》出版,内容是家人的怀念、故人的追忆、陈文成的着作、美国国会听证的证词、命案相关报导与评论等等。然而,陈文成命案未破,纪念专集却被查扣,依据也是第三条第六、七款,说是「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或危害社会治安,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
国家该负责任的调查,悬置成为疑案,却汲汲营营查扣纪念陈文成的出版品。即使已经死亡,仍然禁止飞翔。
然而,在那个年代,众多的陈文成们,即使失去生命,即使被斩断翅膀,也仍然坚持飞翔。因此,廖为民先生所描绘的,既是一则则关于「禁止飞翔」的黑暗故事,更是一幅幅时代飞翔者振翅飞翔的阳光叙事。
国立东华大学华文系教授/杨翠
自序 我们回顾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时,不能认为解除报禁和党禁是蒋经国晚年大发慈悲的结果,而必须看到几代台湾党外运动先驱的流血牺牲。-余 杰《卑贱的中国人》
本书叙述的党外禁书由1980年9月24日,以隆彻字第4100号一口气查禁林义雄、姚嘉文的《虎落平阳》及张俊宏的《我的沉思与奋斗》等五本书谈起,到1983年1月12日查禁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为止,一共二十七本禁书。当然,这只是择其重要者而已,当时查禁的书报杂志至少有数百种。比较有趣的是,林、姚、张三人的五本,再加上陈婉真的《勇者不惧》和许信良的《风雨之声》、《当仁不让》共八本,都是1977及1978年的旧作,笔者手上拥有《虎落平阳》初版、二版及三版(出版日期分别是1977年的8月、9月及10月),所以其查禁目的只是向人民展示它的威权和自爽而已。
李敖在《李敖风流自传》中有〈叶圣康〉一节(613至614页)中说:
五十生日前后,为支持郑南榕发起的抗议国民党运动,我捐了十万元。我给的是郁慕明付的一张支票,我还开玩笑说:「就算是国民党郁慕明老弟捐的吧!」
这张支票是郁慕明说我吃了四季出版公司叶圣康而被我告诽谤后「和解」的产品之一,……叶圣康是令人怀念的出版工作者,可惜时运不济,公司垮了。……
叶圣康是四季出版公司发行人,李敖复出后曾出版《李敖文存》一•二集及《李敖全集》(精装六大册,后增至八大册),再以「四季文存」专门出版「政论性书籍」,而被查禁的有《叛徒的告白》(李筱峰)、《政治笑话集》(郑牧心编)及《等》(曾心仪)三种,再加上李敖的「千秋评论丛书」第一期《千秋•冤狱•党》和《七十年代论战柏杨》等,短短一年半即被查禁五本书。笔者当时任职台中书报社,和叶先生认识的三年间,蒙受他的指导,受益良多,祝福远在异国的他及家人平安喜乐。
金庸除了《射鵰英雄传》查禁之外,笔者在取缔武侠小说的「暴雨专案」中,又找到《雪山飞狐》、《神鵰侠侣》、《飞狐外传》、《书剑恩仇录》及《碧血剑》等五种亦遭查禁。
陈文成教授是旅美数学专家,因为帮忙《美丽岛》杂志社募款,返国探亲而为警备总部约谈,不料人未送回,其后却陈尸台大校园,身体伤痕累累,因而在美国引爆国民党暗派「职业学生」(即爪耙子)在台湾留学生团体中制造是非与黑名单等问题,美国国会为此两度召开听证会,蒋家政权颇受国际指责。《陈文成教授纪念专集》是在美同乡于他冤死一週年祭时推出的纪念专书;国内则同步由深耕杂志社助编辑推出《陈文成博士纪念专集》,两书除了「家人的怀念」篇稍有重覆外,美国版以美国方面的反应为主要内容,国内版则以台湾方面的新闻与回应为主,合在一起阅读更见全貌;然而蒋家政权不止杀人,还查禁并查扣美国版的《陈文成教授纪念专集》,更可恶的是纵容各地文化工作执行小组连合法出版的《陈文成博士纪念专集》也照样大摇大摆的查禁及查扣,实在是无法无天!
小英总统执政二年半,在年金改革与转型正义等议题上的努力,引发一群在国民党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的不满,而在2018年11月24日的地方选举与公投中惨败;其外部原因是中共指挥红色媒体伪造讯息与以民粹主义掀起「韩流」的造神运动;而内部原因则是疏忽宣传政绩与体察民意走向。小英辞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辞行政院长来表示为败选负责。民进党主席经党员选举由卓荣泰当选,行政院长由老将苏贞昌担纲,旋即展开改革工作。
进入2019年,国民党内有意角逐2020总统大位的人选王金平、朱立伦纷纷投入,而甫当选高雄市长的韩国瑜在「韩粉」簇拥下亦跃跃欲试,连全台首富郭台铭也在妈祖託梦下加入战局。最后由韩国瑜胜出,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柯莱尔欲拒还迎却因民调始终殿后,而不断口出酸言酸语,令人颇为不齿。
香港人在六月发起「反送中条例」,自甘为儿皇帝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面对二百多万港人身着黑衣走上街头抗议的压力,只宣告「送中条例」寿终正寝,却死不宣告「撤回」,引起香港人权阵线发动「週日」游行,7月21日的游行包围港府的太上皇「中联办」,港人丢掷鸡蛋及油漆污损中国国徽。中共及港府当晚唆使黑道在元朗地铁站内,对身着白衣的民众实施无差别攻击,港人报警,警署虽近,却姗姗来迟。这只显示,专擅独裁暴力的中共已经图穷匕见,不能如六四天安门事件般地关门打人,遂只能丢人现眼式在世人眼前以黑道来恐吓港人。邓小平在「一国两制」答应「香港五十年不变」的诺言,已经破灭。
写作期间受友人的鼓舞,承蒙陈翠莲及杨翠教授的赐序与指教,及国家人权博物馆赞助出版经费。更感谢廖志峰、郭永芳、陈彦斌、余岳叔、邱振瑞、林家成、林宪正、李明峻、曹钦荣、康文雄、邱万兴、郑清华、曾文邦、黄裕顺、苏宏甫、何郡、魏文进、廖学志、赵元才、曾明财、麦可兄嫂等先进的爱护。同时感谢前卫出版社林文钦社长及君亭、清鸿、佩颖、张笠、婉清、武煌、君翰等同仁的相助。
2020年的总统大选,将是台湾人在中国蛮横欺凌及国民党卖台压力下,自我决定台湾未来是法治或人治的关键。台湾往何处去?是继续今日的民主与自由?还是沦落成香港人时时活在恐惧之中?
醒醒吧!我敬爱的台湾同胞!
廖为民于三角涌2019年7月大暑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