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一年二月,科学家宣布人类基因体中只含有三万个基因,而不是原先预期的十万个。这个惊人的冲击让某些科学家开始相信,光是基因不足以让人类成为万物之灵,我们的独特性是经由后天教养而来的。于是,生物学界又陷入削足适履的先天与后天争论中。
广受好评的科普作家马特.瑞德利认为,不断新出现的证据远比这个迷思有趣多了。后天教养必须依赖先天的基因,而基因仍需要后天的教养才能发挥作用。基因不只是建造大脑构造的工程师,它也会吸收发展中的经验,对社会线索作反应,甚至参与记忆的过程。基因对人类心智而言,是原因也是结果。
在发现DNA双股螺旋结构的五十年后,《天性与教养》记录了我们对基因认识的又一新革命。作者细述百年来先天论与后天论者的争执,解释人类为何可以同时拥有自由意志,又能受本能及文化的驱动。对于基因如何建造大脑来吸收经验,《天性与教养》中有最新的精采论述。
作者简介
马特.瑞德利(Matt Ridley)是一位科学家、记者、专栏作家,目前担任英国新堡国际生命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Life)的主任,他也是纽约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的客座教授。他的着作曾入围六种文学奖项,书着有《红色皇后》、《德性起源》、《23对染色体》。
可耻啊——我说!凡人责怪我等众神,
说我们给了他们苦难,然而事实却并非这样。
——荷马(Homer)的《奥德赛》
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英国週日报《观察者》(#Observer#)刊出斗大的标题:「人类行为的秘密已揭晓,环境是决定我们行为的主因而非基因。」这个消息的来源是克莱格‧文特(Craig Venter),他自力设立了一家私人公司来解出人类基因体的全部序列(用他自己的基因为样本),他的竞争对手是由税金和私人捐款支持的国际组织。他宣布人类基因体序列——由四个字母所组成的三亿序列——将在一週内发表,初步发现人类的基因体只有三万个基因,而不是原先以为的十万个基因。
在这宣布之前,记者就已经拿到一些资料了,只是禁止发表。文特在二月九日里昂的公开会议上透露了讯息,《观察者》的记者罗伯特‧麦基(Robert Makie)坐在听众席上,立刻了解三万这个数字是打破禁载,成为公众财产了。他去採访文特,问他是否了解当他宣布人类基因只有三万个时,违反了不事先公布的协定。他说他知道,但因为双方竞争激烈,这已不是第一次文特想办法让他自己变成头条新闻,赢过对方。他告诉麦基说:「人类根本没有足够的基因来支持『生物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的说法,人类所展现的多样化、多元性并不是登录在基因中,我们的环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看到《观察者》的独家新闻,其他报纸也立刻跟进。「基因体的发现震惊了科学家:基因蓝图包含的基因远比想像中的少——DNA的重要性被削弱了。」这是《旧金山记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al#)在那个星期天的标题。科学期刊取消了禁令,所以这个消息在全世界的报纸都刊载了。《纽约时报》隔天登载:「人类基因体分析发现,基因数目远比想像中的少得多。」麦基不但挖到了独家新闻,文特还抢足了锋头。
这是在创造新神话,事实上,人类的基因数目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文特的话有两个不合理的推论,或是说错误的结论。第一,比较少的基因就隐含比较多的环境影响;第二,三万个基因「太少了」,不足以解释人类的本性,十万个才够。就像人类基因体计画(Human Genome Project)的其中一位主持人约翰‧苏顿爵士(Sir John Sulton)在几週后告诉我的,只要三十三个基因,每个有两种可能性(开或关),就足以使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如果投掷一个铜板三十三次,就会有超过一百亿种排列组合,所以三万实在不是个小数字。二的三万次方已超过宇宙颗粒(particle)的总和。此外,假如比较少的基因代表比较多的自由意志,那么果蝇就比人类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细菌又比果蝇更多,而病毒就是生物学上的约翰‧米尔(John Stuart Mills,译注:英国的实证学派大师,1806~1873,着有《自由原理》)了。
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这种精密的计算来使人类安心。我们并没有看到人们在街角哭泣,就因为他们听到自己的基因只比蠕虫多两倍。十万只是个粗略的猜测,并没有什么好坚持的。在一百年来对环境与遗传的反覆争论之后,公布人类的基因体序列,恰好可以打破「后天对抗先天」(nurture-versus-nature)中牵强附会的一些想法。这是上一个世纪最没有改变的学术争论,它区分了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项争论在发现了染色体、DNA及百忧解(Prozac,译注:一种治疗忧郁症的普遍药物)后,仍然持续僵持。在二○○三年,这项辩论的激烈性与一九五三年(发现基因结构的那一年)或一九○○年(现代遗传学开始的那一年)一样。甚至在人类基因体计画开始时,就被认为是「后天对抗先天」的战争。
有五十多年的时光,理智的学者一直唿吁终止这个无意义的辩论。他们宣称「后天对抗先天」是错误的二分法,是一个已经死亡、结束、无益的题目。任何人只要有一点普通常识,就知道人是这两股力量交相影响的产物,但是没有人可以终止这种辩论。在宣称这种辩论是无益的之后,主事人却又立刻冲进战场,开始控诉对方太偏向那一边。这争论的两端是:先天派,我有时称之为遗传学家或基因学家;与后天派,我有时称之为实证学家或环境学家。
让我现在就亮出我的底牌,我认为人类行为必须从先天和后天两者来解释,我并不偏向任何一方,但是这不代表我妥协,走「中间路线」,就像德州的政治家金‧海淘尔(Jin Hishtower)说的名言:「没有什么叫中间路线,在中间的只是黄线和一只死的穿山甲。」我想要说的是,基因体的确改变了所有的事情,它不是终结辩论宣布哪一边赢,而是提供非常多的资料让双方的差距缩小,最后在中线碰头。现在对于基因如何影响行为,以及人类行为如何影响基因,将会重新打开争论,但是它不再是先天与后天的对立,而是先天与后天的交互影响(nature-via-narture)。基因是依据后天的线索而设计的。要能体会到这点,你必须先放弃原有的立场,打开你的心胸。你必须进入一个世界,在那里,基因并不是木偶的主人,扯着控制你行为的绳子,反而是行为主宰着木偶的命运。你要进入一个世界,在那里,本能不是与学习对立的;在那里,环境的影响有时比基因的影响更不能反转它的效应;在那里,先天是为后天而设计的。这些看似空调的句子是第一次在科学上出现。我要从基因体的最深处来说这个奇怪的故事,让你看到人类的大脑是为后天而设立的。我的论点如下:我们越打开基因体的盖子,基因越受到经验的影响。
我想像一张在一九○三年所拍摄的照片,这是一组参加国际会议的男士留影。我说「男士」并不很正确,虽然这里面并没有女士,但是有一个小男孩、一个婴儿和一个鬼魂;其余都是中年以上的男人,大部分是有钱的白人。这十二个人都留着大胡子:两个是美国人、两个奥地利人、两个英国人、两个德国人、一个荷兰人、一个法国人、一个俄国人、一个瑞士人。
唉,这是一张想像的照片,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不曾碰过面。但是,就像一九二七年在萨尔未(Solvay)拍摄的着名物理学家照片,里面包括爱因斯坦、波尔、居里夫人、普朗克、薛丁格、海森堡和戴瑞克,我的十二个人也是一时之选,他们的人类本质理论主宰了二十世纪的科学。
这里面的鬼魂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当时他已死去二十一年,也是团体中胡子最长的一位。达尔文认为可以从猿类的行为中去了解人类的特质,人类行为是有普遍性的,例如微笑。坐在最左边、背挺得很直的老者是他的表弟法兰西斯‧高顿(Francis Galton),他当时已经八十一岁,仍然精力充沛,他的两片八字胡从脸上挂下来,好像两只白老鼠。高顿是极力主张遗传论的人。他旁边坐的是美国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六十一岁,留着四方型、乱七八糟的胡子。他主张本能,认为人类比动物的本能更多。高顿的右边是一位植物学家,在这个关心人类本质的团体中显得格格不入,在他零乱胡子的脸上,深锁着眉头,他是狄佛瑞斯(Hugo De Vries),五十五岁,荷兰人。他发现了遗传定律,但是有人却比他更早一步,三十年前就做出来了,这个人便是莫拉维亚的修道士孟德尔(Gregor Mendel)。在狄佛瑞斯旁边的是俄国人巴夫洛夫(Ivan Pavlov),五十四岁,留着长而灰的胡子。他是实证主义者,认为开启人类心智之钥在于反射反应。坐在他脚旁的,是唯一没有留胡子的约翰‧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他把巴夫洛夫的想法变成了「行为主义」,宣称只要加以训练,就可以改变任何人格。巴夫洛夫的右边站着胖胖的、戴着眼镜、留着胡髭的德国人克利普林(Emil Kraepelin),以及蓄着整齐胡子的维也纳人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两人皆四十岁,都对以后的精神医学有重大的影响,将精神医学从生物层面的解释导向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人历史观点。在他旁边的是社会学先驱,法国人涂尔干(Emile Durkheim),四十五岁,有着茂密的胡子,他坚持社会事实在实际上多于部件加起来的总和,跟他意见一致的是德裔美国人(他在一八八五年移民)法兰斯‧鲍亚士(Franz Boas),四十五岁,胡髭下垂,脸上有决斗时留下的疤痕。他坚持文化塑造人类本性,而不是被其所塑造。在前排的小男孩是瑞士的皮亚杰(Jean Piaget),他的模仿和学习理论在二十世纪中叶盛行。在婴儿车中的是奥地利人劳伦兹(Konrad Lorenz),他使本能的研究再度复活,而且在一九三○年代提出重要的「铭印」(imprinting)理论,他后来留了白色的山羊胡。
我并不是说,这些就是研究人类本质最伟大的人,他们也不是一样的卓越。有很多应该在这照片中出现的人,不论是尚未出生或是已经逝去的,如休姆(David Hume)及康德(Immanuel Kant)就应该包括在内,但是他们去世已经太久了;现代的理论家如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威廉‧汉米尔顿(William Hamiltm)和乔姆斯基(Noam Chmsky)也应该包括在内,但是当时他们还没有出生。珍古德(Jane Goodall)也应该包括在内,她发现了猿类的个别性。还有一些具有洞察力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也应该包含在内。
但是我要说,这十二个人有个共同性,就是他们都是对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全对,也不是说一直都是对的。我这里指的不是道德上的对错,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冲得太过头,坚持自己的理论,批评别人的立场,甚至有一、两个人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了恶劣的科学政策,使自己的名誉蒙羞。但是他们「对」的地方在于,他们在科学上有原创性的贡献,他们在科学的墙上砌上了一块砖。
人类本质的确结合了达尔文的普遍论、高顿的遗传论、詹姆斯的本能论、狄佛瑞斯的基因论、巴夫洛夫的反射论、华生的联结论(association)、克利普林的个案历史论、佛洛伊德的正式经验论(formative experience)、鲍亚士的文化论、涂尔干的劳工论(division of labour)、皮亚杰的发展论以及劳伦兹的铭印论。在人类的心智中,你可以找到上述所有的部分。如果没有包含上述全部,没有任何的人性是完整的。
但是,这就是我开始走的新路线,如果把这些现象放在从先天(基因)到后天(环境)的频谱中,就完全是一种误导。事实上,要了解上面的每一种现象,你要先了解基因。基因让人类的心智可以学习、记忆、模仿、铭印、吸收文化、表达本能。基因并非木偶的主人,也不是蓝图。基因也不只是遗传指令的传递者,它们在人活着时具有主动性;它们可以彼此开或关,并对环境产生反应。基因在子宫里就开始指挥身体和大脑的建构,但在任务完成后便解体,然后立刻依照环境的经验而重新建构身体和大脑。基因是我们行为的原因也是结果。也许支持环境论者被基因的强大力量和不可避免性吓到了,竟然没有察觉到基因其实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
这本书的叙述方式非常引人入胜,它没有那种枯燥的说教感,而是用很多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案例来阐释复杂的理论。我尤其喜欢作者在解释基因与环境如何相互作用时,举的那些关于儿童发展的例子。比如,一个孩子天生就拥有较高的音乐天赋,但如果成长在一个完全没有音乐氛围的家庭,或者从未接触过任何乐器,那么这种天赋可能就会被埋没。反之,一个原本可能并不特别突出的孩子,在充满鼓励和机会的环境中,也可能展现出惊人的潜能。这种“1+1>2”的效应,让我对教育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对内在潜能的唤醒和引导。这本书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创造一个有利于个人成长的环境。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们身上的很多特质,真的就像一个精心编织的网。我常常在想,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格,为什么会对某些事情特别敏感,对另一些事情却显得麻木。以前我总觉得是环境影响,是父母的教育方式,是学校的氛围,甚至是遇到的朋友。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它不仅仅是在说“是什么让我们变成这样”,更是在探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过程。我被那些关于基因如何影响行为的例子所震撼,那些细微的差异,竟然能够催生出如此巨大的可能性。同时,它也巧妙地连接了后天环境的作用,让我意识到,即便是最先天的特质,也需要环境的滋养和激发才能真正显现。这种互动性的讲解,让我不再把很多行为简单归结于“天生的”或“后天造成的”,而是看到了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极具吸引力,一种柔和的暖色调与抽象的线条交织,似乎在暗示着某种内在的和谐与外在的流动。我拿到它的时候,就被这种宁静而又充满思考的氛围所感染。它让我联想到了自己成长过程中那些模糊却又深刻的瞬间,比如童年时对某些事物的天然好奇,以及父母无意间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我一直觉得,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自己,绝非偶然。一定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塑造我们,而这些力量又是如此的复杂,它们相互缠绕,难以剥离。我渴望了解,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独特,又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相似。这本书的标题,就像一把钥匙,似乎能开启我一直以来对自我认知和人类行为的迷雾。我期待着它能为我揭示一些关于“是什么造就了我们”的答案,哪怕只是冰山一角,也足以让我欣喜若狂。
评分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它让我明白,所谓的“宿命论”或是“一切皆可改变”的二元对立,其实都过于片面。我们并非完全受基因的摆布,也不是完全由环境所塑造。它像一场精妙的舞蹈,基因是舞者的基础动作,而环境则是音乐的节奏和舞台的灯光,共同决定了舞姿的最终呈现。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一些行为模式,以及它们背后的根源。很多时候,我们倾向于将自己的优点归功于基因,却将缺点归咎于环境,这种选择性的认知,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而这本书,则鼓励我们以更诚实、更客观的态度去面对自己,去理解那些我们无法轻易改变的部分,同时,也去积极地创造和改变那些能够影响我们成长的环境。它让我意识到,理解“为什么”比单纯地“这样做”或“不这样做”更为重要。
评分坦白说,这本书的某些章节确实需要一些耐心去理解,因为它涉及了一些科学性的概念。但是,作者的努力让这些复杂的理论变得相对易懂。我最欣赏的一点是,它并没有试图给出“标准答案”,而是提供了一个理解人类复杂性的框架。它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以及“何时”与“何地”。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对照自己的经历进行思考。我发现,原来很多我曾经感到困惑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甚至是我自己的一些不自觉的反应,都能在书中的理论框架下找到一些解释。这让我感到一种释然,也增添了面对未来挑战的信心。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科学的书,它更是一本关于如何理解人性、如何与自己和谐相处、如何与世界建立更深刻连接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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