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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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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由余英时先生的25篇论文组成，讨论主题集中在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当代，释证中国文化中的人文情怀和理性精神。体裁有专论、书评、条目和序跋，先后发表于1980-2006年。内容包括「魏晋时期的个人主义和新道家运动」、「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初论」、「孙逸仙的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20世纪中国国史概念的变迁」等。

作者简介

余英时

　　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生，师从钱穆先生、杨联陞先生，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着作等身，作育英才无数。2006年获颁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

《烽火年代的知识分子群像：思想的坚守与家国的抉择》 第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与时代风暴 本书深入剖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特别是抗日战争及随后的社会变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图景与集体命运。这不是一部简单的历史编年，而是对一群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个人命运与民族危亡之间挣扎、抉择的精英群体的细致描摹。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我们聚焦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或是深受新文化运动熏陶的青年才俊，怀揣着“教育救国”的朴素理想；或是深谙国学精髓的学者，试图在古老的智慧中寻找现代化的路径。他们的精神家园，建立在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以及对社会进步的殷切期盼之上。然而，时代的风暴骤然来临，将他们熟悉的学术殿堂和宁静的书房付之一炬。 本书首先梳理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及其内在的张力。清华、北大、西南联大，这些知识殿堂如何在中国最动荡的时期，依然保持着学术的独立性和精神的脊梁？我们探讨了大学自治的理念是如何在现实的压力下被反复拉扯的。通过对档案、私人信件和回忆录的细致考据，我们得以窥见学者们在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如何用近乎苦修的方式守护着学术的火种。他们面对的抉择不仅仅是教学内容的选择，更是如何在一个意识形态日益尖锐化的环境中，保持思想的开放性和批判性。 第二部分：流亡中的学术坚守与思想的交锋 西南联大，无疑是这段历史中最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本书将大量篇幅用于描绘这一“临时组合”的学术奇迹。然而，奇迹的背后是无数艰辛的付出。我们不再将联大师生简单视为坚韧的化身，而是深入探究他们内部的思想动态。 在昆明，不同学派的思想家们被迫紧密共存。他们在简陋的教室中，继续着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社会科学的研习与争鸣。这种近距离的碰撞，既是思想的火花，也带来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例如，在经济学领域，自由放任思潮与计划经济思潮的支持者们，如何在战时体制下寻求理论的立足点？在文学领域，现代主义的探索者与现实主义的倡导者之间，如何看待文学为“人生”服务的界限？ 本书特别关注“翻译”这一行为在特殊时期的意义。知识分子们不仅是在翻译外文典籍，更是在翻译一种新的思维范式，一种面对未来的语言。每一次对晦涩概念的精确传达，都是一次对民族心智的重塑尝试。我们详细分析了当时几部关键译著的出版历程，揭示出翻译者在选择术语时所蕴含的深层文化焦虑和政治考量。 第三部分：知识分子的出路：从精英主义到人民性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知识分子面临着从“个体救赎”向“集体担当”的历史性转变。本书探讨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路线分歧：是坚守纯粹的学术象牙塔，认为文化和教育是长远救国的根本；还是必须主动投身民族解放的洪流，将个人知识服务于眼前的抗争？ 我们细致考察了知识分子“下乡”与“深入工农”的尝试。这不仅仅是政治口号的响应，更是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的重塑过程。许多习惯于书斋生活的学者，不得不学习新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本书将呈现他们初次面对广袤的农村和工人阶级的震撼与迷茫，以及他们如何试图将自身的知识结构与基层的实际需求对接。这种“知识的下放”过程，充满了张力和适应的痛苦。 此外，本书还专题讨论了战后（1945-1949）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二次抉择”。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许多人被迫在去留之间做出艰难取舍。我们避免采用简单的站队分析，而是从个人良知、家庭责任、学术理想的延续性等多个维度，剖析促使他们做出最终决定的复杂心理机制。对于那些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改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而充满内在挣扎的过程，本书试图还原其间思想光谱的微妙变化。 第四部分：边缘群体的声音与文化遗产的保护 本书也关注那些未被主流叙事充分记载的边缘知识群体。例如，从事应用科学、工程技术的专家，他们在战争期间如何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军事和工业的支撑力量；以及那些在地方性、区域性文化研究领域默默耕耘的学者，他们的工作如何在中央集权的学术权力扩张中艰难维持。 我们还探讨了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当城市沦陷，书籍和文物成为流动的财富和危险的负担。学者们如何组织秘密的转移，如何用生命捍卫民族的物质与精神遗产？这些行动展现了知识分子在危急关头超越党派、超越个人安危的文化责任感。 结语：未竟的遗产与回响 本书的结论并非给出一个简单的历史评价，而是指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经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模型”。他们对教育的献身、在困境中对真理的坚守，以及他们最终不得不向时代的洪流低头或融入其中的复杂历程，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对知识、权力和责任的理解。他们留下的，既有光辉的学术成果，也有难以磨灭的时代烙印，是值得我们反复研读和深思的一部精神史诗。

第一章  天人之际
第二章  魏晋时期的个人主义和新道家运动
第三章  唐宋转型中的思想突破
第四章  田浩《儒家论说和朱熹的优势》序
第五章  重访焦竑的思想世界
第六章  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初论
第七章  对17世纪中国思想转变的阐释
第八章  戴震与朱熹传统
第九章  戴震的选择
第十章  章学诚对抗戴震
第十一章  黄进兴《18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和政治：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序
第十二章  桐城派(词条)
第十三章  孙逸仙的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十四章  商业文化与中国传统
第十五章  民主、人权与儒家文化
第十六章  20世纪中国的激进化
第十七章  20世纪中国国史概念的变迁
第十八章  民主观念和现代中国精英文化的式微
第十九章  中国史学思想反思
第二十章  在2006年克鲁格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

序

黄进兴《18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和政治：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

　　李绂(1675-1750)在西方几乎不为人知，20世纪的中国学者对他也未作充分研究。尽我所知，1923年梁启超(1873-1929)在清华大学发表的关于清代学术史的系列讲稿中，首次提到李绂为「陆王学派的殿军」。可能受梁启超的启发，先师钱穆先生(1895-1990)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中，用一整章的篇幅专门介绍其生平与思想，迄今为止，这仍是最详尽透彻的介绍。

　　在20世纪的中国史编纂中，李绂的遗忘更多的是由于历史学家的主观所致，而不在于李绂置身其中的历史事实。受民族主义与实证主义潮流的影响，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们通常对与清廷密切合作的儒家学者和作为一种哲学体系的新儒学产生偏见。结果，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返回汉学的考据学，而漠视程朱与陆王两派的演变。由于李绂具有高层官员与陆王学派代言人的双重身分，故未被纳入历史学家的考虑名单。

　　然而，一旦我们设法摆脱现代的这种参照系，直接细查史录，我们将立即发现，在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中，尤其是放在其自身的话语中，无论李绂还是陆王学派，都不应被忽视。实际上，李绂的学术影响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在着名历史学家全祖望(1705-1755)的力助下，李绂试图重理17世纪30年代初期的明代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中的古文献，这为四十年后启动《四库全书》大工程立了榜样，而正是此工程使汉学臻于巅峰。第二，李绂是清代第一位对王安石(1021-1086)及其变法运动的历史非议进行公开抨击的儒家学者。他的论述直接启发了蔡上翔(1717-1810)用二十年时间详细研究王安石年谱。对宋代这位伟大改革者的错误指控，即使不是全部，也绝大部分首次得到了澄清。在蔡上翔研究的基础上，梁启超才能于1908年写出王安石的现代传记，甚利于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由此，李绂实亦间接有功于晚清中国的政治发展。第三，从1750年李绂去世到清亡，他一直未被人所忘，19世纪的许多作家写到他时，或论及其政治生涯，或论及其学术成就，或两者兼而有之。实际上，作为一位博闻强记的学者，他的声誉一直在上升，有时甚有传奇色彩。1831年李绂全集的再版，也证明了他在学术界的长期影响。

　　正如梁启超所说，李绂很可能是清代公然以陆王后学自居的最后一位学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陆王传统随着他于1750年去世便突然消逝。相反，陆王传统仍然存在，只不过没有代言人与公开的可识别的身分而己。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即使在汉学鼎盛期的学术思想界，陆王新儒学的痕迹也从没有消失。一些学者，如着名学者章学诚(1738-1801)，不时地倡导陆王学派方法论上的整体论，而像焦循(1763-1820)，则对王阳明「良知」说作出他们时代的重新界定。到18世纪20年代，陆王新儒学的痕迹肯定对像方东树(1772-1851)这样的程朱信徒构成了严重威胁，方东树曾以极急迫的语调警告同时代人，在汉学道德破产的醒悟中，已面临陆王学派尾随而至的危急时刻。他的警告虽未立竿见影，但实具先见之明。六十年以后，当康有为在广东创建私立学校以促进教育改革时，陆王心学的内容便集中呈现在他所修订的儒家课程上。

　　毋庸置疑，关于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的长篇专论一直没有，现在，随着黄进兴博士的研究成果的出版，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这项空白终得填补。对黄博士这一进行数年的研究，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密切关注着其进展。我很乐意就此书所取得的几点最显着的成就谈些看法，与读者分享。

　　首先值得赞赏的是作者在结构文脉上的创意。此书视野广博，李绂尽其可能地被置于具有历史意味的语境中。此书在学术思想史的领域中按两种不同的方式加以构造，其一可称为谱系式的，另一可称为共时式的。作者首先把李绂放置在「朱陆异同」的问题中，然后梳理此问题的各种谱系而上溯源头，同时下论至18世纪末期的章学诚。因此，此书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思想传记，更宜视为一本精心构建的新儒学的高浓缩史。顺言之，首两章「原初争辩」，在我看来，对于程朱与陆王哲学的深刻分歧作了最清楚的揭示。作者用他们自己的术语全面分析了彼此的论辩，挡住了目前已甚时尚的将西方哲学的概念应用到新儒学的各种诱惑。

　　在共时段上，作者把李绂和「朱陆异同」的问题放在清中叶学术思想的主流语境中。第六章「李绂和考据学的转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陆王的观点来看新儒家的哲学论辩是如何与考证学的兴起互相影响、互相牵连的，这章是一个最好的个案研究。清代考据学主要是建立在文献考释的基础上的，在现在西方的论着中，我们常常对「考证」这一术语作简单化的理解。因此，当本书在讨论「义理」与「考证」的联系时，读者宜知作者主要是把新儒学作为一种哲学传统，而考证学是从16世纪晚期演变出来、加以讨论的。我持同样的认识。

　　作为一种学术运动，「考证转型」是从复杂的历史境遇中产生而发展的。显然，对此运动作全面理解需要历史学家对明清交替时期的中国历史作方方面面的彻底梳理，仅限于学术思想史是难胜此任的。然而有趣的是，在新儒家的哲学传统中，「朱陆异同」问题的演变本身对于趋向「考证转型」是负有责任的。早在16世纪，王阳明反对朱熹的重要哲学论争之一便是要恢复所谓的「《大学》古本」。在此过程中，王阳明不自觉地将自己卷到了文献考证的研究中，并因此为17世纪的许多心学家们致力于儒家文献的考证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在朱陆异同问题上与王阳明相匹敌的罗钦顺(1465-1547)，也倡导「返回原典」以作为解决哲学论辩的重要途径。为了维护朱熹的「性即理」，反对陆象山的「心即理」，罗钦顺援引数段经文来支撑其观点，他的结论是，「学而不取证于经书，一切师心自用，未有不自误者也」。这里我们看到，义理之学是怎样开始将自身推向考证之学的。

　　通过对李绂着作细致入微的分析，黄博士为我们描绘出陆王儒学在清代考证学全盛前的「考证转型」的具体图像。就李绂而言，「朱陆异同」的问题现在在考证学而非哲学的方法上得到的再现。黄博士在此方面的极大成功，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对李绂《朱子晚年全论》的充分而有效的使用，他是现代第一位使用此书的学术思想史学者。李绂的这部着作很久以来极为罕见，学者一般难以见到，包括先师钱穆先生在内。正如黄博士的书所呈现的那样，李绂的理论建立在相当脆弱的基础上，但这不相干。用作者自己的话讲，真正的情况是「李绂将朱陆异同的问题从义理转到了考证」。我很乐意举出一个相关的来自朱熹阵营的个案来支持黄博士的结论。王懋竑(1668-1741)是这时期主要的朱学中人，他倾全力编纂与李绂观点截然相反的详细的《朱子年谱》。他的结论是，纵观朱熹一生的学术思想活动，朱熹从未表现出与陆象山相调和的丝毫倾向。后来的评论家一般认为，尽管此谱由于王懋竑根深蒂固的偏见而略有瑕疵，但它毫无疑问是考证性研究的精品。由此可见，程朱阵营于此时亦经历着同样的转向。

　　最后在第七章，黄博士把李绂与新儒学放在了清初政治史的语境中。他对康熙皇帝袭用道统的描述实在引人入胜。显然，在清廷以李光地(1642-1718)和李绂为各自代表的程朱与陆王学派的新儒家们，都自愿将道统赋予康熙皇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採用了精明的意识型态活动，认为道统与治统在分开三千多年后，如今第一次在一位圣明帝王身上得到了再统一。现在有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些新儒家精神上的突然改变呢？黄博士基于种种历史与文学文献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敏锐的观察。下面我想提供几个在我的工作中所见的相关事实，来彰显本书中最富意义的一些发现。

　　首先，黄博士极正确地指出，李绂真诚地认为他的皇上确具有某种「圣明」气象。康熙那些感人的实录以及在儒家修养上的多方面成就，可以佐证李绂对康熙的无限钦佩是有根据的。尤有意味的是，甚至黄宗羲(1610-1695)这位明代忠臣、陆王哲学的首要继承者，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与李绂相同的热情。黄博士援引了黄宗羲一封写给友人的信，在这封写于1686年初的信中，黄宗羲表彰了康熙。我想附加说明的是，他在此信中亦提及康熙是「圣明君主」。

　　其次，据作者的学术研判，康熙「特别意识到儒家祭礼的意义」。他援引1684年康熙在圣人家乡参拜孔庙的史实以为佐证，在那里，康熙以「三跪九拜」的祭礼空前地表达了对圣人的崇敬。可以看出，他对圣人之推崇史无前例。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此为一要事，值得略作申述。

　　1684年岁末，在首次南巡的归途中，康熙去曲阜祭拜了孔庙。此前，他在苏州、南京各呆了几天，在南京时他亲自在明太祖墓前进行了祭祀，另外，从1684年12月初康熙在苏州活动时的第一手材料的生动记述中，可窥当时之情形。在上海一位地方学者的日记《历年志》中，作者记录了康熙在佛殿前会见当地人时的详情，康熙亲自和佛僧们一起演奏乐器来款待众人，人们异常兴奋，高唿「皇上万岁！」而康熙则应声转身，面朝大家高喊「祈福百姓！」(Greetings to the people!)

　　康熙在1684年所举行的这三场仪礼，颇像恰当地通过乐礼来传达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即在圣明帝王的仁政下，全中国和平来临。康熙在孔庙中跪拜，以及在明太祖墓前祭祀，似乎在对中国的精英们说，他已是道统和治统两者的合法继承者；而他弹奏乐曲，则彷彿意味着，他便是孟子所讲的那种「与民偕乐」的儒家理想的统治者。礼乐始终是儒家象征的核心。一个年仅30岁的满族帝王在儒家象征的操作上如此练达，确实令人惊讶。我考虑使用「操作」(manipulation)这个词，是因为尽管他宣传周到，但作为一个开始自励成为勤勉的儒家学者的形象，康熙从没有放弃他的满族身分。他所做的这一切并非因其真的信仰，而是出于政治操作的需要，一旦我们理解了1684年他首次南巡的用意，这点便昭然若揭。前一年合併台湾，三年前平定三藩，此后在中国已没有足以对抗新王朝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强有力的组织。康熙对中国历史烂熟于心，他深知利用儒家象征来推动盛世太平的时间终于到来。上述黄宗羲与地方日记的例子说明，康熙的政治操作实是一成功之举。在他首次南巡后，人们的反满情绪显着消退。

　　黄博士对清代儒学与朝廷权力间的关系的研究，以一种感伤的笔调结束，实可理解。用儒学的评价尺度来衡量一个圣明帝王所具有的价值，这的确是令人压抑的。至于儒家在朝廷的权力中心被意识到，则已是非常确定的。正如章炳麟(1867-1936)所言，在明代被赋予批评职能的言官侍史丞，自1723年，即康熙崩驾后一年便开始销声匿?。因此，黄博士的观点是无可辩驳的。然而，就儒家学者而言，他们与朝廷权力间虽仅有外围的或无关紧要的联系，但完全否定他们的批评职能是十分困难的。原因不难找到。儒家批评家通常像威尔兹(Michael Walzer)在《解释与社会批评》(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Critism)中所说的那种「有联系的」(Connected)批评家，其批评的距离可用英寸来测量。威尔兹告诉我们，「有联系的」批评家们借助于解释可以确立批评的距离，「只要他们做学术思想的工作，他们就为论敌进行社会批评打开了道路」(第40页)。在清代，戴震(1724-1777)可作为「有联系的」儒家批评家的一个典型例子。通过重新解释儒家的「理」，他非常大胆地对程朱哲学的核心部分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他讲：「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由此可见，道统与治统的统合无论铸造得怎样坚固，但永远都不会完全合一。

1995年7月
新泽西普林斯顿
据“Foreword,” in Chin-shing Huang, 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ix-xv译出。

(程嫩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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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偶然在书架上发现的书，书名《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立刻吸引了我。翻开第一页，一股浓郁的学术气息扑面而来，仿佛置身于一个古老而又充满智慧的殿堂。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深刻，仿佛在为我们徐徐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古老的哲学思想，到现代的社会思潮，作者都以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和洞察力，冷静地剖析着中国文化的特质。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天人合一”的阐述印象深刻，它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概念，更是中国人对待自然、对待生命的独特理解方式。作者并没有将这种理念描绘得过于神秘或遥不可及，而是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展现了它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体现。这种将抽象概念与具体事实相结合的叙述方式，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既能感受到思想的深度，又不至于迷失在理论的海洋中。书中对儒家、道家等思想流派的解读，也让我受益匪浅。我一直以为这些古老的学说离我们很远，但作者却巧妙地将它们与当代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展现了这些思想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这让我开始重新审视我们当下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并从中寻找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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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理性的中国》这本书，最让我惊艳的是它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解读。作者并没有流于表面，而是深入到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的根源。我尤其喜欢书中关于“和而不同”的讨论，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渗透到中国人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智慧。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在社会矛盾的化解上，甚至在文化交流中，“和而不同”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说明了这种理念是如何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这本书也让我对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和个体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强调集体，忽视个体，但这本书却展现了在中国文化中，个体的发展和集体的发展是如何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非常微妙而又强大的力量，它塑造了中国社会独特的运行机制。阅读此书，仿佛经历了一场精神的洗礼，让我对“中国”这两个字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

评分☆☆☆☆☆

《人文与理性的中国》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关于认知重塑的旅程。它挑战了我过去对中国文化的一些刻板印象，尤其是在“理性”和“感性”的二元对立上。我一直认为，西方文化更偏重理性，而东方文化则更倾向于感性，但这本书打破了这种简单的划分。作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哲学、艺术等多个维度的细致梳理，呈现了一个更加复杂而 nuanced 的中国。书中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分析，让我看到了其中蕴含的深刻的理性考量，并非仅仅是权力斗争。而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解读，也并非只是抒发情感，其中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的大彻大悟。这种“感性中蕴含理性，理性中不乏感性”的辩证统一，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之一。阅读过程中，我常常被作者的洞见所折服，他能够从微小的细节中发现宏大的主题，并用清晰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提供知识，更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一种看待世界的新视角。

评分☆☆☆☆☆

最近读了一本叫做《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的书，简直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书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看似矛盾但又浑然一体的“理性”和“感性”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我之前总觉得中国文化是那种很含蓄、很唯美的，但这本书却用一种非常直观、非常学术的方式，把那些隐藏在诗词、绘画、甚至节日习俗背后的逻辑和智慧给抽丝剥茧地展现出来。比如，书中关于“道家无为”的解读，我以前总觉得是消极避世，但作者却从“顺应自然规律”、“不妄为”的角度去阐释，让我茅塞顿开，觉得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智慧，一种与宇宙和谐相处的方式。而且，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和文献，每一点都言之有据，读起来让人觉得非常信服。我特别喜欢书中对比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部分，那种清晰的逻辑和严谨的论证，让我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讲述历史，更是在引领读者思考，去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样子，以及未来可以走向何方。

评分☆☆☆☆☆

拿到《人文与理性的中国》这本书，我原本以为会是一本比较枯燥的学术著作，但事实证明我大错特错了。这本书的叙述方式非常灵活，时而像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引经据典，层层深入；时而又像一位富有洞察力的哲学家，引发读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层思考。我特别欣赏书中对中国古代科技和工程成就的描述，这些往往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忽略，但作者却用生动的笔触，展现了古人惊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比如，书中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介绍，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分析，更融入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让我对古人的环保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有了全新的认识。此外，书中对中国戏曲的分析也让我耳目一新，我之前只觉得戏曲是一种表演艺术，但作者却从中解读出了深刻的社会伦理和人情世故。这本书的知识密度非常高，但阅读起来却一点也不费力，反而充满了惊喜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