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從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析論中國詩學的精神方嚮，著重「情景交融」的理論探源、理論基礎，並兼論王夫之的詩學體係。
中國文學傳統，以抒情詩為勝場，對於抒情詩的體式、美學分析，與由之而來的對抒情傳統之批評與討論甚多；尤其情與景的關係，嚮為中國詩歌理論裏的關鍵問題，宋以後的詩評傢常強調「情景交融」的重要性。事實上，漢魏六朝的學者早已在「比興」和「物色」問題上討論到情與景的密切關係。本書從歷史的角度，追溯比興、物色、情景交融一線相承的發展脈絡，為中國詩論中的情景理論勾勒齣一幅完整的圖像，不僅著重情景問題的理論分析，更有助於深入瞭解其理論意義。
具體描述
好的，這是一份關於《現代城市規劃與可持續發展：理論、實踐與未來展望》的圖書簡介，全文約1500字。 --- 圖書名稱：《現代城市規劃與可持續發展：理論、實踐與未來展望》 圖書簡介 導言：時代的呼喚與規劃的重塑 自工業革命以來，城市以驚人的速度擴張，成為人類文明的集中體現。然而，這種粗放式的發展模式在二十一世紀初顯露齣嚴重的結構性弊端：交通擁堵、環境汙染、資源過度消耗以及社會公平性的缺失。在全球氣候變化與人口結構轉型的大背景下，傳統的城市規劃理念正麵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範式，以應對復雜、動態的城市係統，確保當代人的需求與後代人的福祉能夠和諧共存。《現代城市規劃與可持續發展：理論、實踐與未來展望》正是應運而生，旨在為規劃師、政策製定者、學者及所有關注城市未來的人們，提供一套係統、前瞻且具有操作性的理論框架與實踐指南。 本書並非對既有規劃教科書的簡單重復，而是深度聚焦於“可持續性”這一核心價值，探討如何在具體城市語境下，將生態智慧、社會包容性和經濟活力有機地融閤。全書結構嚴謹，邏輯清晰，力求在宏觀戰略層麵與微觀設計層麵之間搭建起一座堅實的橋梁。 第一部分：可持續城市規劃的理論基石與曆史演進 本部分深入剖析瞭可持續發展理念在城市規劃領域的理論基礎，追溯瞭從田園城市運動到新城市主義、再到韌性城市和智慧城市思潮的發展脈絡。 1.1 範式轉移：從功能分區到係統集成 我們首先迴顧瞭20世紀城市規劃的主流理論——特彆是現代主義的功能分區思想，並對其在實踐中導緻的“職住分離”和社區活力衰退等問題進行瞭批判性分析。在此基礎上，本書重點闡述瞭係統思維在當代規劃中的應用。城市不再被視為孤立的功能集閤體，而是被置於更大尺度的區域生態係統、能源網絡和全球供應鏈之中進行考量。可持續規劃強調的是要素間的相互作用、反饋迴路以及動態平衡。 1.2 生態承載力與城市邊界的重構 生態學原理是可持續規劃的生命綫。本章詳述瞭生態足跡、城市蔓延指數（Urban Sprawl Index）等關鍵評估工具的應用。重點討論瞭如何科學地界定城市的“承載力紅綫”，包括水資源、空氣質量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硬性約束。我們提齣瞭“緊湊發展、高效利用”的原則，倡導在現有建成區內進行存量更新和功能置換，而非無限製地侵占自然空間。 1.3 社會公平與包容性規劃的倫理維度 可持續性不僅關乎環境，更深層次在於社會正義。本書批判性地審視瞭城市發展過程中可能産生的“綠色紳士化”（Green Gentrification）現象，即環保舉措可能加劇社會隔離。我們引入瞭參與式規劃、協商式民主等工具，強調規劃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多元利益攸關方的充分參與，確保規劃成果能夠惠及所有社會階層，實現空間機會的均等化。 第二部分：麵嚮未來的關鍵實踐領域 本部分是全書的實踐核心，詳細剖析瞭在交通、能源、水資源管理和建成環境更新等關鍵領域中，如何落地可持續發展目標。 2.1 綠色交通革命：從汽車本位到以人為本 交通是城市汙染和能耗的主要來源之一。本書係統介紹瞭“零碳交通轉型”的路徑。這包括推廣以公共交通為導嚮的開發（TOD），構建步行友好的街道網絡，以及智能交通係統的集成應用。特彆著重分析瞭微移動（Micromobility）工具與城市空間結構的適應性改造，旨在減少私人機動車的依賴，將街道空間重新分配給行人和公共活動。 2.2 韌性與適應性：應對氣候衝擊的城市設計 麵對極端天氣事件日益頻繁的挑戰，韌性（Resilience）成為規劃的緊迫議題。本章詳細闡述瞭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NbS），例如綠色基礎設施（海綿城市理念）、城市濕地恢復與屋頂綠化。我們探討瞭如何通過分散化、冗餘化的基礎設施設計，提高城市應對洪水、熱浪和乾旱的能力，確保關鍵服務的持續性。 2.3 循環經濟與城市資源管理 可持續規劃必須超越綫性的“獲取-製造-丟棄”模式。本部分聚焦於城市內部的物質流動——能源、水和廢棄物。從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接入，到雨洪梯級利用係統的構建，再到工業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網絡的構建，本書提供瞭從規劃層麵指導城市實現物質閉環的策略。特彆討論瞭城市“棕色地塊”的再開發，如何通過汙染治理與功能重塑，將城市廢棄用地轉化為生産性資産。 2.4 智慧技術賦能：數據驅動的精細化管理 智慧城市概念的引入，為實現高精度、低能耗的城市管理提供瞭可能。本書辨析瞭智慧技術（如物聯網、大數據分析）在規劃決策中的作用，強調技術必須服務於可持續性目標，而非單純追求技術先進性。例如，如何利用實時交通數據優化公交排班，或利用傳感器網絡監測城市微氣候，從而指導公園和高大建築的布局。 第三部分：規劃的治理結構與實施機製 成功的規劃離不開有效的政策工具和治理結構。本部分關注如何將願景轉化為可執行的法規和激勵機製。 3.1 跨尺度治理與區域協同 當代城市問題往往超越行政邊界。本書深入探討瞭區域規劃（Metropolitan Planning）的必要性與復雜性，分析瞭如何協調不同層級政府、不同職能部門之間的利益衝突，以實現區域層麵的基礎設施共享、生態廊道保護和産業布局優化。 3.2 激勵機製與法規創新 為引導私人部門采納可持續實踐，有效的激勵政策至關重要。本章介紹瞭容積率轉移、綠色建築認證奬勵、碳交易機製在城市層麵的應用。同時，探討瞭規劃法規的創新，例如引入績效導嚮的規劃標準，取代僵硬的尺度規定，鼓勵開發商探索更具創新性的可持續解決方案。 3.3 監測、評估與持續學習 可持續規劃是一個持續優化的過程，而非一次性的終點。本書強調瞭建立科學的監測評估體係的重要性，包括關鍵績效指標（KPIs）的選擇、基綫數據的建立和定期審計機製。隻有通過透明的反饋循環，規劃纔能根據實際效果進行動態調整和迭代。 結語：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宜居未來 《現代城市規劃與可持續發展：理論、實踐與未來展望》以一種審慎而樂觀的態度，勾勒瞭未來城市發展的藍圖。它敦促規劃者超越傳統的物理空間塑造，轉嚮對城市生態、社會活力和經濟韌性的全方位管理。本書堅信，通過係統性的理論指導、前沿的實踐案例和跨學科的閤作精神，人類有能力構建齣既繁榮又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真正可持續的城市傢園。 ---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蔡英俊
英國華威剋大學比較文學理論博士，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係榮譽退休教授，現為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約聘研究員、中國文學係閤聘教授。研究領域為當代文學理論、中國文學批評。著有學術論文數十篇；另著有專書《遊觀、想像與走嚮山水之路：自然審美感受史的考察》、《語言與意義》、《中國古典詩的抒情特質》、《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等。
蔡英俊
英國華威剋大學比較文學理論博士，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係榮譽退休教授，現為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約聘研究員、中國文學係閤聘教授。研究領域為當代文學理論、中國文學批評。著有學術論文數十篇；另著有專書《遊觀、想像與走嚮山水之路：自然審美感受史的考察》、《語言與意義》、《中國古典詩的抒情特質》、《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等。
圖書目錄
「學術研究叢刊」齣版緣起
2022年重刊本序
自序
第一章 「情景交融」理論探源
第一節 「情景交融」理論的歷史起點
第二節 「抒情自我」的發現與情景要素的確立
第三節 「情景交融」的美學論題
附 錄 「溫柔敦厚」釋義
第二章 「情景交融」的理論基礎（上）：「比」、「興」
第一節 「比興」與兩漢詩學：美刺諷諭說
第二節 「比興」意義的轉變及其美學旨趣
第三節 「比興」意義的糾結釋例
第三章 「情景交融」的理論基礎（下）：「物色」與「形似」
第一節 「物色」觀念的提齣及其理論意義
第二節 「形似」觀念的發展與演變
第三節 「物色」與「形似」的美學旨趣
第四章 王夫之詩學體係析論
第一節 王夫之的哲學思想與《詩廣傳》的定位——兼論王夫之晚年的心境
第二節 《詩廣傳》的導情說及其與亞理斯多德「淨化]」說的比較
第三節 《薑齋詩話》與「情景交融」的理論架構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總結本論文的題旨與硏究方式
第二節 以往硏究成果的檢討
引用書目舉要
2022年重刊本序
自序
第一章 「情景交融」理論探源
第一節 「情景交融」理論的歷史起點
第二節 「抒情自我」的發現與情景要素的確立
第三節 「情景交融」的美學論題
附 錄 「溫柔敦厚」釋義
第二章 「情景交融」的理論基礎（上）：「比」、「興」
第一節 「比興」與兩漢詩學：美刺諷諭說
第二節 「比興」意義的轉變及其美學旨趣
第三節 「比興」意義的糾結釋例
第三章 「情景交融」的理論基礎（下）：「物色」與「形似」
第一節 「物色」觀念的提齣及其理論意義
第二節 「形似」觀念的發展與演變
第三節 「物色」與「形似」的美學旨趣
第四章 王夫之詩學體係析論
第一節 王夫之的哲學思想與《詩廣傳》的定位——兼論王夫之晚年的心境
第二節 《詩廣傳》的導情說及其與亞理斯多德「淨化]」說的比較
第三節 《薑齋詩話》與「情景交融」的理論架構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總結本論文的題旨與硏究方式
第二節 以往硏究成果的檢討
引用書目舉要
圖書試讀
2022年重刊本序（摘錄）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將由國立臺灣大學齣版中心重刊，麵對舊作重刊，我原來的想法是一如許多學術著作再版的慣例，就除瞭勘正一些初版在印行時的疏誤之外，不妨就依照原來的版式刊行即可。畢竟，在這三十六年的時間進程中，國內學術研究的整體氛圍與條件都已經有著較大的變化，而且與本書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也都有瞭豐碩的纍積，因此，除非重寫，否則任何的改動，都無法有效的增補或增益其間在研究主題與方法上變化的痕跡。然而，幾經考慮，最後我想還是有必要藉著這個重刊的機緣，闡述一些時序上重要的節點，讓本書的重刊能夠標示齣今、昔在學術研究發展的不同位置，揭示不同時間點所關注的議題及其呈現的論述形態。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初版是由臺北大安齣版社在1986年刊行，這是我在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係升等副教授的代錶著作，也是在清華大學提交的第一本人文學科領域的升等著作。這個時間點頗有些要點可說，反映瞭中文學門在與清華大學以理工領域發錶論文為主的學術規格之間的碰觸。當時校教評會的主席是教務長，物理係李怡嚴教授，他對中國古典文史領域的學養很讓人敬重（他在三民書局齣版的《科學與歷史》一書，收錄瞭二十二篇關於先秦兩漢歷史思想典籍的論文，很值得推薦），而他與梅廣老師常有長時間論學辯難的場景，現在迴想起來應該是國立清華大學的一段地景風采，更值得懷念，標識人文學科學者在清華校園中對話的起點。我之所以交代這些背景，主要是用以說明當時他的提問的嚴肅性。李教務長提瞭兩個麵嚮的問題：其一是大安齣版社的學術定位如何？齣版著作是否有經過外審的程序？其二是在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上，我的著作與硃自清相關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詩言誌辨》一書，究竟有何新義可說？關於第一個問題，對於人文學科領域而言，即使是在當下學術著作齣版的環境中，仍然可以是一個有效的提問。至於第二個問題，則確實是我在架構全書與撰寫過程中並未及深思，儘管在本書結論章中，我列有一節討論與相關前行研究的對話，但究竟不同於目前已常見的論文書寫格式及其呈現的論述形式，當下對於研究生的訓練階段，不斷要提醒在展開主題的論述前即應揭示問題意識並且進行前行研究文獻的評述。
讓我從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這個嚮度說起。在1977年進入臺大碩士班就讀這段時間，國內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領域，正麵臨著轉型變化的契機，除瞭將古典文學作品轉譯成現代語言以麵對當代讀者的需求之外，學術研究的議題與詮釋方法也有著較為自覺的反省，透過以「新批評」為主的各種文學研究方法的引介，在當時自然形成一個可供參照的論述框架。然而，整體而言，對於六朝或中古文學的研究領域，也由於前輩學者在教學與學術著作齣版上的影響，引發瞭較多的關注。這段期間，高友工先生迴到臺大客座一年，則更直接促動對「美感經驗」、「抒情美學」與「文學研究」等相關議題的討論與研究方嚮。舉齣這些背景因素，或可說明《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所以成形所經歷過並接受到的當時學術研究成果的影響。此外，在鄭毓瑜教授的書評論文中更提到的一個有關研究方法與進路的問題：「每一個觀念、一項主題，由萌芽、成形乃至於正式提齣，可以說都有其悠久的演變過程；這其中不必然是運用相同的字、詞來指稱，也許是屬於同一範疇的論點、概念，卻有個別的名目」（鄭毓瑜，〈再評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
鄭教授的提示，指齣瞭一項我自己都忽略的學術翻譯因緣。在1984年左右應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總編輯何寄澎教授的邀約，由當時擔任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李亦園院士擔任總審定，邀集國內文史學界年輕的學者參與翻譯的工作，進行英文版《觀念史大辭典》的中譯與齣版，我負責其中第三捲「文學與藝術」部分的編譯。在選譯的條目中，諸如「神話」、「古今之爭」、「天纔」、「分類」、「文學的演進」等，無不成為可供研究的「觀念」，更遑論我們所熟悉的「反諷」、「修辭學」、「悲劇感」、「詩畫同質」與「古典主義」，也都在特定的考察方式下具有豐富而可循索的歷史發展與變化。大緻而言，這一種研究進路在探討過去曾齣現過的概念與思想的意義時，「強調對某一觀念的複閤體的分析、辨明，而較不注重某一思想傢或某一時代的思想整體的錶現」（蔡英文，〈蔡序〉，《觀念史大辭典》）；因此，觀念史的研究工作也就在於把一個複雜的「思想複閤體」分析成「觀念單元」，並且掌握他們在歷史中的持續性、發展性，理解它們自我發展所體現的豐富性的程度。至於某一個時代的思想發展內容及其錶現形態，通常就是這些「觀念單元」的重新組閤。正也是領受到這種研究進路與方法的影響，黃景進、顏崑陽、龔鵬程等學者透過《文訊》月刊的齣版平臺，邀請中文學門的學者規劃、撰寫「文學批評術語」辭條，結集齣版「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術語辭典」，稍後甚至約定可為一些重要的觀念或術語撰寫專書。迴首看來，黃景進教授的《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一書大概是眾聲俱寂後唯一齣現的「高音」。
整體而言，《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所以得以完成，主要來自於1980年代國內文史學界學術研究氛圍與語境的滋養。在這個階段，既已豐厚的有關中古時期與六朝文學的成果，對於年輕學人自有引人入勝的召喚力；而美學與文學理論的探討與思索，也是一個有待開展的研究領域，進而在論題上衍伸齣有關「抒情傳統」的建構與論述的推闡。至於在觀念史的研究方嚮，龔鵬程的《詩史本色與妙悟》也與《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在同一年齣版，更把研究的範圍與材料推嚮宋代，見證瞭古典文學與詩學領域中轉嚮批評術語或觀念的梳理與詮釋的研究模式。就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而言，90年代以後，大概可以說是在觀念釐定與理論建構方麵有著最為蓬勃的發展。其後，顏崑陽與鄭毓瑜兩位教授，則對於「抒情傳統論述」開展齣不同方嚮的思考與論斷：前者站在批判的立場，認定抒情傳統這一錶述造就一個覆蓋性的大論述，並不能充分體現古典詩學與詩論的主要內容，「辨體」與「詩用」的觀念，始是檢視古典文學傳統所以發展的主軸；鄭毓瑜則迴溯〈詩大序〉得以成形的先秦兩漢的學術語境，重新思考抒情傳統所可能建構的論題及其內容。兩位學者晚近所齣版的《詩比興係論》與《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充分代錶這個議題在學術研究上所能完成的置高點。
迴到本書相關的主題。針對形成整個論述課題及其相關研究材料的源頭，漢儒以降對於圍繞在《詩經》文本所凝聚的關於「賦」、「比」、「興」的解說，總是一個研究上無法迴避、且容許不斷迴溯援引的起點，而漢代鄭眾與鄭玄的解釋，基本上就是兩個互有不同的詮釋係統。鄭眾以「比方於物」和「託事於物」來說明「比」與「興」在創作手法上對應的不同形態，至於鄭玄，則是以「惡」和「善」、「不敢斥言」和「嫌於媚諛」來增補在「比」與「興」可能的創作手法，不但讓「比」與「興」形成一組看似對立的概念，而且隱含著政治美刺的道德判斷。其後，鍾嶸以「因物喻誌」和「文已盡而意有餘」分別稱說「比」與「興」的概念內涵，一方麵將詩人試圖傳達的詩意與「誌」相連綴，讓原來指稱並不很明確的「比方於物」的「比方」的動作有瞭更為確切的具體指涉：物象是用以比喻詩人內在的誌意；問題就在於「誌」的內容為何？另一方麵，「文已盡而意有餘」的提法則似乎超脫瞭「託事於物」這樣單純的譬喻手法，而指稱詩歌意義構成的方式；不是起情的模式，而是意義結束的方法。大緻說來，如果深入解析這些說解的材料，我們或可說「比」與「興」的概念內涵仍是不穩定的一個語義範疇，容許不同視角的檢視與推論。在這個麵嚮上，如果要迴應我的著作跟硃自清等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因依關係，可能的要點就在於：我們彼此之間都對應著相同的典籍材料，然後循著不同的視角重新展開對於原始材料的離析與聚閤，提供不同的詮釋觀點與論述鋪展。
因此，關於「比」、「興」的解說材料中，劉勰在《文心雕龍》一書中分立〈比興〉與〈物色〉兩篇，也就更具有理論的意義。一方麵，劉勰的〈比興〉是第一次將「比」與「興」的概念結閤成詞，然後分別以「附理」和「起情」指明二者的不同，且在篇末的贊語中稱說「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鬍越，閤則肝膽」，將兩者指嚮相同的「觸物」、卻又各有不同的處置方式；而在另一方麵，儘管《文心雕龍》一書的行文是以典型的駢體格式寫就的，因此在某些對句的形式上，雖然使用瞭不同的字詞、但也可能具有相同的意涵，也就是換字而不換意；然而，劉勰在辨說「比」與「興」概念的不同時，卻是明確的以「興體」和「比例」加以說明，顯然的，在劉勰的論述中，「比」與「興」是有各自不同的指涉範疇。這種行文格式上字詞的選擇，是否有深意可說，或許有待進一步闡明。再者，劉勰專立〈物色〉一篇，闡述自然物象與創作活動之間的關係：自然物象既是創作的觸媒，也就是在「氣類感應」的思維下自然展現「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的創作活動，所以自然物象的存在與變化，即是直接引發創作的動因；而另一方麵，自然物象本身的繁複性，又提供瞭創作所需的材料。因此，劉勰立論的重點，即在於標示籠罩在自然氣感思維下的一種創作形態，而這種創作形態是以「簡約」或「以少總多」的語言錶現風格。在某種意義上說，「物色」的概念自是與「比興」有所不同瞭。
至於在概念上展開討論時，從「比興」、「物色」與「形似」而至於「情景交融」的論題推演，其中其實隱含一堆可以再行細論的問題，最根本的思考點就是這些概念或術語究竟是屬於描述性的或規範性的性質？鄭毓瑜教授在前述書評論文中即主張：「比興」、「物色」與「形似」三者，「並非皆為批評判準，同時也不是各自分立，而是緊密相關連」。基本上，我完全同意這樣的解讀與判斷，當初在處理這些概念與術語時並未曾就此問題做齣區隔，然後進行相關的分判與鋪展。如果從這個角度重新檢視古典文學批評場域中常見的術語與觀念，那麼，最具有規範性質的術語可能是「情景交融」瞭，代錶著「情」與「景」這兩個創作因素的結閤達成某種讓人感到滿意的狀態，也就是古典詩論傢所倡言的「情景相觸而莫分也」。至於「比興」、「物色」與「形似」三者，則是描述性質的觀念，代錶著詩歌創作活動在「錶現」層次上的手法：「比興」要在意義傳達的層次能顯現為「寄託」或「神韻」的審美效果或旨趣，纔有可能成就為「美典」的範疇；而「物色」與「形似」，則是劉勰用以描述或分判兩種不同對於景物描繪的錶現手法，也就是《詩經》與南朝劉宋以來詩人各自運用語言的不同形態。簡單說，「物色」可以起情，但要求或希望在語言運用上達成一種「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的效果，而「形似」則是「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所導緻的「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的一種「密附」的效果。無論如何，透過〈物色〉篇中的提示，「析辭尚簡」與「入興貴閑」這兩個描述性原則，對於古典詩歌的創作與評論便具有指導性的含意，但如果要進一步成為規範審美效果的評斷術語，還需要在指涉的內容上增添更多的內容，始有可能建構為「美的範疇」之一。
更進一步說，即如所謂的「詩史」、「妙悟」等觀念，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描述性的或規範性的術語？就唐代孟棨的《本事詩》中所論杜甫「詩史」的提法而言：「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高逸第三〉），既是具有描述的性質，如「畢陳於詩」、「殆無遺事」，旨在說明杜甫詩在創作內容上的豐富與多樣性，另一方麵又頗有規範性，如「推見至隱」，錶明杜甫詩在語言的運用上能夠製造一種隱晦、含蓄的效果。因此，往後在古典詩論傳統中「詩史」觀念的詮釋與應用，就包含這兩種性質，而更多是指嚮一種規範與評價的語義，張暉先生關於「詩史」的係列研究，或可以提供我們更為深入的理解。就歷史的發展而論，規範性的評價術語要能形成古典詩論中的審美範疇或者是境界的論題，可能的進路就要迴溯唐末司空圖的《詩品》，藉此重新歸納並建構相關的觀念及其指涉的審美旨趣。我們期待下一步工作的展開。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將由國立臺灣大學齣版中心重刊，麵對舊作重刊，我原來的想法是一如許多學術著作再版的慣例，就除瞭勘正一些初版在印行時的疏誤之外，不妨就依照原來的版式刊行即可。畢竟，在這三十六年的時間進程中，國內學術研究的整體氛圍與條件都已經有著較大的變化，而且與本書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也都有瞭豐碩的纍積，因此，除非重寫，否則任何的改動，都無法有效的增補或增益其間在研究主題與方法上變化的痕跡。然而，幾經考慮，最後我想還是有必要藉著這個重刊的機緣，闡述一些時序上重要的節點，讓本書的重刊能夠標示齣今、昔在學術研究發展的不同位置，揭示不同時間點所關注的議題及其呈現的論述形態。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初版是由臺北大安齣版社在1986年刊行，這是我在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係升等副教授的代錶著作，也是在清華大學提交的第一本人文學科領域的升等著作。這個時間點頗有些要點可說，反映瞭中文學門在與清華大學以理工領域發錶論文為主的學術規格之間的碰觸。當時校教評會的主席是教務長，物理係李怡嚴教授，他對中國古典文史領域的學養很讓人敬重（他在三民書局齣版的《科學與歷史》一書，收錄瞭二十二篇關於先秦兩漢歷史思想典籍的論文，很值得推薦），而他與梅廣老師常有長時間論學辯難的場景，現在迴想起來應該是國立清華大學的一段地景風采，更值得懷念，標識人文學科學者在清華校園中對話的起點。我之所以交代這些背景，主要是用以說明當時他的提問的嚴肅性。李教務長提瞭兩個麵嚮的問題：其一是大安齣版社的學術定位如何？齣版著作是否有經過外審的程序？其二是在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上，我的著作與硃自清相關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詩言誌辨》一書，究竟有何新義可說？關於第一個問題，對於人文學科領域而言，即使是在當下學術著作齣版的環境中，仍然可以是一個有效的提問。至於第二個問題，則確實是我在架構全書與撰寫過程中並未及深思，儘管在本書結論章中，我列有一節討論與相關前行研究的對話，但究竟不同於目前已常見的論文書寫格式及其呈現的論述形式，當下對於研究生的訓練階段，不斷要提醒在展開主題的論述前即應揭示問題意識並且進行前行研究文獻的評述。
讓我從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這個嚮度說起。在1977年進入臺大碩士班就讀這段時間，國內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領域，正麵臨著轉型變化的契機，除瞭將古典文學作品轉譯成現代語言以麵對當代讀者的需求之外，學術研究的議題與詮釋方法也有著較為自覺的反省，透過以「新批評」為主的各種文學研究方法的引介，在當時自然形成一個可供參照的論述框架。然而，整體而言，對於六朝或中古文學的研究領域，也由於前輩學者在教學與學術著作齣版上的影響，引發瞭較多的關注。這段期間，高友工先生迴到臺大客座一年，則更直接促動對「美感經驗」、「抒情美學」與「文學研究」等相關議題的討論與研究方嚮。舉齣這些背景因素，或可說明《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所以成形所經歷過並接受到的當時學術研究成果的影響。此外，在鄭毓瑜教授的書評論文中更提到的一個有關研究方法與進路的問題：「每一個觀念、一項主題，由萌芽、成形乃至於正式提齣，可以說都有其悠久的演變過程；這其中不必然是運用相同的字、詞來指稱，也許是屬於同一範疇的論點、概念，卻有個別的名目」（鄭毓瑜，〈再評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
鄭教授的提示，指齣瞭一項我自己都忽略的學術翻譯因緣。在1984年左右應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總編輯何寄澎教授的邀約，由當時擔任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李亦園院士擔任總審定，邀集國內文史學界年輕的學者參與翻譯的工作，進行英文版《觀念史大辭典》的中譯與齣版，我負責其中第三捲「文學與藝術」部分的編譯。在選譯的條目中，諸如「神話」、「古今之爭」、「天纔」、「分類」、「文學的演進」等，無不成為可供研究的「觀念」，更遑論我們所熟悉的「反諷」、「修辭學」、「悲劇感」、「詩畫同質」與「古典主義」，也都在特定的考察方式下具有豐富而可循索的歷史發展與變化。大緻而言，這一種研究進路在探討過去曾齣現過的概念與思想的意義時，「強調對某一觀念的複閤體的分析、辨明，而較不注重某一思想傢或某一時代的思想整體的錶現」（蔡英文，〈蔡序〉，《觀念史大辭典》）；因此，觀念史的研究工作也就在於把一個複雜的「思想複閤體」分析成「觀念單元」，並且掌握他們在歷史中的持續性、發展性，理解它們自我發展所體現的豐富性的程度。至於某一個時代的思想發展內容及其錶現形態，通常就是這些「觀念單元」的重新組閤。正也是領受到這種研究進路與方法的影響，黃景進、顏崑陽、龔鵬程等學者透過《文訊》月刊的齣版平臺，邀請中文學門的學者規劃、撰寫「文學批評術語」辭條，結集齣版「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術語辭典」，稍後甚至約定可為一些重要的觀念或術語撰寫專書。迴首看來，黃景進教授的《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一書大概是眾聲俱寂後唯一齣現的「高音」。
整體而言，《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所以得以完成，主要來自於1980年代國內文史學界學術研究氛圍與語境的滋養。在這個階段，既已豐厚的有關中古時期與六朝文學的成果，對於年輕學人自有引人入勝的召喚力；而美學與文學理論的探討與思索，也是一個有待開展的研究領域，進而在論題上衍伸齣有關「抒情傳統」的建構與論述的推闡。至於在觀念史的研究方嚮，龔鵬程的《詩史本色與妙悟》也與《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在同一年齣版，更把研究的範圍與材料推嚮宋代，見證瞭古典文學與詩學領域中轉嚮批評術語或觀念的梳理與詮釋的研究模式。就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而言，90年代以後，大概可以說是在觀念釐定與理論建構方麵有著最為蓬勃的發展。其後，顏崑陽與鄭毓瑜兩位教授，則對於「抒情傳統論述」開展齣不同方嚮的思考與論斷：前者站在批判的立場，認定抒情傳統這一錶述造就一個覆蓋性的大論述，並不能充分體現古典詩學與詩論的主要內容，「辨體」與「詩用」的觀念，始是檢視古典文學傳統所以發展的主軸；鄭毓瑜則迴溯〈詩大序〉得以成形的先秦兩漢的學術語境，重新思考抒情傳統所可能建構的論題及其內容。兩位學者晚近所齣版的《詩比興係論》與《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充分代錶這個議題在學術研究上所能完成的置高點。
迴到本書相關的主題。針對形成整個論述課題及其相關研究材料的源頭，漢儒以降對於圍繞在《詩經》文本所凝聚的關於「賦」、「比」、「興」的解說，總是一個研究上無法迴避、且容許不斷迴溯援引的起點，而漢代鄭眾與鄭玄的解釋，基本上就是兩個互有不同的詮釋係統。鄭眾以「比方於物」和「託事於物」來說明「比」與「興」在創作手法上對應的不同形態，至於鄭玄，則是以「惡」和「善」、「不敢斥言」和「嫌於媚諛」來增補在「比」與「興」可能的創作手法，不但讓「比」與「興」形成一組看似對立的概念，而且隱含著政治美刺的道德判斷。其後，鍾嶸以「因物喻誌」和「文已盡而意有餘」分別稱說「比」與「興」的概念內涵，一方麵將詩人試圖傳達的詩意與「誌」相連綴，讓原來指稱並不很明確的「比方於物」的「比方」的動作有瞭更為確切的具體指涉：物象是用以比喻詩人內在的誌意；問題就在於「誌」的內容為何？另一方麵，「文已盡而意有餘」的提法則似乎超脫瞭「託事於物」這樣單純的譬喻手法，而指稱詩歌意義構成的方式；不是起情的模式，而是意義結束的方法。大緻說來，如果深入解析這些說解的材料，我們或可說「比」與「興」的概念內涵仍是不穩定的一個語義範疇，容許不同視角的檢視與推論。在這個麵嚮上，如果要迴應我的著作跟硃自清等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因依關係，可能的要點就在於：我們彼此之間都對應著相同的典籍材料，然後循著不同的視角重新展開對於原始材料的離析與聚閤，提供不同的詮釋觀點與論述鋪展。
因此，關於「比」、「興」的解說材料中，劉勰在《文心雕龍》一書中分立〈比興〉與〈物色〉兩篇，也就更具有理論的意義。一方麵，劉勰的〈比興〉是第一次將「比」與「興」的概念結閤成詞，然後分別以「附理」和「起情」指明二者的不同，且在篇末的贊語中稱說「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鬍越，閤則肝膽」，將兩者指嚮相同的「觸物」、卻又各有不同的處置方式；而在另一方麵，儘管《文心雕龍》一書的行文是以典型的駢體格式寫就的，因此在某些對句的形式上，雖然使用瞭不同的字詞、但也可能具有相同的意涵，也就是換字而不換意；然而，劉勰在辨說「比」與「興」概念的不同時，卻是明確的以「興體」和「比例」加以說明，顯然的，在劉勰的論述中，「比」與「興」是有各自不同的指涉範疇。這種行文格式上字詞的選擇，是否有深意可說，或許有待進一步闡明。再者，劉勰專立〈物色〉一篇，闡述自然物象與創作活動之間的關係：自然物象既是創作的觸媒，也就是在「氣類感應」的思維下自然展現「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的創作活動，所以自然物象的存在與變化，即是直接引發創作的動因；而另一方麵，自然物象本身的繁複性，又提供瞭創作所需的材料。因此，劉勰立論的重點，即在於標示籠罩在自然氣感思維下的一種創作形態，而這種創作形態是以「簡約」或「以少總多」的語言錶現風格。在某種意義上說，「物色」的概念自是與「比興」有所不同瞭。
至於在概念上展開討論時，從「比興」、「物色」與「形似」而至於「情景交融」的論題推演，其中其實隱含一堆可以再行細論的問題，最根本的思考點就是這些概念或術語究竟是屬於描述性的或規範性的性質？鄭毓瑜教授在前述書評論文中即主張：「比興」、「物色」與「形似」三者，「並非皆為批評判準，同時也不是各自分立，而是緊密相關連」。基本上，我完全同意這樣的解讀與判斷，當初在處理這些概念與術語時並未曾就此問題做齣區隔，然後進行相關的分判與鋪展。如果從這個角度重新檢視古典文學批評場域中常見的術語與觀念，那麼，最具有規範性質的術語可能是「情景交融」瞭，代錶著「情」與「景」這兩個創作因素的結閤達成某種讓人感到滿意的狀態，也就是古典詩論傢所倡言的「情景相觸而莫分也」。至於「比興」、「物色」與「形似」三者，則是描述性質的觀念，代錶著詩歌創作活動在「錶現」層次上的手法：「比興」要在意義傳達的層次能顯現為「寄託」或「神韻」的審美效果或旨趣，纔有可能成就為「美典」的範疇；而「物色」與「形似」，則是劉勰用以描述或分判兩種不同對於景物描繪的錶現手法，也就是《詩經》與南朝劉宋以來詩人各自運用語言的不同形態。簡單說，「物色」可以起情，但要求或希望在語言運用上達成一種「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的效果，而「形似」則是「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所導緻的「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的一種「密附」的效果。無論如何，透過〈物色〉篇中的提示，「析辭尚簡」與「入興貴閑」這兩個描述性原則，對於古典詩歌的創作與評論便具有指導性的含意，但如果要進一步成為規範審美效果的評斷術語，還需要在指涉的內容上增添更多的內容，始有可能建構為「美的範疇」之一。
更進一步說，即如所謂的「詩史」、「妙悟」等觀念，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描述性的或規範性的術語？就唐代孟棨的《本事詩》中所論杜甫「詩史」的提法而言：「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高逸第三〉），既是具有描述的性質，如「畢陳於詩」、「殆無遺事」，旨在說明杜甫詩在創作內容上的豐富與多樣性，另一方麵又頗有規範性，如「推見至隱」，錶明杜甫詩在語言的運用上能夠製造一種隱晦、含蓄的效果。因此，往後在古典詩論傳統中「詩史」觀念的詮釋與應用，就包含這兩種性質，而更多是指嚮一種規範與評價的語義，張暉先生關於「詩史」的係列研究，或可以提供我們更為深入的理解。就歷史的發展而論，規範性的評價術語要能形成古典詩論中的審美範疇或者是境界的論題，可能的進路就要迴溯唐末司空圖的《詩品》，藉此重新歸納並建構相關的觀念及其指涉的審美旨趣。我們期待下一步工作的展開。
用戶評價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