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來路不明的肺炎
人類若是想繼續在地球上稱霸，病毒將是最大的威脅。
約書亞．雷得伯格（Joshua Lederberg），一九五八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
二〇二〇年的前一刻，我在中美洲與《教父》三部曲的導演法蘭西斯．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一起品嘗著紅酒，欣賞著美麗的海岸，猶如置身天堂。我們是去那裡參加一場氣候變遷方面的慈善活動，白天一起遊覽了當地的珊瑚礁，度過美好的一天，我還記得當時感覺既寧靜又愜意。我清楚記得柯波拉提起中國偵測到一個潛在病毒。那天稍早，我們都在報紙上看到「武漢市中心爆發呼吸疾病疫情」的報導。有人已經開始拿它和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三年間發生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比較。當地的衛生部門曾發布一則令人憂心的流行病警告，指出有二十七個人感染了病毒性肺炎，其中七人為重症。還有五十九名出現發燒和乾咳的疑似案例被送往指定醫院。雖然中國政府給的訊息含糊不清，但是科學家等提出了更嚴重且更詳細的警訊。香港科學家閆麗夢博士表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一名握有第一手資訊的科學家非常憂心，並且很肯定的告訴她，這個疾病已經進入人傳人的階段。我們不知道該相信什麼。
我清楚記得和這名《教父》傳奇導演談話的情景。他手握的酒杯裡紅酒香郁、不遠處傳來人們在沙灘上嬉戲的聲音，還有玩水的孩子們咯咯的笑聲。閉上眼睛，我彷彿還呼吸得到那夾雜著海水鹹味的熱帶氣息。總之，我們恣意快活、悠然自得，絲毫沒料到即將迎來劇變。我們怎麼也想不到，幾個月後全球會有數百萬人染疫，導致我們的健康醫療系統招架不住；也不會預料到，這個傳染力驚人的病毒，會讓許多人在與家人隔離的情況下孤獨離世。當時我就連在睡覺時，腦海也總浮現臥床病人與穿著防護衣的護理師勇敢對著手機鏡頭，做最後道別的畫面。我更沒想到一年多後，我還在反覆經歷這樣的惡夢。
邊境封鎖。學校關閉。學生全回到了家裡。這一年，我跟太太和三個女兒相處的時間，比起過去十年加起來還多。父母們為了這突如其來的狀況傷透腦筋，他們一邊監督孩子上遠距課程，一邊還要顧好自己的飯碗——如果他們夠幸運，飯碗還在的話。職業運動和藝術活動被迫停止，體育館、電影院、博物館、劇場和音樂廳變得空蕩蕩。有的商家暫時歇業，有的則永久停業，全球經濟岌岌可危。大型集會成了遙遠的記憶。肥皂、濕紙巾、消毒水被搶購一空，令人納悶的是，連衛生紙都賣到缺貨。
個人防護用具成了奇珍異寶，逼得一些醫院負責人只能不顧價格，自掏腰包盡可能的蒐購。有人忙著立遺囑、有人忙著縫製口罩，有些人領出儲蓄帳戶裡的錢，還有些人則開始動用退休帳戶。
很快的，爺爺、奶奶們成了社會裡最孤單的一群。
隨著疫情揭開了根深蒂固的種族不公，和平抗議與尚未受指控的內亂在街頭上演。隨著政治分歧逐漸擴大，過去從來沒想過購買槍枝的人開始動搖。危言聳聽的陰謀論散播得跟病毒一樣快，挑戰著科學的真實性與科學家的誠信。有些科學家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脅，得聘人全天候保護。
所幸，黑暗之中也出現了令人振奮的光芒。在尋找治療方法的過程中，學術界中的藩籬開始倒下。為了研發疫苗，原本互相競爭的藥廠轉而攜手合作。長期以來處於邊緣的公共衛生專家被火速推上前線，成了當紅炸子雞。每一天都有醫護人員撇下自己的家人，冒著生命危險陪伴著性命垂危的患者。至今一想到他們的犧牲，我依然會起雞皮疙瘩。
新年前夕，在我和柯波拉享受著歡愉而寧靜的夜晚時，絲毫不知道在世界的另一頭，一場大流行病正蓄勢待發。我們甚至開玩笑的說可以把它改編一下，拍個新版的《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但我們心裡都不相信真的會發生這樣的事。
「這種事剛發生時，沒有人說得準，」我記得當初很淡定的這麼對柯波拉說。
我們還聊起另一部可說預言了這一年的電影。二〇一一年，我在賣座的驚悚片《全境擴散》（Contagion）中扮演一個小角色（電影裡，葛妮絲．派特洛〔Gwyneth Paltrow〕從香港帶回了一種新病原體，在明尼蘇達州家中的廚房裡發生嚴重癲癇，最後病死於醫院。）最近我回去看了自己和片中疾病管制中心主任艾利斯．齊佛（由勞倫斯．費許朋〔Laurence Fishburne〕扮演）交談的場景，被製片人的預言能力嚇壞了。
我：網路上有消息說，在印度等地方發現利巴韋林（Ribavirin）對這個病毒有效。但是國土安全部卻告訴疾病管制中心，在確定藥物的庫存量足夠前，不要發布任何公告。
艾利斯．齊佛醫生：好的，古普塔醫生，我們正持續評估幾種藥物，利巴韋林是其中一種。但是我們認為，目前最好的防禦對策還是保持社交距離、不要跟人握手，生病的話待在家裡、勤洗手。
聽起來很熟悉？利巴韋林雖是虛構的藥物，但疫情初期時關於奎寧的種種說法、以及這些訊息所引發的政治紛擾，和這部電影的劇情如出一轍。如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動輒提及齊佛醫生說的社交距離、別跟人握手、待在家裡和勤洗手等等。這名編劇看似得到了神諭，但事實是——歸根究柢，這些事情都是科學。齊佛醫生甚至提到很難知道確切的死亡人數，以及「五十個州有五十個衛生部門，每個部門的作法都不同」等問題。拍攝這部科幻片的前一晚，我跟編劇史考特．伯恩斯（Scott Z. Burns）和導演史蒂芬．索德伯（Steven Soderbergh）共進晚餐，他們提到這部電影依據的是世界各地現有的公共衛生模式。
我們無疑擁有許多預警，就連好萊塢電影都在告知我們未來的發展。《全境擴散》正確預估了一個新興的病毒隨時能超越心臟病、癌症和中風，成為美國的頭號死因。它可以讓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減少一整年，同時也暴露出我們在醫療保健系統中驚人的差別待遇——拉丁裔美國人的壽命減少了兩年，非裔美國人則減少了將近三年。
很難想像這個只有遺傳物質，沒大腦、沒鼻子、沒眼睛、沒手沒腳、沒翅膀，沒心臟，也沒有情緒的小東西，殺傷力竟比大規模軍事衝突更嚴重。SARS-CoV-2新型冠狀病毒像外星人入侵般向地球宣戰，引爆了我們稱為COVID-19的大流行。
大多數戰爭都始於某種形式的宣戰，但這場疫情大戰的起頭卻混沌不明，而且很可能在接下來數十年都還有爭議。這個很可能源自蝙蝠的特殊傳染病，毒性、傳染力與傳播速度都前所未見，但我們卻不知道它是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開始在人類當中傳播的。我們只知道，中國和其鄰近國家都在一月五日公開表示，對這個「來路不明的肺炎」感到憂心，並將健康威脅警報提升到第三級（危險）。最後，我們發現這個疾病是冠狀病毒造成的，這類病毒能引起多種呼吸道、消化道和神經系統疾病。
我得知在同一天還有另一個淹沒在醫療文獻中的故事。一名六十一歲的武漢婦人出現了發燒、畏寒、喉嚨痛和頭痛等症狀；她去了當地某個醫療單位就診，拿了些對病灶很可能沒有實質幫助的藥物。即便這樣，她還是在一月八日和五名家人搭乘直飛航班，從武漢飛去泰國曼谷慶祝農曆新年。就我的經驗，曼谷的素萬那普（Suvarnabhumi）機場擁有全世界最能揪出罹病入境旅客的監控系統。果然，該機場監控系統立刻發現了這名發燒的婦人，將她送到醫院。就是在這個時候，她被發現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一開始，大家認為她是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最早將病毒帶出中國的人之一，但是更新的報告指出，早在幾個星期前，在美國就有人感染了。也就是說，在大家得知這個致死疾病在武漢爆發前，就有美國人感染這個新型冠狀病毒了。
我想在這裡稍做停頓，請大家思考一下以下狀況：假設我也出現類似症狀，並在同一天搭飛機前往美國某大機場，我想根本不會有人注意到我，更別說量我的體溫或問我問題。這一點跟亞洲的許多國家很不一樣，因為對於因應異樣（有可能造成大流行病）的新病毒，他們的經驗比我們豐富多了。將近二十年前爆發的SARS疫情，在很多方面都是個可怕的預告——也促使他們開始嚴格執行公共衛生措施。
耐人尋味的是，前述那名六十一歲的婦人在生病前，確實經常光顧武漢當地的市場，但她沒有去過一般認為是疫情起點的華南海鮮市場。這個病例使得兩國的關係陷入緊張，因為中國被迫向世界承認是他們那邊出了問題。曼谷當局將這名患者隔離，取其病毒樣本做了基因序列鑑定後聯絡北京，施壓要中國承認他們的祕密，或其他事情。中國起初拒絕了，反而要泰國交出這名中國公民，以及在泰國做出的基因序列。一名流行病學家（姑隱其名）告訴我，他們雙方之間的對話是這樣的：
泰國：你們得向世界公開你們那邊出了狀況，否則我們會公布基因序列。
北京：她是我們的人，把她和基因序列還給我們。
泰國：去你○的。
二月二日，美國開始嚴格管制中國來的旅客，但在這之前，已經有數十萬人從中國來到美國，還有數百萬人去了世界各地。我們就這樣眼睜睜看著中國在一月底開始，禁止其公民在國內旅遊，以減少冠狀病毒在中國境內擴散，卻放任其國人出國，對遏阻病毒在世界各地傳播毫無作為。
一月二十八日，在最高機密的情報簡報上，國家安全顧問勞勃．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向川普總統提出逆耳忠言，警告他這將會是他在其總統任期遇到「最大的國安威脅」，甚至提到情況有可能跟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流感一樣嚴重——當時那波大流行中全球估計有五億人感染，多達五千萬到一億人死亡，其中包含六十七萬五千名美國人。這也是第一次有人向我國政府提出一個關鍵細節：有可能已經出現無症狀傳染，意即許多散播病毒的人本身並沒有任何症狀，因此也不知道自己感染了。
儘管如此，我們的國家還是決定採取應付流感的模式，認為只有出現症狀的人才算生病。事後證明，這是我們在這場大流行病中所犯的一大錯誤，代價相當慘重。換句話說，我們雖然對疫情採取了行動，但作法卻是錯的。在我們報導有數十人確診時，事實上很可能有上萬個沒有症狀的人如常生活，在自己不知情的狀況下到處散播病毒。
當時新聞大多著重報導川普彈劾案，以及科比・布萊恩（Kobe Bean Bryant）因直升機在洛杉磯郊外墜毀而身亡的消息。一直到一月三十日，美國確定出現第一樁人傳人案例後，白宮才採取更果決的作法，對全中國發布四級旅遊警告，並在隔天宣布此次疫情為「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四級旅遊警告是最高的建議級別，表示有嚴重危及生命的風險，發布此級警告的意思非常清楚：「請勿前往」以確保安全，如果已經在境內則宜儘速離境。然而就算到了這個時候，公共衛生專家對於限制航空旅遊有多大效果，仍舊意見分歧。他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為這一刻做準備，但極少人真正經歷過這樣的事。感覺他們就像受過良好訓練的警員，但第一次拔槍時卻猶豫不決。
隨著愈來愈多訊息湧現，社會大眾愈來愈焦慮了。態度一向溫和的專家有別以往的用起了強烈字眼。一月二十四日，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丁亮（Eric Feigl- Ding）在推特上首度發布關於這個病毒的訊息：「我的天啊——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基本傳染數是三．八！！！這有多糟呢？像核彈級的大流行病那麼糟……」
就像使用芮氏震級來表示地震規模，基本傳染數是用來表示病毒擴散速率的數值；它只是個平均值，可以受到地方政策、人口密度，甚至天氣等各種因素影響。所以，全球各地的新冠病毒基本傳染數不一，而且會隨時間改變。目前我們所知道基本傳染數最高的疾病是麻疹，介於十二到十八之間；季節性流感的基本傳染數則在〇．九到二．一之間。就像公衛專家丁亮博士發推文所說的，數據顯示新冠病毒的基本傳染數大概介於一．四到三．九。如果傳染數值在一以下，由於每個感染的人僅會傳染給不到一個人，這個傳染病很快就會消聲匿跡。雖然有些人不認同丁亮的說法，但還是有人支持他和幾名新冠病毒預言家——他們揭發了真相，卻沒有人相信。
身為國際新聞網的醫療記者，我知道自己要暫時告別周遊列國的日子了。我被迫退到家中狹窄的地下室，不眠不休的報導關於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各種新消息，像是它的傳染途徑、進入細胞的分子機制，以及進入人體後帶來的破壞。疫情發展了幾個月後，我們很清楚它會造成神經功能障礙，輕則暫時失去味覺和嗅覺，嚴重的話可以引起中風、失智或精神疾病。我做為神經外科醫生和醫療記者的兩個世界有了交集。
一項大型研究的統計指出，三分之一的COVID-19確診患者在六個月內會出現精神性或神經性疾病。經過了一年多，這個新型冠狀病毒仍不斷帶給我們驚奇。我們還是不懂，為什麼有些人感染後幾乎沒有症狀，有些人卻住進了加護病房。我們不確定身體清除這些病毒的成效，以及它對感染者（包括孩童）有什麼後續影響。在這場大流行病正式宣告結束後，我們很可能還得繼續處理數百萬名「長期患者」（long-hauler）的新冠病毒相關症狀。
這一年多來，我每天醒來就只能強自振作，向全球觀眾報導令人沮喪的消息。我多麼希望報導的是不可思議的科學進展，或是教人如何過得幸福又長壽的故事。然而，我能告訴大家的只有不斷飆升的感染、住院和死亡人數。醫學院的訓練確實教導過我們，該如何向病人和他們的親屬傳達壞消息，但即使我從事這行已經數十年，這件事一點也沒有變得比較容易。不管在醫界或媒體，我都恪遵幾個原則：說話的同時別忘了傾聽，說的時候確定對方聽得懂。帶著同理心和謙卑，清楚的講、慢慢的講。時刻牢記自己的話會徹底改變患者的生活。除了清楚告訴患者我可以肯定的事，解釋我不確定的事也一樣重要。談事情時要妥善兼顧「事實」和「希望」。首先，講的都必須是「事實」，完整而透明的事實。但是「希望」也有它深遠的影響。「希望」不是一種策略，但它確實能給人極強的動力。最後，不管是和患者一對一交談，還是試圖教育惶恐不安的全球觀眾，我都會用作家馬雅．安傑洛（Maya Angelou）的這段話提醒自己：「人們會忘記你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但永遠不會忘記你帶給他們的感受。」
不管這個新型冠狀病毒是從哪裡來、在何時出現（這些稍後會討論），有件事沒有人會否認：人類遭遇了二十一世紀首次全球流行病浩劫。雖然我們具備二十一世紀的醫學、高明的電腦模型和流行病預防規畫，但顯然還不足以應付。
二〇一八年末，我寫了一篇專欄文章警告大家大流行病就要來了，並呼籲為將來無法避免的事成立新的疫苗平台。我提到這個大流行病造成的衝擊會大過世上發生的其他事件。當時我認為，它會是某種我們從未見過、來自鳥類或豬的流感病毒。我向來對流感很憂心，而且我不是唯一有這種擔憂的人。我曾經報導H1N1（豬流感）和H5N1（禽流感）較早期的病毒株，還製作過講述流感大流行的紀錄片。冠狀病毒也是候選者，畢竟過去發生的SARS和中東呼吸症候群（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MERS）都是冠狀病毒引起的。但是我們認為這些病毒的致死力太強，不致於發展成全球性的流行病，背後的道理很駭人：當某種病原體的致死率特別高，受感染的患者死亡的速度會快過病菌傳播的速度。當時我想都不會想到，會出現SARS-CoV-2這樣詭詐多端、歹毒且高致死率的冠狀病毒，不過在此重申，這不表示我們不能做更好的準備。（為了方便，我接下來會以「新冠病毒」來稱呼SARS-CoV-2，並以「新冠肺炎」稱呼它在人類身上引發的傳染病。）
二〇一九年十月，就在這場全球大流行病變成殘酷事實的幾個月前，約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和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發布了全球健康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雖然該報告指出「沒有任何國家能對流行病或大流行病做萬全的準備」，但是在他們評估的一百九十五個國家裡，美國得到第一名（滿分一百分拿了八十三．五分），第二名是英國（拿到七十七．九分）。很顯然，我們並沒有拿出應有的表現，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名次吊車尾的國家反而展現了實力，例如僅僅拿下五十四分的紐西蘭，在最初九個月只有幾千名案例，死亡人數也很少。同一時期，美國有超過六百五十萬個案例，死亡人數將近二十萬。美國人口占全世界的四％，但是到了二〇二〇年盛夏，受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數，卻占了全世界感染人數的二十五％。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科學家拿新冠肺炎的數據跟發生在美國的其他悲劇死亡率相比，發現當時的死亡率和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事件相當——每兩天有將近三千人死亡。就像每天有十架載了一百五十人的空中巴士從空中墜落一樣。
這個發展趨勢令人震驚且不安。在這場大流行病中，富裕國家的情況往往更糟，那些貧窮國家反而毫髮無傷。疫情的第一年尤其如此。稍後我們也會談到有些國家一整年都控制得很好，但只不過稍微鬆懈，就引發了新一波感染和死亡。這當中的差異，不管是好是壞，除了病毒本身的因素之外，也跟人們的行為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