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羅人文書系」編輯前言／高嘉謙
 
序一／錢永祥
序二／張景雲
 
導言：「馬華」作為問題與研究的態度
一、前言
二、危機意識、「平等敘述」與「馬華問題」的根源
三、思想史途徑、自由主義視角與「馬華問題」叢聚
四、本書架構與研究思路
五、結語
 
第一編　獨立運動時期：「馬華問題」與歷史根源
第一章、原地主義與華人「承認之鬥爭」的源起
一、前言
二、馬來原地主義與移民的效忠問題
三、「承認」的匱乏與華人的反表述
四、結語：超克「少數民族」心態與尋求公民國家主義
 
第二章、徘徊於獨立大局與平等困局中的華人社會
一、前言
二、本土認同與「承認鬥爭」的開始
三、獨立的前提與華人在獨立運動中的角色
四、獨立的限度：忍讓為國
五、結語：未竟的平等之業
 
第三章、馬來民族主義與「解放」「獨立」的本質
一、前言
二、獨立是以民族解放為前提
三、馬來民族主義下的「獨立解放」
四、獨立後的華人平權運動與理論貧瘠
五、結語：回歸「解放思潮」
 
第四章、「憲政時刻」中的族群糾葛與憲政闕失
一、前言
二、馬來亞的「憲法時刻」：獨立建國與李特制憲
三、憲政闕失：種族／特殊壓倒平等／普遍
四、結語：憲法正義與社會的保守化
 
第五章、政治變動下的華巫關係與次族群間之整合
一、前言
二、二戰後的政治變動與族群關係
三、殖民地行政指令與族群邊界的重構
四、族群競逐：1950年代緊張關係中的次族群關係
五、結語：弔詭的「共生」關係
 
第二編　獨立建國之後：平等追求與文化困局
第六章、「五一三」之發生、記憶政治與華人的受創意識
一、前言
二、一種合法性的資源：「五一三」符號的形成與誤用
三、華人社會無法終結的暗影
四、官方版本的發生學闡釋
五、反對黨的立場：回應模式的窠臼
六、結語：真理在民間，國家終究是惡
 
第七章、「五一三」戒嚴中的華巫報章敘事與官方論述之形塑
一、前言
二、戒嚴下的言説空間與報刊述事
三、戒嚴時刻下的民間生活
四、結語：媒體構框與記憶定調
 
第八章、「平等」與「公正」：分歧的華巫族群社會正義觀
一、前言
二、政治博弈下的政治正義論述
三、兩種不同的社會正義觀之較量及其闕失面

• 結語：被淘空的公共道德資源

 
第九章、歷史統緒與平等價值之間：華人的多元文化追求向度
一、前言
二、「土著」及其在國家中的位置
三、馬來人／歷史統緒與華人／普遍價值之間的限度
四、文化多元主義政策與華人的文化追求
五、結語：設身處地的雙向理解與同情
 
第十章、代結論：國家權力邊緣下的馬華文化記憶傳承與文化再生產問題
一、前言
二、可望不可即的事業：先天的社會文化結構闕失
三、文化資源分配正義與社會文化再生產之困局
四、乏力的抗衡：華社三大支柱的傳統傳遞功能
五、開放與外在干擾：馬華文化在跨國文化場域
六、結語：後現代格局與舊問題
 
附錄一：評論
一、公共事務的核心：政治理性的重建與復歸
二、魔咒解除之後：華社已至「思考沒有馬華公會時代」的臨界點
三、陳禎祿評價與馬華公會的歷史應用
四、「興權會」事件、國家不正義與歷史究責
 
跋、悵望家國
參考文獻
 
本書各章出處

導讀

　　本書主要整理、修訂與結集自筆者於2006至2016年十年間所寫就的有關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想與文化論文。2006年從新加坡國立大學提交博士論文後回到華社研究中心復職，筆者有幸參與了《馬來西亞華人與國家建構》研究計劃，是以，開始圍繞著相關議題撰寫了這些原本都是獨立的單篇論文。其中在這十年間發生的政治發展，尤其是2008年大選之後所牽引出的問題與爭議亦成了本書思考的面向，形成了本書的思考既是歷史的，亦是現實的。然而，這些論文都是在同一個思路與關懷下撰寫的，甚至中心思想亦離不開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核心問題，並嘗試追尋問題的基本根源，及探析在這一問題脈絡下華人社會文化的限制、型態與社群建構及發展的軌跡。這裡所謂的問題，其實是猶如林毓生教授所謂的「問題叢聚」（problematiques），即不是單一的問題，而是指謂一連串或一組相關相扣的問題（林毓生，2019: 420）。也就是說，本書各章節基本上可說是相關問題的開展、或側寫或綜論或橫述，但背後的關懷是一貫的，即便思路與方法也是相同的。首先，這裡有必要對本書各章思路與研究途徑略作闡述。

　　一、危機意識、「平等敘述」與「馬華問題」的根源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現代重大變遷，始於二戰之後。馬來民族主義的崛起、國共內戰及中共上臺、緊急狀態及獨立解放運動以至獨立建國之發生，大體都形塑了華人乃至整體馬來西亞的當下。對筆者而言，身處於馬來西亞，這幾乎命定了吾輩必須思索「馬華問題」、為其糾結，甚至這是跨代華人的共同命運。因此更具體說，本書所收各章大多雖成於過去十年中，但許多思考則遠自於作為一介普通華人與生而來的日常處境，是一種來自於對自身生存語境的感受與自省。

　　從歷史角度來看，自一九五○年代馬來西亞華人進入獨立運動時期之後，那種「感時憂國」的精神逐漸發展成了馬華社會的初始性格，「憂患意識」也變成了一種永恆的基調，甚至於貫穿了華人社會自獨立以來的各種大小事件。張灝曾經在一篇演講中談到近代中國人的「危機意識」與危機發生的時間節奏有關（張灝，2002年4月27日）。他指出，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是一種「慢性病」，他們十年、二十年來一次，主要目的是經濟上的榨取，不是領土上的掠奪和軍事上的佔領。但是到了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慢性病」卻驟然變為「急性病」。具體到馬來西亞華人而論，自獨立以來，其社會一直是一個不斷受挫的群體，置華人社會於不利與存亡窘境的政策與事件接踵而至，這表明華人社會危機的速率也是相當高的。在面臨這些繁複叢生的危機時，一股不安的情緒一直都在社會中流動，也使得這個社會總不能完全安頓下來。然而與「危機意識」的頻率快速的情形相悖反，「馬華問題」之解決卻呈現出一種「慢節奏」的態勢，甚至於問題又有不斷深化之勢，新舊問題相互迭現交集。

　　實際上，獨立前華團領袖劉伯群針對憲法制定的疾呼最能反映這一「危機意識」，他當時高呼：「全馬華人已面臨了最後關頭，如不及時爭取，恐已無機會了。」這是劉氏在華人團體會議上議決遠赴英倫爭取憲法平等時所說的話。據當時的新聞報導，華團會議已深知他們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

　　經過冗長時間之討論，（會議）乃認為目前本邦華人已面臨了生死關頭，非從速派出代表團赴英向英廷力爭平等待遇不可。為了我們下一代，為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非力爭不可。（馬團工委會力爭憲制四大要求 决派代表團赴英請願 鄭重聲明馬華公會僅為普通政黨 不能代表全馬華人公意，1957）

　　所謂「生死關頭」深切道出了他們心中的焦慮與緊迫，這一英倫之行可謂乃華人社會嘗試從根本上解決族群不平等問題，但最後以失敗告終。以上這一會議言辭值得加以援引（本書也一再引述），因為它標誌著現代華人社會沿襲超過半個世紀之「危機敘事」的最初表述，而且也揭示了華人危機意識的根本核心源頭——即「平等」仍是未解決的優先問題，自此亦形成了華人的「平等敘事」。「馬華問題」之大者，實際上即是「族群平等」問題，並由此延伸至自身社群之文化與社會建構的困擾。可以這麼說，從獨立憲制談判與政治博弈開始，國家（state）與華人民間社會之間的代溝日益增大，這是「馬華問題」叢聚的另一面向。獨立至今數十年中，華人命運多舛，遭際叫人太深沉，國家卻始終未能改弦易轍，華人的危機心態也一直在沉積之中。尤其是1969年五一三事件遭遇流血教訓之後，華人的危機意識可謂達到了極點。

　　步入慘劇之後的一九七○至八○年代，華人大體已知「可為者」已不多，然而伴隨著新經濟政策、國家文化政策、大學名額制、工業協調法令等一系列不平等事件，卻是華人社會一場又一場或許不到「壯闊」，但絕對是「激情」的政治與文化運動。在這二十年間，華人社會從徬徨到反叛，1經歷了全國華之提倡、兩線政治的追求、華團參政等，但明顯的，整個七○、八○年代的實際政治實踐結果並不理想。著名政治學者何啟良當時即指出，「八○年代開始，更有種族兩極化現象的產生。許多分析家以為，即使2020經濟宏願能夠如期達致，國內種族權益的不平衡狀況似乎在可預期的未來不可能扭轉，華裔公民的地位亦不會有多大正面的改變；反而，各種跡象皆顯示了大馬華人政治邊緣化的趨勢」（何啟良，1994: ii）。一九九○年代以後，從華人對人口比率急速下降的焦慮反應可知，華人的危機意識猶在，但形勢比人強，華人已經察覺自身的「無力回天」。與1969年以前興起的反對政治與左翼政治狂飆相比，華人對政治喪失了比較積極進取的態勢，並轉向一種消極的「認命」意識。經歷大半世紀之後，一般華人在政治期待上趨向於保守、悲觀，甚至移民、出走，據鄭乃平指出，獨立至一九九○年代已有上百萬華人移居他處，相當於今日華人人口的約15%強。2許多人大概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上感受到華人社會這股或許可稱為「前所未有」的「大局底定」情緒，他們深刻懷疑自身在馬來西亞的前途。當然，自2008年三○八的「意外選情」至2018年五○九「意外變天」之間，華人社會從意外、低沉到興奮的循環中似乎有了命運的轉折，但2020年之希盟「意外倒臺」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點，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