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西学开始东渐,受此影响,明清士子持续讨论着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争论着西学是否源自于中国,还是有其自身发展脉络?本书的主要问题是:西国士子如何面对西学东渐?为了了解此一问题,笔者试图以明清的西学来自中国与否的争议为课题,探索其中过程,釐清其历史发展与流变。
第一章 序论 1
第二章 明清处理西学的主流看法及其演变-西学中源论 13
第一节 明末西学中源论的起源及其清初发展 14
第二节 自强运动时期的西学中源论 52
第三节 晚清西学中源论者的自然知识表述 70
第四节 结语 100
第三章 明清学者对于西学中源论的质疑与批判 103
第一节 明清之际士子对于西学中源论的质疑 104
第二节 传教士对于「西学源始」的介绍 117
第三节 王韬与《西国天学源流》 140
第四节 结语
第四章 《天演论》作为反西学中源论的存在
第一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重新诠释
第二节 突显「迥异」的西方历史
第三节 不同的西学知识基础
第四节 结语
第五章 结论
参考书目
黄克武
雷中行先生将他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硕士论文(2007)修改出版,我感到特别的高兴。他自幼生长在史学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环境,其后秉承庭训,考取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这一本论文最初受到徐光台教授启发,其后由我与该校黄敏枝教授共同指导,口试时又承蒙师大洪万生教授、清华大学钟月岑教授多方指正,可以说是结合了台师大、清华与中正大学三所学校的史学传承,而孕育出来的一个作品。口试时委员们均认为这一篇论文花了很大的功夫,深具价值。一年多之后,我们终于看到这一本书的问世,无论是对于较广的明清科学史、中国近代思想史而言,或者较专门的严复研究来说,中行这一本书都具有突破性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上的「西学中源论」和一个相关的题目如「中国文明西来说」一样,是一个不太受到学界重视的题目,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读者大多会觉得这类的理论是过时的,甚至可以说荒诞不经的,因此不值细究。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明清以来的文化脉络,却会发现,这些理论都曾经风行一时,甚至许多一流的知识分子都对之深信不疑,而撰文鼓吹,如黄宗羲、章炳麟、梁启超、俞樾等。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此一现象呢?我们必须返回到当时历史的场景,重新来检视这些问题所源生的文化场景与思想论域。「中国文明西来说」最近有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与李帆等人的研究,中行这本书则重新检讨了「西学中源论」。
过去学界有关西学中源论的研究甚少,我们对此议题的认识多半依赖全汉昇教授在1936年所撰写的〈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或是王尔敏、熊月之等学者的作品,这些研究成果或是为时已久、或是较为简略,难以窥其全豹。中行的专书可说是首次从长时期的历史演变与深入的文本分析两方面,来探讨此一议题。他不但仔细地讨论了明末清初以来几位重要的「西学中源论」论者的想法、釐清其脉络,而且指出了「西学中源论」内部的复杂性。
例如当时有人考察知识源流,进而指出「新学新知只是深入补充中学的粗疏之处」(刘岳云);有人则在古籍中找寻各种依据,来证明「西学中源论」的成立(王仁俊)。有的学者借此抒发己见,或企图贬抑西学、钻研中学(阮元、张自牧);或借此消除人们对西学的敌视、强化西法学习之正当性,进而促成中西学的会通(如梅文鼎、奕䜣、张自牧)。此外还有学者,像薛福成,不但本身的想法有所转变,而且又将「西学中源论」改为「西学东源论」,综合考察埃及、希腊、印度、中国等文明对西学形成的影响,使此一理论更为圆融。上述的各种观念都冠在「西学中源论」的大帽子之下,经过本书作者的釐清,我们得以了解其内部复杂、多元的面貌。
本书不但深入分析「西学中源论」的内容,也描绘了当时学者对它的质疑与批判的情况,这两者犹如两军之对垒,展现思想界的交锋。如李之藻、江永、赵翼等都指出南宋时陆九渊所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中国与欧洲其实互不交流,只是因为具有一些共同的心理趋向,而观察、发明出一些类似的科学理论;另一些人如新教传教士与王韬则是对于西学源流的考察,展现西学自有其本身的体系,与中学无涉。顺此理路,作者提出了他对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他认为严复翻译此书的原因之一,就是借此说明西学本身独特的历史发展、批判西学中源论,以纠正官绅士子对西方的浅薄认识。我认为这个说法完全可以立足。
有关严复对西学中源论的反应,最早要追溯到他赴英国留学期间的经验。1878年3月12日在英国留学的严复与当时担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讨论到张自牧(力臣,1833-1886)的〈瀛海论〉(张自牧的「西学中源论」,可参见本书第二章)。张自牧是郭的好友,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两人讨论时事、洋务,甚至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案,郭称赞他「于洋务所知者多,由其精力过人,见闻广博,予每叹以为不可及」(1879年5月9日日记),由此可见两人关系匪浅,且在积极认识西学上具有共识。在郭出使之前,曾保举当时为「布政使衔贵州候补道」的张自牧作为二等参赞官,后张因故未能成行。
严复在与郭嵩焘讨论时很直率地批评了张自牧的「西学中源论」。例如张自牧认为基督教其实是源于墨子的想法,加上印度、阿拉伯的观点。他在〈瀛海论(中篇)〉中说,「耶稣天主之教……盖墨氏之本旨,而缘饰以桑门天方之说,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而一以朋友之道处之,博施尚同,而昧于本末亲疏之道。」[ ]张自牧并表示「天主」二字源于中国。郭嵩焘记载了严复对他的质疑:其辟力臣论十字架及天主之名乃特妙,以为力臣之言:「天主二字,流传实始东土」,不识所流传者其字乎?其音乎?其字Roman Catholic,其音则罗虚克苏力也,何处觅「天主」二字之谐声、会意乎?
严复也知道郭、张为好友,并认识到张自牧的「西学中源论」说法具有积极开拓西学的意义,张自牧借此指出不应排斥西学,且儒者应以不知西学为耻;不过严复也看到张自牧思想中与旧有观念的妥协面,他批评张自牧对铁路、机器的保守态度,以及对海防工作的忽略。由此可见严复对西学中源论,或借此论来接引西学的作法,早有质疑,而后来他在〈《天演论》自序〉(「富文本」)中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可谓其来有自。
作者在论证严复以《天演论》批判「西学中源论」时,有一个在材料运用上的重要特点。他运用了与目前通行的《天演论》不同的早期版本,亦即辜公亮文教基金会于1998年出版的《严复合集:天演论汇刊三种》中所收录的「味精本」、「手稿本」,与「富文本」。尤其文中对于「重构圣人意义」之分析,最为精彩,作者引用「味经本」中的两段话:
今夫移风易俗之事,古之圣人亦尝有意于此矣。然而卒不能者,格物不审,见道不明,而智慧限之也。居今之日,借真学之日优,而思有以施于济世之业者,亦惟去畏难苟且之心,而勿以晏乐媮生为的者,而后能得耳。
〔世人〕视圣智过重,以转移世运为圣人之所为,而不知世运至,然后圣人生。世运铸圣人,而非圣人铸世运也。徒曰明自然而昧天演之道故也。
这两段话的确展示西方的「智慧」让严复对圣人观念作出新的诠释。对严复来说,新的圣人可借西方的智慧去实现以往「移风易俗」的道德理想;然而另一方面圣人的能力又有所限制,必须要依赖「世运」而起。此一想法与严复在〈论世变之亟〉(1895)中所论完全一致:
呜唿!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日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
由此可见严复所谓的「世运」其实是结合了西方的「天演之道」与宋朝邵雍的「运会」观念,这也显示此一圣人仍与宇宙有直接的关系,不能以「除魅化」或「世俗化」的观点来看。换言之,严复所重构的圣人概念既有延续,亦有创新。
上述的讨论依赖早期《天演论》的初译本,而非后来的定稿本。在此可约略对这些版本的差异加以说明。「味精本」是由陕西味精售书室刊印,该书有「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页39)的字眼,可知是严复译于1896年的初稿本,根据陕西学政叶尔凯与汪康年的通信,此书系味经书院刘古愚(与康梁关系密切,可能是透过梁启超取得此一版本)编校出版。[ ]孙应祥、王天根两位先生对此版本的源流有详细考证,可以参看。至于「手稿本」题名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现藏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手稿墨书,以红蓝绿各色笔作修改」(页81),册中有删改过程的日期标示多处,如「丁酉六月初六删改」(页155),可知是1897年严复修改的版本。根据笔者考订,这一个版本是1897年3月请吕增祥至保定面交吴汝纶的本子,吴汝纶在上面以黄、蓝笔作批註,再由严复改定。有关吴汝纶对严译《天演论》的具体贡献,可参看拙着〈走向翻译之路〉。「富文本」由南京富文书局出版,印于1901年。它与1898年正式出版的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本,大致相同,仅删去后者〈译例言〉中说明版本来源而註明「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的一段话。「富文本」与1905年商务印书馆的版本也没有太大的差异。
在「味经本」与「手稿本」刊行之后,多数人只是借此考订其版本流传,而忽略了经吴汝纶建议而为严复所删除的许多字句,以及它们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这些句子是严复翻译赫胥黎着作的最初感受,只要稍微比对「味经本」与「手稿本」就可以发现,这些被严复「勾去」的文字主要有以下两类。严复在「手稿本」的「译例」(这一部分在「富文本」中被改为「译例言」,其内容或有所扩充,或被删除)对此有以下的说明:
原书引喻多取西洋古书,事理相当,则以中国古书故事代之,为用本同,凡以求达而已。……有作者所持公理已为中国古人先发者,谨就谫陋所知,列为后案,以备参观。(页85)
在「富文本」的「译例言」中前半段完全被删除,而后半段则被改为「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则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这个对照很值得注意。这显示在1897年春天严复将译稿给吴汝纶之前,他对中西学的关系有一些徬徨,他知道「由此而必谓西学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固无所事于西学焉,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盖发其端而莫能竟其绪,拟其大而未能议其精,则犹之未学而已矣,曷足贵乎?」(「手稿本」序,页83~84,作于1896年秋)这一段话在「富文本」之中略有所改动,但大旨相同。问题在于他同时也相信赫胥黎的观点之中有「所持公理已为中国古人先发者」,这样的想法也使他很大胆地採取所谓「换例译法」,将西方的事例取代为中国古书中的事例(严复在1908年翻译《名学浅说》时仍多次运用此一译法)。在吴汝纶批改严复的初稿之后,严复在这方面变得更为小心,他不但删除了中国事例,也勾去了正文之中插入的《易经》、《书经》、《孟子》等古书上的话。换言之,吴汝纶的提醒使他更意识到西方历史的独特性,而且不再说有些西方公理「已为中国古人先发」。此后严复转而强调「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这种对中西学关系的矛盾态度,亦即一方面认为中西文化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又以为两者部分相合的想法,与严复一生中企图建立一个会通性的理论来解释「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互相关系的问题」与追寻富强、自由与文明之新中国的理想,一直交织在一起。如果说在1890年代末期严复集中火力攻击「西学中源论」的话,那么到了1900年代,他又把焦点放在攻击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在这方面1902年所撰写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一文最具代表性。而民国成立之后,他再将矛头对准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健将的「全盘西化论」,很可惜此时他只能发出很微弱的声音,激进的时代掩盖了严复对中西文化接触、互动的深沉思索。严复与清末民初三种最具影响力之文化理论之对垒,足以映现他本身「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或所谓「绎新籀古折以中」的理想。本书作者对于「西学中源论」的深入讨论,帮助我们釐清了这一段纠葛不清的历史与严复在这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当我第一眼看到“明清的西学中源论争议”这个书名时,我的脑海里立刻涌现出无数画面。 想象一下,在那个闭关锁国与对外交流的边缘地带,西方传教士带着他们的天文、数学、地理知识来到中国,而中国的士大夫们,在对这些新奇事物感到惊叹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它们与自身文化的联系。 “西学中源论”,这个概念本身就极其耐人寻味。 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更是一种带有东方智慧的自我定位,试图在看似全新的西方知识体系中,寻找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 这是一种既开放又保守,既好奇又警惕的复杂心态的体现。 而“争议”,则更是点睛之笔。 这说明本书并非一家之言,而是会呈现出当时学界对于这一理论的激烈讨论。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些争议具体围绕哪些焦点展开? 是对“中源”的文献考证,还是对“西学”本质的定义? 不同的学派是如何运用历史文献和现实观察来支持或反驳这一论调的? 这种争论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学术走向和文化发展? 这本书光是书名,就足以让我对那个充满思想碰撞和文化融合的时代产生浓厚的兴趣,仿佛能听到古人笔下的沙沙声和辩论中的激昂之语。
评分“明清的西学中源论争议”,这个书名一下子就点燃了我对历史和思想史的浓厚兴趣。 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个充满变革与碰撞的时代,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如同涌动的潮水,开始渗入古老的中国。 “西学中源论”这个说法本身就极具智慧和策略性,它并非全盘否定西方学问,而是试图在中国的文化根基上寻找其源头,这是一种既保留民族文化自信,又吸收外来文明的独特思路。 我好奇,这种“中源论”是如何被提出的? 是某位先行者的独到见解,还是在广泛交流中逐渐形成的共识? 而“争议”二字,更是直接揭示了本书的核心内容。 我非常想知道,这些争议的具体内容和参与者是谁? 是围绕某个具体的西方科学理论,还是对整个“西学”的性质和价值的辩论? 那些学者是如何阐述自己的观点的,他们又引用了哪些史料和逻辑来支持自己? 这种争论在当时是否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又对明清时期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这本书的标题,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让我迫切地想要一探究竟,去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智慧与挣扎,去感受思想交锋的火花。
评分这本书名让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了那些明清时期,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传入中国,引发的种种学术辩论和文化冲击。 我常常想象,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文人学者们如何面对这些“奇技淫巧”和“奇谈怪论”,他们是秉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小心翼翼地吸收,还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捍卫,严词拒绝? 这个问题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和思想的张力。 这本书的标题“西学中源论争议”,精准地抓住了核心。 “西学中源论”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有意思,它意味着并非全盘接受,而是试图在中国文化的原点中寻找其踪迹,这是一种充满本土智慧的思考方式,也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在面对外来文明时的复杂心态。而“争议”二字,更是直接点明了书的核心内容——并非简单的介绍,而是深入探讨了围绕这一理论产生的各种争论。 我很好奇,当时的争议究竟集中在哪些方面? 是对“中源”的界定,还是对“西学”性质的理解? 这种争论又会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读到这个书名,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许多古代文人的身影,他们在书斋中伏案疾书,在学堂里唇枪舌剑,为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着国家民族的未来,进行着一场场智慧的较量。 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那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的绝佳视角。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明清的西学中源论争议”,听起来就充满了学术的深度和历史的厚重感。 我立刻联想到,在那个中西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碰撞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面对那些前所未有的西方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的。 “西学中源论”这个概念本身就非常有趣,它意味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既承认西方学问的价值,又不愿完全脱离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而是试图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哲学思想中寻找其“源头”。 这是一种充满东方智慧的辩护和解读方式。 而“争议”两个字,则直接点明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详细呈现当时围绕“西学中源论”发生的各种学术争论,例如:有哪些学者是“中源论”的积极拥护者,他们又是如何论证的? 又有哪些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他们的反对理由又是什么? 这种争论是否局限于学术圈,是否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走向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究竟是哪些具体的西方知识(比如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引发了最多的争议? 这本书名,不仅勾起了我对历史细节的好奇,更让我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度和学术辩论的精彩程度充满了期待,仿佛能听到不同学派之间激烈的思想交锋。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简直就像一把钥匙,直接打开了我对那个风云变幻的明清时代的好奇心之门。 “西学中源论争议”,这几个字本身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学术的深度。 我不禁开始猜测,作者究竟会从哪个角度切入? 是会详细梳理不同学者对于“西学中源论”的不同解读和批判? 比如,哪些学者坚信西方知识源自古老中国,又有哪些人对此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 他们各自的论据又是什么? 是引用古籍,还是结合当时的实际考察? 我尤其期待书中能对那些关键的辩论人物和他们的代表性观点进行深入剖析。 毕竟,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脉络,往往需要抓住那些最尖锐、最集中的争议点。 此外,“争议”二字也暗示了这本书不会是平铺直叙的知识普及,而更像是一场智力上的探索,一场思想的碰撞。 我很想知道,这些争议在当时引起了多大的波澜,是否曾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结构产生过实际的影响? 这本书的出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全球化浪潮的窗口,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困惑、他们的坚持,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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