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國外交發展史
探索世界秩序重構下的外交政策方向
中國外交是中國與世界秩序互動的歷史過程。因此，要把握中國外交的方向，並提出分析和政策建議，必須把中國放置在整個世界秩序中，然後客觀描述它所處的位置，以及其他國家與它產生互動的方式。
中國如何在參與世界秩序的同時，避免與由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作者希望透過本書，讓讀者探索、分析並理性地思考出答案。
本書着重分析世界秩序的歷史與轉變，藉由中國在前現代時期至今在外交上的變化，重點探討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着自身條件和世界發展進程之下外交方針的走向。
以歷史角度探討世界秩序與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特別提出幾位國家領導人的外交方針，可從中了解中國各個時期在世界舞台上如何適應及融入，甚至主導世界秩序這一轉變。
本書給讀者帶來一個兼具學理性、批判性和對當下政治現實有所觀照的視角。
具体描述
好的，这是一本关于全球治理、大国关系与国际体系变迁的深度研究著作的简介，旨在探讨在既有世界秩序框架下，新兴大国的崛起与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及其对既有国际规范和权力结构的冲击与重塑。 --- 《变局中的权力重塑：全球秩序的内在张力与大国角力研究》 图书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所经历的深刻结构性转变。它聚焦于国际体系的“变局”——这一概念涵盖了权力中心的再分配、意识形态竞争的复苏、技术革命对传统安全观的颠覆，以及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疫情危机、供应链重构）对国家间合作与冲突模式的影响。全书摒弃了简单的线性进步史观，转而采用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力图揭示当前国际秩序的内在矛盾性与动态演化轨迹。 第一部分：秩序的基石与裂痕：后冷战时代的结构性困境 本部分首先对“世界秩序”的概念进行了细致的界定，区分了规范性结构、物质性能力与制度性安排三个核心层面。作者回顾了“华盛顿共识”和“自由国际主义”在冷战后期的顶峰及其随后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重点分析了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扩散）如何加速了信息不对称的重构，并催生了新的“数字主权”议题，挑战了传统上基于领土和人口的国家中心观。 书中探讨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主导的经济治理体系所暴露出的结构性缺陷。这种缺陷不仅体现在债务、不平等加剧上，更体现在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下降。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核心机构改革进程的梳理，本书指出，随着新兴经济体在物质能力上的提升，它们在制度设计中的话语权与决策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成为现有秩序最主要的“内在张力”之一。 第二部分：权力转移与战略竞争的新范式 本书的核心章节着力于分析当前全球权力转移的复杂性，特别是新兴大国如何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平衡自身发展需求与维护现有体系稳定的张力。作者认为，新兴大国的行为模式并非是简单地“挑战”或“融入”，而是在特定领域寻求“差异化参与”和“选择性重塑”。 研究详细考察了安全领域的“灰色地带”冲突。这包括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以及利用信息空间进行认知战的策略。书中对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真空状态进行了深入剖析，论证了网络安全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深刻关乎国家安全与战略威慑的政治问题。通过对一系列区域热点事件的案例研究，本书揭示了新兴力量在地区安全架构中推行“多极化”理念的实际操作手法。 在经济领域，本书探讨了全球价值链（GVCs）的重组。作者认为，疫情加速了对“韧性”和“安全冗余”的追求，导致了经济活动的“去风险化”（De-risking）趋势。这不仅影响了贸易流向，更重要的是，催生了围绕关键矿产、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战略性产业的“技术民族主义”。这种趋势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二战后建立的、以效率最大化为导向的全球化逻辑。 第三部分：规范性领域的博弈：价值、意识形态与全球治理的碎片化 权力结构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规范性框架的碰撞。本部分关注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探讨了“治理模式之争”的实质。书中对比分析了不同国家对于人权、主权、民主质量以及国家责任的解释差异。 作者引入了“规范性外交”的概念，分析了新兴力量如何通过支持新的多边主义平台（如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区域性开发银行）来构建替代性的规范叙事。这些叙事并非完全排斥既有规范，而是强调“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以及“发展权优先”等原则，旨在为自身的国内治理实践提供更具合法性的国际辩护。 此外，本书对全球治理机制在应对跨国挑战时的“碎片化”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例如，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责任和未来减排义务上的分歧如何阻碍了实质性进展；在公共卫生领域，国家间信息共享的不足如何加剧了全球风险。这些案例均指向一个结论：随着权力扩散，达成全球性“共识的成本”正在急剧上升。 第四部分：路径依赖、选择与未来图景的构建 最后一部分，本书将视角聚焦于“选择”的意义。在结构性约束与战略自主性之间，各个主要行为体正在如何校准其外交战略？作者强调，理解大国行为的关键在于区分其“结构性需求”（如资源获取、市场安全）与“历史路径依赖”（既有的外交传统与国内政治叙事）。 本书没有提供一个简单的“新世界秩序”蓝图，而是勾勒出未来可能出现的几种“混合状态”（Hybrid Regimes）：可能是“有管理的竞争”（Managed Competition），也可能是“基于议题的交易性合作”（Issue-based Transactionalism）。无论哪种状态，都将是一个充满摩擦、持续再平衡的过程。 研究方法与价值 本书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文献梳理基础上，融合了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以及区域研究的跨学科方法。通过对大量官方文件、智库报告和历史档案的细致解读，本书力求超越简单的新闻叙事，为理解当代国际政治的复杂性提供一套严谨、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工具。它不仅是历史的梳理，更是对当前决策者在应对权力转移与制度变迁时所面临的战略困境的深刻反思。 适合读者群： 国际关系学者、外交政策分析师、区域研究人员、历史学研究生以及对全球政治格局演变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
郭海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外交政策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員。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
郭海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外交政策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員。
图书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世界秩序的形成、發展與變遷
第一章 世界體系、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國家實力的物質基礎
第二章 國際社會、國際道義與國家軟實力
第二部分：中國與世界秩序
第三章 前現代時期的中國外交：天下秩序與朝貢體系
第四章 清末外交：天下秩序的衰亡（1840—1911年）
第五章 民國外交：中國外交現代化的起點（1912—1949年）
第六章 共和國外交：從革命外交到國際社會（1950年至今）
第三部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外交：1978—2020
第七章 鄧小平外交：告別革命，「韜光養晦」
第八章 江澤民外交：深化改革，加入世貿
第九章 胡錦濤外交：從「和諧世界」到「有所作為」
第十章 習近平外交：從「有所作為」到「奮發有為」
第十一章：中國外交的進路
後記：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嗎？
第一部分：世界秩序的形成、發展與變遷
第一章 世界體系、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國家實力的物質基礎
第二章 國際社會、國際道義與國家軟實力
第二部分：中國與世界秩序
第三章 前現代時期的中國外交：天下秩序與朝貢體系
第四章 清末外交：天下秩序的衰亡（1840—1911年）
第五章 民國外交：中國外交現代化的起點（1912—1949年）
第六章 共和國外交：從革命外交到國際社會（1950年至今）
第三部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外交：1978—2020
第七章 鄧小平外交：告別革命，「韜光養晦」
第八章 江澤民外交：深化改革，加入世貿
第九章 胡錦濤外交：從「和諧世界」到「有所作為」
第十章 習近平外交：從「有所作為」到「奮發有為」
第十一章：中國外交的進路
後記：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嗎？
图书试读
序言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世界秩序卻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產物。兩者如何兼容？或者說，中國如何持續參與世界秩序的維護和塑造時，減少與其主導者，即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衝突？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的高層和國際關係學者在近年來一直在思考如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課題。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指的恰恰是中國如何處理與世界秩序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的問題。
關於這一話題的思考，最早湧現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2001年加入世貿，實現了與世界經濟秩序的全面對接。此後，中國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增長率。西方的學者和分析人士開始對「中國崛起」產生學術興趣，甚至是政治警惕。中國很快成為了世界貿易組織中被上訴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還沒有完全解決自身的領土完整問題。特別是在台灣問題和貿易問題上，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領導者美國始終齟齬不斷。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世界經歷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系統性經濟危機；但與此同時，中國以相對穩健的姿態渡過了這場危機。此後，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有識者都逐漸意識到，中國已經走出了自己的發展模式。歷史並沒有終結。世界秩序很可能將圍繞中國與美國，進入新一輪的權力轉移階段。中國很難取代美國的地位，但世界秩序發生形變的趨勢是毋庸置疑的。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提出了「亞太再平衡」。這裏指的不僅僅是在軍事上平衡中國，而是說，美國不得不與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治理方式進行博弈與交鋒。
毛澤東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打」，即生存問題；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餓」，即發展問題；在胡錦濤和如今的習近平時期，中國面臨的是「不挨罵」，即如何承擔國際責任的問題。中國之於整個國際體系的分量從未如此重大。或者說，中國如今在外交上面臨最重大的戰略問題是：中國如何在與美國保持理性競爭的同時，維持一個相對穩定、安全的世界秩序，以確保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被打斷？
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特別是在如今這個國際關係學庸俗化的時代。在中國當前的思想市場裏，有關中國外交方向的爭論主要被兩種聲音佔據：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論證派可以被概括成一種「中國必勝主義」，其基本觀點是，中國必然在與美國的競爭中勝出，原因不外乎是中國有天然的文明優勢、經濟優勢，以及（或者）體制優勢；相反，西方文明有天然的劣勢，必然導致其走向衰敗。這一類「研究」基本不顧事實和邏輯：它們總是預先設定了中國必勝的結果，再尋找證據，由此推出中國「戰勝」美國的必然性。庸俗現實主義派的論說也非常廣為流傳。他們把國際關係中佔有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理論，幾乎生搬硬套地用在如今中國外交面臨的種種危機上，並推導出「中美必然衝突」這一結論。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庸俗之處在於，他們既不建構理論前提（如國際系統的無政府性），也不對「中國外交關係如何發展至今」的問題作實證分析，更沒有提出思考和把握中國外交的總體框架。這種思考方法是危險的。它用一個看似有效的學術概念掩蓋了現實狀況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在庸俗現實主義的影響下，許多人不再基於事實去判斷、分析國際形勢。國際關係的研判變成了對「陰謀論」的揣測，而且揣測得越危言聳聽，越多人贊同。
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是「中國中心主義」，都很善於操縱公眾的情緒：論證派滿足了非理性民主主義者的民族自豪感，而庸俗現實主義派則操弄了人類對未知和外部威脅的恐懼感。隨着外交議題在社交媒體上變得越來越大眾化、娛樂化、庸俗化，中國外交逐漸成為了一個人人都在熱議、但少有人理性思考的話題。
本書希望給讀者帶來一個兼具學理性、批判性和對當下政治現實有所觀照的視角。本書希望表達的中心理念是：中國外交是中國與世界秩序互動的歷史過程。因此，如果要把握中國外交的方向，並提出分析和政策建議的話，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把中國放置在整個世界秩序中，然後去客觀地描述它所處的位置，以及其他國家與它產生互動的方式。這麼做有助於規避了從中國看世界秩序的智識錯誤，即「中國中心主義」。事實上，「中國中心主義」不僅是知識界、輿論界常犯的智識錯誤，也導致中國在過去無法與世界秩序接軌、發展一度停滯。
改革開放帶給中國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與世界秩序接軌。歷史上，中國在過去曾兩次錯過跨越式的發展機遇。首先，在明朝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卻以天朝自居，主動閉關鎖國，錯過了大航海時代。大航海時期是全球分工體系初步形成的階段，所有參與了這一進程的歐洲國家都累積了相當的財富。其次，在革命時期，中國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再次閉關鎖國，錯過了電器時代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改革開放之後，世界進入「超級全球化」，國際分工出現了生產要素在全世界範圍的轉移，中國恰好是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才獲得了令人驚嘆的經濟和民生成就。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是現存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中國的發展固然離不開自身努力，但更是參與世界秩序的結果。但種種迹象表明，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關係已不再如鄧小平時期那樣和諧。一方面，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了「波蘭尼危機」：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始對支撐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組織造成了嚴重腐蝕。另一方面，隨着世界即將迎來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和5G等科技為標誌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各國都在為下一個發展風口作競爭準備，而矛頭紛紛指向中國。科技是決定國家發展高度的關鍵要素，但中國和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之間的科技「冷戰」恐怕已經打響。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等國家開始對中國展開了科技競爭乃至封鎖，2021年上任的拜登更把對華科技競爭上升為美國國策。日本、歐盟也開始就價值鏈安全和科技安全議題對華警惕。這一趨勢對中國而言無疑是一個嚴峻的歷史考驗。無論是基礎科學研究還是應用研究，中國都很難脫離世界談封閉式的自主創新。
世界秩序也在逐漸失穩。當今的世界秩序是由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其基本特徵是以民主和自由為價值觀底色，構建民主國家範圍內的集體安全，注重以多邊對話機制解決國際衝突，以及鼓勵全球自由貿易。這一秩序也被國際關係學者和外交界看成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圍繞着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美國建立了一系列包括聯合國、北約、世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機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已經深深地嵌入了美國領導建立的體系之中，成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攸關者。
然而，美國現在卻越來越有放棄領導世界秩序、退回孤立主義的傾向。美國在特朗普主政期間，曾把中國和俄羅斯標籤為「修正主義國家」，即挑戰世界秩序的國家。但令人費解的是，對當前世界秩序不滿的不是中國，而恰恰是美國。美國一直對世界貿易組織不滿，希望「另起爐灶」，建立另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性貿易組織。繞開聯合國對外發動戰爭，對美國而言已是慣常做法。美國在南海問題上譴責中國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諷刺的是，美國自己並不是該公約的簽約國。
一直以來，美國作為世界秩序的領導國家，承擔了維護世界秩序、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主要責任。但對美國來說，維護世界秩序的成本越來越高，收益卻越來越低。相反，中國在維護世界秩序方面做得越來越多。中國一直以來都強調聯合國的合法性，強調在疫情問題上尊重世衛組織的科學權威，同時也通過「一帶一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維護世界秩序與中國的國家利益是高度重合的。中國也因此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
這種狀況引發了一個悖論：一方面，領導世界秩序的守成國希望改變現狀；另一方面，崛起國卻希望保持現狀。這種狀況在人類歷史上實屬罕見。基辛格曾說，西方人在談論中國時，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打造一個國際系統，既允許中國永久參與，又不被中國主導？同理，中國在外交上面臨的問題是類似的：中國如何在參與世界秩序的同時，避免與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回答這一問題非常具有挑戰性，本書也無意對此下定論。我們希望做的是，讀者在閱讀本書文章的同時，探索、分析並理性地思考出自己的答案。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世界秩序卻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產物。兩者如何兼容？或者說，中國如何持續參與世界秩序的維護和塑造時，減少與其主導者，即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衝突？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的高層和國際關係學者在近年來一直在思考如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課題。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指的恰恰是中國如何處理與世界秩序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的問題。
關於這一話題的思考，最早湧現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2001年加入世貿，實現了與世界經濟秩序的全面對接。此後，中國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增長率。西方的學者和分析人士開始對「中國崛起」產生學術興趣，甚至是政治警惕。中國很快成為了世界貿易組織中被上訴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還沒有完全解決自身的領土完整問題。特別是在台灣問題和貿易問題上，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領導者美國始終齟齬不斷。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世界經歷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系統性經濟危機；但與此同時，中國以相對穩健的姿態渡過了這場危機。此後，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有識者都逐漸意識到，中國已經走出了自己的發展模式。歷史並沒有終結。世界秩序很可能將圍繞中國與美國，進入新一輪的權力轉移階段。中國很難取代美國的地位，但世界秩序發生形變的趨勢是毋庸置疑的。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提出了「亞太再平衡」。這裏指的不僅僅是在軍事上平衡中國，而是說，美國不得不與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治理方式進行博弈與交鋒。
毛澤東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打」，即生存問題；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餓」，即發展問題；在胡錦濤和如今的習近平時期，中國面臨的是「不挨罵」，即如何承擔國際責任的問題。中國之於整個國際體系的分量從未如此重大。或者說，中國如今在外交上面臨最重大的戰略問題是：中國如何在與美國保持理性競爭的同時，維持一個相對穩定、安全的世界秩序，以確保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被打斷？
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特別是在如今這個國際關係學庸俗化的時代。在中國當前的思想市場裏，有關中國外交方向的爭論主要被兩種聲音佔據：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論證派可以被概括成一種「中國必勝主義」，其基本觀點是，中國必然在與美國的競爭中勝出，原因不外乎是中國有天然的文明優勢、經濟優勢，以及（或者）體制優勢；相反，西方文明有天然的劣勢，必然導致其走向衰敗。這一類「研究」基本不顧事實和邏輯：它們總是預先設定了中國必勝的結果，再尋找證據，由此推出中國「戰勝」美國的必然性。庸俗現實主義派的論說也非常廣為流傳。他們把國際關係中佔有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理論，幾乎生搬硬套地用在如今中國外交面臨的種種危機上，並推導出「中美必然衝突」這一結論。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庸俗之處在於，他們既不建構理論前提（如國際系統的無政府性），也不對「中國外交關係如何發展至今」的問題作實證分析，更沒有提出思考和把握中國外交的總體框架。這種思考方法是危險的。它用一個看似有效的學術概念掩蓋了現實狀況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在庸俗現實主義的影響下，許多人不再基於事實去判斷、分析國際形勢。國際關係的研判變成了對「陰謀論」的揣測，而且揣測得越危言聳聽，越多人贊同。
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是「中國中心主義」，都很善於操縱公眾的情緒：論證派滿足了非理性民主主義者的民族自豪感，而庸俗現實主義派則操弄了人類對未知和外部威脅的恐懼感。隨着外交議題在社交媒體上變得越來越大眾化、娛樂化、庸俗化，中國外交逐漸成為了一個人人都在熱議、但少有人理性思考的話題。
本書希望給讀者帶來一個兼具學理性、批判性和對當下政治現實有所觀照的視角。本書希望表達的中心理念是：中國外交是中國與世界秩序互動的歷史過程。因此，如果要把握中國外交的方向，並提出分析和政策建議的話，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把中國放置在整個世界秩序中，然後去客觀地描述它所處的位置，以及其他國家與它產生互動的方式。這麼做有助於規避了從中國看世界秩序的智識錯誤，即「中國中心主義」。事實上，「中國中心主義」不僅是知識界、輿論界常犯的智識錯誤，也導致中國在過去無法與世界秩序接軌、發展一度停滯。
改革開放帶給中國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與世界秩序接軌。歷史上，中國在過去曾兩次錯過跨越式的發展機遇。首先，在明朝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卻以天朝自居，主動閉關鎖國，錯過了大航海時代。大航海時期是全球分工體系初步形成的階段，所有參與了這一進程的歐洲國家都累積了相當的財富。其次，在革命時期，中國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再次閉關鎖國，錯過了電器時代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改革開放之後，世界進入「超級全球化」，國際分工出現了生產要素在全世界範圍的轉移，中國恰好是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才獲得了令人驚嘆的經濟和民生成就。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是現存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中國的發展固然離不開自身努力，但更是參與世界秩序的結果。但種種迹象表明，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關係已不再如鄧小平時期那樣和諧。一方面，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了「波蘭尼危機」：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始對支撐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組織造成了嚴重腐蝕。另一方面，隨着世界即將迎來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和5G等科技為標誌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各國都在為下一個發展風口作競爭準備，而矛頭紛紛指向中國。科技是決定國家發展高度的關鍵要素，但中國和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之間的科技「冷戰」恐怕已經打響。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等國家開始對中國展開了科技競爭乃至封鎖，2021年上任的拜登更把對華科技競爭上升為美國國策。日本、歐盟也開始就價值鏈安全和科技安全議題對華警惕。這一趨勢對中國而言無疑是一個嚴峻的歷史考驗。無論是基礎科學研究還是應用研究，中國都很難脫離世界談封閉式的自主創新。
世界秩序也在逐漸失穩。當今的世界秩序是由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其基本特徵是以民主和自由為價值觀底色，構建民主國家範圍內的集體安全，注重以多邊對話機制解決國際衝突，以及鼓勵全球自由貿易。這一秩序也被國際關係學者和外交界看成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圍繞着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美國建立了一系列包括聯合國、北約、世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機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已經深深地嵌入了美國領導建立的體系之中，成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攸關者。
然而，美國現在卻越來越有放棄領導世界秩序、退回孤立主義的傾向。美國在特朗普主政期間，曾把中國和俄羅斯標籤為「修正主義國家」，即挑戰世界秩序的國家。但令人費解的是，對當前世界秩序不滿的不是中國，而恰恰是美國。美國一直對世界貿易組織不滿，希望「另起爐灶」，建立另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性貿易組織。繞開聯合國對外發動戰爭，對美國而言已是慣常做法。美國在南海問題上譴責中國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諷刺的是，美國自己並不是該公約的簽約國。
一直以來，美國作為世界秩序的領導國家，承擔了維護世界秩序、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主要責任。但對美國來說，維護世界秩序的成本越來越高，收益卻越來越低。相反，中國在維護世界秩序方面做得越來越多。中國一直以來都強調聯合國的合法性，強調在疫情問題上尊重世衛組織的科學權威，同時也通過「一帶一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維護世界秩序與中國的國家利益是高度重合的。中國也因此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
這種狀況引發了一個悖論：一方面，領導世界秩序的守成國希望改變現狀；另一方面，崛起國卻希望保持現狀。這種狀況在人類歷史上實屬罕見。基辛格曾說，西方人在談論中國時，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打造一個國際系統，既允許中國永久參與，又不被中國主導？同理，中國在外交上面臨的問題是類似的：中國如何在參與世界秩序的同時，避免與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回答這一問題非常具有挑戰性，本書也無意對此下定論。我們希望做的是，讀者在閱讀本書文章的同時，探索、分析並理性地思考出自己的答案。
用户评价
评分
閱讀這本書，就像是透過一個高倍望遠鏡，將近半世紀的國際風雲濃縮在眼前，讓人對當前正在發生的許多事件，產生一種「原來如此」的豁然開朗感。作者在追溯歷史路徑時，對於「規律性」的探討非常精闢，他並不主張歷史會簡單重演，但的確指出了在特定國際體系壓力下，大國行為模式的某些慣性。對於我們台灣社會來說，外界對中國的解讀往往受限於短期的政治口號或媒體的即時反應，這本書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後設視角」，讓我們能抽離出來，用更長遠的歷史維度去校準我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它成功地將一個宏大的「世界秩序」概念，與中國具體的外交實踐層層對接，使得複雜的國際政治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抽象概念，而是可以被理解和分析的歷史產物。
评分這本關於世界秩序下中國外交的著作，讓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思考過去幾十年來，兩岸關係的微妙變化是如何與全球地緣政治的脈動緊密相連。作者的分析角度非常獨到，他並沒有停留在單純的歷史事件羅列，而是深入剖析了幾個關鍵轉折點，像是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的重塑，以及中國大陸自身經濟崛起對其外交戰略調整的影響。特別是對於「和平崛起」這一論述的內在邏輯與外部壓力，書中呈現的視角，比起坊間許多簡化的論述要來得深刻得多。身為一個台灣讀者，我特別關注那些微妙的措辭變化，如何反映出北京在不同時期對自身的定位與對外溝通策略的調整。這本書提供了一個極佳的框架，讓我們能跳脫日常的政治口水戰，從更宏觀的歷史長河中去理解當前局勢的複雜性。讀完後，對於理解中國大陸在國際場合中的「進退之道」，彷彿多了一副清晰的眼鏡，能更理性地面對那些看似撲朔迷離的訊息。
评分坦白說，這本書的學術深度著實讓我這個非專業背景的讀者感到一陣挑戰，但那種被嚴謹的史料與邏輯推演所引導的閱讀體驗，卻是極為過癮的。作者在處理歷史脈絡時，展現出的那種近乎偏執的細緻度，讓人不得不佩服其研究的紮實程度。我尤其欣賞其中對於「權力轉移理論」在中國案例中的應用與修正部分。它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論，而是非常細膩地描繪了中國在追求大國地位的過程中，如何內化、外化和重塑了既有的國際關係範式。對於台灣這個身處風暴核心的島嶼而言，理解這種「轉變過程」中的內在驅動力，遠比關注表面的外交辭令來得重要得多。書中對特定歷史文件和密檔的引用，雖然晦澀，卻是構成其論點的堅實基石，讓人相信這絕非空泛的評論，而是經得起推敲的學術成果。
评分從一個長期關注區域穩定的角度來看，這本書提供的歷史視角，對於我們重新審視「穩定」的成本與代價，提供了極大的啟發。書中對比了數個關鍵的歷史時期，例如在特定國際秩序下，中國如何選擇了「隱忍」而非「攤牌」的戰略取捨，以及近年來隨著國力增強，這種取捨的邊界是如何被逐漸試探和拓寬的。這種對比手法，讓我更能體會到當前兩岸情勢背後，那種深層次的戰略焦慮與自信心的疊加。不同於那些只強調「對抗」或「融合」的單向敘事，這本書更像是一幅細膩的沙盤推演圖，展示了在國際結構的限制與自身野心的拉扯下，中國外交政策是如何在邊緣進行動態的平衡。對於我們這些每天生活在變局之中的人來說，了解這種「平衡的藝術」的演變，無疑是極具現實意義的。
评分這部作品在行文風格上，展現出一種沉穩、內斂的敘事力量，它不追求戲劇性的轉折，而是像一位經驗豐富的棋手，徐徐道來每一步棋背後的深層考量。書中對於外交政策的分析，大量運用了結構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工具，但其優點在於，作者總能在冰冷的理論框架中，巧妙地嵌入具有人文關懷的歷史細節，使得原本可能過於學術化的內容變得鮮活起來。例如，在論及特定外交事件時，書中對於決策圈內部的意見分歧與權力鬥爭的描寫，讓讀者能一窺決策背後的「人」的因素，而非僅僅將國家視為一個單一的理性行動者。這種層次感，對於想探究「決策是如何形成的」的讀者來說，是極大的收穫，也讓閱讀過程充滿了層層剝繭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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