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近代讨论人口发展问题，《人口论》是一本极为重要的着作。《人口论》于1798年由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为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人口学者均认为《人口论》是该领域举足轻重的着作，值得读者温故知新，理解马尔萨斯从其所处的时代，如何看待人口议题及其趋势。
《人口论》的时代背景是十九世纪的欧洲。马尔萨斯分析当时英国与欧陆的社会及人口现象，并且提出悲观的预测。尽管马尔萨斯的人口预测并未实现，但是无损其经典地位，特别是我们阅读《人口论》之际仍能得到启发，诸如人口成长的警示、社会福利的倡议，还有人口对环境生态与气候变迁（climate change）的潜在威胁。本书有助于读者理解马尔萨斯的人口观点及其后世影响。
《人口论》的时代背景是十九世纪的欧洲。马尔萨斯分析当时英国与欧陆的社会及人口现象，并且提出悲观的预测。尽管马尔萨斯的人口预测并未实现，但是无损其经典地位，特别是我们阅读《人口论》之际仍能得到启发，诸如人口成长的警示、社会福利的倡议，还有人口对环境生态与气候变迁（climate change）的潜在威胁。本书有助于读者理解马尔萨斯的人口观点及其后世影响。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英国着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年幼时在家接受教育，直到1784年被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录取，主修科目是数学。1791年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后当选为耶稣学院院士。1798年发表《人口论》，1805年成为英国第一位（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执教于东印度公司学院。除了《人口论》外，还有《当前粮食涨价原因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原理》、《价值的尺度》、《政治经济学定义》等多本着作。
导读者简介
杨文山
现任
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经历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美国卫生部国家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研究专家
美国宾州卡内基米伦大学统计系与匹兹堡大学医学院西方心理治疗中心博士后研究
专长
医疗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统计与调查研究方法
译者简介
周宪文（1907-1989）
浙江黄巖县人。1931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旋被聘为中华书局编辑。来台后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及人文研究所所长。同年底改任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后改名「经济研究室」）主任，专事研究台湾经济，学术以「基础文献」为主，创办《台湾经济金融月刊》，主编《台湾文献丛刊》、《台湾研究丛刊》、《经济学名着翻译丛书》、《西洋经济史论集》、《西洋经济学者及其名着辞典》等。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英国着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年幼时在家接受教育，直到1784年被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录取，主修科目是数学。1791年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后当选为耶稣学院院士。1798年发表《人口论》，1805年成为英国第一位（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执教于东印度公司学院。除了《人口论》外，还有《当前粮食涨价原因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原理》、《价值的尺度》、《政治经济学定义》等多本着作。
导读者简介
杨文山
现任
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经历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美国卫生部国家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研究专家
美国宾州卡内基米伦大学统计系与匹兹堡大学医学院西方心理治疗中心博士后研究
专长
医疗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统计与调查研究方法
译者简介
周宪文（1907-1989）
浙江黄巖县人。1931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旋被聘为中华书局编辑。来台后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及人文研究所所长。同年底改任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后改名「经济研究室」）主任，专事研究台湾经济，学术以「基础文献」为主，创办《台湾经济金融月刊》，主编《台湾文献丛刊》、《台湾研究丛刊》、《经济学名着翻译丛书》、《西洋经济史论集》、《西洋经济学者及其名着辞典》等。
图书目录
导读
译序
第二版序文
第五版序文
第六版绪言
第一篇 论世界文化落后地方及过去时代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一章 问题的要旨、人口与食物的增加率
第二章 论对人口之一般的障碍，及其作用的方式
第三章 论在人类社会的最低阶段、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四章 论在美洲印第安人间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五章 论在南洋群岛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六章 论在北欧古代住民间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七章 论在近代牧畜民族间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八章 论在非洲各地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九章 论在南北西伯利亚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十章 论在土耳其领地及波斯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十一章 论在印度斯坦及西藏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十二章 论在中国及日本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十三章 论在希腊人间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十四章 论在罗马人间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二篇 论在近代欧洲各国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一章 论在挪威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二章 论在瑞典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三章 论在俄罗斯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四章 论在中部欧洲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五章 论在瑞士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六章 论在法国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七章 论在法国对于人口的障碍（续）
第八章 论在英格兰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九章 论在英格兰对于人口的障碍（续）
第十章 论在苏格兰及爱尔兰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十一章 论婚姻的生殖力
第十二章 流行病对于出生、死亡及婚姻登记簿的影响
第十三章 根据上述社会观的一般推论
作者年表
索引（上）
译序
第二版序文
第五版序文
第六版绪言
第一篇 论世界文化落后地方及过去时代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一章 问题的要旨、人口与食物的增加率
第二章 论对人口之一般的障碍，及其作用的方式
第三章 论在人类社会的最低阶段、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四章 论在美洲印第安人间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五章 论在南洋群岛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六章 论在北欧古代住民间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七章 论在近代牧畜民族间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八章 论在非洲各地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九章 论在南北西伯利亚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十章 论在土耳其领地及波斯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十一章 论在印度斯坦及西藏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十二章 论在中国及日本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十三章 论在希腊人间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十四章 论在罗马人间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二篇 论在近代欧洲各国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一章 论在挪威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二章 论在瑞典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三章 论在俄罗斯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四章 论在中部欧洲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五章 论在瑞士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六章 论在法国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七章 论在法国对于人口的障碍（续）
第八章 论在英格兰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九章 论在英格兰对于人口的障碍（续）
第十章 论在苏格兰及爱尔兰对于人口的障碍
第十一章 论婚姻的生殖力
第十二章 流行病对于出生、死亡及婚姻登记簿的影响
第十三章 根据上述社会观的一般推论
作者年表
索引（上）
图书序言
译序
一
由于社会人士的鼓励与本行当局的支持，本丛书已开始作第三次的推进。这一次，最初决定译书七种。这七种是：(1)Malthus 的《人口论》，(2)Say 的《经济学泛论》，(3)List的《国民经济学体系》，(4)Mises 的《货币与信用原理》，(5)Klein 的《凯恩斯革命》，(6)Kalecki 的《经济变动的理论》及(7)Schumpeter 的《经济分析史》。后又增加三种，即(8)Menger 的《国民经济学纲要》，(9)Gide 的《经济学原理》及(10) Dorfman 的《线型计划与经济分析》。
在这里，我似有一述个人对于本丛书所持态度的必要。当本丛书计划进行的时候，我曾就商于一位朋友；他表示这工作十分要紧，但其最后的结论，是带点告诫口吻的接连三个「需要慎重」。我答覆他：这工作需要慎重，那是不成问题的，但不能因为需要慎重而就不做。所谓「需要慎重」，说痛快些，就是难得适当的译者，翻译怕有错误。关于此点，我明白表示与他的见解不同。我认为：一本理论着作的翻译，错误是在所不免的。试看现代的所谓「先进国家」，它们对于外国的名着，都不止有一种的译本，而且每种译本都经过多次的订正（甚而至于每版都有订正）；这就是翻译有错的公开告白。它们未曾「怕有错误」而停住不做。我们出版本丛书，只想做点开路的工作。西谚：「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不能只见眼前的「康庄大道」，而忘前人的「筚路蓝缕」；天下事那有都可「一蹴即几」的。我们只能就此时此地，尽其在我；我们不能坐待「圣人出现」；这是超现实的。
而且，今天已是二十世纪的后半期，说我们还没有够译这类书籍的人，即使是事实，我也得问：要到什么时代才会有？其实，我已说过，一本理论书籍的翻译，要说绝对正确，这是不可能的（虽然有人在我面前说过：他的翻译是绝对正确的）；即使是最简单的日常用语 good by，我们译「再见」；严格说来，这是误译（按：good by 为 God be with you 的略称，不论所谓直译或意译，都没有「再见」的意思）。至于相对的正确，凡有相当修养的译者，都是可以办到的；但得有一条件，那就是充分的时间。谁都知道：同样一本书，同一人用一年时间译的与用五年时间译的，它的正确性决非一与五之比。当然，这所谓时间，也绝不是孤立的；假使一个人终日为生活所苦，他纵有充分的时间，也是不会有理想的结果的。
总而言之，我们做的只是已经落后几十年的开路工作，我们不存尽善尽美的幻想，我们希望「继起有人而后来居上」；一本名着，有几种译本，那是应该的。
二
我想：世界上知道者最众、共鸣者最多而反对者最烈的着作，恐无过于 Malthus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了。但是，从头到尾读过《人口论》的，可能不会太多。不过，至少，凡有现代社会科学常识的人，不仅无不知道这本书，而且无不知道这本书的根本原理，即所谓 Malthusism。至于不知道这本书，而与这本书的根本原理发生共鸣的，那是充满了世界的任何角落与任何阶层。今天那些感觉孩子太多、生活困难而需要节育的，都是所谓新 Malthusism 者（Malthusism 与新 Malthusism 的区别，详见下文）。但在反对方面，早在十八世纪，就有人对本书绝词痛骂，说这只是一些浅薄的材料；如果要说着作，那是一本最无聊的着作。
那末，这本书到底讲些什么呢？它的结论十分简单（任何有价值的着作，都是论证复杂而结论简单的）。即着者由「食色性也」两大法则出发，根据各种论证，断言人口的增加一定超过食物的增加。照着者的说法，人口如无限制，是按几何级数的比率（即一、二、四、八、一六的比率）增加， 而食物的增加，则仅按算术级数的比率（即一、二、三、四、五的比率）。故『在两世纪之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数为二五六对九；三世纪之后，则为四○九六对一三；二千年之后，这一差额，几乎无法计算』。但因人类没有食物绝对无法生存，所以这种优势的人口增加力，一定以某种障碍的形式，而被抑制于食物增加率的水准。此所谓某种「障碍」，着者最初说是罪恶与穷困，主要是指战争与疾病（见初版《人口论》）；后来加上了「道德的抑制」（moral restraint），主要是指延缓结婚。着者并就各种「障碍」的性质，而分为「积极的障碍」与「预防的障碍」；前者主要为罪恶与穷困，后者主要为延缓结婚。这就是《人口论》的精华，也就是通称之Malthusism。后人再加上了「节制生育」（着者当时还不知道生育是可人为节制的），这就是新 Malthusism。
首先，必须指正一点误解。有人曾以后来的事实，证明人口的增加未必是按几何级数的，食物的增加也未必是按算术级数的，因谓着者的理论为不可信。这是误解。盖着者之所谓几何级数与算术级数，实在都是为了说明的方便，至多是就着者当时所得的统计数字而言；它的真正含义，只是说：如无其他障碍，则人口的增加快过食物的增加。
三
只就上文所述，原无什么问题（严格说来，我认为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在「如无其他障碍」这一前提；此且不论）。但是，后人拿着者的 the checks to populatoin（对于人口的障碍），理解而成人口限制；情形就完全两样。说详细些，着者的出发点，原只客观地说：食物不足是人口增加的障碍；而后人则主观地说：因为食物不足，故须限制人口。尽管前者自然也认有限制人口的必要，但与后者的含义显不相同。而事实证明：即使着者主张限制人口，他的动机，也毋宁是较多消极的成分；即其主要目的，是在反对当时那些奖励生育的议论。尤其是到了新 Malthusism 时代，主张以人为方法节制生育，以求符合食物的产量；因为这样一来，必然会发生下列诸问题。
第一：就时间来说，需要限制人口的，比较之下，将是地广人稀的太古时代（有人说是亚当、夏娃时代）而非人口众多而土地俱已相当开发的现代；因在太古时代，虽然到处都是荒原，但因当时生产智识与生产技术的落后，这无补于食物的生产。但是，多少年来，人口大量地增加，人类的生活反而大为改善。
第二：就空间来说，今天如需限制人口，则比较之下，这不是五谷不分的都市士绅而反是胼手胝足的乡村农民。假定某国国内发生粮荒而国外粮食又无法接济，试想首先挨饿的到底是哪些人？如果国外粮食虽可接济而仍有部分人民必须挨饿，则尤其如此。
第三：Malthus 之所谓人口与食物问题，原就全世界而言，而在世界被分为许多国家的时代，自然也可应用于各国；但总不能应用于国内的某一地区（不论省区或市区）。如以国内地区而论，则都市人口麋集而不产粒米，这却未闻成为需要限制人口（指节制生育）的理由。
第四：人们直接吃的固然是食物，但在今天这一货币经济与交通经济时代，就一国家来说，毋宁说人们吃的是一国的购买力或生产力；除非像在战时，对外交通断绝（这已在问题的范围以外），平时只要有充分的购买力或生产力，就不愁没有充分的食物（如果世界食物不足，挨饿的是购买力不足的人）。假定现有某一国家，其全部农地完全变为工厂厂基，国内不产粒米；此时，这一国家的农业与农民尽管是没有了，但其人口的养活能力，显然只有大量增加，决不因而绝灭。
国家如此，个人尤然。今天每个人所注意的，乃是本身购买力的有无与多少而非市上粮食的有无与多少，至少绝非本国粮食生产的有无与多少。假使你执某人而对之曰：现在国家产米不多，请你少生一个孩子，请问他会有怎样的感想？同样的道理，东南亚那些经济落后地区，虽其产米极为丰富，但不成为可以大量增加人口的理由。
第五：「穷人多产」，这似有生物学的根据，所以由于社会的进步与生活的改善，人口增殖力自有减少的趋向；而同时文化的发展与环境的转换，也使人类自动地（不是由于粮食的压迫）改变其「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所以结婚势必延迟，人口的出生率势必减低。目前世界人口的急速增加，毋宁是由于医药的进步与卫生的改善，使人类的生存率大为提高（特别是婴儿），使人类的寿命大为延长。其次，着者认为对于人口增加的另一障碍，即由于战争的死亡，也因文明的进步而日益减少（尽管武器的杀伤力日益兇勐），而且，瞻望前途，和平而无战争的世界，当非幻想（至少，我们应以此为努力的目标）。
第六：过去，我不研究人口问题；今后，我也不打算研究人口问题。现在，我译《人口论》，这只由于偶然的原因（详见下文）；因此，我不怕说「外行话」，贻笑方家。Malthus 说「人口的增殖快过粮食的增殖」（且不说前者是几何级数的，后者是算术级数的）。但是，在我想来，不论动植物，它的增殖，总该是低级的快过高级的。以人口与粮食对比，这应是粮食的增殖快过人口的增殖，而非人口快过粮食。而且，自有生民以来，几千万年，人的生长，「十月怀胎」，虽有现代的科学，也未能使其生长的时间缩短，今后也无此可能；至于粮食的生长，则现代科学不仅已使其生长的时间缩短，而且已使其「单位面积的产量」大为增加，今后还有此可能。我绝不否认：古代（与现代对称）粮食有欠充足，妨碍一般人民的生存，但这原因是另有所在。（只有一点，那就是说：人口与粮食都生长在地面上，而地面有限，人口愈增加，所占的地面愈多，势必至粮食生长所需的地面愈少，终使「粮食」日益落在「人口」之后。但是，即使有此可能，这也不是过去与现在的事情；它的实现（假使实现）也将在遥远的未来；所以，这与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毫不相干。）
第七：那么，它的原因究竟何在呢？这不是这篇「译序」所当讨论的。不过，《人口论》里有节文字，似与这一原因有关，不妨引述。Malthus说：『据Park的报导，在非洲还有许多肥沃的耕地；所以也许有人以为：饥馑的原因是在人口的缺乏。但是，如其果然，则如此大量的人口，每年向外国输出（按：指当时非洲的大量人口向外输出为奴隶而言），这理由是无法想像的。黑人真正缺乏的，确是财产的安全与勤勉（勤勉一般是跟着财产的安全而来的）；如果少此两者，则人口的增加，只有使穷困深刻化。如果为了填满似乎人烟稀薄的地方，而给以巨额的生育奖励金，则其结果，恐怕只是战乱的频发、奴隶输出的增加及贫困的加重；真正的人口增加是几乎或完全难以希望的』。这确是当年的实在情形；但问题是在：Malthus 肯定了非洲缺乏「财产的安全」而反对增加人口；这犹肯定了掠夺的存在，而谓「漫藏诲盗」，反对积蓄。因像当时的情形，一方面既有大量的沃土未能耕种，而同时则又有不少的人民不能生活，这显然不是什么人口增殖快过粮食增加的问题，更不能由此而得出需要限制人口的结论。这一定是有些什么阻碍了「人未能尽其力、地未能尽其利」；而 Malthus 之所谓「缺乏财产的安全」，只其一端而已。但即就此一端而言，我们应有的主张与措施，也毋宁是力求「财产的安全」，而使人口得以增殖、土地得以耕种、粮食得以增产。此后非洲的发展，也确实是走这一条路。
据上所述，似乎我是反对节制生育的，其实不然；至少到了今天，我是倾向于节制生育的。而且，不论科学如何发达，纵使人类已可依赖化学粮食而生活（这是大有可能的），根本已无 Malthus 之所谓「粮食不足」，我也不甚了解尽量促使人口增加，除非还有广大的国土急需人力开发，这到底有何必要（这在过去是有必要的）。我既不只因本国粮食不足而主张节制人口，更不只因本国粮食充足而主张奖励人口。固然，人不能没有饭吃；但是，人不能只要有饭吃。此人之所以为人，此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
总而言之，我的意思，人口问题，这与其由一国的粮食生产量来衡量，毋宁应以一国的生产力为标准；这与其由个人的经济出发，毋宁应就国民的健康着想（如果节制生育完全由个人的经济出发，这将成为穷人特有的义务）。因此，这就变成了国民优生的问题。换句话说，今后人口问题的真正焦点，与其说在「量的节育」，毋宁说在「质的优生」。「质的优生」如能达到，「量的节育」联带完成。不过，国民优生的实现，亦得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绝不像过去那些优生学者所幻想的这样容易推行。因为：一方面，优生的本质，原是科学的结晶；而同时，优生的实行，则须有民主的前提。没有科学，根本无从知道优劣；没有民主，就是知道了优劣，也无从实行。现在举个近似（只是近似）的例子。在（以家为主）之迷信的、宗法的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是为了「上坟祭扫」，也得有个「不肖儿孙」，谁又愿意为了国民的优生而绝后。我所以说这只是一个「近似的例子」，乃有种种理由，此处不拟申述，其中之一，就是目前生育的作用，除了「传后」以外，还有「防老」的意义；故在防老的问题未得解决以前，优生仍是不易澈底推行的。然则如何可以解决防老的问题呢？这自有待于民生主义的澈底实现；务必达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地步而后可。（说通俗些，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是不可分割的，而且都须以科学为基础。）
四
接着，得介绍一下着者的经历与本书的背景。
着者 Thomas Robert Malthus，一七六六年二月十四日生于伦敦附近 Surrey 地方的 Rookery 山庄；父名 Daniel Malthus，是一富有教养的绅士。着者幼年，按照英国上流社会的习惯，受教于家庭教师；一七八四年入剑桥大学，习哲学与神学；一七八八年，以优等成绩卒业。此后几年间，在其父亲身边，继续研究。一七九七年，充任英国教会的牧师，主持 Surrey 地方的一小教区。本年，其最初着作《危机》（Crisis）成，因反对当时英国总理 Pitt 的政策，为其父亲所扼而未印行。翌年，即一七九八年，初版《人口论》问世；时，着者三十二岁。从一七九九年至一八○二年，游历欧洲大陆。一八○三年，二版《人口论》问世，分量比较初版约增四倍。一八○五年与 Harriet 结婚；同年，受聘于东印度学校。该校设在伦敦附近的 Haileybury 地方，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养成所。此后三十年间，连续担任历史与经济学的课程。他于教课之余，经常从事《人口论》的订正与增补；此外，并于一八一四年着《谷物关税论》，一八一五年着《地租论》，一八一七年着《救贫法论》，一八二○年着《经济学原理》，一八二七年着《经济学诸定义》；在经济学上，贡献甚大。一八二一年，他与 Ricardo 及 J. Mill 等组织经济学会，又于一八三四年发起统计学会；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六十八；遗体葬在 Bath Abbey。
着者成长的时代，正是英国产业革命的时代。各种机械，相继发明；利用这些机械的工场工业，逐渐取代了老式的手工业；劳资的对立，愈益显着。被工场工业所驱逐的小手工业者与因农业资本主义化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们，陆续加入了工资劳动者的阵营。同时，当时欧洲战乱相寻。而且，英国又常为饥荒所苦；英国人民，生活艰窘。食物的价格，一再上升；但是一般的工资，反因人浮于事而趋下降。为了救济穷苦的工人，政府虽曾推行救贫法（Poor Laws），但未有何效果。当时英国，充满了失业、贫穷、疾病与所谓谷物骚动。在这样不安的社会，而『富国强兵首须增加人口』的重商主义思想犹有强大的力量；不但是英国，几乎任何国家，无不为了充实军备与充实工场而奖励人口。着者的《人口论》，可说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虽然是有这种社会背景，但使着者执笔写《人口论》的直接动机，还是 Godwin 与 Condorcet 的无政府主义。这情形，在本书第二版的序文上有所记载。而 Godwin 与 Condorcet 的思想，结局也不外乎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映。Godwin 在一七九三年发表《政治的正义与伦理对于幸福的影响之研究》，又在一七九七年发表《研究录》，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非常的反响。他在这些着作上强调人类及社会的完整性，而力谓：完全自由平等的社会是可实现的。他受 Locke 与 Hume 经验论的影响，认为人类的理念，不外乎外界印象的产物。他以此为前提，认为：社会的环境与制度，如加改革，则一切罪恶与贫穷都可消除；人类社会可以达到完整的状态。他主张：理性的力量是万能的，这种改革必须诉诸理性，而且可以诉诸理性。又照 Godwin 的说法，可以规律人类行动的，只有正义。所谓正义，这是为社会全体的幸福而努力。正义的观念，必然要求财产的平等。有人生而拥有巨富，有人努力工作而仍不免于饥饿，这是正义的观念所不许的。因此，人类如果根据正义而行动，就无贫富的不均；各人每天做一半时间的工作，就可自由生活。社会到了这种地步，各人的肉体乃为其精神所支配，可以继续永久的生存。
Condorcet 在一七九四年出版《人类精神的发达》，提倡人寿无限说，谓因理性的发达与科学的进步，人类的物质幸福跟着增加，终可长生不老。
要之，Gdwin 与 Condorcet 都是极乐天地描绘理想的社会。这是「黑暗时希望光明」。当时的社会，正如前述，极其暗澹。而且，这一时代，是近世科学勃兴的时代。因此，他们空想：由于科学的发达，可以少量的劳动生产大量的生活资料，而出现地上的乐园。所以，这种乐观说，得到不少的共鸣者；这不是无理的。
着者在初版《人口论》的序文上，曾谓：『这一论文，原是对于 Godwin 先生论文的主题、即就他在《研究录》中所说贪慾与浪费，我与一朋友的谈话﹄。这所谓「一朋友」，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接受 Godwin 的思想，他则反对；两者的争论，成了他写《人口论》的动机。因此，初版的议论，自然对于 Godwin 等，大事攻击。一八○三年出版的二版《人口论》，不论内容与外形，都面目一新。初版是匿名的，二版始行署名；字数也增加五倍。《人口论》在着者生前，共出六版；每次都有订正，但以初版与二版相差最大。本译书是根据第六版翻译的。
本译书所附有关着者的八张照片，是我在多种日文书籍上找到的；孙震兄曾为此事，在美国花去不少时间；他寄来着者的遗像，因我已有，没有用上；特此道谢，并示歉意。
五
我在拙译 J. S. Mill《经济学原理》的译序上，曾谓：『这几年来，我竟不自量力，从事这一工作（按：指翻译工作），我有时感到很大的乐趣，但也有时感到无限的烦恼。……今后我不打算再做这种工作；我一手造成的「台湾文献丛刊」，历尽艰苦，已可初步结束，我有意于利用这些文献，写些有关台湾社会史方面的东西。我想以此书告别译坛』。从本年开始，我确实朝此方面进行；我集中有关资料，每天在做摘记，费时近三阅月，还未整理出一个眉目，而霹雳一声，家人病发，且系恶疾。我因心绪恶劣，这一工作就停止下来；但是，为了镇定神经，排遣苦恼，不得不找点事做；因在书架上找了一本已经破烂的旧书，是一九二七年出版神永文三译的 Malthus《人口论》（第六版）。我原没有译完的计划，更没有出版的打算。
在译完两篇（已逾一半）的时候，黄晋福兄始由东京寄我一九四一年第二版寺尾琢磨的译本。比照之下，后者高明多了，因就改据寺尾本翻译。（《人口论》在日本翻译的情形，我不甚清楚；但据所知，六版《人口论》的译本，计有(1)寺尾琢磨与伊藤秀一的合译本、(2)神永文三译本、(3)铃木政孝译本、(4)佐久间原译本、(5)松本信夫译本、(6)寺尾琢磨的改译本、(7)吉田秀夫译本及(8)大岛清、兵头次郎的合译本。初版《人口论》，则有(1)谷口吉彦译本、(2)高野岩三、大内兵卫的合译本、(3)大内兵卫的改译本及(4)吉田秀夫、佐藤昇的合译本）。因为这一寺尾本不仅是译者与伊藤共译本的完全改译，而且译者在改译的时候，除参考神永与松本两译本外，还参考了 Valen-tine Dorn 的德译本与 Pierreet Guillaume Prévost 的法译本。（但我发现：也有寺尾本不如神永本正确的地方，足见翻译之难）。举例来说：第三章原题「Of the Checks to Populaton in the Lowest Stage of Human Society」，神永本译『论在人类社会最低阶段的人口限制』，而寺尾本则译『论在人类社会最低阶段对于人口的障碍』，虽然文字此较冗长，意义正确多了。
同样正确的翻译，由于各人的译笔不同，措词造句，必然两样（我有这样的感觉，即使是同一人的翻译，昨天译的与今天译的，也不会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在译完本书以后，乃将前两篇（根据神永本的），澈底改译一遍，所费时间，多于重译（我的文稿，从不起草，此番却烦陈招治、李彩云、郭孝翼诸同事代为誊正）。后来，为了准备出版，始找一九六○年出版的英文本，对照改正一遍，并于认为必要的地方，註出原文；自然，我已精疲力竭，再无根据英文本从头重译的勇气了（英文本只有第二版序文，故本译书第五版序文、第六版绪言、附录一及附录二，都是根据寺尾本的。这两附录，它的内容，全是 Malthus 与别人辩论或答覆别人的。因我没有看到「别人」的文字，说实在的，有些地方，我没有澈底了解；我的翻译，只是「依样葫芦」而已。我为了「藏拙」，也为免「遗害」，曾经多次打算把它略去；而结果终于译出，而且刊出；因我认为：这两附录，如不趁此时期译出、刊出，可能将永无机会与国人见面；尽管译文定多错误，但以此供读者参考、请方家指正，这也是必要的）。
至于翻译的体例，与拙译 Smith《国富论》上册及 Mill《经济学原理》一样，已详见两书的译序，玆不复赘；但有一点，为了读者的方便，转录如下。
『本译书有些文句，附有原文。这(1)或因那些文句，过分欧化（换句话说，就纯中文的眼光看来，有点蹩扭），附之，以便读者的对照。试举一简短的例子。原文『……（河流）……always convey off a given quantity』，我译「常是运走一定量」；再读一遍，不仅生硬，且似不适；因查日译本，其中之一是译「常是运走一定量的水」，这就十分明白了。不过，仔细想想，原文并无水字（加之固亦无妨），且 quantity 显为名词，加「水」就成形容词；原译生硬则有之，不通则未必；生硬是习惯的问题，我因维持原译，而于其后附註原文。我的意思，我们既然阅读西人的着作，就得多少培养一点对西人写作习惯的了解。一本理论书籍的翻译，定要使它完全汉化而又不失原意，这是不可能的。(2)或是为了迁就中文，而对原着语意，微有出入。(3)或因有些文旬，有黠难懂；我深怕拙译未能达意（甚或误译），附之，以利高明的指正。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本译书的缺点所在（我已意识到的）。我认为：缺点的自我暴露，这是进步的必要条件；我们要有认错的精神，我们得提倡这种精神。有位朋友说：不过，你这样做，容易给人以「断章取义、吹毛求疵」的机会；我说：「断章取义」，对我无害；「吹毛求疵」，于事有益』。
本译书初稿的完成，全在家人病痛期内；翻译之时，或在午夜，或在清晨，或神志清明，或精神恍惚；原稿纸上，泪痕斑斓；『思澄』、『念台』，情何以堪！天昏地暗，惨绝人寰。所以本译书将是我用力最勤、用心最苦而结果最差的。
不知怎的，近来忽常记起两句联语（但记不起它的来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岂非上苍示意：莫再灾梨祸枣、浪掷辰光！
周宪文 于惜余书室
一
由于社会人士的鼓励与本行当局的支持，本丛书已开始作第三次的推进。这一次，最初决定译书七种。这七种是：(1)Malthus 的《人口论》，(2)Say 的《经济学泛论》，(3)List的《国民经济学体系》，(4)Mises 的《货币与信用原理》，(5)Klein 的《凯恩斯革命》，(6)Kalecki 的《经济变动的理论》及(7)Schumpeter 的《经济分析史》。后又增加三种，即(8)Menger 的《国民经济学纲要》，(9)Gide 的《经济学原理》及(10) Dorfman 的《线型计划与经济分析》。
在这里，我似有一述个人对于本丛书所持态度的必要。当本丛书计划进行的时候，我曾就商于一位朋友；他表示这工作十分要紧，但其最后的结论，是带点告诫口吻的接连三个「需要慎重」。我答覆他：这工作需要慎重，那是不成问题的，但不能因为需要慎重而就不做。所谓「需要慎重」，说痛快些，就是难得适当的译者，翻译怕有错误。关于此点，我明白表示与他的见解不同。我认为：一本理论着作的翻译，错误是在所不免的。试看现代的所谓「先进国家」，它们对于外国的名着，都不止有一种的译本，而且每种译本都经过多次的订正（甚而至于每版都有订正）；这就是翻译有错的公开告白。它们未曾「怕有错误」而停住不做。我们出版本丛书，只想做点开路的工作。西谚：「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不能只见眼前的「康庄大道」，而忘前人的「筚路蓝缕」；天下事那有都可「一蹴即几」的。我们只能就此时此地，尽其在我；我们不能坐待「圣人出现」；这是超现实的。
而且，今天已是二十世纪的后半期，说我们还没有够译这类书籍的人，即使是事实，我也得问：要到什么时代才会有？其实，我已说过，一本理论书籍的翻译，要说绝对正确，这是不可能的（虽然有人在我面前说过：他的翻译是绝对正确的）；即使是最简单的日常用语 good by，我们译「再见」；严格说来，这是误译（按：good by 为 God be with you 的略称，不论所谓直译或意译，都没有「再见」的意思）。至于相对的正确，凡有相当修养的译者，都是可以办到的；但得有一条件，那就是充分的时间。谁都知道：同样一本书，同一人用一年时间译的与用五年时间译的，它的正确性决非一与五之比。当然，这所谓时间，也绝不是孤立的；假使一个人终日为生活所苦，他纵有充分的时间，也是不会有理想的结果的。
总而言之，我们做的只是已经落后几十年的开路工作，我们不存尽善尽美的幻想，我们希望「继起有人而后来居上」；一本名着，有几种译本，那是应该的。
二
我想：世界上知道者最众、共鸣者最多而反对者最烈的着作，恐无过于 Malthus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了。但是，从头到尾读过《人口论》的，可能不会太多。不过，至少，凡有现代社会科学常识的人，不仅无不知道这本书，而且无不知道这本书的根本原理，即所谓 Malthusism。至于不知道这本书，而与这本书的根本原理发生共鸣的，那是充满了世界的任何角落与任何阶层。今天那些感觉孩子太多、生活困难而需要节育的，都是所谓新 Malthusism 者（Malthusism 与新 Malthusism 的区别，详见下文）。但在反对方面，早在十八世纪，就有人对本书绝词痛骂，说这只是一些浅薄的材料；如果要说着作，那是一本最无聊的着作。
那末，这本书到底讲些什么呢？它的结论十分简单（任何有价值的着作，都是论证复杂而结论简单的）。即着者由「食色性也」两大法则出发，根据各种论证，断言人口的增加一定超过食物的增加。照着者的说法，人口如无限制，是按几何级数的比率（即一、二、四、八、一六的比率）增加， 而食物的增加，则仅按算术级数的比率（即一、二、三、四、五的比率）。故『在两世纪之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数为二五六对九；三世纪之后，则为四○九六对一三；二千年之后，这一差额，几乎无法计算』。但因人类没有食物绝对无法生存，所以这种优势的人口增加力，一定以某种障碍的形式，而被抑制于食物增加率的水准。此所谓某种「障碍」，着者最初说是罪恶与穷困，主要是指战争与疾病（见初版《人口论》）；后来加上了「道德的抑制」（moral restraint），主要是指延缓结婚。着者并就各种「障碍」的性质，而分为「积极的障碍」与「预防的障碍」；前者主要为罪恶与穷困，后者主要为延缓结婚。这就是《人口论》的精华，也就是通称之Malthusism。后人再加上了「节制生育」（着者当时还不知道生育是可人为节制的），这就是新 Malthusism。
首先，必须指正一点误解。有人曾以后来的事实，证明人口的增加未必是按几何级数的，食物的增加也未必是按算术级数的，因谓着者的理论为不可信。这是误解。盖着者之所谓几何级数与算术级数，实在都是为了说明的方便，至多是就着者当时所得的统计数字而言；它的真正含义，只是说：如无其他障碍，则人口的增加快过食物的增加。
三
只就上文所述，原无什么问题（严格说来，我认为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在「如无其他障碍」这一前提；此且不论）。但是，后人拿着者的 the checks to populatoin（对于人口的障碍），理解而成人口限制；情形就完全两样。说详细些，着者的出发点，原只客观地说：食物不足是人口增加的障碍；而后人则主观地说：因为食物不足，故须限制人口。尽管前者自然也认有限制人口的必要，但与后者的含义显不相同。而事实证明：即使着者主张限制人口，他的动机，也毋宁是较多消极的成分；即其主要目的，是在反对当时那些奖励生育的议论。尤其是到了新 Malthusism 时代，主张以人为方法节制生育，以求符合食物的产量；因为这样一来，必然会发生下列诸问题。
第一：就时间来说，需要限制人口的，比较之下，将是地广人稀的太古时代（有人说是亚当、夏娃时代）而非人口众多而土地俱已相当开发的现代；因在太古时代，虽然到处都是荒原，但因当时生产智识与生产技术的落后，这无补于食物的生产。但是，多少年来，人口大量地增加，人类的生活反而大为改善。
第二：就空间来说，今天如需限制人口，则比较之下，这不是五谷不分的都市士绅而反是胼手胝足的乡村农民。假定某国国内发生粮荒而国外粮食又无法接济，试想首先挨饿的到底是哪些人？如果国外粮食虽可接济而仍有部分人民必须挨饿，则尤其如此。
第三：Malthus 之所谓人口与食物问题，原就全世界而言，而在世界被分为许多国家的时代，自然也可应用于各国；但总不能应用于国内的某一地区（不论省区或市区）。如以国内地区而论，则都市人口麋集而不产粒米，这却未闻成为需要限制人口（指节制生育）的理由。
第四：人们直接吃的固然是食物，但在今天这一货币经济与交通经济时代，就一国家来说，毋宁说人们吃的是一国的购买力或生产力；除非像在战时，对外交通断绝（这已在问题的范围以外），平时只要有充分的购买力或生产力，就不愁没有充分的食物（如果世界食物不足，挨饿的是购买力不足的人）。假定现有某一国家，其全部农地完全变为工厂厂基，国内不产粒米；此时，这一国家的农业与农民尽管是没有了，但其人口的养活能力，显然只有大量增加，决不因而绝灭。
国家如此，个人尤然。今天每个人所注意的，乃是本身购买力的有无与多少而非市上粮食的有无与多少，至少绝非本国粮食生产的有无与多少。假使你执某人而对之曰：现在国家产米不多，请你少生一个孩子，请问他会有怎样的感想？同样的道理，东南亚那些经济落后地区，虽其产米极为丰富，但不成为可以大量增加人口的理由。
第五：「穷人多产」，这似有生物学的根据，所以由于社会的进步与生活的改善，人口增殖力自有减少的趋向；而同时文化的发展与环境的转换，也使人类自动地（不是由于粮食的压迫）改变其「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所以结婚势必延迟，人口的出生率势必减低。目前世界人口的急速增加，毋宁是由于医药的进步与卫生的改善，使人类的生存率大为提高（特别是婴儿），使人类的寿命大为延长。其次，着者认为对于人口增加的另一障碍，即由于战争的死亡，也因文明的进步而日益减少（尽管武器的杀伤力日益兇勐），而且，瞻望前途，和平而无战争的世界，当非幻想（至少，我们应以此为努力的目标）。
第六：过去，我不研究人口问题；今后，我也不打算研究人口问题。现在，我译《人口论》，这只由于偶然的原因（详见下文）；因此，我不怕说「外行话」，贻笑方家。Malthus 说「人口的增殖快过粮食的增殖」（且不说前者是几何级数的，后者是算术级数的）。但是，在我想来，不论动植物，它的增殖，总该是低级的快过高级的。以人口与粮食对比，这应是粮食的增殖快过人口的增殖，而非人口快过粮食。而且，自有生民以来，几千万年，人的生长，「十月怀胎」，虽有现代的科学，也未能使其生长的时间缩短，今后也无此可能；至于粮食的生长，则现代科学不仅已使其生长的时间缩短，而且已使其「单位面积的产量」大为增加，今后还有此可能。我绝不否认：古代（与现代对称）粮食有欠充足，妨碍一般人民的生存，但这原因是另有所在。（只有一点，那就是说：人口与粮食都生长在地面上，而地面有限，人口愈增加，所占的地面愈多，势必至粮食生长所需的地面愈少，终使「粮食」日益落在「人口」之后。但是，即使有此可能，这也不是过去与现在的事情；它的实现（假使实现）也将在遥远的未来；所以，这与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毫不相干。）
第七：那么，它的原因究竟何在呢？这不是这篇「译序」所当讨论的。不过，《人口论》里有节文字，似与这一原因有关，不妨引述。Malthus说：『据Park的报导，在非洲还有许多肥沃的耕地；所以也许有人以为：饥馑的原因是在人口的缺乏。但是，如其果然，则如此大量的人口，每年向外国输出（按：指当时非洲的大量人口向外输出为奴隶而言），这理由是无法想像的。黑人真正缺乏的，确是财产的安全与勤勉（勤勉一般是跟着财产的安全而来的）；如果少此两者，则人口的增加，只有使穷困深刻化。如果为了填满似乎人烟稀薄的地方，而给以巨额的生育奖励金，则其结果，恐怕只是战乱的频发、奴隶输出的增加及贫困的加重；真正的人口增加是几乎或完全难以希望的』。这确是当年的实在情形；但问题是在：Malthus 肯定了非洲缺乏「财产的安全」而反对增加人口；这犹肯定了掠夺的存在，而谓「漫藏诲盗」，反对积蓄。因像当时的情形，一方面既有大量的沃土未能耕种，而同时则又有不少的人民不能生活，这显然不是什么人口增殖快过粮食增加的问题，更不能由此而得出需要限制人口的结论。这一定是有些什么阻碍了「人未能尽其力、地未能尽其利」；而 Malthus 之所谓「缺乏财产的安全」，只其一端而已。但即就此一端而言，我们应有的主张与措施，也毋宁是力求「财产的安全」，而使人口得以增殖、土地得以耕种、粮食得以增产。此后非洲的发展，也确实是走这一条路。
据上所述，似乎我是反对节制生育的，其实不然；至少到了今天，我是倾向于节制生育的。而且，不论科学如何发达，纵使人类已可依赖化学粮食而生活（这是大有可能的），根本已无 Malthus 之所谓「粮食不足」，我也不甚了解尽量促使人口增加，除非还有广大的国土急需人力开发，这到底有何必要（这在过去是有必要的）。我既不只因本国粮食不足而主张节制人口，更不只因本国粮食充足而主张奖励人口。固然，人不能没有饭吃；但是，人不能只要有饭吃。此人之所以为人，此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
总而言之，我的意思，人口问题，这与其由一国的粮食生产量来衡量，毋宁应以一国的生产力为标准；这与其由个人的经济出发，毋宁应就国民的健康着想（如果节制生育完全由个人的经济出发，这将成为穷人特有的义务）。因此，这就变成了国民优生的问题。换句话说，今后人口问题的真正焦点，与其说在「量的节育」，毋宁说在「质的优生」。「质的优生」如能达到，「量的节育」联带完成。不过，国民优生的实现，亦得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绝不像过去那些优生学者所幻想的这样容易推行。因为：一方面，优生的本质，原是科学的结晶；而同时，优生的实行，则须有民主的前提。没有科学，根本无从知道优劣；没有民主，就是知道了优劣，也无从实行。现在举个近似（只是近似）的例子。在（以家为主）之迷信的、宗法的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是为了「上坟祭扫」，也得有个「不肖儿孙」，谁又愿意为了国民的优生而绝后。我所以说这只是一个「近似的例子」，乃有种种理由，此处不拟申述，其中之一，就是目前生育的作用，除了「传后」以外，还有「防老」的意义；故在防老的问题未得解决以前，优生仍是不易澈底推行的。然则如何可以解决防老的问题呢？这自有待于民生主义的澈底实现；务必达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地步而后可。（说通俗些，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是不可分割的，而且都须以科学为基础。）
四
接着，得介绍一下着者的经历与本书的背景。
着者 Thomas Robert Malthus，一七六六年二月十四日生于伦敦附近 Surrey 地方的 Rookery 山庄；父名 Daniel Malthus，是一富有教养的绅士。着者幼年，按照英国上流社会的习惯，受教于家庭教师；一七八四年入剑桥大学，习哲学与神学；一七八八年，以优等成绩卒业。此后几年间，在其父亲身边，继续研究。一七九七年，充任英国教会的牧师，主持 Surrey 地方的一小教区。本年，其最初着作《危机》（Crisis）成，因反对当时英国总理 Pitt 的政策，为其父亲所扼而未印行。翌年，即一七九八年，初版《人口论》问世；时，着者三十二岁。从一七九九年至一八○二年，游历欧洲大陆。一八○三年，二版《人口论》问世，分量比较初版约增四倍。一八○五年与 Harriet 结婚；同年，受聘于东印度学校。该校设在伦敦附近的 Haileybury 地方，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养成所。此后三十年间，连续担任历史与经济学的课程。他于教课之余，经常从事《人口论》的订正与增补；此外，并于一八一四年着《谷物关税论》，一八一五年着《地租论》，一八一七年着《救贫法论》，一八二○年着《经济学原理》，一八二七年着《经济学诸定义》；在经济学上，贡献甚大。一八二一年，他与 Ricardo 及 J. Mill 等组织经济学会，又于一八三四年发起统计学会；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六十八；遗体葬在 Bath Abbey。
着者成长的时代，正是英国产业革命的时代。各种机械，相继发明；利用这些机械的工场工业，逐渐取代了老式的手工业；劳资的对立，愈益显着。被工场工业所驱逐的小手工业者与因农业资本主义化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们，陆续加入了工资劳动者的阵营。同时，当时欧洲战乱相寻。而且，英国又常为饥荒所苦；英国人民，生活艰窘。食物的价格，一再上升；但是一般的工资，反因人浮于事而趋下降。为了救济穷苦的工人，政府虽曾推行救贫法（Poor Laws），但未有何效果。当时英国，充满了失业、贫穷、疾病与所谓谷物骚动。在这样不安的社会，而『富国强兵首须增加人口』的重商主义思想犹有强大的力量；不但是英国，几乎任何国家，无不为了充实军备与充实工场而奖励人口。着者的《人口论》，可说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虽然是有这种社会背景，但使着者执笔写《人口论》的直接动机，还是 Godwin 与 Condorcet 的无政府主义。这情形，在本书第二版的序文上有所记载。而 Godwin 与 Condorcet 的思想，结局也不外乎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映。Godwin 在一七九三年发表《政治的正义与伦理对于幸福的影响之研究》，又在一七九七年发表《研究录》，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非常的反响。他在这些着作上强调人类及社会的完整性，而力谓：完全自由平等的社会是可实现的。他受 Locke 与 Hume 经验论的影响，认为人类的理念，不外乎外界印象的产物。他以此为前提，认为：社会的环境与制度，如加改革，则一切罪恶与贫穷都可消除；人类社会可以达到完整的状态。他主张：理性的力量是万能的，这种改革必须诉诸理性，而且可以诉诸理性。又照 Godwin 的说法，可以规律人类行动的，只有正义。所谓正义，这是为社会全体的幸福而努力。正义的观念，必然要求财产的平等。有人生而拥有巨富，有人努力工作而仍不免于饥饿，这是正义的观念所不许的。因此，人类如果根据正义而行动，就无贫富的不均；各人每天做一半时间的工作，就可自由生活。社会到了这种地步，各人的肉体乃为其精神所支配，可以继续永久的生存。
Condorcet 在一七九四年出版《人类精神的发达》，提倡人寿无限说，谓因理性的发达与科学的进步，人类的物质幸福跟着增加，终可长生不老。
要之，Gdwin 与 Condorcet 都是极乐天地描绘理想的社会。这是「黑暗时希望光明」。当时的社会，正如前述，极其暗澹。而且，这一时代，是近世科学勃兴的时代。因此，他们空想：由于科学的发达，可以少量的劳动生产大量的生活资料，而出现地上的乐园。所以，这种乐观说，得到不少的共鸣者；这不是无理的。
着者在初版《人口论》的序文上，曾谓：『这一论文，原是对于 Godwin 先生论文的主题、即就他在《研究录》中所说贪慾与浪费，我与一朋友的谈话﹄。这所谓「一朋友」，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接受 Godwin 的思想，他则反对；两者的争论，成了他写《人口论》的动机。因此，初版的议论，自然对于 Godwin 等，大事攻击。一八○三年出版的二版《人口论》，不论内容与外形，都面目一新。初版是匿名的，二版始行署名；字数也增加五倍。《人口论》在着者生前，共出六版；每次都有订正，但以初版与二版相差最大。本译书是根据第六版翻译的。
本译书所附有关着者的八张照片，是我在多种日文书籍上找到的；孙震兄曾为此事，在美国花去不少时间；他寄来着者的遗像，因我已有，没有用上；特此道谢，并示歉意。
五
我在拙译 J. S. Mill《经济学原理》的译序上，曾谓：『这几年来，我竟不自量力，从事这一工作（按：指翻译工作），我有时感到很大的乐趣，但也有时感到无限的烦恼。……今后我不打算再做这种工作；我一手造成的「台湾文献丛刊」，历尽艰苦，已可初步结束，我有意于利用这些文献，写些有关台湾社会史方面的东西。我想以此书告别译坛』。从本年开始，我确实朝此方面进行；我集中有关资料，每天在做摘记，费时近三阅月，还未整理出一个眉目，而霹雳一声，家人病发，且系恶疾。我因心绪恶劣，这一工作就停止下来；但是，为了镇定神经，排遣苦恼，不得不找点事做；因在书架上找了一本已经破烂的旧书，是一九二七年出版神永文三译的 Malthus《人口论》（第六版）。我原没有译完的计划，更没有出版的打算。
在译完两篇（已逾一半）的时候，黄晋福兄始由东京寄我一九四一年第二版寺尾琢磨的译本。比照之下，后者高明多了，因就改据寺尾本翻译。（《人口论》在日本翻译的情形，我不甚清楚；但据所知，六版《人口论》的译本，计有(1)寺尾琢磨与伊藤秀一的合译本、(2)神永文三译本、(3)铃木政孝译本、(4)佐久间原译本、(5)松本信夫译本、(6)寺尾琢磨的改译本、(7)吉田秀夫译本及(8)大岛清、兵头次郎的合译本。初版《人口论》，则有(1)谷口吉彦译本、(2)高野岩三、大内兵卫的合译本、(3)大内兵卫的改译本及(4)吉田秀夫、佐藤昇的合译本）。因为这一寺尾本不仅是译者与伊藤共译本的完全改译，而且译者在改译的时候，除参考神永与松本两译本外，还参考了 Valen-tine Dorn 的德译本与 Pierreet Guillaume Prévost 的法译本。（但我发现：也有寺尾本不如神永本正确的地方，足见翻译之难）。举例来说：第三章原题「Of the Checks to Populaton in the Lowest Stage of Human Society」，神永本译『论在人类社会最低阶段的人口限制』，而寺尾本则译『论在人类社会最低阶段对于人口的障碍』，虽然文字此较冗长，意义正确多了。
同样正确的翻译，由于各人的译笔不同，措词造句，必然两样（我有这样的感觉，即使是同一人的翻译，昨天译的与今天译的，也不会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在译完本书以后，乃将前两篇（根据神永本的），澈底改译一遍，所费时间，多于重译（我的文稿，从不起草，此番却烦陈招治、李彩云、郭孝翼诸同事代为誊正）。后来，为了准备出版，始找一九六○年出版的英文本，对照改正一遍，并于认为必要的地方，註出原文；自然，我已精疲力竭，再无根据英文本从头重译的勇气了（英文本只有第二版序文，故本译书第五版序文、第六版绪言、附录一及附录二，都是根据寺尾本的。这两附录，它的内容，全是 Malthus 与别人辩论或答覆别人的。因我没有看到「别人」的文字，说实在的，有些地方，我没有澈底了解；我的翻译，只是「依样葫芦」而已。我为了「藏拙」，也为免「遗害」，曾经多次打算把它略去；而结果终于译出，而且刊出；因我认为：这两附录，如不趁此时期译出、刊出，可能将永无机会与国人见面；尽管译文定多错误，但以此供读者参考、请方家指正，这也是必要的）。
至于翻译的体例，与拙译 Smith《国富论》上册及 Mill《经济学原理》一样，已详见两书的译序，玆不复赘；但有一点，为了读者的方便，转录如下。
『本译书有些文句，附有原文。这(1)或因那些文句，过分欧化（换句话说，就纯中文的眼光看来，有点蹩扭），附之，以便读者的对照。试举一简短的例子。原文『……（河流）……always convey off a given quantity』，我译「常是运走一定量」；再读一遍，不仅生硬，且似不适；因查日译本，其中之一是译「常是运走一定量的水」，这就十分明白了。不过，仔细想想，原文并无水字（加之固亦无妨），且 quantity 显为名词，加「水」就成形容词；原译生硬则有之，不通则未必；生硬是习惯的问题，我因维持原译，而于其后附註原文。我的意思，我们既然阅读西人的着作，就得多少培养一点对西人写作习惯的了解。一本理论书籍的翻译，定要使它完全汉化而又不失原意，这是不可能的。(2)或是为了迁就中文，而对原着语意，微有出入。(3)或因有些文旬，有黠难懂；我深怕拙译未能达意（甚或误译），附之，以利高明的指正。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本译书的缺点所在（我已意识到的）。我认为：缺点的自我暴露，这是进步的必要条件；我们要有认错的精神，我们得提倡这种精神。有位朋友说：不过，你这样做，容易给人以「断章取义、吹毛求疵」的机会；我说：「断章取义」，对我无害；「吹毛求疵」，于事有益』。
本译书初稿的完成，全在家人病痛期内；翻译之时，或在午夜，或在清晨，或神志清明，或精神恍惚；原稿纸上，泪痕斑斓；『思澄』、『念台』，情何以堪！天昏地暗，惨绝人寰。所以本译书将是我用力最勤、用心最苦而结果最差的。
不知怎的，近来忽常记起两句联语（但记不起它的来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岂非上苍示意：莫再灾梨祸枣、浪掷辰光！
周宪文 于惜余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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