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序
Crossed Paths: Labor Activism and Colonial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1938-1958 （下稱《異途相逢》）於 2019 年 6 月由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為其東亞研究系列叢書之一︒該書寫作的初衷有二：第一是彌補這方面的研究空白︔第二是尋求發現二十世紀後半葉香港成為「殖民地恐龍」的歷史脈絡︒勞工運動研究曾為二十世紀末西方學界的熱門話題並有優秀專著出現，香港的勞工運動也於本世紀初由以往參與工運︑青運的前輩梳理出書︒ 然而，近十數年西方的史學界在世紀末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更多地關注中產階級及其社會文化的形成與影響，而勞工運動研究則蛻變為研究城市化問題的一個細小支脈︒至於香港的勞工運動與當地的殖民統治之間的互動，特別是香港勞工運動興衰與殖民統治的關係，更少有史家問津並做系統性考察︒
2019 年由香港大批民眾參與的反政府抗爭以及抗爭中的種種現象，不僅將研究社會經濟轉型︑貧富懸殊︑社會運動等等問題重新提上學界的議事日程，更凸顯了香港這一國際化城市與國際政治之間縱橫交錯的關係︒雖然香港歷史可以追溯至遠古，然而其城市化進程以及勞工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卻與一個半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密不可分︒勞資關係（industrial relations）是香港勞工問題的一部分，但遠非勞工問題的全部︒若將香港勞工問題等同於勞資關係，勢必一葉障目而失於偏頗︒筆者在《異途相逢》的「引言」中已經指出，香港社會既有許多近現代中國工商業中心的特徵，也有那些內地都市所沒有的重要內涵︒從立法到治理方式，英國殖民統治不僅將香港社會定格在大英帝國屬地的位置，而且在佔領後近百年的時間內採取了與非洲殖民地相似的「間接治理（indirect rule）」方式—— 以華治華︑通過華人商界職界精英治理華人社會︒雖然這種「間接治理」在外來的殖民政權與本土的華人社會之間造成了一個緩衝地帶，殖民地的建構依然把香港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邊是少於人口 2% 的外來統治者及歐美僑民群體，另一邊是佔人口 98% 的華人社會︒殖民地在立法和司法上不僅確保了兩個族群之間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更有效地營造了歧視中國勞工和加罪任何社會抗爭活動的文化氛圍︒
香港作為大英帝國屬地，直接受到英帝國殖民地治理政策變遷的影響︒本書以勞工運動與殖民統治為關注點，而選擇 1938 年至 1958 年為研究時段，不僅意在彌補史學研究的空白，更因為這是英帝國殖民政策從「放任主義」轉向「干預主義」的關鍵時段︒這次政策轉向最初源於倫敦為應對非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大規模的勞工抗爭而採取的新對策︒如不少論者所言，當時的初衷着眼於改正放任主義的弊病，通過各種措施（如政府給予殖民地社會發展更多投入︑承認並在法律上保護勞工最基本的權利︑介入並調停勞資衝突）以期達到提升各個殖民地為大英帝國經濟貢獻能力的最終目的︒倫敦轉向干預主義導致多種始料不及的後果︔其中之一就是間接治理的式微︒在香港，英國殖民政府的有關部門直接干預勞工事務，取代華人精英的居間調停︒從長遠看，這個轉變的重大歷史意義更在於殖民統治香港的另闢新徑︒自此，港英政府直接介入香港社會，而且愈來愈積極地以各種手段重塑（engineering）香港社會︒
同其他英國殖民地一樣，香港的華人勞工是施行干預主義新政策的目標人群︒然而，他們並非一個被動的群體︒由於種種原因，三十年代後期香港政治氣氛緩和，勞工組織重振旗鼓而得以蓬勃發展︒事實上，在工會依然沒有合法地位︑官方實施干預政策之前，香港勞工已經行動起來，以其他名義組成各種團體︒中國勞工的這種主動性，並非官方干預政策的恩施所能解釋︒干預政策實施後，勞工組織幾乎瞬間在各行各業遍地開花，一方面重現了勞工運動日久彌新的傳統，另一方面更展示了在當時形勢下勞工活動追求的多重目標︒二三十年代之交，日本對華侵略行動從蠶食到大規模侵佔領土，激起全港社會義憤︒勞工階層不僅是香港最早發起大規模抗議活動的群體，當本地精英都加入救亡募捐時，勞工階層更用各種方式—— 包括募捐︑抵貨︑罷工—— 支援祖國的抗日戰爭︒雖然香港勞工組織的救亡運動得到港英當局的默許，但是這種活動卻與後者所期望的將工會活動局限於改良勞資關係和勞工工作環境的經濟範圍分道揚鑣︒這種分歧，只能從香港的特定環境與社會構成尋求答案︒
與大英帝國其他殖民地不同，香港是從中國領土割讓的殖民地︒雖然司法離異︑主權易位，但是香港的地理環境仍然與祖國山水相依，人文︑經濟︑社會等等方面的深厚連結綿綿不斷︒在英國佔領後的一百年，內地與香港不設關卡，人員往來無須旅行證件︒從內地遷徙到香港的勞工，即使已經在港居住工作多年，仍然自稱為「僑港」居民︒以「僑港某某團體」冠名的各種社會團體，更是比比皆是（筆者於 1990 年代初次訪港，仍然在街上見到不少這樣的招牌）︒在全球所有英領殖民地中，這種本土民眾對祖國根深蒂固的認同感相當罕見︒在其統治最初的一百多年時間中，港英當局遠遠高居於本地社會之上︑更多地關注汲取殖民地的經濟利益，對華人於祖國的認同情懷根本不屑一顧︒但是，當大英帝國轉向干預政策之際，殖民主義的命運也在急遽逆轉︒特別是戰後重佔香港之際，國際與地區局勢都發生重大變化︒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本地居民對祖國的認同感亦從無關緊要的當地現象突然提升到關係殖民地領土甚至大英帝國區域安危的高度︒1950 年香港與內地之間設立關卡，成為兩地社會文化逐漸剝離的現實基礎︒與此同時，英國殖民政府也對曾經在它積極鼓勵下蓬勃發展的香港勞工運動改變作法︒雖然其干預政策繼續不變，但逐漸減弱並最終根除港人對祖國的歸屬心理，自此成為殖民政權大力推動的新社會工程︒
三十年代末期開始的干預主義在大英帝國各個殖民地的執行效果既不雷同，更未實現倫敦的建策初衷︒在此大背景下，香港成為一個特例︒當亞非拉各洲絕大多數的前歐洲殖民地借倫敦改良新策之力而走向民族獨立，香港卻成為「殖民地恐龍」，得以延年益壽︒有論者曾將香港殖民地位的延續歸因於中英兩國的外交協調︒然而，基於對中英文各種官私史料的深入梳理︑排比印證，本書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雖然香港勞工運動與內地政黨及其領導曾經建立了密切聯繫，中國內地政黨與香港本地的殖民政權在香港的影響力孰輕孰重，本書讀者也將有公平判定︒至於港英政府對勞工事務積極干預的經濟效果，本書已作詳細論證，讀者亦當有公論︒
雖然 2019 年的社會運動與二十世紀中葉的勞工運動不可同日而語，本書梳理出來的一些歷史脈絡—— 如殖民統治及干預主義的興起與發展︑殖民治理方式與香港社會文化建構的關係︑普羅大眾對祖國的心理認同和歸屬感︑香港底層社會的經濟狀況︑勞工運動的動因與組織方式等等—— 可以為研究二十世紀後半期香港歷史發展設立有據可依的歷史界標︒筆者認為，了解二十世紀後半期殖民統治與香港社會的演變，是認知 2019 年香港大規模社會運動歷史成因的關鍵，因此祈望《異途相逢》中文譯本為此鋪路架橋︒本書除「引言」部分注重學術探討，其他章節以敍述為主，力求深入淺出而適合大學高年級和研究生閱讀理解︒筆者更期望能拋磚引玉，以此激發更多有識有志者重審香港歷史，在堅實深厚的史料基礎上獲得超越本土局限的新視野，重新認知香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2019 年 12 月 23 日初稿︑2020 年元旦修改
於新罕布什州多佛小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