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一個人的家族旅程
1，光陰
關於光陰，我們總是一而再地驚訝，它竟是如此迅速的流動。
今年三月的某日，巴士駛離旅館就要前往機場，結束那五天的旅程，我再一次湧起這樣的驚訝。那時，忽然意識到：原來這趟聚會，竟是說了十八年才成行。
這次旅程是十分匆忙安排的。整個行程是如此突然，甚至到最後一週都還沒確定租到巴士否。
今年舊曆年春節前，大姊在電話裡告知，媽媽八十歲的壽誕將要到臨。原先，兄姊他們是想設宴，邀請親友，包括媽媽台中女中的昔日同窗等。當我們正在準備詢問餐廳和時間之際，家族裡的一位長輩說，像媽媽這樣的鰥寡者只能在八十一歲時作壽；如果作八十壽會折她的福壽。關於民俗的說法，我們是不太清楚。不過，就像大部分的人一樣，必然是寧信其有而不信其無。匆忙之間，我們也就改了計畫，轉為日本北九州的家族旅行。
家族十一人坐在租賃巴士上，從福岡機場出發，五天的行程安排了日田、由布院、黑川溫泉、阿蘇、柳川、太宰府等地，繞了北九州一圈，再回到福岡。原本是相當輕鬆走走的路程，一路上終究還是忍不住美景美食的誘惑，又多走了許多路，不知不覺中已經有些許疲憊。最後一晚回到福岡，入宿現代風格的五星飯店裡，幾乎是不想出門。於是旅遊手冊中關於福岡眾多的美麗，也只能從當晚在旅館旁的百貨公司的博多拉麵，在湯水的油光泛影中，彷若瞥見了。
最後一天就要離去，我忽然想起這還真的是長大以後，第一次家族旅行呢。
2，旅程
據說韓國人形容自己的民族性格是半島的，因為不得不的原因離開舊土踏上漂流之旅，卻又在陸地盡頭還是停佇了。那麼，來到台灣的漢人，不論先後，都是血液中有更多的亡命基因，才敢走進茫然大海，跨過黝黑的海溝。
我們家族的人，基本上，身體裡還是留有開基先祖的銘記，血液中確確實實還流動著旅人的符碼，只不過是有的人多一點，有人少一點罷了。
在我還小的時候，父親還是小學教員時，總是愛趁著學生畢業旅行，帶著母親和家裡一位學齡前的小孩，一起趁機去遊玩。於是，這個可以跟隨的幸運小孩，最先是姊姊，然後是哥哥，再來是我。尤其是我，在家族相簿裡的這類照片特多。也許是台灣那時開始有些許富裕了，環島旅行成為一種時尚，照片裡的我出現在南北各地的名勝古蹟中。而弟弟就沒這麼幸運了。在弟弟還蹣跚學步時，父親就拋下教鞭，改從商去了。
即便爸爸經營工廠以後，生活忙碌較不容易挪出假期，根據照相簿子的記憶，一家人還是一齊去了台南當時的名勝秋茂園，後來媽媽也帶我們又去了一趟日月潭。甚至家口工廠破產而搬上台北以後，即便那是一段全家都十分抑鬱的日子，父親還是興致勃勃地帶著大家去八斗子。
那一次的八斗子旅行，儘管情緒基本上是十分黑白的，卻是家族照片開始轉為彩色沖印的年代。當時是高中生的我，已經開始鬧彆扭，不喜歡和家人出去了。那一次旅程，與其說是爸爸帶領，不如說是被爸爸逼去的。然而，回想起來，我實在記不得當時為何會有這趟旅程的安排。那時承受經濟壓力，又遭逢生平第一次失業的父親，究竟是怎樣的心情，帶著我們搭上擁擠的巴士，跌跌撞撞到了這島嶼極北的海濱，如今都不得而知了。
那一趟旅遊是如何結束的，我已經不記得了。在同樣的那時間點以後，我們兄弟姊妹（還是只有我自己？）似乎都不約而同地，陸續有了各種名正言順的合法理由，也許是讀書，也許工作，離家越來越遠，也越來越久。
八斗子這一次，恐怕是最後一次父親同遊的家族旅行吧。
3，回家
所有的離開都有著盡頭，而最遙遠的旅程恐怕就是回家吧。
一九九四年，那時我已經從醫學院畢業，又完成了精神科醫師訓練，在花蓮擔任精神科主治醫師多年了。那一年年底，我搭楊明敏夫婦的便車，一起去同窗好友田雅各的故鄉信義鄉，過一個布農族的聖誕和新年。我們駛著車，從花蓮中橫再下合歡山支線到埔里和信義，也沿同樣的路程結束假期。
就在回程離開埔里，車子開始上山不久以後，我的BBCall開始急急呼叫，一而再地響起。平常很少緊急聯絡的姊姊，不知為何如此焦急地call我。在那個還沒有手機的時代，不可能有任何立刻的聯絡，只得著急地在車上胡亂猜想。終於，車抵霧社，我看見了公共電話。
原來，父親在墨爾本去世了。
父親和母親，還有幾位姨丈阿姨，一起參加了澳大利亞的旅行團。當時他們年歲稍大，將臨退休，開始經常相約出國。只是，在這一次旅程，連續幾天的奔波後，就在墨爾本驗護照要離境時，父親竟在出境官員面前忽倒下去，立刻啟動的急救也回天乏術。
除了來不及辦護照的弟弟，我兄弟姊妹三人一起在澳洲代辦處和航空公司的協助下，很快取得簽證和機位，趕到墨爾本，接替特意留在那裡陪我們母親的表妹。那四五天裡，媽媽和我們三人，一起去辦死亡證明，安排火葬墳場，選骨灰甕，然後靜靜地等待他鄉異地的火化。當父親的死亡還流動在一家人身影周遭時，我們只是一直聊天，喚起許多從沒機會談論的往事。
回家了。只是，不像《聖經》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記載，浪子弟弟敗盡一切而回到家時那樣，還有父親為他辯護說：「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
而我，又如何可能歡喜快樂呢？
4，記憶
因為童年許多不堪，我原本以為自己早已失去情緒的抑揚頓挫了。不想，父親的離去，許多昔日影像開始湧上，我陌生許久的眼淚也隨著記憶的展開而開始落下。
許多往事的場景，我們，媽媽和姊兄我三人，都參與了。只是，也許各有各的潛意識的選擇，再加上當年每個人空間上和時間上所在的位置不同，對我們之間發生的同一件事的記憶，彼此的落差竟是大得不可思議。在墨爾本的那幾天，每個人除了喪事工作以外，幾乎都不想出門，任由自己癱瘓在悲傷的情緒裡，唯一的驚訝是所有記憶都存在著許多的差異。
這樣的對話回到台灣以後，先是因喪禮的忙碌，接著又回各自工作崗位，不再有一家人安靜坐下的機會，而不再容易出現。然而，雖然我自己的眼淚也逐漸蒸發在忙碌的空氣中而不再見到，但是，透過書寫，透過團體治療的分享，我的憂鬱可以坦蕩蕩地流向人們，不論是我熟悉的親友或是我陌生的單純讀者。
一九九八年，父親去世了三年又一半，我將這些化為文字的心情結集，出版了一本自己相當喜歡的小書，《憂鬱的醫生，想飛》。熟悉我的朋友有點驚訝，因為文字裡頭的自我告解，其澈底程度，遠遠超過他們對我的認識。許多文壇的朋友和前輩也表示喜歡，甚至還因此獲得二○○○年的吳魯芹散文獎。
十多年很快地過去，這本書也因為我自己要求而絕版許久。我一直想動筆將其中過於侷限於當時背景的片段稍加修改，現終於完成而再次出版。這時間也許有點長，其實比父親的離去又短了許多——儘管我一直感覺那還彷如是昨天發生的事。
當時，在墨爾本，我記得是我說了，但現在的記憶不太確定：「也許我們應該每年一起旅行一次，也不用走遠，也不用太大費周章，就是這樣地聊聊。」我不記得我只是在心裡說了，還是真的講出口？如果真的說出口了，是否又有人附和，同意這個家族之旅的建議？
沒想到，這樣的提議，在日本的北九州終於實現時，已經相隔十八年了。
而這一本書的大多數文章，其實是我自己版本的遣悲懷，喪父傷慟的自我療癒。只可惜，我甚至在第一次出版時都不曾瞭解，現在要將這本重新出版的書獻給父親，似乎又太遲了。
我只能將這一切寫下，假裝文字是挾帶在風中的信件，將會找到它的管道穿越時空，送抵我所期待的收件人，並且代為問候：這十八年的旅程，可好？
（本文為《憂鬱的醫生，想飛》二○一三年新版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