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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中国哲学研究的危机
从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谈起

李明辉*

前（2006）年年底，笔者先后在深圳大学出席了「『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出席了「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前者探讨近年来在大陆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后者顾名思义，是探讨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参加了这两个研讨会之后，笔者发现：与会者在这两个研讨会中的发言内容有高度的重叠。这反映出一个显而易见、但却未受到充分注意的事实：由于「中国哲学」这门学科是在西方哲学的参照背景下建构起来的，今日的中国哲学研究根本无法回避它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随后于去年元月，笔者出席了国科会哲学学门委託淡江大学举办的「中国哲学之教学与研究」论坛，并发表引言。国科会近年来有关专题计画申请与补助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台湾的哲学界，中国哲学研究相较于西方哲学研究，正在日益萎缩中。有鉴于此一危机，国科会哲学学门主动规画了这个论坛，邀请国内与中国哲学之研究与教学相关的学者与研究生出席，共同探讨问题的症结，并谋求解决之道。这个论坛的主题与上述两场研讨会的主题也有高度的重叠，故可以一併加以思考。本文系以笔者在该论坛发表的引言为基础，加以扩充而成。

「中国过去是否有哲学？」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中国，清末以来便不时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在西方，自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亦不乏哲学家与汉学家讨论这个问题。1949年以后，在台湾、香港及西方，这个问题虽未成为热门议题，但仍不断有学者对这个问题表示意见。譬如，在牟宗三先生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第一讲便是〈引论：中国有没有哲学？〉。在此，他强烈反驳「中国没有哲学」之说，但同时强调其重点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是以生命为中心。

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于二十一世纪初的大陆学界，实非偶然。从1949年起，中国大陆经过三十年的自我封闭之后，于1970年代末期重新对西方世界开放。在往后的二十年间，大陆的知识界面对西方文化的直接冲击，产生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其实便是一个自我定位的问题。台湾与香港当然也有自我定位的问题，但由于这两个社会始终未曾断绝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故可以较从容地面对这个问题，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也因而并未成为热门的议题。

众所周知，「哲学」一词并非中国固有的名词。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在1866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首度以汉字将希腊文的philosophia一词译为「哲学」，其后为中国知识界所广泛採纳而沿用至今。再者，直到清末为止，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中并不存在「哲学」这门学科。即使在西方，哲学之成为一门学科，也有待于近代大学体制之建立。

在十九世纪初，清廷开始模仿西方，建立现代的教育体制。1902年清廷颁布各级学堂之章程，成为「钦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章程」。1903年清廷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重新拟定各级学堂章程，而成为「奏定学堂章程」，于次年颁行。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将哲学科排除于高等学堂的课程之外，引起王国维（1877-1927）的批评。他于1903年发表了〈哲学辨惑〉一文，在文中强调：一、哲学非有害之学；二、哲学非无益之学；三、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四、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五、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王国维可说是近代中国最早主张将「哲学」这门学科纳入高等教育体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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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9）中国哲学：危机与出路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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