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書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贊助的《儒家思想的21世紀新意義》研究計畫（2019.8.1-2022.7.31）第1年度之研究成果。本計畫共包括13項子計畫，主持人包括海峽兩岸與日本學者共14人。在21世紀人類的歧路與苦難之中，源遠流長的儒家傳統到底能提出什麼意見？儒家如何應對21世紀世路的荊棘、崎嶇與磨難？本書是14位研究儒學的學者，針對上述問題所提出的思考。本書共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儒家思想與21世紀」，共有8篇論文，主要內容都是探討中國儒家思想的不同面向，或朝鮮、日本、越南儒學的核心價值，及其在21世紀可能具有的新意義。第二部「儒家思想面對現代挑戰」包括5篇論文，提出儒家思想面對現代挑戰的因應之道。
好的，以下是一份关于一本名为《儒家思想与21世纪的对话》的图书的详细简介，其内容严格围绕该书的主题展开，并力求展现出扎实的学术深度与思辨性，不含任何不相关信息或明显的“AI痕迹”。 --- 图书简介：《儒家思想与21世纪的对话》 内容提要： 在全球化、技术飞速迭代与价值多元化的复杂背景下，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与治理挑战。《儒家思想与21世纪的对话》并非是对古代经典的简单复述或僵化的回归，而是一场深具时代关怀的智识探险。本书旨在重新激活儒家思想体系中蕴含的强大生命力与实践智慧，使其能够有效回应当代世界在社会治理、个人修身、人机关系、生态文明以及跨文化理解等诸多领域的核心命题。 本书结构严谨，论证层层递进，分为“经典重构与当代激活”、“儒家伦理的跨界应用”、“面对全球性挑战的儒家视野”三大核心板块，通过精细的文本解读、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和富有洞察力的现实批判，构建起一座沟通古典智慧与现代需求的坚实桥梁。 --- 第一部分：经典重构与当代激活 本部分聚焦于对儒家核心概念进行批判性继承与时代语境下的再阐释。作者深刻认识到，直接套用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知识框架是行不通的，因此，首要任务是剥离历史的尘埃，挖掘概念的永恒内核。 一、 “仁”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困境的调和： 本书首先深入剖析了孔子“仁”的内涵，将其从早期狭隘的宗族伦理中解放出来，探讨其在现代社会如何落实为“普世的同理心基础”与“差异化的尊重实践”。作者认为，“仁”的实践逻辑——由亲及疏，由内及外——恰恰为解决现代社会中日益加剧的身份政治和群体对立提供了非对抗性的张力模型。书中特别探讨了如何以“推己及人”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和应对全球治理中不同文化间关于人权、自由和责任的理解差异。 二、 “礼”的再定义：从仪式规范到社会契约基础： “礼”常被误解为僵硬的旧式教条。本书则将其重构为“互动的有效机制”与“文明的场域规范”。在高度流动和信息爆炸的21世纪，公共领域的失序（如网络暴力、信息茧房）正是“礼崩坏”的表现。作者论证，儒家的“礼”实则预示了一种强调程序正义、尊重界限和维护社会信任的复杂契约精神。书中通过分析现代法律体系与社会协商机制，阐明了“克己复礼”在重塑公共理性中的潜在价值。 三、 “义”与“利”的动态平衡：经济伦理的再审视： 面对资本至上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盛行，儒家强调的“见利思义”显得尤为珍贵。本书不回避商业利益的客观存在，而是主张构建一种“价值驱动的经济活动观”。通过回溯孟子对“王道”与“霸道”的辨析，作者提出，企业社会责任（CSR）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并非外来强加的负担，而是体现“义”的内在要求。这种平衡并非停滞不前，而是一个要求主体不断进行道德自律与理性选择的动态过程。 --- 第二部分：儒家伦理的跨界应用 本部分将理论思辨转向具体实践领域，探讨儒家智慧在塑造现代主体性、家庭结构和教育体系中的独特贡献。 一、 数字化时代下“君子”的自我修养： 在算法推荐和注意力经济主导的时代，个体心性的浮躁与外在化趋势令人担忧。本书借鉴《大学》的“慎独”和“诚意”功夫，探讨了数字时代的“心性工程学”。如何在这种高度连接的环境中保持“内在的场域独立性”？作者倡导一种基于自我反思和持续学习的“君子养成”路径，强调在虚拟互动中也需恪守诚信和担当，对抗身份的碎片化。 二、 “孝”的当代演化与代际和解： “孝”是儒家伦理中最受现代性挑战的部分。本书拒绝将“孝”等同于绝对的服从，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基于感恩的责任传递系统”。它超越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赡养，强调代际间的知识传承、情感支持与文化认同。书中特别关注了独生子女一代在高压下所面临的照护压力，并提出了基于“仁爱”原则的社会支持体系构建思路，以减轻个体家庭的负担，实现代际间的良性循环。 三、 教育的回归：从知识传递到人格塑造： 在应试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日益主导的背景下，本书呼吁教育回归其“化民成俗”的本源。《论语》中对弟子因材施教的细致观察，为现代个性化教育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培养工具，而是培养具备独立判断力、道德感召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完整人格。书中详细分析了儒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辩证关系，论证了人文精神在培养创新能力中的不可替代性。 --- 第三部分：面对全球性挑战的儒家视野 本部分将视野投向人类共同面临的宏大议题，探究儒家思想在生态危机、政治合法性构建以及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潜力。 一、 “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的再构建： 面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本书认为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提供了区别于西方二元对立（人与自然分离）思想的另一种可能。它不是要求人类放弃发展，而是要求将人类福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生态整体之中。这种整体性思维，强调人对自然的敬畏、节制与协和，为发展“绿色伦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书中对宋明理学中的“理一分殊”进行了现代环境哲学的解读。 二、 政治哲学的反思：正当性与德治的再激活： 在全球范围内，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兴起使得政治正当性受到质疑。本书重申了儒家政治哲学中“民本”思想的核心地位，即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其对人民福祉的有效照顾和对道德标准的维护。作者探讨了在现代代议制框架下，如何通过精英的自我道德约束（德治的微观体现）和定期的问责机制（礼的宏观体现），来强化政治决策的质量与公信力，避免权力对个体权利的过度侵犯。 三、 跨文化对话中的“和而不同”： 在全球化带来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儒家倡导的“和而不同”被视为解决国际关系紧张的“东方智慧”。本书论证，“和”并非是同质化或妥协，而是一种在承认彼此“异质性”（文化、制度、价值的根本差异）的前提下，寻求“共同利益与和谐共存状态”的主动姿态。这种对话模式超越了单纯的利益交换，指向更高层次的相互理解与文明的相互尊重。 结语：儒家思想的实践承诺 《儒家思想与21世纪的对话》的最终目的，是证明儒家思想并非是尘封的古董，而是充满活力的“实践哲学”。它邀请当代读者，重新投入到“由内向外”的自我完善，以及“由近及远”的社会关怀之中。本书旨在启发新一代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民，从儒家思想的深厚积淀中汲取资源，以更具人性关怀和长远眼光的智慧，参与到塑造一个更公正、更可持续的21世纪的伟大事业中去。 --- （全书字数统计：约1500字）
著者信息
編者簡介
黃俊傑
現任臺灣大學特聘講座教授，曾獲選為歐洲研究院院士、教育部國家講座、教育部學術獎、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胡適紀念講座、傑出人才講座。著有《深叩孔孟》（2022）、《孟學思想史論》（卷2增訂新版及卷3，2022）、《東亞儒家仁學史論》（2017，日譯本2021）、《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2014，韓譯本2019，越南文譯本2022）、《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2006，韓譯本2011，日譯本2014）、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Texts in Contexts（2015，西班牙文譯本2017，斯洛維尼亞文譯本 2016）、Humanism in East Asian Confucian Contexts（2010）等書。
黃俊傑
現任臺灣大學特聘講座教授，曾獲選為歐洲研究院院士、教育部國家講座、教育部學術獎、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胡適紀念講座、傑出人才講座。著有《深叩孔孟》（2022）、《孟學思想史論》（卷2增訂新版及卷3，2022）、《東亞儒家仁學史論》（2017，日譯本2021）、《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2014，韓譯本2019，越南文譯本2022）、《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2006，韓譯本2011，日譯本2014）、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Texts in Contexts（2015，西班牙文譯本2017，斯洛維尼亞文譯本 2016）、Humanism in East Asian Confucian Contexts（2010）等書。
图书目录
序 儒家思想在21世紀的使命／孫震
導論／黃俊傑
【第一部 儒家思想與21世紀】
壹、西方現代性危機與儒家倫理在21世紀的新意義／林遠澤
一、前言
二、西方現代性危機的理性病理學診斷
三、黑格爾法哲學的現代性批判
四、儒家倫理在21世紀的重構
五、結語
貳、儒家的心性論及其在21世紀中的意義／蔡振豐
一、如何談心性論的當代新意義
二、從三個主題談心性論的歷史發展
三、在道德哲學之外的心性論
四、儒家心性論在21世紀的意義
參、朱子學能對21世紀提供什麼精神資源？／黃俊傑
一、引言
二、21世紀世局的根本問題：「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激盪
三、朱子學的核心價值及其新啟示
四、結論與啟示
肆、全球化時代下的陽明學的意義／陳立勝
一、引言
二、陽明學於中晚明的意義
三、陽明學於20「世紀」的意義
四、全球化時代下的陽明學之意義
五、結語
伍、儒家正統異端論及其21世紀新意義／許怡齡
一、引言：「正統／異端論」與21世紀
二、孔子、孟子、朱子的「正統／異端論」
三、韓國的「儒佛交替」與「正統／異端論」
四、越南的「儒佛交替」與「正統／異端論」
五、結論：韓、越不同的思想史版圖
陸、儒家聖賢觀及其意象論內涵／林維杰
一、前言
二、儒學意象論的不同型態
三、《近思錄》中的聖賢觀與等級論
四、結語
柒、朝鮮儒學的核心價值及其21世紀新意義／楊祖漢
一、引言
二、朝鮮儒學重要爭論所涵蘊的哲學問題
三、韓國儒學的特色及其當代意義
四、結論
捌、日本儒學的核心價值及其21世紀新意義——以荻生徂徠的人觀、教育論為探討中心／藤井倫明、金培懿
一、前言：儒學於日本的開展
二、徂徠之「道」
三、多元性世界觀與價值觀
四、「信」為基礎之教育
五、禮—藉「物」以教化
六、結語
【第二部 儒家思想面對現代挑戰】
玖、脆弱中的堅韌：儒家感通論如何面對新世紀挑戰／黃冠閔
一、前言
二、感通論的根據
三、脆弱性與堅韌
四、面對當代問題的回應
五、結論
拾、公德、私德之分與儒家傳統／李明輝
一、梁啟超的「公德」說
二、公德與私德的關係
三、為何要區分公德與私德？
四、傳統儒家關於公德與私德的思考
五、關於梁啟超「公德說」的爭論
拾壹、當代陽明心學與儒商文化的發展及其意義／張崑將
一、前言：當代陽明學熱潮與儒商論壇現象
二、陽明心學與企業經營理論之運用
三、運用陽明心學經營企業之考察：以「致良知四合院」為核心
四、良知企業的「心靈領導」及其對21世紀新意義
五、結語
拾貳、徐復觀與盧卡契對現代主義的批判／陳昭瑛
一、前言
二、對現代主義的批判
三、徐復觀與盧卡契的理論基礎
四、結語
拾參、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探求過程中對陽明學評價之變遷／緒形康
一、引言
二、倭伊鏗哲學視角下的新儒家思想史
三、客觀精神，還是主觀能動性？
四、作為中國思想核心概念之「直覺」
五、德富蘇峰對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之闡發
六、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的總體評價
本書作者
人名索引
名詞索引
導論／黃俊傑
【第一部 儒家思想與21世紀】
壹、西方現代性危機與儒家倫理在21世紀的新意義／林遠澤
一、前言
二、西方現代性危機的理性病理學診斷
三、黑格爾法哲學的現代性批判
四、儒家倫理在21世紀的重構
五、結語
貳、儒家的心性論及其在21世紀中的意義／蔡振豐
一、如何談心性論的當代新意義
二、從三個主題談心性論的歷史發展
三、在道德哲學之外的心性論
四、儒家心性論在21世紀的意義
參、朱子學能對21世紀提供什麼精神資源？／黃俊傑
一、引言
二、21世紀世局的根本問題：「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激盪
三、朱子學的核心價值及其新啟示
四、結論與啟示
肆、全球化時代下的陽明學的意義／陳立勝
一、引言
二、陽明學於中晚明的意義
三、陽明學於20「世紀」的意義
四、全球化時代下的陽明學之意義
五、結語
伍、儒家正統異端論及其21世紀新意義／許怡齡
一、引言：「正統／異端論」與21世紀
二、孔子、孟子、朱子的「正統／異端論」
三、韓國的「儒佛交替」與「正統／異端論」
四、越南的「儒佛交替」與「正統／異端論」
五、結論：韓、越不同的思想史版圖
陸、儒家聖賢觀及其意象論內涵／林維杰
一、前言
二、儒學意象論的不同型態
三、《近思錄》中的聖賢觀與等級論
四、結語
柒、朝鮮儒學的核心價值及其21世紀新意義／楊祖漢
一、引言
二、朝鮮儒學重要爭論所涵蘊的哲學問題
三、韓國儒學的特色及其當代意義
四、結論
捌、日本儒學的核心價值及其21世紀新意義——以荻生徂徠的人觀、教育論為探討中心／藤井倫明、金培懿
一、前言：儒學於日本的開展
二、徂徠之「道」
三、多元性世界觀與價值觀
四、「信」為基礎之教育
五、禮—藉「物」以教化
六、結語
【第二部 儒家思想面對現代挑戰】
玖、脆弱中的堅韌：儒家感通論如何面對新世紀挑戰／黃冠閔
一、前言
二、感通論的根據
三、脆弱性與堅韌
四、面對當代問題的回應
五、結論
拾、公德、私德之分與儒家傳統／李明輝
一、梁啟超的「公德」說
二、公德與私德的關係
三、為何要區分公德與私德？
四、傳統儒家關於公德與私德的思考
五、關於梁啟超「公德說」的爭論
拾壹、當代陽明心學與儒商文化的發展及其意義／張崑將
一、前言：當代陽明學熱潮與儒商論壇現象
二、陽明心學與企業經營理論之運用
三、運用陽明心學經營企業之考察：以「致良知四合院」為核心
四、良知企業的「心靈領導」及其對21世紀新意義
五、結語
拾貳、徐復觀與盧卡契對現代主義的批判／陳昭瑛
一、前言
二、對現代主義的批判
三、徐復觀與盧卡契的理論基礎
四、結語
拾參、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探求過程中對陽明學評價之變遷／緒形康
一、引言
二、倭伊鏗哲學視角下的新儒家思想史
三、客觀精神，還是主觀能動性？
四、作為中國思想核心概念之「直覺」
五、德富蘇峰對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之闡發
六、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的總體評價
本書作者
人名索引
名詞索引
图书试读
序
儒家思想在21世紀的使命（摘錄）
孫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長、臺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一、倫理必須優先於財富
中國的儒家思想產生於二千五百多年前「傳統停滯時代」（traditional stagnation epoch）；傳統停滯時代並非沒有技術進步，而是沒有長期持續的技術進步。一個社會在一定的技術水準下，由於生產因素有邊際報酬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的作用，其所生產的最大產值有一上限，這個上限到達後，不論增加勞動或增加資本，都不能使社會的總產值，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繼續增加。偶發一次性的技術進步使勞動生產力提高，總產值與人均產值增加。然而生活改善，人口隨之增加，使人均產值重回原來的水準。所以傳統停滯時代只有總產值增加，沒有人均產值與人均所得增加。社會全體的福祉（total social welfare）來自社會的和諧與安定，因此在儒家的價值系統中，倫理優先於財富。
倫理是人與人之間應維持的適當關係，以及由此引申出來人與人相處應遵守的原則。如果每人都能遵守倫理，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善盡自己的社會責任，承擔自己的社會義務，人與人之間就可以和諧相處，社會就會得到安定。
倫理的實踐為道德，道德表現在人的行為之上為品德，具有品德之人為君子。
現代經濟成長是18世紀後半工業革命的產物。工業革命從英國開始向歐陸及北美發展，使技術進步在資本主義誘因與科技研發的支持下，取得長期持續的性質，帶領世界經濟進入「現代成長時代」（modern growth epoch）。技術持續進步，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使社會的總產值持續增加，克服「邊際報酬遞減」作用與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的人口陷阱（Malthusian population trap），使人均產值與人均所得不斷增加，社會的目的從和諧安定轉變為經濟成長。
現代經濟成長時代，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可以促進社會全體的利益。因為個人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籌集資金，雇用生產因素從事生產；他所生產的產值，減去耗用的原材料與中間產品的成本，就是他為社會所創造的價值。他所創造的價值，減去生產因素的報酬，包括資金的利息、土地的租金和員工的薪資，就是他應得的利潤。他的生產效率愈高，創造的價值就愈大，獲得的利潤也愈高。巿場機制將社會有限的資源，分配到生產效率最高的企業，使社會的總產值達到最大。每個人將其擁有的生產因素投入報酬率最高的用途，使自己的所得最多。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一致，追求自利獲得道德上的正當性，因此受到社會的鼓勵。經濟學的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說：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如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引領大家的努力，達成社會全體的利益，甚至比蓄意想要達成公益更為有效。
現代成長隨著全球化普及世界各地，為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富裕，然而引起的問題也日漸出現。主要因為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未顧及倫理，以致造成對他人、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傷害，使私人利益大於社會利益。尤其是生產活動的「外部不經濟」（external diseconomies），就是生產的一部分成本發生在巿場之外，不需支付代價，導致資源的過度利用，隨著技術進步，生產力提高，人口增加，經濟規模擴大，日愈嚴重。這正是當前環境污染、地球暖化、氣候異常、生態系統失序、生物滅絕、世界發展難以持續、威脅人類生存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世界發展不能沒有倫理，唯有將中國傳統儒家倫理優先的價值觀融入現代西方成長經濟，在堅守倫理的原則下，個人追求自利所創造的價值，才是社會淨增加的價值，世界才會有可持續的發展。
二、倫理、君子、禮
儒家思想體系主要由三個元素組成，就是倫理、君子、禮。
人因為有倫理，行為才能預測，產生信任，形成社會，經營共同生活，互助合作，滋長情誼，創造文化，使人類從生物人成為社會人。
倫理源自人之所以為人的利他關愛之心，孟子（372-289 BCE）稱之為「惻隱之心」，亞當‧史密斯稱之為「同情心」（sympathy）。不過我們對所有的人都有愛心，也有一些基本的義務，但對家人、親友以及一些和我們有特定關係的人，有更多情義和責任。
此一利他關愛之心就是儒家核心倫理「仁」的開端。孔子（551-479 BCE）將其擴而充之，推而廣之，成為儒家的終極關懷。孟子說：「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丑》）因此，「仁」有不同程度之「仁」，也有不同範圍之「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
君子是仁的化身，也是孔子理想人格的典型；君子的極致是聖人。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
禮是倫理的準則，也是倫理的社會支援體系。作為倫理的準則，禮包括儀式和規矩兩部分。儀式是不同情景表達心意或情感的標準化程序和形式；規矩規範人與人之間的分際。作為社會的支援體系，禮提供誘因或獎懲，引導人的行為，達到社會的目的。司馬光（1019-1086）說：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是以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資治通鑑‧周紀》）
司馬遷（145-86 BCE）說：
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史記‧禮書》）
司馬光說的是周代農業經濟時代的封建制度，天下資源主要集中在周天子之手，通過三公與諸侯，實施封賞獎懲，支配人力，以維持王朝的運作。司馬遷說的是西漢初期，天下初定，農民歸田，工商業發展，朝廷以倫理大義期許人民，而以功名利祿加以獎賞，以法律與社會規範加以約束，使人才各自追求自己的目的，而終於達成社會的目的。
儒家的「禮」猶如資本主義的巿場。亞當‧史密斯認為，完全競爭的巿場機制，可使個人追求自利，達成社會的公益。然而巿場並非完全競爭，而且有時失靈，生產活動也不是都經巿場節制，以致追求自利，失去約束，終於導致今天的災害。而周朝到了春秋後期，「禮壞樂崩」，東漢的大儒鄭玄（127-200）說：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詩譜序〉）
所以孔子希望恢復禮制達成社會和諧安定的理想落空。
不論作為倫理的準則或其社會支援體系，「禮」必須隨技術進步，經濟成長，社會變遷，人際關係改變而與時俱進，才能「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達到社會和諧、經濟永續發展的目的。司馬遷說：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史記‧禮書》）
21世紀世界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動如此複雜，其所需要的倫理準則及其社會支援體系，應是關心儒家思想及世界和諧與進步的學者最重要的研究課題。
三、儒家的理想人生
一個社會的理想誘因制度，應使個人各自追求自己的目的，以至於達成社會全體的目的。傳統停滯時代社會的目的是和諧，現代成長時代社會的目的是成長，21世紀社會的目的應是和諧與成長。然而一個失去倫理，只追求個人權利和利益的社會，會有和諧與成長嗎？
儒家理想人生的起點是成就個人完美的人格，包括品德與才識。不過這只是起點而不是全部。《論語》記載孔子與子路（542-480 BCE）有以下的對話：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憲問》）
孔子藉著子路的三次提問，提出儒家理想人生的三種境界：養成完美的人格，幫助別人得到幸福，幫助全天下的人得到幸福。
儒家最希望達到的人生目標是「修己以安百姓」。做到這一點就是「仁」的極致，如何做到就是孔子一生努力所追求的「道」。「道」是達到理想目標的道路，也是實現理想目標的方法或思想系統。不過，讓全天下人都得到幸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堯舜尚有做不到、可以檢討的地方。
這三種境界可以進，可以止，可以退，在任何一種境界都可以安身立命，不必巴巴結結作賤自己的人格去追求，也不會戀棧名位，曲道求容；我稱之為「儒家動態平衡的人生觀」。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
孔子說：「立志追求理想的人生，站穏道德的立場，常保仁慈的情懷，游息於各種才藝之間。」人生不必一定治國、平天下，也不是人人都有這樣的意圖、才具和際遇，但必須追求完美的人格。因為儒家的價值觀，倫理優先於世俗的功名利祿，人格完美本身就是人生幸福的來源。所以儒者不論窮達都能保持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孟子說：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盡心下》）
孔子的時代基本上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封建社會，政治的良窳最關乎人民的福祉，所以孔子鼓勵弟子進入政府，服務萬民。這也是他授徒施教的初意和重點，弟子不論樊遲（515-? BCE）想務農，子貢（520-446 BCE）想經商，都得不到他的肯定。不過進入現代成長時代，工商業與各種專業發達，修己以敬的君子進入任何行業，都可以對社會有貢獻，而且可能有更大的貢獻。余英時（1930-2021）引王陽明（1472-1529）「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用心焉一也」這句話，評論說：「四民異業而同道真是一句石破天驚的話，從來儒家沒有人曾如此說過。」四民指士、農、工、商，也可以加以擴充泛指社會上一切行業，每一種行業都對社會有貢獻。儒家是不是從來沒有人說過，我不知道，不過儒家倫理從來不是只對學而優則仕的士而言，而是對社會上每個人的期許，也應是全世界共同信守的價值，進入21世紀，世界追求社會和諧與經濟可持續發展，更應如此。
四、儒家思想與世界和平
孔子主張和平。他對〈韶〉樂的評論是「盡美矣，又盡善也。」對〈武〉樂的評論是「盡美矣，未盡善也。」（〈八佾〉）〈韶〉是歌頌虞舜的音樂，〈武〉是歌頌周武王（1076-1043 BCE）克商的音樂。舜和周武王都是孔子心目中的明君，然而舜以禪讓得天下，又將天下禪讓給禹，政權和平轉移。武王則以武力得天下，所以〈韶〉樂盡善盡美，〈武〉樂盡美而未盡善。
孔子曾經批評管仲（723-645 BCE）心胸狹窄，不節儉又不知禮（〈八佾〉），然而當子路問到管仲「未仁乎？」他卻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憲問〉）齊桓公九次召集諸侯，不動用武力，都是管仲的影響，所以孔子肯定管仲之仁。
孔子懂不懂軍事，我們看不到明確的文獻記載。衛靈公向他請教佈陣作戰之事，他說：「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衛靈公〉）然而他的弟子子路和冉有（522-？ BCE）都是軍事家。魯哀公11年（484 BCE）齊師伐魯，逼近都城，冉有帥左師、孟孺子帥右師禦敵，冉有在右師敗退的情勢下，大敗齊軍。
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用兵一定師出有名，不論向百姓解說，或向鬼神求證，都沒有遺憾。如果是不義之戰，縱然取得幾萬戶人家，也不會覺得有利。這段對話不見於《左傳》，不過這年冬天，季康子遣人備齊禮物，迎孔子返魯。
魯哀公12年（483 BCE），季康子想要攻打魯的附庸國顓臾，當時冉有和子路是季氏的家臣，來看孔子。師徒之間有一段對話，最能顯示孔子對武力侵略的態度：
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論語‧季氏》）
這段對話所透露的孔子治國方略：對內平均所得分配，促進社會和諧與人民團結；對外維持友善與和平。所得分配平均人民就不會感覺貧窮，社會和諧，人民團結，就不怕人少，所以不擔心外敵侵略。外面的人不服，就提升本國的文化水準和道德水準，誘使他們歸順，歸順以後就加以善待。這就是儒家以德服人不以力服人的王道精神。
文獻所載孔子唯一的一次主張對外用兵是魯哀公14年（481 BCE），齊國的權臣陳恆弑齊簡公。孔子見魯君請求出兵討伐，但三桓不同意，不過孔子這次是想維護禮制，不是想要侵略齊國。
傳統停滯時代人均所得不變，欲提高國力，增加財富，唯有對外擴張。所以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相征伐，擴張疆土，直到秦統一六國。西方自1492年哥倫布（1451-1506）發現新大陸開啟大航海時代以來，重商主義流行，西歐各國紛紛對外侵佔土地，掠奪資源，屠殺土著，發展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如今世界進入現代成長時代，任何國家只要振興科技，發展經濟，就可以促進經濟成長，使人均所得不斷增加，人民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不需要勞師動眾對外侵略，讓世界可以安享和平。
一個國家從別的國家的繁榮中得到利益，不可能從別的國家的貧窮中得到利益。自古以來，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21世紀儒家的王道精神普及，必有助於世界的和平發展。
儒家思想在21世紀的使命（摘錄）
孫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長、臺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一、倫理必須優先於財富
中國的儒家思想產生於二千五百多年前「傳統停滯時代」（traditional stagnation epoch）；傳統停滯時代並非沒有技術進步，而是沒有長期持續的技術進步。一個社會在一定的技術水準下，由於生產因素有邊際報酬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的作用，其所生產的最大產值有一上限，這個上限到達後，不論增加勞動或增加資本，都不能使社會的總產值，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繼續增加。偶發一次性的技術進步使勞動生產力提高，總產值與人均產值增加。然而生活改善，人口隨之增加，使人均產值重回原來的水準。所以傳統停滯時代只有總產值增加，沒有人均產值與人均所得增加。社會全體的福祉（total social welfare）來自社會的和諧與安定，因此在儒家的價值系統中，倫理優先於財富。
倫理是人與人之間應維持的適當關係，以及由此引申出來人與人相處應遵守的原則。如果每人都能遵守倫理，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善盡自己的社會責任，承擔自己的社會義務，人與人之間就可以和諧相處，社會就會得到安定。
倫理的實踐為道德，道德表現在人的行為之上為品德，具有品德之人為君子。
現代經濟成長是18世紀後半工業革命的產物。工業革命從英國開始向歐陸及北美發展，使技術進步在資本主義誘因與科技研發的支持下，取得長期持續的性質，帶領世界經濟進入「現代成長時代」（modern growth epoch）。技術持續進步，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使社會的總產值持續增加，克服「邊際報酬遞減」作用與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的人口陷阱（Malthusian population trap），使人均產值與人均所得不斷增加，社會的目的從和諧安定轉變為經濟成長。
現代經濟成長時代，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可以促進社會全體的利益。因為個人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籌集資金，雇用生產因素從事生產；他所生產的產值，減去耗用的原材料與中間產品的成本，就是他為社會所創造的價值。他所創造的價值，減去生產因素的報酬，包括資金的利息、土地的租金和員工的薪資，就是他應得的利潤。他的生產效率愈高，創造的價值就愈大，獲得的利潤也愈高。巿場機制將社會有限的資源，分配到生產效率最高的企業，使社會的總產值達到最大。每個人將其擁有的生產因素投入報酬率最高的用途，使自己的所得最多。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一致，追求自利獲得道德上的正當性，因此受到社會的鼓勵。經濟學的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說：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如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引領大家的努力，達成社會全體的利益，甚至比蓄意想要達成公益更為有效。
現代成長隨著全球化普及世界各地，為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富裕，然而引起的問題也日漸出現。主要因為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未顧及倫理，以致造成對他人、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傷害，使私人利益大於社會利益。尤其是生產活動的「外部不經濟」（external diseconomies），就是生產的一部分成本發生在巿場之外，不需支付代價，導致資源的過度利用，隨著技術進步，生產力提高，人口增加，經濟規模擴大，日愈嚴重。這正是當前環境污染、地球暖化、氣候異常、生態系統失序、生物滅絕、世界發展難以持續、威脅人類生存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世界發展不能沒有倫理，唯有將中國傳統儒家倫理優先的價值觀融入現代西方成長經濟，在堅守倫理的原則下，個人追求自利所創造的價值，才是社會淨增加的價值，世界才會有可持續的發展。
二、倫理、君子、禮
儒家思想體系主要由三個元素組成，就是倫理、君子、禮。
人因為有倫理，行為才能預測，產生信任，形成社會，經營共同生活，互助合作，滋長情誼，創造文化，使人類從生物人成為社會人。
倫理源自人之所以為人的利他關愛之心，孟子（372-289 BCE）稱之為「惻隱之心」，亞當‧史密斯稱之為「同情心」（sympathy）。不過我們對所有的人都有愛心，也有一些基本的義務，但對家人、親友以及一些和我們有特定關係的人，有更多情義和責任。
此一利他關愛之心就是儒家核心倫理「仁」的開端。孔子（551-479 BCE）將其擴而充之，推而廣之，成為儒家的終極關懷。孟子說：「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丑》）因此，「仁」有不同程度之「仁」，也有不同範圍之「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
君子是仁的化身，也是孔子理想人格的典型；君子的極致是聖人。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
禮是倫理的準則，也是倫理的社會支援體系。作為倫理的準則，禮包括儀式和規矩兩部分。儀式是不同情景表達心意或情感的標準化程序和形式；規矩規範人與人之間的分際。作為社會的支援體系，禮提供誘因或獎懲，引導人的行為，達到社會的目的。司馬光（1019-1086）說：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是以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資治通鑑‧周紀》）
司馬遷（145-86 BCE）說：
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史記‧禮書》）
司馬光說的是周代農業經濟時代的封建制度，天下資源主要集中在周天子之手，通過三公與諸侯，實施封賞獎懲，支配人力，以維持王朝的運作。司馬遷說的是西漢初期，天下初定，農民歸田，工商業發展，朝廷以倫理大義期許人民，而以功名利祿加以獎賞，以法律與社會規範加以約束，使人才各自追求自己的目的，而終於達成社會的目的。
儒家的「禮」猶如資本主義的巿場。亞當‧史密斯認為，完全競爭的巿場機制，可使個人追求自利，達成社會的公益。然而巿場並非完全競爭，而且有時失靈，生產活動也不是都經巿場節制，以致追求自利，失去約束，終於導致今天的災害。而周朝到了春秋後期，「禮壞樂崩」，東漢的大儒鄭玄（127-200）說：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詩譜序〉）
所以孔子希望恢復禮制達成社會和諧安定的理想落空。
不論作為倫理的準則或其社會支援體系，「禮」必須隨技術進步，經濟成長，社會變遷，人際關係改變而與時俱進，才能「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達到社會和諧、經濟永續發展的目的。司馬遷說：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史記‧禮書》）
21世紀世界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動如此複雜，其所需要的倫理準則及其社會支援體系，應是關心儒家思想及世界和諧與進步的學者最重要的研究課題。
三、儒家的理想人生
一個社會的理想誘因制度，應使個人各自追求自己的目的，以至於達成社會全體的目的。傳統停滯時代社會的目的是和諧，現代成長時代社會的目的是成長，21世紀社會的目的應是和諧與成長。然而一個失去倫理，只追求個人權利和利益的社會，會有和諧與成長嗎？
儒家理想人生的起點是成就個人完美的人格，包括品德與才識。不過這只是起點而不是全部。《論語》記載孔子與子路（542-480 BCE）有以下的對話：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憲問》）
孔子藉著子路的三次提問，提出儒家理想人生的三種境界：養成完美的人格，幫助別人得到幸福，幫助全天下的人得到幸福。
儒家最希望達到的人生目標是「修己以安百姓」。做到這一點就是「仁」的極致，如何做到就是孔子一生努力所追求的「道」。「道」是達到理想目標的道路，也是實現理想目標的方法或思想系統。不過，讓全天下人都得到幸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堯舜尚有做不到、可以檢討的地方。
這三種境界可以進，可以止，可以退，在任何一種境界都可以安身立命，不必巴巴結結作賤自己的人格去追求，也不會戀棧名位，曲道求容；我稱之為「儒家動態平衡的人生觀」。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
孔子說：「立志追求理想的人生，站穏道德的立場，常保仁慈的情懷，游息於各種才藝之間。」人生不必一定治國、平天下，也不是人人都有這樣的意圖、才具和際遇，但必須追求完美的人格。因為儒家的價值觀，倫理優先於世俗的功名利祿，人格完美本身就是人生幸福的來源。所以儒者不論窮達都能保持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孟子說：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盡心下》）
孔子的時代基本上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封建社會，政治的良窳最關乎人民的福祉，所以孔子鼓勵弟子進入政府，服務萬民。這也是他授徒施教的初意和重點，弟子不論樊遲（515-? BCE）想務農，子貢（520-446 BCE）想經商，都得不到他的肯定。不過進入現代成長時代，工商業與各種專業發達，修己以敬的君子進入任何行業，都可以對社會有貢獻，而且可能有更大的貢獻。余英時（1930-2021）引王陽明（1472-1529）「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用心焉一也」這句話，評論說：「四民異業而同道真是一句石破天驚的話，從來儒家沒有人曾如此說過。」四民指士、農、工、商，也可以加以擴充泛指社會上一切行業，每一種行業都對社會有貢獻。儒家是不是從來沒有人說過，我不知道，不過儒家倫理從來不是只對學而優則仕的士而言，而是對社會上每個人的期許，也應是全世界共同信守的價值，進入21世紀，世界追求社會和諧與經濟可持續發展，更應如此。
四、儒家思想與世界和平
孔子主張和平。他對〈韶〉樂的評論是「盡美矣，又盡善也。」對〈武〉樂的評論是「盡美矣，未盡善也。」（〈八佾〉）〈韶〉是歌頌虞舜的音樂，〈武〉是歌頌周武王（1076-1043 BCE）克商的音樂。舜和周武王都是孔子心目中的明君，然而舜以禪讓得天下，又將天下禪讓給禹，政權和平轉移。武王則以武力得天下，所以〈韶〉樂盡善盡美，〈武〉樂盡美而未盡善。
孔子曾經批評管仲（723-645 BCE）心胸狹窄，不節儉又不知禮（〈八佾〉），然而當子路問到管仲「未仁乎？」他卻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憲問〉）齊桓公九次召集諸侯，不動用武力，都是管仲的影響，所以孔子肯定管仲之仁。
孔子懂不懂軍事，我們看不到明確的文獻記載。衛靈公向他請教佈陣作戰之事，他說：「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衛靈公〉）然而他的弟子子路和冉有（522-？ BCE）都是軍事家。魯哀公11年（484 BCE）齊師伐魯，逼近都城，冉有帥左師、孟孺子帥右師禦敵，冉有在右師敗退的情勢下，大敗齊軍。
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用兵一定師出有名，不論向百姓解說，或向鬼神求證，都沒有遺憾。如果是不義之戰，縱然取得幾萬戶人家，也不會覺得有利。這段對話不見於《左傳》，不過這年冬天，季康子遣人備齊禮物，迎孔子返魯。
魯哀公12年（483 BCE），季康子想要攻打魯的附庸國顓臾，當時冉有和子路是季氏的家臣，來看孔子。師徒之間有一段對話，最能顯示孔子對武力侵略的態度：
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論語‧季氏》）
這段對話所透露的孔子治國方略：對內平均所得分配，促進社會和諧與人民團結；對外維持友善與和平。所得分配平均人民就不會感覺貧窮，社會和諧，人民團結，就不怕人少，所以不擔心外敵侵略。外面的人不服，就提升本國的文化水準和道德水準，誘使他們歸順，歸順以後就加以善待。這就是儒家以德服人不以力服人的王道精神。
文獻所載孔子唯一的一次主張對外用兵是魯哀公14年（481 BCE），齊國的權臣陳恆弑齊簡公。孔子見魯君請求出兵討伐，但三桓不同意，不過孔子這次是想維護禮制，不是想要侵略齊國。
傳統停滯時代人均所得不變，欲提高國力，增加財富，唯有對外擴張。所以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相征伐，擴張疆土，直到秦統一六國。西方自1492年哥倫布（1451-1506）發現新大陸開啟大航海時代以來，重商主義流行，西歐各國紛紛對外侵佔土地，掠奪資源，屠殺土著，發展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如今世界進入現代成長時代，任何國家只要振興科技，發展經濟，就可以促進經濟成長，使人均所得不斷增加，人民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不需要勞師動眾對外侵略，讓世界可以安享和平。
一個國家從別的國家的繁榮中得到利益，不可能從別的國家的貧窮中得到利益。自古以來，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21世紀儒家的王道精神普及，必有助於世界的和平發展。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振奋的地方，在于它展现了儒家思想的动态适应性，完全颠覆了我过去认为它是一种僵化教条的刻板印象。很多论者在谈论传统文化时，总倾向于“复古”或“批判”，但这本书明显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发展”的角度来审视。作者并未回避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出现的局限性或被误用的情况，反而大胆地将其置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进行“解构”与“重构”。例如，书中对于“中庸之道”的阐述，不再被简化为“和稀泥”，而是被提升为一种在极端化思潮中寻求动态平衡的“高级智慧”。这种对传统概念的现代化诠释，充满了思想的活力，让人感受到古老智慧在面对新挑战时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阅读过程就像是跟随一位富有洞察力的向导，穿梭于历史的迷雾和现代的喧嚣之间，最终抵达一个既尊重过去又面向未来的思想高地，让人对传统思想的未来抱持着一种积极的期待。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掌控得极好，读起来有一种渐入佳境的愉悦感，不像有些理论书籍，开头就让人望而却步。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论证过程中穿插引用的那些当代案例，非常贴近台湾社会的生活经验。举个例子，在讨论到“孝道”的现代困境时，作者并没有陷入传统孝顺与个人自由的二元对立，而是引入了“世代间的理解与共情”这一概念。这让我立刻想到了我身边许多朋友在面对赡养父母和追求自我事业之间的拉扯，那种内心的煎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现代的“孝”不应是单向度的服从，而是一种双向的、基于理解的“责任承担”与“情感回馈”。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不再觉得这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整本书的行文流畅自然，语言又不失学者的严谨，读完让人感觉不仅仅是吸收了知识，更像是一次深层次的自我对话和价值重塑，非常值得推荐给那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感到迷惘的年轻一代。
评分我个人认为，一本好的学术普及读物，不仅要提供知识，更要激发读者的批判性思考。《儒家思想与21世纪的对话》在这方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它不是在灌输某种固定的答案，而是在提出一系列深刻的问题，并引导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讨论现代社会“效率至上”的价值观时，并没有完全否定效率的重要性，而是提醒我们，效率如果脱离了“义”和“仁”的轨道，最终会导向人性的疏离和社会的失序。这种不偏不倚、审慎克制的论述态度，非常符合台湾知识界推崇的理性对话精神。书中引用的对比视角非常丰富，他会把儒家思想的某些概念与西方哲学进行平行比较，这种跨文化的对话，使得论点更有说服力，也更具普适性。读完之后，感觉自己的思想装备得到了升级，不再轻易被单一的口号所裹挟，而是多了一层反思的滤镜来看待这个复杂的世界，是一次非常扎实而有益的精神锻炼。
评分说实话，我本身对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不是特别深入，很多时候读这类的书籍会感觉词汇晦涩难懂，需要反复查阅注释。但《儒家思想与21世纪的对话》这本书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出色，它成功地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让非专业人士也能轻松登堂入室。作者似乎非常了解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他很少使用那种故作高深的术语，即便是引用了经典原文，也会立刻用清晰、现代的白话进行阐释和延伸。这种“学理与生活接轨”的写作手法，让儒家思想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庙堂之音，而是切实可感的“生活哲学”。特别是书中关于“君子人格”的探讨，不再强调科举入仕的成功学标准，而是着重于个体内心的修养和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这种将个人道德提升到公共伦理层面的视角转换，对于我们身处信息爆炸、道德相对主义盛行的今日台湾社会而言，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让人读完后不自觉地想反思自己日常待人接物的标准，是不是也应该往那个方向靠拢一些。
评分这本《儒家思想与21世纪的对话》，光看书名就让人觉得是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翻开来读，却发现作者的笔触相当细腻，完全没有一般我们印象中那种古板的论述腔调。说实在的，我对传统文化一直是抱持着一种既敬畏又疏离的态度，总觉得那些老祖宗的智慧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特别是面对现代社会节奏的飞快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冲击，儒家思想似乎总被贴上“保守”、“过时”的标签。然而，这本书巧妙地避开了那些枯燥的文本解读，而是直捣核心，探讨“仁”、“义”、“礼”这些概念如何在当代社会中找到立足点。比如，书中对“礼”的重新诠释，不再仅仅是繁文缛节，而是上升到了人际交往的“有效边界”和“尊重前提”的层面，这一下子就跟我们日常处理职场关系、家庭互动时的困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作者的切入点非常巧妙，他没有强行把孔孟之道塞进现代化的框架里，而是展示了儒家思想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时的强大韧性和适用性，读完之后，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觉得那些几千年前的智慧，其实才是解决当下许多人际焦虑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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