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從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析論中國詩學的精神方向，著重「情景交融」的理論探源、理論基礎，並兼論王夫之的詩學體系。
中國文學傳統，以抒情詩為勝場，對於抒情詩的體式、美學分析，與由之而來的對抒情傳統之批評與討論甚多；尤其情與景的關係，向為中國詩歌理論裏的關鍵問題，宋以後的詩評家常強調「情景交融」的重要性。事實上，漢魏六朝的學者早已在「比興」和「物色」問題上討論到情與景的密切關係。本書從歷史的角度，追溯比興、物色、情景交融一線相承的發展脈絡，為中國詩論中的情景理論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圖像，不僅著重情景問題的理論分析，更有助於深入了解其理論意義。
具体描述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现代城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实践与未来展望》的图书简介，全文约1500字。 --- 图书名称：《现代城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实践与未来展望》 图书简介 导言：时代的呼唤与规划的重塑 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扩张，成为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然而，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在二十一世纪初显露出严重的结构性弊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以及社会公平性的缺失。在全球气候变化与人口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城市规划理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范式，以应对复杂、动态的城市系统，确保当代人的需求与后代人的福祉能够和谐共存。《现代城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实践与未来展望》正是应运而生，旨在为规划师、政策制定者、学者及所有关注城市未来的人们，提供一套系统、前瞻且具有操作性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南。 本书并非对既有规划教科书的简单重复，而是深度聚焦于“可持续性”这一核心价值，探讨如何在具体城市语境下，将生态智慧、社会包容性和经济活力有机地融合。全书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力求在宏观战略层面与微观设计层面之间搭建起一座坚实的桥梁。 第一部分：可持续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石与历史演进 本部分深入剖析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城市规划领域的理论基础，追溯了从田园城市运动到新城市主义、再到韧性城市和智慧城市思潮的发展脉络。 1.1 范式转移：从功能分区到系统集成 我们首先回顾了20世纪城市规划的主流理论——特别是现代主义的功能分区思想，并对其在实践中导致的“职住分离”和社区活力衰退等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本书重点阐述了系统思维在当代规划中的应用。城市不再被视为孤立的功能集合体，而是被置于更大尺度的区域生态系统、能源网络和全球供应链之中进行考量。可持续规划强调的是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反馈回路以及动态平衡。 1.2 生态承载力与城市边界的重构 生态学原理是可持续规划的生命线。本章详述了生态足迹、城市蔓延指数（Urban Sprawl Index）等关键评估工具的应用。重点讨论了如何科学地界定城市的“承载力红线”，包括水资源、空气质量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硬性约束。我们提出了“紧凑发展、高效利用”的原则，倡导在现有建成区内进行存量更新和功能置换，而非无限制地侵占自然空间。 1.3 社会公平与包容性规划的伦理维度 可持续性不仅关乎环境，更深层次在于社会正义。本书批判性地审视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绿色绅士化”（Green Gentrification）现象，即环保举措可能加剧社会隔离。我们引入了参与式规划、协商式民主等工具，强调规划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多元利益攸关方的充分参与，确保规划成果能够惠及所有社会阶层，实现空间机会的均等化。 第二部分：面向未来的关键实践领域 本部分是全书的实践核心，详细剖析了在交通、能源、水资源管理和建成环境更新等关键领域中，如何落地可持续发展目标。 2.1 绿色交通革命：从汽车本位到以人为本 交通是城市污染和能耗的主要来源之一。本书系统介绍了“零碳交通转型”的路径。这包括推广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OD），构建步行友好的街道网络，以及智能交通系统的集成应用。特别着重分析了微移动（Micromobility）工具与城市空间结构的适应性改造，旨在减少私人机动车的依赖，将街道空间重新分配给行人和公共活动。 2.2 韧性与适应性：应对气候冲击的城市设计 面对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的挑战，韧性（Resilience）成为规划的紧迫议题。本章详细阐述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例如绿色基础设施（海绵城市理念）、城市湿地恢复与屋顶绿化。我们探讨了如何通过分散化、冗余化的基础设施设计，提高城市应对洪水、热浪和干旱的能力，确保关键服务的持续性。 2.3 循环经济与城市资源管理 可持续规划必须超越线性的“获取-制造-丢弃”模式。本部分聚焦于城市内部的物质流动——能源、水和废弃物。从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接入，到雨洪梯级利用系统的构建，再到工业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网络的构建，本书提供了从规划层面指导城市实现物质闭环的策略。特别讨论了城市“棕色地块”的再开发，如何通过污染治理与功能重塑，将城市废弃用地转化为生产性资产。 2.4 智慧技术赋能：数据驱动的精细化管理 智慧城市概念的引入，为实现高精度、低能耗的城市管理提供了可能。本书辨析了智慧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在规划决策中的作用，强调技术必须服务于可持续性目标，而非单纯追求技术先进性。例如，如何利用实时交通数据优化公交排班，或利用传感器网络监测城市微气候，从而指导公园和高大建筑的布局。 第三部分：规划的治理结构与实施机制 成功的规划离不开有效的政策工具和治理结构。本部分关注如何将愿景转化为可执行的法规和激励机制。 3.1 跨尺度治理与区域协同 当代城市问题往往超越行政边界。本书深入探讨了区域规划（Metropolitan Planning）的必要性与复杂性，分析了如何协调不同层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实现区域层面的基础设施共享、生态廊道保护和产业布局优化。 3.2 激励机制与法规创新 为引导私人部门采纳可持续实践，有效的激励政策至关重要。本章介绍了容积率转移、绿色建筑认证奖励、碳交易机制在城市层面的应用。同时，探讨了规划法规的创新，例如引入绩效导向的规划标准，取代僵硬的尺度规定，鼓励开发商探索更具创新性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3.3 监测、评估与持续学习 可持续规划是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而非一次性的终点。本书强调了建立科学的监测评估体系的重要性，包括关键绩效指标（KPIs）的选择、基线数据的建立和定期审计机制。只有通过透明的反馈循环，规划才能根据实际效果进行动态调整和迭代。 结语：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宜居未来 《现代城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实践与未来展望》以一种审慎而乐观的态度，勾勒了未来城市发展的蓝图。它敦促规划者超越传统的物理空间塑造，转向对城市生态、社会活力和经济韧性的全方位管理。本书坚信，通过系统性的理论指导、前沿的实践案例和跨学科的合作精神，人类有能力构建出既繁荣又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真正可持续的城市家园。 ---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蔡英俊
英國華威克大學比較文學理論博士，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榮譽退休教授，現為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約聘研究員、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研究領域為當代文學理論、中國文學批評。著有學術論文數十篇；另著有專書《遊觀、想像與走向山水之路：自然審美感受史的考察》、《語言與意義》、《中國古典詩的抒情特質》、《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等。
蔡英俊
英國華威克大學比較文學理論博士，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榮譽退休教授，現為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約聘研究員、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研究領域為當代文學理論、中國文學批評。著有學術論文數十篇；另著有專書《遊觀、想像與走向山水之路：自然審美感受史的考察》、《語言與意義》、《中國古典詩的抒情特質》、《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等。
图书目录
「學術研究叢刊」出版緣起
2022年重刊本序
自序
第一章 「情景交融」理論探源
第一節 「情景交融」理論的歷史起點
第二節 「抒情自我」的發現與情景要素的確立
第三節 「情景交融」的美學論題
附 錄 「溫柔敦厚」釋義
第二章 「情景交融」的理論基礎（上）：「比」、「興」
第一節 「比興」與兩漢詩學：美刺諷諭說
第二節 「比興」意義的轉變及其美學旨趣
第三節 「比興」意義的糾結釋例
第三章 「情景交融」的理論基礎（下）：「物色」與「形似」
第一節 「物色」觀念的提出及其理論意義
第二節 「形似」觀念的發展與演變
第三節 「物色」與「形似」的美學旨趣
第四章 王夫之詩學體系析論
第一節 王夫之的哲學思想與《詩廣傳》的定位——兼論王夫之晚年的心境
第二節 《詩廣傳》的導情說及其與亞理斯多德「淨化]」說的比較
第三節 《薑齋詩話》與「情景交融」的理論架構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總結本論文的題旨與硏究方式
第二節 以往硏究成果的檢討
引用書目舉要
2022年重刊本序
自序
第一章 「情景交融」理論探源
第一節 「情景交融」理論的歷史起點
第二節 「抒情自我」的發現與情景要素的確立
第三節 「情景交融」的美學論題
附 錄 「溫柔敦厚」釋義
第二章 「情景交融」的理論基礎（上）：「比」、「興」
第一節 「比興」與兩漢詩學：美刺諷諭說
第二節 「比興」意義的轉變及其美學旨趣
第三節 「比興」意義的糾結釋例
第三章 「情景交融」的理論基礎（下）：「物色」與「形似」
第一節 「物色」觀念的提出及其理論意義
第二節 「形似」觀念的發展與演變
第三節 「物色」與「形似」的美學旨趣
第四章 王夫之詩學體系析論
第一節 王夫之的哲學思想與《詩廣傳》的定位——兼論王夫之晚年的心境
第二節 《詩廣傳》的導情說及其與亞理斯多德「淨化]」說的比較
第三節 《薑齋詩話》與「情景交融」的理論架構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總結本論文的題旨與硏究方式
第二節 以往硏究成果的檢討
引用書目舉要
图书试读
2022年重刊本序（摘錄）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將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重刊，面對舊作重刊，我原來的想法是一如許多學術著作再版的慣例，就除了勘正一些初版在印行時的疏誤之外，不妨就依照原來的版式刊行即可。畢竟，在這三十六年的時間進程中，國內學術研究的整體氛圍與條件都已經有著較大的變化，而且與本書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也都有了豐碩的累積，因此，除非重寫，否則任何的改動，都無法有效的增補或增益其間在研究主題與方法上變化的痕跡。然而，幾經考慮，最後我想還是有必要藉著這個重刊的機緣，闡述一些時序上重要的節點，讓本書的重刊能夠標示出今、昔在學術研究發展的不同位置，揭示不同時間點所關注的議題及其呈現的論述形態。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初版是由臺北大安出版社在1986年刊行，這是我在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升等副教授的代表著作，也是在清華大學提交的第一本人文學科領域的升等著作。這個時間點頗有些要點可說，反映了中文學門在與清華大學以理工領域發表論文為主的學術規格之間的碰觸。當時校教評會的主席是教務長，物理系李怡嚴教授，他對中國古典文史領域的學養很讓人敬重（他在三民書局出版的《科學與歷史》一書，收錄了二十二篇關於先秦兩漢歷史思想典籍的論文，很值得推薦），而他與梅廣老師常有長時間論學辯難的場景，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國立清華大學的一段地景風采，更值得懷念，標識人文學科學者在清華校園中對話的起點。我之所以交代這些背景，主要是用以說明當時他的提問的嚴肅性。李教務長提了兩個面向的問題：其一是大安出版社的學術定位如何？出版著作是否有經過外審的程序？其二是在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上，我的著作與朱自清相關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詩言志辨》一書，究竟有何新義可說？關於第一個問題，對於人文學科領域而言，即使是在當下學術著作出版的環境中，仍然可以是一個有效的提問。至於第二個問題，則確實是我在架構全書與撰寫過程中並未及深思，儘管在本書結論章中，我列有一節討論與相關前行研究的對話，但究竟不同於目前已常見的論文書寫格式及其呈現的論述形式，當下對於研究生的訓練階段，不斷要提醒在展開主題的論述前即應揭示問題意識並且進行前行研究文獻的評述。
讓我從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這個向度說起。在1977年進入臺大碩士班就讀這段時間，國內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領域，正面臨著轉型變化的契機，除了將古典文學作品轉譯成現代語言以面對當代讀者的需求之外，學術研究的議題與詮釋方法也有著較為自覺的反省，透過以「新批評」為主的各種文學研究方法的引介，在當時自然形成一個可供參照的論述框架。然而，整體而言，對於六朝或中古文學的研究領域，也由於前輩學者在教學與學術著作出版上的影響，引發了較多的關注。這段期間，高友工先生回到臺大客座一年，則更直接促動對「美感經驗」、「抒情美學」與「文學研究」等相關議題的討論與研究方向。舉出這些背景因素，或可說明《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所以成形所經歷過並接受到的當時學術研究成果的影響。此外，在鄭毓瑜教授的書評論文中更提到的一個有關研究方法與進路的問題：「每一個觀念、一項主題，由萌芽、成形乃至於正式提出，可以說都有其悠久的演變過程；這其中不必然是運用相同的字、詞來指稱，也許是屬於同一範疇的論點、概念，卻有個別的名目」（鄭毓瑜，〈再評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
鄭教授的提示，指出了一項我自己都忽略的學術翻譯因緣。在1984年左右應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總編輯何寄澎教授的邀約，由當時擔任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李亦園院士擔任總審定，邀集國內文史學界年輕的學者參與翻譯的工作，進行英文版《觀念史大辭典》的中譯與出版，我負責其中第三卷「文學與藝術」部分的編譯。在選譯的條目中，諸如「神話」、「古今之爭」、「天才」、「分類」、「文學的演進」等，無不成為可供研究的「觀念」，更遑論我們所熟悉的「反諷」、「修辭學」、「悲劇感」、「詩畫同質」與「古典主義」，也都在特定的考察方式下具有豐富而可循索的歷史發展與變化。大致而言，這一種研究進路在探討過去曾出現過的概念與思想的意義時，「強調對某一觀念的複合體的分析、辨明，而較不注重某一思想家或某一時代的思想整體的表現」（蔡英文，〈蔡序〉，《觀念史大辭典》）；因此，觀念史的研究工作也就在於把一個複雜的「思想複合體」分析成「觀念單元」，並且掌握他們在歷史中的持續性、發展性，理解它們自我發展所體現的豐富性的程度。至於某一個時代的思想發展內容及其表現形態，通常就是這些「觀念單元」的重新組合。正也是領受到這種研究進路與方法的影響，黃景進、顏崑陽、龔鵬程等學者透過《文訊》月刊的出版平臺，邀請中文學門的學者規劃、撰寫「文學批評術語」辭條，結集出版「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術語辭典」，稍後甚至約定可為一些重要的觀念或術語撰寫專書。回首看來，黃景進教授的《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一書大概是眾聲俱寂後唯一出現的「高音」。
整體而言，《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所以得以完成，主要來自於1980年代國內文史學界學術研究氛圍與語境的滋養。在這個階段，既已豐厚的有關中古時期與六朝文學的成果，對於年輕學人自有引人入勝的召喚力；而美學與文學理論的探討與思索，也是一個有待開展的研究領域，進而在論題上衍伸出有關「抒情傳統」的建構與論述的推闡。至於在觀念史的研究方向，龔鵬程的《詩史本色與妙悟》也與《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在同一年出版，更把研究的範圍與材料推向宋代，見證了古典文學與詩學領域中轉向批評術語或觀念的梳理與詮釋的研究模式。就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而言，90年代以後，大概可以說是在觀念釐定與理論建構方面有著最為蓬勃的發展。其後，顏崑陽與鄭毓瑜兩位教授，則對於「抒情傳統論述」開展出不同方向的思考與論斷：前者站在批判的立場，認定抒情傳統這一表述造就一個覆蓋性的大論述，並不能充分體現古典詩學與詩論的主要內容，「辨體」與「詩用」的觀念，始是檢視古典文學傳統所以發展的主軸；鄭毓瑜則回溯〈詩大序〉得以成形的先秦兩漢的學術語境，重新思考抒情傳統所可能建構的論題及其內容。兩位學者晚近所出版的《詩比興系論》與《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充分代表這個議題在學術研究上所能完成的置高點。
回到本書相關的主題。針對形成整個論述課題及其相關研究材料的源頭，漢儒以降對於圍繞在《詩經》文本所凝聚的關於「賦」、「比」、「興」的解說，總是一個研究上無法迴避、且容許不斷回溯援引的起點，而漢代鄭眾與鄭玄的解釋，基本上就是兩個互有不同的詮釋系統。鄭眾以「比方於物」和「託事於物」來說明「比」與「興」在創作手法上對應的不同形態，至於鄭玄，則是以「惡」和「善」、「不敢斥言」和「嫌於媚諛」來增補在「比」與「興」可能的創作手法，不但讓「比」與「興」形成一組看似對立的概念，而且隱含著政治美刺的道德判斷。其後，鍾嶸以「因物喻志」和「文已盡而意有餘」分別稱說「比」與「興」的概念內涵，一方面將詩人試圖傳達的詩意與「志」相連綴，讓原來指稱並不很明確的「比方於物」的「比方」的動作有了更為確切的具體指涉：物象是用以比喻詩人內在的志意；問題就在於「志」的內容為何？另一方面，「文已盡而意有餘」的提法則似乎超脫了「託事於物」這樣單純的譬喻手法，而指稱詩歌意義構成的方式；不是起情的模式，而是意義結束的方法。大致說來，如果深入解析這些說解的材料，我們或可說「比」與「興」的概念內涵仍是不穩定的一個語義範疇，容許不同視角的檢視與推論。在這個面向上，如果要回應我的著作跟朱自清等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因依關係，可能的要點就在於：我們彼此之間都對應著相同的典籍材料，然後循著不同的視角重新展開對於原始材料的離析與聚合，提供不同的詮釋觀點與論述鋪展。
因此，關於「比」、「興」的解說材料中，劉勰在《文心雕龍》一書中分立〈比興〉與〈物色〉兩篇，也就更具有理論的意義。一方面，劉勰的〈比興〉是第一次將「比」與「興」的概念結合成詞，然後分別以「附理」和「起情」指明二者的不同，且在篇末的贊語中稱說「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將兩者指向相同的「觸物」、卻又各有不同的處置方式；而在另一方面，儘管《文心雕龍》一書的行文是以典型的駢體格式寫就的，因此在某些對句的形式上，雖然使用了不同的字詞、但也可能具有相同的意涵，也就是換字而不換意；然而，劉勰在辨說「比」與「興」概念的不同時，卻是明確的以「興體」和「比例」加以說明，顯然的，在劉勰的論述中，「比」與「興」是有各自不同的指涉範疇。這種行文格式上字詞的選擇，是否有深意可說，或許有待進一步闡明。再者，劉勰專立〈物色〉一篇，闡述自然物象與創作活動之間的關係：自然物象既是創作的觸媒，也就是在「氣類感應」的思維下自然展現「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的創作活動，所以自然物象的存在與變化，即是直接引發創作的動因；而另一方面，自然物象本身的繁複性，又提供了創作所需的材料。因此，劉勰立論的重點，即在於標示籠罩在自然氣感思維下的一種創作形態，而這種創作形態是以「簡約」或「以少總多」的語言表現風格。在某種意義上說，「物色」的概念自是與「比興」有所不同了。
至於在概念上展開討論時，從「比興」、「物色」與「形似」而至於「情景交融」的論題推演，其中其實隱含一堆可以再行細論的問題，最根本的思考點就是這些概念或術語究竟是屬於描述性的或規範性的性質？鄭毓瑜教授在前述書評論文中即主張：「比興」、「物色」與「形似」三者，「並非皆為批評判準，同時也不是各自分立，而是緊密相關連」。基本上，我完全同意這樣的解讀與判斷，當初在處理這些概念與術語時並未曾就此問題做出區隔，然後進行相關的分判與鋪展。如果從這個角度重新檢視古典文學批評場域中常見的術語與觀念，那麼，最具有規範性質的術語可能是「情景交融」了，代表著「情」與「景」這兩個創作因素的結合達成某種讓人感到滿意的狀態，也就是古典詩論家所倡言的「情景相觸而莫分也」。至於「比興」、「物色」與「形似」三者，則是描述性質的觀念，代表著詩歌創作活動在「表現」層次上的手法：「比興」要在意義傳達的層次能顯現為「寄託」或「神韻」的審美效果或旨趣，才有可能成就為「美典」的範疇；而「物色」與「形似」，則是劉勰用以描述或分判兩種不同對於景物描繪的表現手法，也就是《詩經》與南朝劉宋以來詩人各自運用語言的不同形態。簡單說，「物色」可以起情，但要求或希望在語言運用上達成一種「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的效果，而「形似」則是「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所導致的「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的一種「密附」的效果。無論如何，透過〈物色〉篇中的提示，「析辭尚簡」與「入興貴閑」這兩個描述性原則，對於古典詩歌的創作與評論便具有指導性的含意，但如果要進一步成為規範審美效果的評斷術語，還需要在指涉的內容上增添更多的內容，始有可能建構為「美的範疇」之一。
更進一步說，即如所謂的「詩史」、「妙悟」等觀念，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描述性的或規範性的術語？就唐代孟棨的《本事詩》中所論杜甫「詩史」的提法而言：「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高逸第三〉），既是具有描述的性質，如「畢陳於詩」、「殆無遺事」，旨在說明杜甫詩在創作內容上的豐富與多樣性，另一方面又頗有規範性，如「推見至隱」，表明杜甫詩在語言的運用上能夠製造一種隱晦、含蓄的效果。因此，往後在古典詩論傳統中「詩史」觀念的詮釋與應用，就包含這兩種性質，而更多是指向一種規範與評價的語義，張暉先生關於「詩史」的系列研究，或可以提供我們更為深入的理解。就歷史的發展而論，規範性的評價術語要能形成古典詩論中的審美範疇或者是境界的論題，可能的進路就要回溯唐末司空圖的《詩品》，藉此重新歸納並建構相關的觀念及其指涉的審美旨趣。我們期待下一步工作的展開。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將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重刊，面對舊作重刊，我原來的想法是一如許多學術著作再版的慣例，就除了勘正一些初版在印行時的疏誤之外，不妨就依照原來的版式刊行即可。畢竟，在這三十六年的時間進程中，國內學術研究的整體氛圍與條件都已經有著較大的變化，而且與本書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也都有了豐碩的累積，因此，除非重寫，否則任何的改動，都無法有效的增補或增益其間在研究主題與方法上變化的痕跡。然而，幾經考慮，最後我想還是有必要藉著這個重刊的機緣，闡述一些時序上重要的節點，讓本書的重刊能夠標示出今、昔在學術研究發展的不同位置，揭示不同時間點所關注的議題及其呈現的論述形態。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初版是由臺北大安出版社在1986年刊行，這是我在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升等副教授的代表著作，也是在清華大學提交的第一本人文學科領域的升等著作。這個時間點頗有些要點可說，反映了中文學門在與清華大學以理工領域發表論文為主的學術規格之間的碰觸。當時校教評會的主席是教務長，物理系李怡嚴教授，他對中國古典文史領域的學養很讓人敬重（他在三民書局出版的《科學與歷史》一書，收錄了二十二篇關於先秦兩漢歷史思想典籍的論文，很值得推薦），而他與梅廣老師常有長時間論學辯難的場景，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國立清華大學的一段地景風采，更值得懷念，標識人文學科學者在清華校園中對話的起點。我之所以交代這些背景，主要是用以說明當時他的提問的嚴肅性。李教務長提了兩個面向的問題：其一是大安出版社的學術定位如何？出版著作是否有經過外審的程序？其二是在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上，我的著作與朱自清相關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詩言志辨》一書，究竟有何新義可說？關於第一個問題，對於人文學科領域而言，即使是在當下學術著作出版的環境中，仍然可以是一個有效的提問。至於第二個問題，則確實是我在架構全書與撰寫過程中並未及深思，儘管在本書結論章中，我列有一節討論與相關前行研究的對話，但究竟不同於目前已常見的論文書寫格式及其呈現的論述形式，當下對於研究生的訓練階段，不斷要提醒在展開主題的論述前即應揭示問題意識並且進行前行研究文獻的評述。
讓我從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這個向度說起。在1977年進入臺大碩士班就讀這段時間，國內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領域，正面臨著轉型變化的契機，除了將古典文學作品轉譯成現代語言以面對當代讀者的需求之外，學術研究的議題與詮釋方法也有著較為自覺的反省，透過以「新批評」為主的各種文學研究方法的引介，在當時自然形成一個可供參照的論述框架。然而，整體而言，對於六朝或中古文學的研究領域，也由於前輩學者在教學與學術著作出版上的影響，引發了較多的關注。這段期間，高友工先生回到臺大客座一年，則更直接促動對「美感經驗」、「抒情美學」與「文學研究」等相關議題的討論與研究方向。舉出這些背景因素，或可說明《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所以成形所經歷過並接受到的當時學術研究成果的影響。此外，在鄭毓瑜教授的書評論文中更提到的一個有關研究方法與進路的問題：「每一個觀念、一項主題，由萌芽、成形乃至於正式提出，可以說都有其悠久的演變過程；這其中不必然是運用相同的字、詞來指稱，也許是屬於同一範疇的論點、概念，卻有個別的名目」（鄭毓瑜，〈再評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
鄭教授的提示，指出了一項我自己都忽略的學術翻譯因緣。在1984年左右應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總編輯何寄澎教授的邀約，由當時擔任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李亦園院士擔任總審定，邀集國內文史學界年輕的學者參與翻譯的工作，進行英文版《觀念史大辭典》的中譯與出版，我負責其中第三卷「文學與藝術」部分的編譯。在選譯的條目中，諸如「神話」、「古今之爭」、「天才」、「分類」、「文學的演進」等，無不成為可供研究的「觀念」，更遑論我們所熟悉的「反諷」、「修辭學」、「悲劇感」、「詩畫同質」與「古典主義」，也都在特定的考察方式下具有豐富而可循索的歷史發展與變化。大致而言，這一種研究進路在探討過去曾出現過的概念與思想的意義時，「強調對某一觀念的複合體的分析、辨明，而較不注重某一思想家或某一時代的思想整體的表現」（蔡英文，〈蔡序〉，《觀念史大辭典》）；因此，觀念史的研究工作也就在於把一個複雜的「思想複合體」分析成「觀念單元」，並且掌握他們在歷史中的持續性、發展性，理解它們自我發展所體現的豐富性的程度。至於某一個時代的思想發展內容及其表現形態，通常就是這些「觀念單元」的重新組合。正也是領受到這種研究進路與方法的影響，黃景進、顏崑陽、龔鵬程等學者透過《文訊》月刊的出版平臺，邀請中文學門的學者規劃、撰寫「文學批評術語」辭條，結集出版「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術語辭典」，稍後甚至約定可為一些重要的觀念或術語撰寫專書。回首看來，黃景進教授的《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一書大概是眾聲俱寂後唯一出現的「高音」。
整體而言，《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所以得以完成，主要來自於1980年代國內文史學界學術研究氛圍與語境的滋養。在這個階段，既已豐厚的有關中古時期與六朝文學的成果，對於年輕學人自有引人入勝的召喚力；而美學與文學理論的探討與思索，也是一個有待開展的研究領域，進而在論題上衍伸出有關「抒情傳統」的建構與論述的推闡。至於在觀念史的研究方向，龔鵬程的《詩史本色與妙悟》也與《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在同一年出版，更把研究的範圍與材料推向宋代，見證了古典文學與詩學領域中轉向批評術語或觀念的梳理與詮釋的研究模式。就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而言，90年代以後，大概可以說是在觀念釐定與理論建構方面有著最為蓬勃的發展。其後，顏崑陽與鄭毓瑜兩位教授，則對於「抒情傳統論述」開展出不同方向的思考與論斷：前者站在批判的立場，認定抒情傳統這一表述造就一個覆蓋性的大論述，並不能充分體現古典詩學與詩論的主要內容，「辨體」與「詩用」的觀念，始是檢視古典文學傳統所以發展的主軸；鄭毓瑜則回溯〈詩大序〉得以成形的先秦兩漢的學術語境，重新思考抒情傳統所可能建構的論題及其內容。兩位學者晚近所出版的《詩比興系論》與《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充分代表這個議題在學術研究上所能完成的置高點。
回到本書相關的主題。針對形成整個論述課題及其相關研究材料的源頭，漢儒以降對於圍繞在《詩經》文本所凝聚的關於「賦」、「比」、「興」的解說，總是一個研究上無法迴避、且容許不斷回溯援引的起點，而漢代鄭眾與鄭玄的解釋，基本上就是兩個互有不同的詮釋系統。鄭眾以「比方於物」和「託事於物」來說明「比」與「興」在創作手法上對應的不同形態，至於鄭玄，則是以「惡」和「善」、「不敢斥言」和「嫌於媚諛」來增補在「比」與「興」可能的創作手法，不但讓「比」與「興」形成一組看似對立的概念，而且隱含著政治美刺的道德判斷。其後，鍾嶸以「因物喻志」和「文已盡而意有餘」分別稱說「比」與「興」的概念內涵，一方面將詩人試圖傳達的詩意與「志」相連綴，讓原來指稱並不很明確的「比方於物」的「比方」的動作有了更為確切的具體指涉：物象是用以比喻詩人內在的志意；問題就在於「志」的內容為何？另一方面，「文已盡而意有餘」的提法則似乎超脫了「託事於物」這樣單純的譬喻手法，而指稱詩歌意義構成的方式；不是起情的模式，而是意義結束的方法。大致說來，如果深入解析這些說解的材料，我們或可說「比」與「興」的概念內涵仍是不穩定的一個語義範疇，容許不同視角的檢視與推論。在這個面向上，如果要回應我的著作跟朱自清等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因依關係，可能的要點就在於：我們彼此之間都對應著相同的典籍材料，然後循著不同的視角重新展開對於原始材料的離析與聚合，提供不同的詮釋觀點與論述鋪展。
因此，關於「比」、「興」的解說材料中，劉勰在《文心雕龍》一書中分立〈比興〉與〈物色〉兩篇，也就更具有理論的意義。一方面，劉勰的〈比興〉是第一次將「比」與「興」的概念結合成詞，然後分別以「附理」和「起情」指明二者的不同，且在篇末的贊語中稱說「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將兩者指向相同的「觸物」、卻又各有不同的處置方式；而在另一方面，儘管《文心雕龍》一書的行文是以典型的駢體格式寫就的，因此在某些對句的形式上，雖然使用了不同的字詞、但也可能具有相同的意涵，也就是換字而不換意；然而，劉勰在辨說「比」與「興」概念的不同時，卻是明確的以「興體」和「比例」加以說明，顯然的，在劉勰的論述中，「比」與「興」是有各自不同的指涉範疇。這種行文格式上字詞的選擇，是否有深意可說，或許有待進一步闡明。再者，劉勰專立〈物色〉一篇，闡述自然物象與創作活動之間的關係：自然物象既是創作的觸媒，也就是在「氣類感應」的思維下自然展現「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的創作活動，所以自然物象的存在與變化，即是直接引發創作的動因；而另一方面，自然物象本身的繁複性，又提供了創作所需的材料。因此，劉勰立論的重點，即在於標示籠罩在自然氣感思維下的一種創作形態，而這種創作形態是以「簡約」或「以少總多」的語言表現風格。在某種意義上說，「物色」的概念自是與「比興」有所不同了。
至於在概念上展開討論時，從「比興」、「物色」與「形似」而至於「情景交融」的論題推演，其中其實隱含一堆可以再行細論的問題，最根本的思考點就是這些概念或術語究竟是屬於描述性的或規範性的性質？鄭毓瑜教授在前述書評論文中即主張：「比興」、「物色」與「形似」三者，「並非皆為批評判準，同時也不是各自分立，而是緊密相關連」。基本上，我完全同意這樣的解讀與判斷，當初在處理這些概念與術語時並未曾就此問題做出區隔，然後進行相關的分判與鋪展。如果從這個角度重新檢視古典文學批評場域中常見的術語與觀念，那麼，最具有規範性質的術語可能是「情景交融」了，代表著「情」與「景」這兩個創作因素的結合達成某種讓人感到滿意的狀態，也就是古典詩論家所倡言的「情景相觸而莫分也」。至於「比興」、「物色」與「形似」三者，則是描述性質的觀念，代表著詩歌創作活動在「表現」層次上的手法：「比興」要在意義傳達的層次能顯現為「寄託」或「神韻」的審美效果或旨趣，才有可能成就為「美典」的範疇；而「物色」與「形似」，則是劉勰用以描述或分判兩種不同對於景物描繪的表現手法，也就是《詩經》與南朝劉宋以來詩人各自運用語言的不同形態。簡單說，「物色」可以起情，但要求或希望在語言運用上達成一種「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的效果，而「形似」則是「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所導致的「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的一種「密附」的效果。無論如何，透過〈物色〉篇中的提示，「析辭尚簡」與「入興貴閑」這兩個描述性原則，對於古典詩歌的創作與評論便具有指導性的含意，但如果要進一步成為規範審美效果的評斷術語，還需要在指涉的內容上增添更多的內容，始有可能建構為「美的範疇」之一。
更進一步說，即如所謂的「詩史」、「妙悟」等觀念，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描述性的或規範性的術語？就唐代孟棨的《本事詩》中所論杜甫「詩史」的提法而言：「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高逸第三〉），既是具有描述的性質，如「畢陳於詩」、「殆無遺事」，旨在說明杜甫詩在創作內容上的豐富與多樣性，另一方面又頗有規範性，如「推見至隱」，表明杜甫詩在語言的運用上能夠製造一種隱晦、含蓄的效果。因此，往後在古典詩論傳統中「詩史」觀念的詮釋與應用，就包含這兩種性質，而更多是指向一種規範與評價的語義，張暉先生關於「詩史」的系列研究，或可以提供我們更為深入的理解。就歷史的發展而論，規範性的評價術語要能形成古典詩論中的審美範疇或者是境界的論題，可能的進路就要回溯唐末司空圖的《詩品》，藉此重新歸納並建構相關的觀念及其指涉的審美旨趣。我們期待下一步工作的展開。
用户评价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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