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性与教养:先天基因与后天环境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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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Matt Rid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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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二OO一年二月,科学家宣布人类基因体中只含有三万个基因,而不是原先预期的十万个。这个惊人的冲击让某些科学家开始相信,光是基因不足以让人类成为万物之灵,我们的独特性是经由后天教养而来的。于是,生物学界又陷入削足适履的先天与后天争论中。

  广受好评的科普作家马特.瑞德利认为,不断新出现的证据远比这个迷思有趣多了。后天教养必须依赖先天的基因,而基因仍需要后天的教养才能发挥作用。基因不只是建造大脑构造的工程师,它也会吸收发展中的经验,对社会线索作反应,甚至参与记忆的过程。基因对人类心智而言,是原因也是结果。

  在发现DNA双股螺旋结构的五十年后,《天性与教养》记录了我们对基因认识的又一新革命。作者细述百年来先天论与后天论者的争执,解释人类为何可以同时拥有自由意志,又能受本能及文化的驱动。对于基因如何建造大脑来吸收经验,《天性与教养》中有最新的精采论述。

作者简介
  马特.瑞德利(Matt Ridley)是一位科学家、记者、专栏作家,目前担任英国新堡国际生命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Life)的主任,他也是纽约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的客座教授。他的着作曾入围六种文学奖项,书着有《红色皇后》、《德性起源》、《23对染色体》。

洞悉人性的幽微之境:从行为经济学到社会心理学的探索 第一章:决策的非理性迷雾:行为经济学的前沿观察 在传统经济学的宏大叙事中,人类被塑造成一个绝对理性的决策者形象——“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他们总能权衡利弊,做出最大化自身效用的选择。然而,我们日常的经验与一系列严谨的实验无情地揭示了这一模型的局限性。本书将带领读者深入行为经济学的核心领域,探究那些驱动我们日常选择的隐秘力量。 我们首先将聚焦于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精妙之处。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提出的这一框架,颠覆性地指出,人们对损失的感知远大于对等量收益的感知——即“损失厌恶”现象。我们将细致剖析,这种非对称性如何影响我们的投资决策、消费习惯乃至健康选择。例如,在投资组合管理中,投资者倾向于过早卖出盈利的股票(为了锁定收益的确定性),却长期持有亏损的股票(逃避确认损失的痛苦),这种行为偏离了传统的马科维茨均值-方差优化模型。 接着,我们将探讨启发式(Heuristics)与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es)对日常决策的渗透。人类的大脑为了应对信息过载和时间压力,发展出了一套“快速思考”的捷径系统。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如何让初始信息对后续判断产生难以磨灭的影响?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如何使我们高估那些更容易被回忆起来的事件(如空难)的发生概率,而低估那些统计上更常见的风险(如心脏病)?我们将通过大量的实证案例,从购物时的价格比较到复杂的法律判决,展示这些直觉性判断的效率与陷阱。 此外,跨时决策的困境也是本章的重点。人们为何会“今日事,明日清”地拖延?双曲贴现(Hyperbolic Discounting)模型解释了我们对即时满足的过度偏好,导致长期目标(如储蓄、健身)被短期诱惑所侵蚀。我们将探讨如何设计干预措施,利用“承诺设备”(Commitment Devices)来约束未来的自我,平衡冲动与理性之间的永恒拉锯战。 第二章:群体的力量与从众的逻辑:社会心理学的群体动力学 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物,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无时无刻不处于被社会环境塑造的过程中。本章将转向社会心理学的广阔图景,解析个体如何在群体中行动、思考和感知。 我们会从经典的社会影响理论切入。著名的阿希(Asch)从众实验揭示了规范性影响(Normative Influence)的力量——为了融入群体、避免被排斥,个体宁愿违心地附和错误的多数意见。然而,群体不仅仅是施加压力,它也提供信息。我们必须区分规范性影响与信息性影响(Informational Influence):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境下,我们倾向于相信多数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构成了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 深入到群体内部,我们将分析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为什么一群观点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后,他们的观点往往会变得更加极端?这涉及到论证的强度和对社会身份的维护。我们将探究,这种极化过程在网络社区、政治辩论甚至陪审团裁决中如何发挥作用。 另一个关键主题是偏见与刻板印象的形成与固化。偏见并非总是源于恶意,它常常是认知效率的副产品。内群体偏爱(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贬低(Out-group Derogation)是如何通过最微小的群体划分(如“只因随机分配的组别”)就被激发出来的?我们将考察社会认同理论和相对剥夺感在族群冲突中的作用,并讨论接触假说(Contact Hypothesis)——在何种条件下,不同群体间的接触才能真正有效促进理解,而非加剧对立。 第三章:情绪的景观与认知的建构:情感的认知神经科学基础 本章将目光投向人类经验的内在驱动力——情绪。情绪不再被视为理性的对立面,而是复杂的认知过程的组成部分,它们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记忆、注意力和道德判断。 我们将借鉴情绪的评估理论(Appraisal Theories),探讨事件的意义(评估)如何直接引发特定的情绪反应,而非情绪是事件的直接结果。例如,同一种“被拒绝”的体验,可能因评估者认为这是“可控的”而引发愤怒,因评估者认为这是“不可控的”而引发悲伤。 随后,我们将深入研究情绪在记忆中的角色。情绪化的信息往往被编码得更深,情绪一致性效应(Mood-Congruent Memory)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心情好的时候更容易回忆起积极的经历,反之亦然。这种选择性的回忆机制如何塑造我们对自身历史的叙事,并影响我们对未来的预期? 此外,道德判断中的情感直觉主义将是核心议题。乔纳森·海特的研究表明,许多道德判断并非基于深思熟虑的推理,而是瞬间产生的情感反应(“情感之车”),随后的理性论证往往只是为这种直觉进行辩护。我们将分析直觉与推理在伦理困境(如电车难题)中的张力,展示情感如何作为快速的道德罗盘,即便有时会偏离普遍原则。 第四章:动机的层次与意义的追寻:自我决定理论与目标设定 人类行为的终极驱动力是什么?本章将探讨动机理论的演进,从早期的本能驱动到更复杂的内在满足感。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是本章的核心。它提出,人类具有三种基本且普遍的心理需求:胜任感(Competence)、自主性(Autonomy)和归属感(Relatedness)。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个体会体验到内在动机——做一件事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是有趣、有意义的。我们将详细区分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如奖励、惩罚),并分析过度理由效应如何“扼杀”原本的内在兴趣。 我们还将分析目标设定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设定清晰、具体、可衡量、可实现、有时限的(SMART)目标是有效行动的第一步,但设定目标的“方式”比目标本身更重要。是设定结果目标(Outcome Goals),还是关注过程目标(Process Goals)和掌握目标(Mastery Goals)?我们将在绩效心理学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培养一种“成长型思维模式”(Growth Mindset),即将能力视为可以通过努力培养的特质,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标签,这种思维如何影响人们面对失败时的韧性。 结语:复杂系统的涌现:理解人类行为的交叉视角 本书的最终目的不是提供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解释模型,而是展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从神经科学的生物基础到社会环境的宏观影响,从个体决策的微观偏误到群体互动中的动态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无数交互因素共同编织而成的复杂系统。理解人性,需要我们跨越学科的藩篱,以开放的心态去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反应、选择和信念,从而在个人生活与社会互动中,做出更具洞察力的导航。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十二个大胡子

可耻啊——我说!凡人责怪我等众神,
说我们给了他们苦难,然而事实却并非这样。
——荷马(Homer)的《奥德赛》

  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英国週日报《观察者》(#Observer#)刊出斗大的标题:「人类行为的秘密已揭晓,环境是决定我们行为的主因而非基因。」这个消息的来源是克莱格‧文特(Craig Venter),他自力设立了一家私人公司来解出人类基因体的全部序列(用他自己的基因为样本),他的竞争对手是由税金和私人捐款支持的国际组织。他宣布人类基因体序列——由四个字母所组成的三亿序列——将在一週内发表,初步发现人类的基因体只有三万个基因,而不是原先以为的十万个基因。

  在这宣布之前,记者就已经拿到一些资料了,只是禁止发表。文特在二月九日里昂的公开会议上透露了讯息,《观察者》的记者罗伯特‧麦基(Robert Makie)坐在听众席上,立刻了解三万这个数字是打破禁载,成为公众财产了。他去採访文特,问他是否了解当他宣布人类基因只有三万个时,违反了不事先公布的协定。他说他知道,但因为双方竞争激烈,这已不是第一次文特想办法让他自己变成头条新闻,赢过对方。他告诉麦基说:「人类根本没有足够的基因来支持『生物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的说法,人类所展现的多样化、多元性并不是登录在基因中,我们的环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看到《观察者》的独家新闻,其他报纸也立刻跟进。「基因体的发现震惊了科学家:基因蓝图包含的基因远比想像中的少——DNA的重要性被削弱了。」这是《旧金山记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al#)在那个星期天的标题。科学期刊取消了禁令,所以这个消息在全世界的报纸都刊载了。《纽约时报》隔天登载:「人类基因体分析发现,基因数目远比想像中的少得多。」麦基不但挖到了独家新闻,文特还抢足了锋头。

  这是在创造新神话,事实上,人类的基因数目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文特的话有两个不合理的推论,或是说错误的结论。第一,比较少的基因就隐含比较多的环境影响;第二,三万个基因「太少了」,不足以解释人类的本性,十万个才够。就像人类基因体计画(Human Genome Project)的其中一位主持人约翰‧苏顿爵士(Sir John Sulton)在几週后告诉我的,只要三十三个基因,每个有两种可能性(开或关),就足以使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如果投掷一个铜板三十三次,就会有超过一百亿种排列组合,所以三万实在不是个小数字。二的三万次方已超过宇宙颗粒(particle)的总和。此外,假如比较少的基因代表比较多的自由意志,那么果蝇就比人类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细菌又比果蝇更多,而病毒就是生物学上的约翰‧米尔(John Stuart Mills,译注:英国的实证学派大师,1806~1873,着有《自由原理》)了。

  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这种精密的计算来使人类安心。我们并没有看到人们在街角哭泣,就因为他们听到自己的基因只比蠕虫多两倍。十万只是个粗略的猜测,并没有什么好坚持的。在一百年来对环境与遗传的反覆争论之后,公布人类的基因体序列,恰好可以打破「后天对抗先天」(nurture-versus-nature)中牵强附会的一些想法。这是上一个世纪最没有改变的学术争论,它区分了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项争论在发现了染色体、DNA及百忧解(Prozac,译注:一种治疗忧郁症的普遍药物)后,仍然持续僵持。在二○○三年,这项辩论的激烈性与一九五三年(发现基因结构的那一年)或一九○○年(现代遗传学开始的那一年)一样。甚至在人类基因体计画开始时,就被认为是「后天对抗先天」的战争。

  有五十多年的时光,理智的学者一直唿吁终止这个无意义的辩论。他们宣称「后天对抗先天」是错误的二分法,是一个已经死亡、结束、无益的题目。任何人只要有一点普通常识,就知道人是这两股力量交相影响的产物,但是没有人可以终止这种辩论。在宣称这种辩论是无益的之后,主事人却又立刻冲进战场,开始控诉对方太偏向那一边。这争论的两端是:先天派,我有时称之为遗传学家或基因学家;与后天派,我有时称之为实证学家或环境学家。

  让我现在就亮出我的底牌,我认为人类行为必须从先天和后天两者来解释,我并不偏向任何一方,但是这不代表我妥协,走「中间路线」,就像德州的政治家金‧海淘尔(Jin Hishtower)说的名言:「没有什么叫中间路线,在中间的只是黄线和一只死的穿山甲。」我想要说的是,基因体的确改变了所有的事情,它不是终结辩论宣布哪一边赢,而是提供非常多的资料让双方的差距缩小,最后在中线碰头。现在对于基因如何影响行为,以及人类行为如何影响基因,将会重新打开争论,但是它不再是先天与后天的对立,而是先天与后天的交互影响(nature-via-narture)。基因是依据后天的线索而设计的。要能体会到这点,你必须先放弃原有的立场,打开你的心胸。你必须进入一个世界,在那里,基因并不是木偶的主人,扯着控制你行为的绳子,反而是行为主宰着木偶的命运。你要进入一个世界,在那里,本能不是与学习对立的;在那里,环境的影响有时比基因的影响更不能反转它的效应;在那里,先天是为后天而设计的。这些看似空调的句子是第一次在科学上出现。我要从基因体的最深处来说这个奇怪的故事,让你看到人类的大脑是为后天而设立的。我的论点如下:我们越打开基因体的盖子,基因越受到经验的影响。

  我想像一张在一九○三年所拍摄的照片,这是一组参加国际会议的男士留影。我说「男士」并不很正确,虽然这里面并没有女士,但是有一个小男孩、一个婴儿和一个鬼魂;其余都是中年以上的男人,大部分是有钱的白人。这十二个人都留着大胡子:两个是美国人、两个奥地利人、两个英国人、两个德国人、一个荷兰人、一个法国人、一个俄国人、一个瑞士人。

  唉,这是一张想像的照片,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不曾碰过面。但是,就像一九二七年在萨尔未(Solvay)拍摄的着名物理学家照片,里面包括爱因斯坦、波尔、居里夫人、普朗克、薛丁格、海森堡和戴瑞克,我的十二个人也是一时之选,他们的人类本质理论主宰了二十世纪的科学。

  这里面的鬼魂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当时他已死去二十一年,也是团体中胡子最长的一位。达尔文认为可以从猿类的行为中去了解人类的特质,人类行为是有普遍性的,例如微笑。坐在最左边、背挺得很直的老者是他的表弟法兰西斯‧高顿(Francis Galton),他当时已经八十一岁,仍然精力充沛,他的两片八字胡从脸上挂下来,好像两只白老鼠。高顿是极力主张遗传论的人。他旁边坐的是美国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六十一岁,留着四方型、乱七八糟的胡子。他主张本能,认为人类比动物的本能更多。高顿的右边是一位植物学家,在这个关心人类本质的团体中显得格格不入,在他零乱胡子的脸上,深锁着眉头,他是狄佛瑞斯(Hugo De Vries),五十五岁,荷兰人。他发现了遗传定律,但是有人却比他更早一步,三十年前就做出来了,这个人便是莫拉维亚的修道士孟德尔(Gregor Mendel)。在狄佛瑞斯旁边的是俄国人巴夫洛夫(Ivan Pavlov),五十四岁,留着长而灰的胡子。他是实证主义者,认为开启人类心智之钥在于反射反应。坐在他脚旁的,是唯一没有留胡子的约翰‧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他把巴夫洛夫的想法变成了「行为主义」,宣称只要加以训练,就可以改变任何人格。巴夫洛夫的右边站着胖胖的、戴着眼镜、留着胡髭的德国人克利普林(Emil Kraepelin),以及蓄着整齐胡子的维也纳人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两人皆四十岁,都对以后的精神医学有重大的影响,将精神医学从生物层面的解释导向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人历史观点。在他旁边的是社会学先驱,法国人涂尔干(Emile Durkheim),四十五岁,有着茂密的胡子,他坚持社会事实在实际上多于部件加起来的总和,跟他意见一致的是德裔美国人(他在一八八五年移民)法兰斯‧鲍亚士(Franz Boas),四十五岁,胡髭下垂,脸上有决斗时留下的疤痕。他坚持文化塑造人类本性,而不是被其所塑造。在前排的小男孩是瑞士的皮亚杰(Jean Piaget),他的模仿和学习理论在二十世纪中叶盛行。在婴儿车中的是奥地利人劳伦兹(Konrad Lorenz),他使本能的研究再度复活,而且在一九三○年代提出重要的「铭印」(imprinting)理论,他后来留了白色的山羊胡。

  我并不是说,这些就是研究人类本质最伟大的人,他们也不是一样的卓越。有很多应该在这照片中出现的人,不论是尚未出生或是已经逝去的,如休姆(David Hume)及康德(Immanuel Kant)就应该包括在内,但是他们去世已经太久了;现代的理论家如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威廉‧汉米尔顿(William Hamiltm)和乔姆斯基(Noam Chmsky)也应该包括在内,但是当时他们还没有出生。珍古德(Jane Goodall)也应该包括在内,她发现了猿类的个别性。还有一些具有洞察力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也应该包含在内。

  但是我要说,这十二个人有个共同性,就是他们都是对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全对,也不是说一直都是对的。我这里指的不是道德上的对错,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冲得太过头,坚持自己的理论,批评别人的立场,甚至有一、两个人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了恶劣的科学政策,使自己的名誉蒙羞。但是他们「对」的地方在于,他们在科学上有原创性的贡献,他们在科学的墙上砌上了一块砖。

  人类本质的确结合了达尔文的普遍论、高顿的遗传论、詹姆斯的本能论、狄佛瑞斯的基因论、巴夫洛夫的反射论、华生的联结论(association)、克利普林的个案历史论、佛洛伊德的正式经验论(formative experience)、鲍亚士的文化论、涂尔干的劳工论(division of labour)、皮亚杰的发展论以及劳伦兹的铭印论。在人类的心智中,你可以找到上述所有的部分。如果没有包含上述全部,没有任何的人性是完整的。

  但是,这就是我开始走的新路线,如果把这些现象放在从先天(基因)到后天(环境)的频谱中,就完全是一种误导。事实上,要了解上面的每一种现象,你要先了解基因。基因让人类的心智可以学习、记忆、模仿、铭印、吸收文化、表达本能。基因并非木偶的主人,也不是蓝图。基因也不只是遗传指令的传递者,它们在人活着时具有主动性;它们可以彼此开或关,并对环境产生反应。基因在子宫里就开始指挥身体和大脑的建构,但在任务完成后便解体,然后立刻依照环境的经验而重新建构身体和大脑。基因是我们行为的原因也是结果。也许支持环境论者被基因的强大力量和不可避免性吓到了,竟然没有察觉到基因其实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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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述方式非常引人入胜,它没有那种枯燥的说教感,而是用很多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案例来阐释复杂的理论。我尤其喜欢作者在解释基因与环境如何相互作用时,举的那些关于儿童发展的例子。比如,一个孩子天生就拥有较高的音乐天赋,但如果成长在一个完全没有音乐氛围的家庭,或者从未接触过任何乐器,那么这种天赋可能就会被埋没。反之,一个原本可能并不特别突出的孩子,在充满鼓励和机会的环境中,也可能展现出惊人的潜能。这种“1+1>2”的效应,让我对教育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对内在潜能的唤醒和引导。这本书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创造一个有利于个人成长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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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们身上的很多特质,真的就像一个精心编织的网。我常常在想,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格,为什么会对某些事情特别敏感,对另一些事情却显得麻木。以前我总觉得是环境影响,是父母的教育方式,是学校的氛围,甚至是遇到的朋友。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它不仅仅是在说“是什么让我们变成这样”,更是在探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过程。我被那些关于基因如何影响行为的例子所震撼,那些细微的差异,竟然能够催生出如此巨大的可能性。同时,它也巧妙地连接了后天环境的作用,让我意识到,即便是最先天的特质,也需要环境的滋养和激发才能真正显现。这种互动性的讲解,让我不再把很多行为简单归结于“天生的”或“后天造成的”,而是看到了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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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极具吸引力,一种柔和的暖色调与抽象的线条交织,似乎在暗示着某种内在的和谐与外在的流动。我拿到它的时候,就被这种宁静而又充满思考的氛围所感染。它让我联想到了自己成长过程中那些模糊却又深刻的瞬间,比如童年时对某些事物的天然好奇,以及父母无意间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我一直觉得,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自己,绝非偶然。一定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塑造我们,而这些力量又是如此的复杂,它们相互缠绕,难以剥离。我渴望了解,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独特,又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相似。这本书的标题,就像一把钥匙,似乎能开启我一直以来对自我认知和人类行为的迷雾。我期待着它能为我揭示一些关于“是什么造就了我们”的答案,哪怕只是冰山一角,也足以让我欣喜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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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它让我明白,所谓的“宿命论”或是“一切皆可改变”的二元对立,其实都过于片面。我们并非完全受基因的摆布,也不是完全由环境所塑造。它像一场精妙的舞蹈,基因是舞者的基础动作,而环境则是音乐的节奏和舞台的灯光,共同决定了舞姿的最终呈现。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一些行为模式,以及它们背后的根源。很多时候,我们倾向于将自己的优点归功于基因,却将缺点归咎于环境,这种选择性的认知,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而这本书,则鼓励我们以更诚实、更客观的态度去面对自己,去理解那些我们无法轻易改变的部分,同时,也去积极地创造和改变那些能够影响我们成长的环境。它让我意识到,理解“为什么”比单纯地“这样做”或“不这样做”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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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这本书的某些章节确实需要一些耐心去理解,因为它涉及了一些科学性的概念。但是,作者的努力让这些复杂的理论变得相对易懂。我最欣赏的一点是,它并没有试图给出“标准答案”,而是提供了一个理解人类复杂性的框架。它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以及“何时”与“何地”。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对照自己的经历进行思考。我发现,原来很多我曾经感到困惑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甚至是我自己的一些不自觉的反应,都能在书中的理论框架下找到一些解释。这让我感到一种释然,也增添了面对未来挑战的信心。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科学的书,它更是一本关于如何理解人性、如何与自己和谐相处、如何与世界建立更深刻连接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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