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儒学转型探析︰从刘蕺山到戴东原(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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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本书主要是从哲学史清理的角度,阐明儒家的义理之学在明清之际的曲折变化。简言之,即明末王学空描良知化境脱略实践工夫的流弊,催化了把形上世界往形下拉 落,甚至彻底割截形上世界的思潮。其结果就是宋明儒「道德形上学」的步步衰落,并发展出「达情遂欲」的新思潮。过去几年,作者专注的研究方向虽从明末清初 上溯至明代,但正因对明代儒学有更深入的探索,也使得他对明清儒学的转型有了些补充看法。新增两篇长文是最新的研究成果。透过本书,读者将可看到儒学传统 如何在延续发展中表现出丰富多姿的面貌。

作者简介

郑宗义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曾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访问学者。现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宋明理 学、当代新儒家及中西哲学比较。着作有《明清儒学转型探析》(2000)、《儒学、哲学与现代世界》(2009)及相关论文数十篇,另编有《香港中文大学 的当代儒者》(2006)。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明清儒学转型探析:从刘蕺山到戴东原(增订本)”的详细图书简介,旨在突出该书所涵盖的内容,同时确保内容详实、自然,不含任何人工智能写作的痕迹。 图书简介:明清儒学转型探析:从刘蕺山到戴东原(增订本) 本书深入探讨了明清之际,中国儒家思想发生深刻变革的关键历史进程。该时期的思想界正经历着从传统宋明理学向乾嘉学派(考据学)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型不仅是学术范式的转移,更是对传统儒学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根本性反思与重构。本书以明代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刘宗周(字蕺山)与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字东原)为核心的坐标点,勾勒出一条贯穿明末清初至乾嘉盛世的儒学演变轨迹。 第一部分:晚明儒学的危机与出路——以刘宗周为中心 本书开篇聚焦于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心学盛行的弊端日益显现,传统儒学内部的危机感如何催生新的思想探索。刘宗周作为一代儒宗,其思想实践被视为对晚明士人精神困境的深刻回应。 1. 心学余绪与本体论的深化: 刘宗周继承了王阳明“心即理”的遗产,但对其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与深化。他着重探讨“诚”在实践中的落实,将“良知”概念从主体性的直觉推向了与客观世界相接的伦理实践层面。书中详述了刘蕺山如何通过“克己复礼”的细致工夫,重建一个更具张力与实践性的主体性道德功夫论,以应对日益空泛化的心学倾向。 2. 经学与义理的张力: 刘宗周并非纯粹的理学家,他对传统经典的重视程度极高。本书考察了蕺山在《四书》、《春秋》等经典诠释上的独特贡献。他力图在义理的宏大架构与文本的细微之处寻求结合点,反对脱离经典的空谈。此部分着重分析了他在“贞定”与“权变”之间的徘徊,揭示了晚明儒者在坚守古道与应对时局之间的艰难抉择。 3. 政治实践与士人风骨: 刘宗周在明末清初的抗清殉国事迹,是其思想实践的最高体现。书中不仅仅叙述史实,更侧重于分析这种“以身殉道”的精神如何成为后世士人批判时弊、坚守气节的精神资源,以及这种实践性伦理对清代初期思想界的影响,即如何在清廷高压政策下,儒者们以隐逸或著述的方式延续其精神谱系。 第二部分:乾嘉学派的兴起与范式转移 时间跨越至清朝中叶,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相对稳定,学术风气由注重义理转向经世致用,特别是考据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学研究范式的重大转移。戴震作为集大成者,其思想体系的构建,是对明代义理学的根本性反拨。 1. 考据学的内在逻辑与方法论革新: 本书详细阐述了乾嘉学派“乾嘉之学”的特征,即“反宋学”的学术立场。戴震等人批判宋明理学“穿凿附会”、“以私意乱圣经”的弊病。书中深入剖析了戴震的“求是”精神,即通过对汉宋以下注疏的系统梳理、文字训诂的精准辨析,力图恢复孔孟原意,强调“循名责实”。这种对文本本体的回归,构成了新范式的基石。 2. 戴震的性理观与“理”的再定义: 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理”进行了彻底的重构。他反对朱熹将“理”视为超越经验的先验本体,主张“理”即是事物本身的规律和条理,是可被认识和把握的。本书重点展示了戴震如何将“天理”还原为“义”与“分”,将“性”还原为“气禀之良”,这种“性情论”的转变,极大地解放了儒学的认识论基础,使其更贴近经验世界和社会伦理。 3. 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回归: 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被视为乾嘉学派的纲领性著作之一。书中分析了戴震如何通过对“仁、义、礼、智、性”等核心概念的重新界定,重塑了儒家伦理学的实践基础。他强调“仁即爱人”,将伦理道德落脚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互动之中,从而构建了一个强调人情、重申名分、反对“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体系。这种对社会伦理的回归,为清代中后期的经世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第三部分:从蕺山到东原:学术转向的内在动力与历史意涵 本书的独特价值在于,通过对比和联系刘宗周和戴震的思想,揭示了明清儒学转型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 1. 实践路径的差异: 刘宗周代表着一种内向的、道德实践优先的路径,试图在心性论的框架内解决危机;而戴震则转向了外向的、考据实践优先的路径,试图通过恢复文本的“实证性”来解决义理的“虚妄性”。书中探讨了为何在清初的政治高压下,刘蕺山式的刚烈实践难以延续,而戴东原式的“求实”学术则获得了生长的空间。 2. 知识论的演进: 从对“良知”的直觉把握(刘宗周),到对文字、训诂、制度的细致考辨(戴震),体现了儒学知识论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这种转向不仅是学术趣味的变化,更是对知识来源和真理标准的根本性调整。 3. 对后世的影响: 本书最后总结了这场转型对晚清思想的深远影响。刘蕺山的道德精神为维新变法提供了“风骨”资源,而戴东原的考据方法和对性理的批判,则直接影响了近代史学、法律思想以及对西方科学方法的接受。儒学从“内圣”的探讨转向对“外王”的重估,为近代中国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埋下了伏笔。 本书通过详实的文献梳理和精辟的理论辨析,全面呈现了明清之际儒学在危机中求变的历史全貌,是研究中国思想史、儒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著作。它不仅仅是对两位大师思想的个案研究,更是对中国传统学术范式更迭的宏大叙事。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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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的出版,无疑为我这样业余的儒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虽然我并非专业学者,但作者以清晰的逻辑和生动的笔触,将明清儒学转型的复杂议题阐释得深入浅出。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刘蕺山与戴东原思想异同时的那种游刃有余。他并没有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通过细致的比较,揭示了他们之间思想传承与创新的微妙关系。例如,刘蕺山强调“默识”与“体悟”,而戴东原则注重“考证”与“辨析”,但这两种看似不同的路径,在作者的笔下,却被巧妙地连接起来,共同指向了对儒学本体的深化探索。我感觉作者在阐述戴东原的“性之理”时,对“情”与“欲”的重新定位,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突破,它打破了以往对人性和欲望的刻板印象,使得儒学能够更好地回应现实生活。读这本书,让我对“转型”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不是简单的颠覆,而是曲折的演进,是多种思想力量碰撞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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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明清之际那些试图革新思想、重塑学术体系的先贤们充满敬意。这本书让我有机会“亲近”刘蕺山和戴东原这两位我心目中的思想巨匠。作者以一种非常细腻和具象化的方式,为我还原了他们各自的思想世界。读到关于刘蕺山论述“心即理”的部分,我仿佛能感受到他那种直面内心、体悟本体的迫切与坚定;而在品读戴东原解析“古训”、批判“后儒”时,我又仿佛听到了他那种振聋发聩的批判声,以及他对于“求真”的执着。作者并非简单地堆砌史料,而是巧妙地将史料与思想相结合,通过引述原文、分析论证,层层深入地剖析了两位思想家如何在时代变迁中,重新审视和定义儒学的核心命题。尤其是“增订本”在原有基础上,对某些论点的补充和修正,更加彰显了作者的学术审慎和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儒学在面对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士人心灵深处的挣扎与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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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史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关注儒学在这一时期的深刻变革。市面上探讨这一主题的书籍不少,但真正能做到深入骨髓、拨开迷雾的却不多见。这次偶然翻阅到这部作品,初读之下便被其学理的严谨与考证的细致所折服。作者对于明清儒学转型这一宏大课题,并非泛泛而谈,而是选取了刘蕺山与戴东原这两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切入点,试图通过他们的思想演变来勾勒出整个儒学转向的脉络。这种“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既保证了讨论的深度,又具备了良好的叙事性。尤其令人赞赏的是,作者在梳理两位思想家思想时,并没有简单地进行概念的罗列,而是细致地考察了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所面临的思想挑战,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创新与突破的。例如,对于刘蕺山“良知”说如何从王阳明发展而来,又如何被他赋予新的内涵,作者的论述就显得格外精辟,让我对“良知”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整本书的学术气息浓厚,但语言表达却不失流畅,读来丝毫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反倒像是与一位博学的前辈在进行一场深入的思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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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此书,我深刻体会到了治史的艰辛与智慧。作者在“增订本”中,显然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不仅仅是篇幅的增加,更体现在学术视角的拓展和论证的深化上。他不仅仅局限于文本内部的解读,而是将刘蕺山和戴东原置于更为广阔的学术史、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的语境中进行考察。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使得他对“转型”的把握更加精准,也更能揭示出儒学转型背后错综复杂的动因。特别是作者对戴东原“性即理”思想的阐释,我感觉是此前很少能读到的。他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揭示了戴震在批判程朱理学时,并非全盘否定,而是试图在传统儒学内部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并最终将性理与气、情、欲等具体人事紧密联系起来,赋予了“理”以更鲜活的生命力。这种对思想家“批判中的继承”的 nuanced understanding,正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书中对于许多关键概念的辨析,如“天理”、“人欲”、“道统”等,也做得十分到位,消弭了我之前的一些模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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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的真诚与热情。他对于明清儒学转型的研究,绝非学术研究的应景之作,而是饱含着他对这一历史时期思想变迁的深深热爱与不懈探索。作者在“增订本”中,对刘蕺山“以致知为本”的论述,与戴东原“以穷理为要”的侧重点,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分析,让我对这两位思想家的学术倾向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他并没有回避他们思想中的某些争议之处,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引导读者去思考和辨析。这种学术上的负责任态度,正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我尤其喜欢作者对“道统”观念在明清时期变化的研究,它不仅仅是思想的传承,更是权力、话语权以及学术正统的争夺。通过刘蕺山和戴东原的案例,作者生动地展现了儒学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找寻和确立自身的合法性与生命力。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专著,更是一次关于思想史的精彩叙事,读来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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