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國外交發展史
探索世界秩序重構下的外交政策方嚮
中國外交是中國與世界秩序互動的歷史過程。因此，要把握中國外交的方嚮，並提齣分析和政策建議，必須把中國放置在整個世界秩序中，然後客觀描述它所處的位置，以及其他國傢與它產生互動的方式。
中國如何在參與世界秩序的同時，避免與由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作者希望透過本書，讓讀者探索、分析並理性地思考齣答案。
本書著重分析世界秩序的歷史與轉變，藉由中國在前現代時期至今在外交上的變化，重點探討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著自身條件和世界發展進程之下外交方針的走嚮。
以歷史角度探討世界秩序與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特別提齣幾位國傢領導人的外交方針，可從中瞭解中國各個時期在世界舞颱上如何適應及融入，甚至主導世界秩序這一轉變。
本書給讀者帶來一個兼具學理性、批判性和對當下政治現實有所觀照的視角。
具體描述
好的，這是一本關於全球治理、大國關係與國際體係變遷的深度研究著作的簡介，旨在探討在既有世界秩序框架下，新興大國的崛起與調整所帶來的影響，及其對既有國際規範和權力結構的衝擊與重塑。 --- 《變局中的權力重塑：全球秩序的內在張力與大國角力研究》 圖書簡介 本書深入剖析瞭自冷戰結束以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所經曆的深刻結構性轉變。它聚焦於國際體係的“變局”——這一概念涵蓋瞭權力中心的再分配、意識形態競爭的復蘇、技術革命對傳統安全觀的顛覆，以及全球性挑戰（如氣候變化、疫情危機、供應鏈重構）對國傢間閤作與衝突模式的影響。全書摒棄瞭簡單的綫性進步史觀，轉而采用多層次、多維度的分析框架，力圖揭示當前國際秩序的內在矛盾性與動態演化軌跡。 第一部分：秩序的基石與裂痕：後冷戰時代的結構性睏境 本部分首先對“世界秩序”的概念進行瞭細緻的界定，區分瞭規範性結構、物質性能力與製度性安排三個核心層麵。作者迴顧瞭“華盛頓共識”和“自由國際主義”在冷戰後期的頂峰及其隨後麵臨的閤法性危機。重點分析瞭技術進步（特彆是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的擴散）如何加速瞭信息不對稱的重構，並催生瞭新的“數字主權”議題，挑戰瞭傳統上基於領土和人口的國傢中心觀。 書中探討瞭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西方主導的經濟治理體係所暴露齣的結構性缺陷。這種缺陷不僅體現在債務、不平等加劇上，更體現在對全球公共産品的提供能力下降。通過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核心機構改革進程的梳理，本書指齣，隨著新興經濟體在物質能力上的提升，它們在製度設計中的話語權與決策權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這成為現有秩序最主要的“內在張力”之一。 第二部分：權力轉移與戰略競爭的新範式 本書的核心章節著力於分析當前全球權力轉移的復雜性，特彆是新興大國如何在其崛起的過程中，平衡自身發展需求與維護現有體係穩定的張力。作者認為，新興大國的行為模式並非是簡單地“挑戰”或“融入”，而是在特定領域尋求“差異化參與”和“選擇性重塑”。 研究詳細考察瞭安全領域的“灰色地帶”衝突。這包括混閤戰爭（Hybrid Warfare）、經濟脅迫（Economic Coercion）以及利用信息空間進行認知戰的策略。書中對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的真空狀態進行瞭深入剖析，論證瞭網絡安全已不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深刻關乎國傢安全與戰略威懾的政治問題。通過對一係列區域熱點事件的案例研究，本書揭示瞭新興力量在地區安全架構中推行“多極化”理念的實際操作手法。 在經濟領域，本書探討瞭全球價值鏈（GVCs）的重組。作者認為，疫情加速瞭對“韌性”和“安全冗餘”的追求，導緻瞭經濟活動的“去風險化”（De-risking）趨勢。這不僅影響瞭貿易流嚮，更重要的是，催生瞭圍繞關鍵礦産、半導體和生物技術等戰略性産業的“技術民族主義”。這種趨勢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二戰後建立的、以效率最大化為導嚮的全球化邏輯。 第三部分：規範性領域的博弈：價值、意識形態與全球治理的碎片化 權力結構的變遷必然伴隨著規範性框架的碰撞。本部分關注意識形態和價值體係在國際舞颱上的競爭，探討瞭“治理模式之爭”的實質。書中對比分析瞭不同國傢對於人權、主權、民主質量以及國傢責任的解釋差異。 作者引入瞭“規範性外交”的概念，分析瞭新興力量如何通過支持新的多邊主義平颱（如金磚國傢閤作機製、區域性開發銀行）來構建替代性的規範敘事。這些敘事並非完全排斥既有規範，而是強調“主權平等”、“不乾涉內政”以及“發展權優先”等原則，旨在為自身的國內治理實踐提供更具閤法性的國際辯護。 此外，本書對全球治理機製在應對跨國挑戰時的“碎片化”現象進行瞭係統梳理。例如，在氣候變化談判中，發達國傢與發展中國傢在曆史責任和未來減排義務上的分歧如何阻礙瞭實質性進展；在公共衛生領域，國傢間信息共享的不足如何加劇瞭全球風險。這些案例均指嚮一個結論：隨著權力擴散，達成全球性“共識的成本”正在急劇上升。 第四部分：路徑依賴、選擇與未來圖景的構建 最後一部分，本書將視角聚焦於“選擇”的意義。在結構性約束與戰略自主性之間，各個主要行為體正在如何校準其外交戰略？作者強調，理解大國行為的關鍵在於區分其“結構性需求”（如資源獲取、市場安全）與“曆史路徑依賴”（既有的外交傳統與國內政治敘事）。 本書沒有提供一個簡單的“新世界秩序”藍圖，而是勾勒齣未來可能齣現的幾種“混閤狀態”（Hybrid Regimes）：可能是“有管理的競爭”（Managed Competition），也可能是“基於議題的交易性閤作”（Issue-based Transactionalism）。無論哪種狀態，都將是一個充滿摩擦、持續再平衡的過程。 研究方法與價值 本書的研究建立在紮實的文獻梳理基礎上，融閤瞭國際關係理論、比較政治學以及區域研究的跨學科方法。通過對大量官方文件、智庫報告和曆史檔案的細緻解讀，本書力求超越簡單的新聞敘事，為理解當代國際政治的復雜性提供一套嚴謹、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工具。它不僅是曆史的梳理，更是對當前決策者在應對權力轉移與製度變遷時所麵臨的戰略睏境的深刻反思。 適閤讀者群： 國際關係學者、外交政策分析師、區域研究人員、曆史學研究生以及對全球政治格局演變感興趣的廣大讀者。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傢。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齣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錶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傢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
郭海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外交政策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員。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傢。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齣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錶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傢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
郭海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外交政策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員。
圖書目錄
序言
第一部分：世界秩序的形成、發展與變遷
第一章 世界體係、現代民族國傢的形成與國傢實力的物質基礎
第二章 國際社會、國際道義與國傢軟實力
第二部分：中國與世界秩序
第三章 前現代時期的中國外交：天下秩序與朝貢體係
第四章 清末外交：天下秩序的衰亡（1840—1911年）
第五章 民國外交：中國外交現代化的起點（1912—1949年）
第六章 共和國外交：從革命外交到國際社會（1950年至今）
第三部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外交：1978—2020
第七章 鄧小平外交：告別革命，「韜光養晦」
第八章 江澤民外交：深化改革，加入世貿
第九章 鬍錦濤外交：從「和諧世界」到「有所作為」
第十章 習近平外交：從「有所作為」到「奮發有為」
第十一章：中國外交的進路
後記：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傢嗎？
第一部分：世界秩序的形成、發展與變遷
第一章 世界體係、現代民族國傢的形成與國傢實力的物質基礎
第二章 國際社會、國際道義與國傢軟實力
第二部分：中國與世界秩序
第三章 前現代時期的中國外交：天下秩序與朝貢體係
第四章 清末外交：天下秩序的衰亡（1840—1911年）
第五章 民國外交：中國外交現代化的起點（1912—1949年）
第六章 共和國外交：從革命外交到國際社會（1950年至今）
第三部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外交：1978—2020
第七章 鄧小平外交：告別革命，「韜光養晦」
第八章 江澤民外交：深化改革，加入世貿
第九章 鬍錦濤外交：從「和諧世界」到「有所作為」
第十章 習近平外交：從「有所作為」到「奮發有為」
第十一章：中國外交的進路
後記：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傢嗎？
圖書試讀
序言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傢，但世界秩序卻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產物。兩者如何兼容？或者說，中國如何持續參與世界秩序的維護和塑造時，減少與其主導者，即美國等西方國傢的衝突？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的高層和國際關係學者在近年來一直在思考如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課題。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指的恰恰是中國如何處理與世界秩序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的問題。
關於這一話題的思考，最早湧現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傢，在2001年加入世貿，實現瞭與世界經濟秩序的全麵對接。此後，中國實現瞭驚人的經濟增長率。西方的學者和分析人士開始對「中國崛起」產生學術興趣，甚至是政治警惕。中國很快成為瞭世界貿易組織中被上訴最多的國傢。與此同時，中國還沒有完全解決自身的領土完整問題。特別是在颱灣問題和貿易問題上，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領導者美國始終齟齬不斷。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世界經歷瞭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係統性經濟危機；但與此同時，中國以相對穩健的姿態渡過瞭這場危機。此後，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有識者都逐漸意識到，中國已經走齣瞭自己的發展模式。歷史並沒有終結。世界秩序很可能將圍繞中國與美國，進入新一輪的權力轉移階段。中國很難取代美國的地位，但世界秩序發生形變的趨勢是毋庸置疑的。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提齣瞭「亞太再平衡」。這裏指的不僅僅是在軍事上平衡中國，而是說，美國不得不與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治理方式進行博弈與交鋒。
毛澤東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打」，即生存問題；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餓」，即發展問題；在鬍錦濤和如今的習近平時期，中國麵臨的是「不挨罵」，即如何承擔國際責任的問題。中國之於整個國際體係的分量從未如此重大。或者說，中國如今在外交上麵臨最重大的戰略問題是：中國如何在與美國保持理性競爭的同時，維持一個相對穩定、安全的世界秩序，以確保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被打斷？
迴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特別是在如今這個國際關係學庸俗化的時代。在中國當前的思想市場裏，有關中國外交方嚮的爭論主要被兩種聲音佔據：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論證派可以被概括成一種「中國必勝主義」，其基本觀點是，中國必然在與美國的競爭中勝齣，原因不外乎是中國有天然的文明優勢、經濟優勢，以及（或者）體製優勢；相反，西方文明有天然的劣勢，必然導緻其走嚮衰敗。這一類「研究」基本不顧事實和邏輯：它們總是預先設定瞭中國必勝的結果，再尋找證據，由此推齣中國「戰勝」美國的必然性。庸俗現實主義派的論說也非常廣為流傳。他們把國際關係中佔有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理論，幾乎生搬硬套地用在如今中國外交麵臨的種種危機上，並推導齣「中美必然衝突」這一結論。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庸俗之處在於，他們既不建構理論前提（如國際係統的無政府性），也不對「中國外交關係如何發展至今」的問題作實證分析，更沒有提齣思考和把握中國外交的總體框架。這種思考方法是危險的。它用一個看似有效的學術概念掩蓋瞭現實狀況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在庸俗現實主義的影響下，許多人不再基於事實去判斷、分析國際形勢。國際關係的研判變成瞭對「陰謀論」的揣測，而且揣測得越危言聳聽，越多人贊同。
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是「中國中心主義」，都很善於操縱公眾的情緒：論證派滿足瞭非理性民主主義者的民族自豪感，而庸俗現實主義派則操弄瞭人類對未知和外部威脅的恐懼感。隨著外交議題在社交媒體上變得越來越大眾化、娛樂化、庸俗化，中國外交逐漸成為瞭一個人人都在熱議、但少有人理性思考的話題。
本書希望給讀者帶來一個兼具學理性、批判性和對當下政治現實有所觀照的視角。本書希望錶達的中心理念是：中國外交是中國與世界秩序互動的歷史過程。因此，如果要把握中國外交的方嚮，並提齣分析和政策建議的話，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把中國放置在整個世界秩序中，然後去客觀地描述它所處的位置，以及其他國傢與它產生互動的方式。這麼做有助於規避瞭從中國看世界秩序的智識錯誤，即「中國中心主義」。事實上，「中國中心主義」不僅是知識界、輿論界常犯的智識錯誤，也導緻中國在過去無法與世界秩序接軌、發展一度停滯。
改革開放帶給中國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與世界秩序接軌。歷史上，中國在過去曾兩次錯過跨越式的發展機遇。首先，在明朝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卻以天朝自居，主動閉關鎖國，錯過瞭大航海時代。大航海時期是全球分工體係初步形成的階段，所有參與瞭這一進程的歐洲國傢都纍積瞭相當的財富。其次，在革命時期，中國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再次閉關鎖國，錯過瞭電器時代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改革開放之後，世界進入「超級全球化」，國際分工齣現瞭生產要素在全世界範圍的轉移，中國恰好是抓住瞭這一歷史機遇，纔獲得瞭令人驚嘆的經濟和民生成就。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是現存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中國的發展固然離不開自身努力，但更是參與世界秩序的結果。但種種跡象錶明，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關係已不再如鄧小平時期那樣和諧。一方麵，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瞭「波蘭尼危機」：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始對支撐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組織造成瞭嚴重腐蝕。另一方麵，隨著世界即將迎來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和5G等科技為標誌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各國都在為下一個發展風口作競爭準備，而矛頭紛紛指嚮中國。科技是決定國傢發展高度的關鍵要素，但中國和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之間的科技「冷戰」恐怕已經打響。在2016年特朗普上颱後，美國等國傢開始對中國展開瞭科技競爭乃至封鎖，2021年上任的拜登更把對華科技競爭上升為美國國策。日本、歐盟也開始就價值鏈安全和科技安全議題對華警惕。這一趨勢對中國而言無疑是一個嚴峻的歷史考驗。無論是基礎科學研究還是應用研究，中國都很難脫離世界談封閉式的自主創新。
世界秩序也在逐漸失穩。當今的世界秩序是由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其基本特徵是以民主和自由為價值觀底色，構建民主國傢範圍內的集體安全，注重以多邊對話機製解決國際衝突，以及鼓勵全球自由貿易。這一秩序也被國際關係學者和外交界看成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圍繞著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美國建立瞭一係列包括聯閤國、北約、世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機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已經深深地嵌入瞭美國領導建立的體係之中，成為瞭世界秩序的利益攸關者。
然而，美國現在卻越來越有放棄領導世界秩序、退迴孤立主義的傾嚮。美國在特朗普主政期間，曾把中國和俄羅斯標籤為「修正主義國傢」，即挑戰世界秩序的國傢。但令人費解的是，對當前世界秩序不滿的不是中國，而恰恰是美國。美國一直對世界貿易組織不滿，希望「另起爐竈」，建立另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性貿易組織。繞開聯閤國對外發動戰爭，對美國而言已是慣常做法。美國在南海問題上譴責中國違反《聯閤國海洋法公約》，但諷刺的是，美國自己並不是該公約的簽約國。
一直以來，美國作為世界秩序的領導國傢，承擔瞭維護世界秩序、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主要責任。但對美國來說，維護世界秩序的成本越來越高，收益卻越來越低。相反，中國在維護世界秩序方麵做得越來越多。中國一直以來都強調聯閤國的閤法性，強調在疫情問題上尊重世衛組織的科學權威，同時也通過「一帶一路」為發展中國傢提供公共產品。維護世界秩序與中國的國傢利益是高度重閤的。中國也因此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
這種狀況引發瞭一個悖論：一方麵，領導世界秩序的守成國希望改變現狀；另一方麵，崛起國卻希望保持現狀。這種狀況在人類歷史上實屬罕見。基辛格曾說，西方人在談論中國時，麵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打造一個國際係統，既允許中國永久參與，又不被中國主導？同理，中國在外交上麵臨的問題是類似的：中國如何在參與世界秩序的同時，避免與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迴答這一問題非常具有挑戰性，本書也無意對此下定論。我們希望做的是，讀者在閱讀本書文章的同時，探索、分析並理性地思考齣自己的答案。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傢，但世界秩序卻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產物。兩者如何兼容？或者說，中國如何持續參與世界秩序的維護和塑造時，減少與其主導者，即美國等西方國傢的衝突？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的高層和國際關係學者在近年來一直在思考如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課題。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指的恰恰是中國如何處理與世界秩序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的問題。
關於這一話題的思考，最早湧現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傢，在2001年加入世貿，實現瞭與世界經濟秩序的全麵對接。此後，中國實現瞭驚人的經濟增長率。西方的學者和分析人士開始對「中國崛起」產生學術興趣，甚至是政治警惕。中國很快成為瞭世界貿易組織中被上訴最多的國傢。與此同時，中國還沒有完全解決自身的領土完整問題。特別是在颱灣問題和貿易問題上，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領導者美國始終齟齬不斷。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世界經歷瞭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係統性經濟危機；但與此同時，中國以相對穩健的姿態渡過瞭這場危機。此後，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有識者都逐漸意識到，中國已經走齣瞭自己的發展模式。歷史並沒有終結。世界秩序很可能將圍繞中國與美國，進入新一輪的權力轉移階段。中國很難取代美國的地位，但世界秩序發生形變的趨勢是毋庸置疑的。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提齣瞭「亞太再平衡」。這裏指的不僅僅是在軍事上平衡中國，而是說，美國不得不與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治理方式進行博弈與交鋒。
毛澤東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打」，即生存問題；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餓」，即發展問題；在鬍錦濤和如今的習近平時期，中國麵臨的是「不挨罵」，即如何承擔國際責任的問題。中國之於整個國際體係的分量從未如此重大。或者說，中國如今在外交上麵臨最重大的戰略問題是：中國如何在與美國保持理性競爭的同時，維持一個相對穩定、安全的世界秩序，以確保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被打斷？
迴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特別是在如今這個國際關係學庸俗化的時代。在中國當前的思想市場裏，有關中國外交方嚮的爭論主要被兩種聲音佔據：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論證派可以被概括成一種「中國必勝主義」，其基本觀點是，中國必然在與美國的競爭中勝齣，原因不外乎是中國有天然的文明優勢、經濟優勢，以及（或者）體製優勢；相反，西方文明有天然的劣勢，必然導緻其走嚮衰敗。這一類「研究」基本不顧事實和邏輯：它們總是預先設定瞭中國必勝的結果，再尋找證據，由此推齣中國「戰勝」美國的必然性。庸俗現實主義派的論說也非常廣為流傳。他們把國際關係中佔有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理論，幾乎生搬硬套地用在如今中國外交麵臨的種種危機上，並推導齣「中美必然衝突」這一結論。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庸俗之處在於，他們既不建構理論前提（如國際係統的無政府性），也不對「中國外交關係如何發展至今」的問題作實證分析，更沒有提齣思考和把握中國外交的總體框架。這種思考方法是危險的。它用一個看似有效的學術概念掩蓋瞭現實狀況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在庸俗現實主義的影響下，許多人不再基於事實去判斷、分析國際形勢。國際關係的研判變成瞭對「陰謀論」的揣測，而且揣測得越危言聳聽，越多人贊同。
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是「中國中心主義」，都很善於操縱公眾的情緒：論證派滿足瞭非理性民主主義者的民族自豪感，而庸俗現實主義派則操弄瞭人類對未知和外部威脅的恐懼感。隨著外交議題在社交媒體上變得越來越大眾化、娛樂化、庸俗化，中國外交逐漸成為瞭一個人人都在熱議、但少有人理性思考的話題。
本書希望給讀者帶來一個兼具學理性、批判性和對當下政治現實有所觀照的視角。本書希望錶達的中心理念是：中國外交是中國與世界秩序互動的歷史過程。因此，如果要把握中國外交的方嚮，並提齣分析和政策建議的話，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把中國放置在整個世界秩序中，然後去客觀地描述它所處的位置，以及其他國傢與它產生互動的方式。這麼做有助於規避瞭從中國看世界秩序的智識錯誤，即「中國中心主義」。事實上，「中國中心主義」不僅是知識界、輿論界常犯的智識錯誤，也導緻中國在過去無法與世界秩序接軌、發展一度停滯。
改革開放帶給中國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與世界秩序接軌。歷史上，中國在過去曾兩次錯過跨越式的發展機遇。首先，在明朝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卻以天朝自居，主動閉關鎖國，錯過瞭大航海時代。大航海時期是全球分工體係初步形成的階段，所有參與瞭這一進程的歐洲國傢都纍積瞭相當的財富。其次，在革命時期，中國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再次閉關鎖國，錯過瞭電器時代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改革開放之後，世界進入「超級全球化」，國際分工齣現瞭生產要素在全世界範圍的轉移，中國恰好是抓住瞭這一歷史機遇，纔獲得瞭令人驚嘆的經濟和民生成就。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是現存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中國的發展固然離不開自身努力，但更是參與世界秩序的結果。但種種跡象錶明，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關係已不再如鄧小平時期那樣和諧。一方麵，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瞭「波蘭尼危機」：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始對支撐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組織造成瞭嚴重腐蝕。另一方麵，隨著世界即將迎來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和5G等科技為標誌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各國都在為下一個發展風口作競爭準備，而矛頭紛紛指嚮中國。科技是決定國傢發展高度的關鍵要素，但中國和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之間的科技「冷戰」恐怕已經打響。在2016年特朗普上颱後，美國等國傢開始對中國展開瞭科技競爭乃至封鎖，2021年上任的拜登更把對華科技競爭上升為美國國策。日本、歐盟也開始就價值鏈安全和科技安全議題對華警惕。這一趨勢對中國而言無疑是一個嚴峻的歷史考驗。無論是基礎科學研究還是應用研究，中國都很難脫離世界談封閉式的自主創新。
世界秩序也在逐漸失穩。當今的世界秩序是由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其基本特徵是以民主和自由為價值觀底色，構建民主國傢範圍內的集體安全，注重以多邊對話機製解決國際衝突，以及鼓勵全球自由貿易。這一秩序也被國際關係學者和外交界看成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圍繞著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美國建立瞭一係列包括聯閤國、北約、世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機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已經深深地嵌入瞭美國領導建立的體係之中，成為瞭世界秩序的利益攸關者。
然而，美國現在卻越來越有放棄領導世界秩序、退迴孤立主義的傾嚮。美國在特朗普主政期間，曾把中國和俄羅斯標籤為「修正主義國傢」，即挑戰世界秩序的國傢。但令人費解的是，對當前世界秩序不滿的不是中國，而恰恰是美國。美國一直對世界貿易組織不滿，希望「另起爐竈」，建立另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性貿易組織。繞開聯閤國對外發動戰爭，對美國而言已是慣常做法。美國在南海問題上譴責中國違反《聯閤國海洋法公約》，但諷刺的是，美國自己並不是該公約的簽約國。
一直以來，美國作為世界秩序的領導國傢，承擔瞭維護世界秩序、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主要責任。但對美國來說，維護世界秩序的成本越來越高，收益卻越來越低。相反，中國在維護世界秩序方麵做得越來越多。中國一直以來都強調聯閤國的閤法性，強調在疫情問題上尊重世衛組織的科學權威，同時也通過「一帶一路」為發展中國傢提供公共產品。維護世界秩序與中國的國傢利益是高度重閤的。中國也因此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
這種狀況引發瞭一個悖論：一方麵，領導世界秩序的守成國希望改變現狀；另一方麵，崛起國卻希望保持現狀。這種狀況在人類歷史上實屬罕見。基辛格曾說，西方人在談論中國時，麵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打造一個國際係統，既允許中國永久參與，又不被中國主導？同理，中國在外交上麵臨的問題是類似的：中國如何在參與世界秩序的同時，避免與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迴答這一問題非常具有挑戰性，本書也無意對此下定論。我們希望做的是，讀者在閱讀本書文章的同時，探索、分析並理性地思考齣自己的答案。
用戶評價
评分
閱讀這本書，就像是透過一個高倍望遠鏡，將近半世紀的國際風雲濃縮在眼前，讓人對當前正在發生的許多事件，產生一種「原來如此」的豁然開朗感。作者在追溯歷史路徑時，對於「規律性」的探討非常精闢，他並不主張歷史會簡單重演，但的確指齣瞭在特定國際體係壓力下，大國行為模式的某些慣性。對於我們颱灣社會來說，外界對中國的解讀往往受限於短期的政治口號或媒體的即時反應，這本書提供瞭一個極佳的「後設視角」，讓我們能抽離齣來，用更長遠的歷史維度去校準我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它成功地將一個宏大的「世界秩序」概念，與中國具體的外交實踐層層對接，使得複雜的國際政治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抽象概念，而是可以被理解和分析的歷史產物。
评分這部作品在行文風格上，展現齣一種沉穩、內斂的敘事力量，它不追求戲劇性的轉摺，而是像一位經驗豐富的棋手，徐徐道來每一步棋背後的深層考量。書中對於外交政策的分析，大量運用瞭結構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工具，但其優點在於，作者總能在冰冷的理論框架中，巧妙地嵌入具有人文關懷的歷史細節，使得原本可能過於學術化的內容變得鮮活起來。例如，在論及特定外交事件時，書中對於決策圈內部的意見分歧與權力鬥爭的描寫，讓讀者能一窺決策背後的「人」的因素，而非僅僅將國傢視為一個單一的理性行動者。這種層次感，對於想探究「決策是如何形成的」的讀者來說，是極大的收穫，也讓閱讀過程充滿瞭層層剝繭的樂趣。
评分坦白說，這本書的學術深度著實讓我這個非專業背景的讀者感到一陣挑戰，但那種被嚴謹的史料與邏輯推演所引導的閱讀體驗，卻是極為過癮的。作者在處理歷史脈絡時，展現齣的那種近乎偏執的細緻度，讓人不得不佩服其研究的紮實程度。我尤其欣賞其中對於「權力轉移理論」在中國案例中的應用與修正部分。它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論，而是非常細膩地描繪瞭中國在追求大國地位的過程中，如何內化、外化和重塑瞭既有的國際關係範式。對於颱灣這個身處風暴核心的島嶼而言，理解這種「轉變過程」中的內在驅動力，遠比關注錶麵的外交辭令來得重要得多。書中對特定歷史文件和密檔的引用，雖然晦澀，卻是構成其論點的堅實基石，讓人相信這絕非空泛的評論，而是經得起推敲的學術成果。
评分這本關於世界秩序下中國外交的著作，讓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思考過去幾十年來，兩岸關係的微妙變化是如何與全球地緣政治的脈動緊密相連。作者的分析角度非常獨到，他並沒有停留在單純的歷史事件羅列，而是深入剖析瞭幾個關鍵轉摺點，像是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的重塑，以及中國大陸自身經濟崛起對其外交戰略調整的影響。特別是對於「和平崛起」這一論述的內在邏輯與外部壓力，書中呈現的視角，比起坊間許多簡化的論述要來得深刻得多。身為一個颱灣讀者，我特別關注那些微妙的措辭變化，如何反映齣北京在不同時期對自身的定位與對外溝通策略的調整。這本書提供瞭一個極佳的框架，讓我們能跳脫日常的政治口水戰，從更宏觀的歷史長河中去理解當前局勢的複雜性。讀完後，對於理解中國大陸在國際場閤中的「進退之道」，彷彿多瞭一副清晰的眼鏡，能更理性地麵對那些看似撲朔迷離的訊息。
评分從一個長期關注區域穩定的角度來看，這本書提供的歷史視角，對於我們重新審視「穩定」的成本與代價，提供瞭極大的啟發。書中對比瞭數個關鍵的歷史時期，例如在特定國際秩序下，中國如何選擇瞭「隱忍」而非「攤牌」的戰略取捨，以及近年來隨著國力增強，這種取捨的邊界是如何被逐漸試探和拓寬的。這種對比手法，讓我更能體會到當前兩岸情勢背後，那種深層次的戰略焦慮與自信心的疊加。不同於那些隻強調「對抗」或「融閤」的單嚮敘事，這本書更像是一幅細膩的沙盤推演圖，展示瞭在國際結構的限製與自身野心的拉扯下，中國外交政策是如何在邊緣進行動態的平衡。對於我們這些每天生活在變局之中的人來說，瞭解這種「平衡的藝術」的演變，無疑是極具現實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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