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灾害，其中受害比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是儒家文化经济圈的台湾、中国、日本大陆等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经济扮演着重要角色。儒家文化经济圈的经济体系正是因为政府经济的功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政府的经济政策，这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外汇政策等的权衡运作，此外国营事业的功能也甚为重要。从屡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看来，确实是重新再检讨自由市场经济的永恆性的适当时机了。

　　屡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诊治方案均不外政府经济的介入。一九三○年代的经济危机，货币政策无能为力，全靠政府政策的刺激政策奏效。财政政策包括的投资行为和贫民的赞助等等。经过大约十年的刺激景气，复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性的经济消耗行为，还有战后的经济重建，全球经济终于复甦。一九七○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也依靠了政府货币政策的舒困以及政府财政政策的调节，然后使得经济得以死恢复燃。2008年起的经济危机仍然要依靠政府经济的大力协助，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功能。

　　由此可知，市场经济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市场经济则是万万不能；然而政府经济绝对不是万能，若没有政府经济亦是不能。自由市场经济是常态，但不能全靠自由市场经济。换言之，我们仍然肯定自由市场经济的功能，也强调政府经济的必要性。政府经济不是取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功能，而是补充自由市场经济的不足。这正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在过去的岁月里台湾经济发展也提供了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考，中国经济必然会再崛起，而台湾儒家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当然也可提全球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做西方外来文化的殖民地，也不做中国古代思想的奴隶；亦即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台湾经济经验是东方儒家文化经济圈的重镇、它不能说是个典范，但可参酌。然而儒家经济思想止于至善，谈何可能；特别是腐儒。还有子罕言利、小人喻于利、不患寡患不均等言论都产生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值得防范。

　　自冷战结束后，台湾问题便是美国与中国关系中最敏感，也最不稳定的因素。小布希政府时代的国务卿莱丝（Condoleezza Rice）曾表示，乐见两岸关系出现「合理的」和解。欧巴玛政府欣见两岸紧张关系缓和，但未必乐见美国在两岸关系中的份量降低，甚至趋向「边缘化」。

　　台湾今年能成为世界卫生大会（WHA）的观察员，反映两岸和解的进展。而美国在台协会理事长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曾说，美国固然支持台湾成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美国不会出面和中共交涉。当然，欧巴玛政府出力支持马英九政有关世界卫生大会的作为。小布希政府前两年则是鲜明不支持陈水扁政府推动取得世界卫生组织的会籍。

　　实质上，这项架构协定将细到什么程度，是否包括关税减让、投资保障与避免双重课税，以及海基会如何与各专业部会和单位之间分工合作等，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政府对于经济和产业没有适当的规划，洽谈的结果是否引发民间抗争，谁都不敢预料。

　　台湾与中国的交往，实质问题在于政治尚未获得适当的解决。若两岸先从经济下手，当然是务实的作法，只是经济走远了就需要政治做依靠。以马政府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大会而言，亦可看出台湾以「中华民国」作为国家站上国际舞台，期待国际空间，2009年1月我方卫生署仅能收到世界卫生组织来函，以「台北联系人员（contact point in Taipei）」为名，接纳台湾参与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让台湾进入全球疫情通报与防制体系。换句话说，台湾获得以「中华台北」的非国家名称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只不过是中国对马政府为达成国人期待国际空间所给的恩惠，对台湾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与空间的扩展有限。

　　总之，中国是以「一个中国」处理两岸交流与互动，马英九和中国往来的步伐若跨太大，又没有国际化的配套措施，虽然短时间可以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不过谁敢保证中国进而以经济扶持马政府，再进行政治谈判，从而造成台湾的意识形态纷争，因此台湾的生存与发展之道，是需要政治人物跳脱眼前选举利益的考量，秉持更宏观的总体战略，以及明确的外交目标，推动台湾进入国际社会，不但使国内经济得发展平稳，而且国家的地位更为提升，此乃至所是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