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政治史基本上以兩大問題為中心，一是對外關係，二是改革運動，而這兩大問題又相互牽連。在對外的情勢上，北宋承受著遼、夏強敵的威脅，當外患進逼時，讓人警覺到內憂。由於中國對外一向有「修德來遠」的主張，北宋在取得對外和平的同時，也可能進一步從內政上反省致弱的原因，把「修德來遠」的意義從維持和平的消極態度，轉化為改革內政的積極要求。
《北宋的改革與變法》主要爬梳北宋慶曆改革與熙寧變法的緣由、實施內容及其施政阻力與偏失，進而探究熙寧變法與北宋晚期黨爭激烈化之間的關係，以及新法對於南宋歷史的影響。本書將帶領讀者一窺慶曆改革與熙寧變法在宋史所扮演的腳色，並藉此說明這兩次改革事件是把握北宋政治史概觀的核心議題。
具体描述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北宋的改革与变法——熙宁变法的源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的电子书简介，这份简介聚焦于北宋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背景、过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内容翔实，力求展现历史的深度与复杂性，同时避免提及任何与该书内容直接相关的具体细节，以符合您的要求。 --- 卷帙浩繁的时代转折：北宋中后期的社会脉动与制度重塑 一部洞察千年之变的历史长卷，聚焦于一个伟大王朝的内生动力与外部挑战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北宋中后期（主要集中在神宗朝前后）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阶段，一个社会结构、财政体系与国家治理模式经历剧烈震荡与深刻调整的时期。这不是一部简单的编年史，而是一份对国家肌理进行细致解剖的学术著作，它试图穿透历史的迷雾，还原那个时代决策者的困境、改革家的雄心，以及普通民众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适应。 时代的背景：积弊的累积与危机的萌芽 北宋立国百年，繁荣昌盛的表象下，潜藏着结构性的痼疾。本书首先勾勒出开国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妥协，逐渐形成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所带来的复杂影响。这种格局一方面保障了文官政治的稳定与相对的开明，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与财政资源的过度集中于士大夫阶层。 财政体系方面，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原有的税收结构和土地兼并问题日益尖锐。国家虽然坐拥巨量的商业财富，却难以有效将其转化为维持庞大常备军和冗杂官僚体系的稳定财政收入。“冗官、冗兵、冗费”成为悬在王朝头顶的三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国家财政长期处于紧绷状态。 军事上，澶渊之盟后签订的岁币协定，虽然换来了长期的和平，却也固化了对北方边患（如辽、西夏）的依赖心态。军队的募兵制在带来职业军人的同时，也催生了军籍的世袭化和战斗力的相对下降，边防的压力并非真正解除，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社会层面，土地兼并的加剧使得大量自耕农沦为佃户，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暗流涌动。精英阶层的思想界域也开始出现分化，如何应对内外部挑战，成为摆在朝堂之上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 制度的张力：变革的驱动力与士大夫的共识与分歧 面对日益显现的财政与军事困局，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本书着重分析了不同政治派系在对局势判断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对“变”与“不变”的选择逻辑。 变革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对既有体制无力解决核心矛盾的清醒认识。 这不仅是皇帝个人的意志，更是整个统治精英阶层在审视国家命运时产生的集体焦虑。然而，何种变革才是“正途”，却引发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士大夫群体内部围绕如何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展开了深刻的辩论。有人主张在既有的框架内进行有限度的修补，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主义立场，担忧任何激进的触动都会引致社会秩序的崩溃。而另一部分具有改革倾向的官员则认为，固守旧制无异于慢性自杀，必须从根本上对国家经济、土地制度和官僚选拔机制进行系统性的重构，以增强中央集权的效率与财政基础。 本书详细梳理了这些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核心观点，揭示了每一次政策调整背后复杂的政治角力和思想脉络。这种制度层面的张力，是理解后续所有重大变动的关键所在。 政策的流变：从试验田到全国铺开的复杂路径 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推动下，一系列旨在恢复国家财政健康与提升行政效率的措施被付诸实践。本书并不简单地罗列这些政策的具体内容，而是侧重于分析其“流变”的内在逻辑。 这些政策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试验、修正乃至反复。它们触及了商业流通、农业生产、货币信用、官吏选拔等诸多敏感领域。分析的重点在于： 1. 初期设想与实际效果的偏差： 政策在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中是如何运作的，而当它遭遇庞大的官僚惯性、地方势力的抵制以及市场本身的复杂性时，又呈现出何种扭曲。 2. 执行层面的技术挑战： 任何宏大的改革都依赖于基层的执行能力。本书探讨了如何动员和控制庞大的地方行政网络来落实中央的指令，以及在缺乏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政策透明度与执行偏差之间的矛盾。 3. 利益集团的博弈与反馈： 政策的出台必然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本书剖析了不同利益集团——从大地主、大商人到中下层官僚——如何通过游说、抵制乃至局部破坏来影响政策的走向和力度。 每一次政策的推行，都伴随着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这些反应构成了历史的真实肌理。政策的细微调整，往往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反映了国家在维持改革推进速度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艰难权衡。 历史的投射：对后世王朝治理经验的深远影响 虽然本书的核心聚焦于北宋中期，但其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理解这些制度试验对中国历史后续走向的长期影响。 北宋晚期在制度创新上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无论是成功的范例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构成了后世王朝（尤其是南宋）在应对危机时绕不开的参照系。南宋在建立之初，如何继承、修正甚至反思前朝的经验，直接决定了其政权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韧性。 这本书认为，北宋后期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界定，为后世理解“国家能力”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案例。它揭示了在一个高度成熟的农业文明社会中，当传统制度无法应对新兴的经济力量和外部压力时，任何自上而下的制度重塑，都将是一场涉及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乃至群体心理的全面考验。 这是一部关于“如何治理一个庞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帝国”的深刻案例研究，其对制度逻辑的剖析，对理解中国历史的动态演进，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通过对这个关键时期的细致考察，读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变”与“不变”的永恒张力。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梁庚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博士，自1977年起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至2013年退休，現為同系名譽教授。除本書外，著有《南宋的農村經濟》、《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上下冊、《南宋的農地利用政策》、《南宋鹽榷：食鹽產銷與政府控制》、《中國社會史》，以及《宋代科舉社會》；另有未收於上述各書之論文若干篇，以宋史研究為中心，而涉及唐宋社會經濟史、宋元教育文化史及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史等論題。
梁庚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博士，自1977年起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至2013年退休，現為同系名譽教授。除本書外，著有《南宋的農村經濟》、《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上下冊、《南宋的農地利用政策》、《南宋鹽榷：食鹽產銷與政府控制》、《中國社會史》，以及《宋代科舉社會》；另有未收於上述各書之論文若干篇，以宋史研究為中心，而涉及唐宋社會經濟史、宋元教育文化史及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史等論題。
图书目录
序
第一編 慶曆改革的緣起、經過與影響
第一講 慶曆改革前的情勢
第二講 改革的推動與挫折
第三講 遺留與影響
各編通用及第一編參考書目
第二編 宋神宗時期新法的醞釀與推行
第四講 熙寧變法的醞釀與實施
第五講 新法的內容與由來（上）：熙寧二、三年頒行的新法
第六講 新法的內容與由來（中）：熙寧四年頒行的新法
第七講 新法的內容與由來（下）：熙寧五、六年頒行的新法
第八講 阻力與偏失
第九講 對外政策
第二編參考書目
第三編 北宋晚期的黨爭與政策的反覆
第十講 黨爭的激烈化（上）：熙寧、元豐年間的新舊黨爭與新黨內爭
第十一講 黨爭的激烈化（中）：司馬光在洛陽與王安石在江寧
第十二講 黨爭的激烈化（下）：從元祐到宣和的曲折變化
第十三講 元祐時期新法的存廢
第十四講 紹聖以後新法的復行
第三編參考書目
第四編 新法對南宋財政、政策與制度的影響
第十五講 財政進一步的集權中央
第十六講 從保甲法到保伍制
第十七講 源自方田均稅法的經界法
第十八講 其他政策、制度對新法的承襲與變化
附錄 南宋保伍在抗禦金、蒙及防治內變、走私過程中所發生的作用
上篇 保伍在宋、金關係中所發生的作用
中篇 保伍在宋、蒙關係中所發生的作用
下篇 保伍用於防治變亂、走私
第四編及附錄參考書目
第一編 慶曆改革的緣起、經過與影響
第一講 慶曆改革前的情勢
第二講 改革的推動與挫折
第三講 遺留與影響
各編通用及第一編參考書目
第二編 宋神宗時期新法的醞釀與推行
第四講 熙寧變法的醞釀與實施
第五講 新法的內容與由來（上）：熙寧二、三年頒行的新法
第六講 新法的內容與由來（中）：熙寧四年頒行的新法
第七講 新法的內容與由來（下）：熙寧五、六年頒行的新法
第八講 阻力與偏失
第九講 對外政策
第二編參考書目
第三編 北宋晚期的黨爭與政策的反覆
第十講 黨爭的激烈化（上）：熙寧、元豐年間的新舊黨爭與新黨內爭
第十一講 黨爭的激烈化（中）：司馬光在洛陽與王安石在江寧
第十二講 黨爭的激烈化（下）：從元祐到宣和的曲折變化
第十三講 元祐時期新法的存廢
第十四講 紹聖以後新法的復行
第三編參考書目
第四編 新法對南宋財政、政策與制度的影響
第十五講 財政進一步的集權中央
第十六講 從保甲法到保伍制
第十七講 源自方田均稅法的經界法
第十八講 其他政策、制度對新法的承襲與變化
附錄 南宋保伍在抗禦金、蒙及防治內變、走私過程中所發生的作用
上篇 保伍在宋、金關係中所發生的作用
中篇 保伍在宋、蒙關係中所發生的作用
下篇 保伍用於防治變亂、走私
第四編及附錄參考書目
图书试读
序
本書原是我在臺大歷史系講授「北宋的改革與變法」課的講稿。講授這門課，始自民國八十六學年，通常是隔年開授一次。我在民國一○二年七月底退休，退休後，仍然在次年上半年，也就是一○二學年下學期，以兼任教師的身分講授了一次。此後在下學期只開授帶領研究生讀書的「專題研究」課，不再開講授課；一○三、一○四兩學年的上學期輪開其他講授課，至一○五學年，我更因身體健康的關係，連講授課也不再開授，只開「專題研究」課，於是一○二學年下學期的那一次，成為「北宋的改革與變法」這門課的最後一次講授。
這門課初開授，正值系裡調整已實施多年的大學部課程。新的課程規畫，在中國史方面，原本一年級必修一學年，由一位教師講授的「中國通史」課，改為一、二年級必修的「中國史」課，並依上古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現代等各具特色的四個時代劃分為四個學期，由四位各具該時代專長的教師來講授。原本學生在修習過「中國通史」課之後，須選修主要如秦漢史、隋唐史等以朝代劃分的斷代史若干門，系裡雖開有如「中西交通史」、「中國經濟史」、「中國社會史」等專史課，但為數不多；課程調整後，改為減少斷代史課的開設，學生在修習過「中國史」課後，主要修習以政治法制、思想文化、社會經濟來劃分的三大範疇課程，課程可以是斷代史課，或是專史課，也可以是專題式課程，授課教師視講授內容分別將課程歸屬於不同的範疇，一門課也可以同時歸屬於一個以上的範疇，學生則須選修不同範疇的課程若干門。「北宋的改革與變法」這門課，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專題式的斷代史課開出，我同時歸之於政治法制和社會經濟兩大範疇，所以如此，是因為慶曆改革與熙寧變法是北宋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而這兩次政治事件的產生背景與後續影響，除了牽連到國內政爭與對外關係之外，又與財政、社會密切相關，因改革與變法而實施的各項政策，也直接或間接地關係到這兩個因素，而我在講授時，則是以國家財政、國內政爭與對外關係三者的相互作用，貫串整個課程。自開授以來，這門課始終只在大學部講授，研究生只有在原非歷史系學生而必須補修歷史系大學部課程的情況下，才能選讀。
當時所以會考慮到用「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為題，開一門課，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這一個問題是歷史系學生應有的知識，無論在講宋元明清史的「中國史三」課裡，或是在只講宋代歷史的「宋史」課裡，都受到講授內容與時間的限制，能夠講的有限，對於事件的來龍去脈，或是政策的內容與源起，容易語焉不詳，無法讓學生有比較清楚的了解；以此一題目來開一門課，很多事情就可以解釋得比較清楚。另一方面，也由於我在民國七十年代撰寫並發表過幾篇與熙寧變法有關的論文，包括在民國七十年代初期寫的〈市易法述〉、民國七十年代後期寫的〈宋神宗時代西北邊糧的籌措〉和〈北宋元豐伐夏戰爭的軍糧問題〉，並且早在民國六十年代初期唸碩士班一年級時，在林伯羽師指導下，詳讀過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包括宋神宗時代的記載；到寫〈市易法述〉時，又再細讀了其中有關市易法的部分，因而在論文中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學界自民國初年以來盛行的說法有些不同。此一看法建立的過程，我曾在民國九十六年十月以「市易法述的寫作過程」為題，講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辦的「年輕學者論文精進班」課堂上，講章並刊載於精進班的網站。至於另一篇與講授內容相關的論文〈宋代財政的中央集權趨向〉，則撰寫並發表於民國八十年代後期，時間已經在開始講授這門課之後，是為了應參加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的需要，把課中所講的相關內容，加以擴充而寫成的。
本書在性質上如同已經出版的《中國社會史》與《宋代科舉社會》，是一本編纂的教材。內容雖如上所述，有一部分取材於我自己的研究心得，但大部分仍然是採自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由於慶曆改革與熙寧變法是宋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向來是認識北宋歷史的主軸，所以在中國通史或宋史的書中都會論及，被視為彼此關聯的兩件大事，相關研究論著也甚多，特別是熙寧變法。本書對於這兩件前後關聯的重大事件，在討論時是以熙寧變法為主體，而把慶曆改革視為熙寧變法的前奏，同時並論及元祐年間以後至宣和末年的後續反覆演變。此外，得益於近年來相關研究成果漸多，本書還討論到過去通史或斷代史書籍一般較少論及的新法對南宋歷史的影響。由於這門課講授的對象是大學部的學生，所以在參考書目方面，以中文論著為主，英文與日文論著雖有而甚少，但個人所知、所讀均有限，即使中文論著也遠未能周全。
我的授課講稿的出版，出自方震華先生和陳雯怡、吳雅婷兩位女士的提議，獲任職於臺大出版中心的湯世鑄先生促成。本書稿送審前的整理，得吳雅婷女士和鄒武霖先生的協助。鄒先生當時就讀於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宋史，他曾在暨南大學歷史系受教於吳女士，當時也是吳女士的助理。鄒先生為這本書稿的整理耗費了不少時間，吳女士亦曾通閱過書稿全部，於此一併致謝。書稿經吳雅婷女士和鄒武霖先生整理後，又經過我自己的修訂。
我十分感謝兩位認真的審查人。他們詳細地閱讀書稿全文，並且坦誠而直率地指出書中許多問題，提出他們的修改建議。我儘可能地依照他們的建議修改，但是也有一些觀察角度不同之處，或在正文中有所說明，或在參考書目中列出不同觀點的論著，供讀者參考。我深信在學術上不同觀察角度的並存，可以促進學界進一步的思考，且因之而推動學術的進展。本書也由於審查人的坦誠與直率，而有相當幅度的修改，並且由於修改本書，而得以閱讀到學界許多過去我未注意到的相關論著，以及近年來的新研究成果，相關知識因此而有相當程度的擴充。修改後的看法或許仍有與審查人不盡相同之處，實由於忠實地將自己的想法寫出的緣故。我也很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在全書的最後一段之下寫「南宋對新法的不同評價」幾個字，我想他的意思是告訴我在那一段中，不能只說「儘管我們可以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評價王安石和新法」，更應提到南宋時期對新法的不同評價。由於我過去對南宋時期如何評價王安石和新法，了解十分有限，審查人這一句話啟動了我探研的動機，嘗試對這個問題獲得較清晰的認識，用以充實這份講稿。原初只想增補一講來說明，沒料到動筆之後，發現應該處理的問題愈來愈多，待寫成之後，其篇幅已足以自成一書。這一部分由於尚待審查，所以臺大出版中心的湯世鑄總編輯建議應該另成一書出版。若能審查通過出版，此書將以《南宋朝野論王安石與新法》的書名，作為本書的續編，實際上可說是本書書名所示熙寧變法對南宋歷史影響的一部分。
如今為本書修訂稿而修改原書稿的序文，距離當初寫原書稿序文的時間，已約五年。用了這樣長的時間，自然和修改的幅度頗大有關，這不僅由於為了回應兩位審查人的建議，也有部分原因出於自己在這段期間的閱讀與思考。修訂稿除了內容較原稿頗有增加之外，由於在收到審查意見之後，將修訂稿交回給出版中心的時間拖延過久，寫作時在心情著急之下，就難免比較匆忙，文字上有許多考慮不夠周全之處。吳雅婷女士初步看過修訂稿後，決定由她和鄒武霖先生再次幫我細讀全書，並且提出了修改意見。鄒先生取得碩士學位已有一段時間，目前在工作中，工作之餘仍然為本書減少錯誤而盡力，承擔之重，可想而知。對吳女士和鄒先生，在此表達深摯的謝意。另外，在香港任教的張維玲女士也細讀了本書修訂稿，並提出了修改意見，我從其中獲益甚多，於此一併深致感謝。我也十分感謝臺大出版中心的總編輯湯世鑄先生，和先後擔任本書執行編輯的曾双秀、蘇逸婷和游紫玲三位女士，他們四位都耐心地等待我久久未能交出的書稿，信任我終會完成，並未催促，並且以我的身體健康為念。
本書雖然得以在修訂之後出版，我仍然要重複原序中的最後幾句話。學海無涯，個人所知、才識均有限，書中疏漏錯誤之處必多，有待讀者指正。
在即將結束這篇序文之前，我要對於去年病故的臺大中文系夏長樸教授，以哀痛的心情表達深摯的懷念。與長樸兄相識於民國六十年，當時兩人都是臺大碩士班一年級的研究生，他就讀中文系，我就讀歷史系，由於一起上齊邦媛教授講授的「文史高級英文」課而相識，並進而相熟。後來承他先後以碩士論文《兩漢儒學研究》和博士論文《王安石的經世思想》相贈，而得知他對宋代學術思想史的問題有很高的研究興趣，他的這本博士論文，正是本書參考的重要論著之一。儘管在研究領域上，兩人有學術思想和社會經濟的不同，然而由於對宋代史事同有興趣，交往因之而加深。往後又陸續讀到他的一些與王安石有關的宋代學術思想論著，如較早的《李覯與王安石研究》，以及晚近的《北宋儒學與思想》、《王安石新學探微》，還有一些單篇論文。最近這幾年，我由於修改「北宋的改革與變法」課的講稿出版，長樸兄有關王安石學術思想的研究成為我的重要參考著作，雖然持論不盡相同，但是從其中獲益甚多。我在退休之後雖仍在系裡兼課，但到校的時間已大為減少，和長樸兄碰面的機會也就不像以往那樣多；自從四年前我不再兼課後，更是連碰面的機會都沒有。這兩年由於疫情的關係，我極少外出，和外界少有接觸，沒想到不久前得知長樸兄已在去年逝世，一時之間為之震驚，心想他裝置心律調節器已有多年，病故是否由於心臟的問題突然發作；後來從中文系系網上所載的長樸兄事略，才知道他患有癌症，診斷出來時已是第四期。原想在本書出版之後，寄呈一本給精研王安石學術思想的長樸兄，請他指正，如今已無從就教。往事歷歷在心，長樸兄的論著也依然在目，卻已不能再親聆故友的教益，謹以本書紀念對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卓有貢獻的長樸兄。
本書原是我在臺大歷史系講授「北宋的改革與變法」課的講稿。講授這門課，始自民國八十六學年，通常是隔年開授一次。我在民國一○二年七月底退休，退休後，仍然在次年上半年，也就是一○二學年下學期，以兼任教師的身分講授了一次。此後在下學期只開授帶領研究生讀書的「專題研究」課，不再開講授課；一○三、一○四兩學年的上學期輪開其他講授課，至一○五學年，我更因身體健康的關係，連講授課也不再開授，只開「專題研究」課，於是一○二學年下學期的那一次，成為「北宋的改革與變法」這門課的最後一次講授。
這門課初開授，正值系裡調整已實施多年的大學部課程。新的課程規畫，在中國史方面，原本一年級必修一學年，由一位教師講授的「中國通史」課，改為一、二年級必修的「中國史」課，並依上古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現代等各具特色的四個時代劃分為四個學期，由四位各具該時代專長的教師來講授。原本學生在修習過「中國通史」課之後，須選修主要如秦漢史、隋唐史等以朝代劃分的斷代史若干門，系裡雖開有如「中西交通史」、「中國經濟史」、「中國社會史」等專史課，但為數不多；課程調整後，改為減少斷代史課的開設，學生在修習過「中國史」課後，主要修習以政治法制、思想文化、社會經濟來劃分的三大範疇課程，課程可以是斷代史課，或是專史課，也可以是專題式課程，授課教師視講授內容分別將課程歸屬於不同的範疇，一門課也可以同時歸屬於一個以上的範疇，學生則須選修不同範疇的課程若干門。「北宋的改革與變法」這門課，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專題式的斷代史課開出，我同時歸之於政治法制和社會經濟兩大範疇，所以如此，是因為慶曆改革與熙寧變法是北宋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而這兩次政治事件的產生背景與後續影響，除了牽連到國內政爭與對外關係之外，又與財政、社會密切相關，因改革與變法而實施的各項政策，也直接或間接地關係到這兩個因素，而我在講授時，則是以國家財政、國內政爭與對外關係三者的相互作用，貫串整個課程。自開授以來，這門課始終只在大學部講授，研究生只有在原非歷史系學生而必須補修歷史系大學部課程的情況下，才能選讀。
當時所以會考慮到用「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為題，開一門課，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這一個問題是歷史系學生應有的知識，無論在講宋元明清史的「中國史三」課裡，或是在只講宋代歷史的「宋史」課裡，都受到講授內容與時間的限制，能夠講的有限，對於事件的來龍去脈，或是政策的內容與源起，容易語焉不詳，無法讓學生有比較清楚的了解；以此一題目來開一門課，很多事情就可以解釋得比較清楚。另一方面，也由於我在民國七十年代撰寫並發表過幾篇與熙寧變法有關的論文，包括在民國七十年代初期寫的〈市易法述〉、民國七十年代後期寫的〈宋神宗時代西北邊糧的籌措〉和〈北宋元豐伐夏戰爭的軍糧問題〉，並且早在民國六十年代初期唸碩士班一年級時，在林伯羽師指導下，詳讀過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包括宋神宗時代的記載；到寫〈市易法述〉時，又再細讀了其中有關市易法的部分，因而在論文中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學界自民國初年以來盛行的說法有些不同。此一看法建立的過程，我曾在民國九十六年十月以「市易法述的寫作過程」為題，講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辦的「年輕學者論文精進班」課堂上，講章並刊載於精進班的網站。至於另一篇與講授內容相關的論文〈宋代財政的中央集權趨向〉，則撰寫並發表於民國八十年代後期，時間已經在開始講授這門課之後，是為了應參加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的需要，把課中所講的相關內容，加以擴充而寫成的。
本書在性質上如同已經出版的《中國社會史》與《宋代科舉社會》，是一本編纂的教材。內容雖如上所述，有一部分取材於我自己的研究心得，但大部分仍然是採自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由於慶曆改革與熙寧變法是宋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向來是認識北宋歷史的主軸，所以在中國通史或宋史的書中都會論及，被視為彼此關聯的兩件大事，相關研究論著也甚多，特別是熙寧變法。本書對於這兩件前後關聯的重大事件，在討論時是以熙寧變法為主體，而把慶曆改革視為熙寧變法的前奏，同時並論及元祐年間以後至宣和末年的後續反覆演變。此外，得益於近年來相關研究成果漸多，本書還討論到過去通史或斷代史書籍一般較少論及的新法對南宋歷史的影響。由於這門課講授的對象是大學部的學生，所以在參考書目方面，以中文論著為主，英文與日文論著雖有而甚少，但個人所知、所讀均有限，即使中文論著也遠未能周全。
我的授課講稿的出版，出自方震華先生和陳雯怡、吳雅婷兩位女士的提議，獲任職於臺大出版中心的湯世鑄先生促成。本書稿送審前的整理，得吳雅婷女士和鄒武霖先生的協助。鄒先生當時就讀於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宋史，他曾在暨南大學歷史系受教於吳女士，當時也是吳女士的助理。鄒先生為這本書稿的整理耗費了不少時間，吳女士亦曾通閱過書稿全部，於此一併致謝。書稿經吳雅婷女士和鄒武霖先生整理後，又經過我自己的修訂。
我十分感謝兩位認真的審查人。他們詳細地閱讀書稿全文，並且坦誠而直率地指出書中許多問題，提出他們的修改建議。我儘可能地依照他們的建議修改，但是也有一些觀察角度不同之處，或在正文中有所說明，或在參考書目中列出不同觀點的論著，供讀者參考。我深信在學術上不同觀察角度的並存，可以促進學界進一步的思考，且因之而推動學術的進展。本書也由於審查人的坦誠與直率，而有相當幅度的修改，並且由於修改本書，而得以閱讀到學界許多過去我未注意到的相關論著，以及近年來的新研究成果，相關知識因此而有相當程度的擴充。修改後的看法或許仍有與審查人不盡相同之處，實由於忠實地將自己的想法寫出的緣故。我也很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在全書的最後一段之下寫「南宋對新法的不同評價」幾個字，我想他的意思是告訴我在那一段中，不能只說「儘管我們可以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評價王安石和新法」，更應提到南宋時期對新法的不同評價。由於我過去對南宋時期如何評價王安石和新法，了解十分有限，審查人這一句話啟動了我探研的動機，嘗試對這個問題獲得較清晰的認識，用以充實這份講稿。原初只想增補一講來說明，沒料到動筆之後，發現應該處理的問題愈來愈多，待寫成之後，其篇幅已足以自成一書。這一部分由於尚待審查，所以臺大出版中心的湯世鑄總編輯建議應該另成一書出版。若能審查通過出版，此書將以《南宋朝野論王安石與新法》的書名，作為本書的續編，實際上可說是本書書名所示熙寧變法對南宋歷史影響的一部分。
如今為本書修訂稿而修改原書稿的序文，距離當初寫原書稿序文的時間，已約五年。用了這樣長的時間，自然和修改的幅度頗大有關，這不僅由於為了回應兩位審查人的建議，也有部分原因出於自己在這段期間的閱讀與思考。修訂稿除了內容較原稿頗有增加之外，由於在收到審查意見之後，將修訂稿交回給出版中心的時間拖延過久，寫作時在心情著急之下，就難免比較匆忙，文字上有許多考慮不夠周全之處。吳雅婷女士初步看過修訂稿後，決定由她和鄒武霖先生再次幫我細讀全書，並且提出了修改意見。鄒先生取得碩士學位已有一段時間，目前在工作中，工作之餘仍然為本書減少錯誤而盡力，承擔之重，可想而知。對吳女士和鄒先生，在此表達深摯的謝意。另外，在香港任教的張維玲女士也細讀了本書修訂稿，並提出了修改意見，我從其中獲益甚多，於此一併深致感謝。我也十分感謝臺大出版中心的總編輯湯世鑄先生，和先後擔任本書執行編輯的曾双秀、蘇逸婷和游紫玲三位女士，他們四位都耐心地等待我久久未能交出的書稿，信任我終會完成，並未催促，並且以我的身體健康為念。
本書雖然得以在修訂之後出版，我仍然要重複原序中的最後幾句話。學海無涯，個人所知、才識均有限，書中疏漏錯誤之處必多，有待讀者指正。
在即將結束這篇序文之前，我要對於去年病故的臺大中文系夏長樸教授，以哀痛的心情表達深摯的懷念。與長樸兄相識於民國六十年，當時兩人都是臺大碩士班一年級的研究生，他就讀中文系，我就讀歷史系，由於一起上齊邦媛教授講授的「文史高級英文」課而相識，並進而相熟。後來承他先後以碩士論文《兩漢儒學研究》和博士論文《王安石的經世思想》相贈，而得知他對宋代學術思想史的問題有很高的研究興趣，他的這本博士論文，正是本書參考的重要論著之一。儘管在研究領域上，兩人有學術思想和社會經濟的不同，然而由於對宋代史事同有興趣，交往因之而加深。往後又陸續讀到他的一些與王安石有關的宋代學術思想論著，如較早的《李覯與王安石研究》，以及晚近的《北宋儒學與思想》、《王安石新學探微》，還有一些單篇論文。最近這幾年，我由於修改「北宋的改革與變法」課的講稿出版，長樸兄有關王安石學術思想的研究成為我的重要參考著作，雖然持論不盡相同，但是從其中獲益甚多。我在退休之後雖仍在系裡兼課，但到校的時間已大為減少，和長樸兄碰面的機會也就不像以往那樣多；自從四年前我不再兼課後，更是連碰面的機會都沒有。這兩年由於疫情的關係，我極少外出，和外界少有接觸，沒想到不久前得知長樸兄已在去年逝世，一時之間為之震驚，心想他裝置心律調節器已有多年，病故是否由於心臟的問題突然發作；後來從中文系系網上所載的長樸兄事略，才知道他患有癌症，診斷出來時已是第四期。原想在本書出版之後，寄呈一本給精研王安石學術思想的長樸兄，請他指正，如今已無從就教。往事歷歷在心，長樸兄的論著也依然在目，卻已不能再親聆故友的教益，謹以本書紀念對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卓有貢獻的長樸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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