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治安制度史：警察与政治经济的对话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本书的上篇：〈台湾治安制度史纲〉是採历史制度学研究途径，以「台湾岛史」观点，并从历史结构性和相对主体性观念的角度，论述台湾近代以来，自原住民时期(~1624)、1624年至1662年荷西时期、1662年至1683年郑氏家族时期、1683年至1895年清国时期、1895年至1945年日本时期，以迄1945年至2009年国民政府时期，其中还特别论述了1912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总共论述了七个时期的台湾治安制度。

　　下篇：〈警察与政治经济的对话〉是採取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与警察业务有关的主题，列举犯罪的成本效益、赌场合法化、毒品价格机制等15则议题加以论述。换言之，本书《台湾治安制度史：警察与政治经济的对话》就是一部台湾近代警察与政治经济关系的治安制度变迁史。

作者简介

陈添寿

　　出生于台湾台南，现任中央警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北台湾科技学院董事兼任副教授。

　　主要着作：《为有源头活水来》(黎明)、《台湾政经发展策略》(黎明)、《台湾经济发展史略》(立得)、《文化创意与产业发展》(兰台)、《台湾经济发展史》(兰台)、《台湾创意产业与策略管理》(兰台)等书。

自 序 5

上篇：台湾治安制度史纲
第一章 绪 论 15
第二章 原住民时期台湾治安制度(~1624) 24
第三章 荷西时期台湾治安制度(1624~1662) 29
第四章 郑氏时期台湾治安制度(1662~1683) 39
第五章 清国时期台湾治安制度(1683~1895) 44
第六章 日本时期台湾治安制度(1895~1945) 58
第七章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治安制度(1912~1949) 66
第八章 中华民国台湾时期治安制度(1945~2009) 125
第九章 下篇 结论 133

下篇：警察与政治经济的对话
第一章 绪论：经济学帝国主义 136
第二章 供需理论：经营赌场的合法化？ 178
第三章 价格理论：毒品的价格机制 193
第四章 生产理论(一)：犯罪的成本效益 207
第五章 生产理论(二)：拼治安的最适选择 228
第六章 生产理论(三)：安全带不安全？ 233
第七章 生产理论(四)：线民制度化的机会成本 241
第八章 消费理论(一)：卡债的启示效应 246
第九章 消费理论(二)：消防救灾的公共财 260
第十章 市场理论：罢工的资讯不对称 265
第十一章 政府理论：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的政策立法282
第十二章 财政金融理论：真洗钱假贸易 303
第十三章 货币政策理论：非法移民的外部性 313
第十四章 贸易政策理论：交通的运输利益 324
第十五章 教育经济理论：警察教育的公费补助 337
第十六章 政治经济理论：警察角色变迁 344
第十七章 下篇 结论 354

序

　　2008年12月11日我正忙于校稿《台湾经济发展史》一书时，得悉叶石涛先生过世的消息。叶先生早在1987年即以宽容心胸，接纳所有先后来台作家的所谓台湾主体文学史观，出版了《台湾文学史纲》，奠定了他在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建构者的地位。当然这噩耗对于有意自许要整理《台湾治安史》的我而言，在内心深处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虽然这次在我出版的《台湾经济发展史》内，收录了一部分我近年来在警察大学陆续发表的〈台湾传统治

　　安与产业发展的历史变迁〉、〈台湾殖民化经济警察角色演变之研究〉、〈战后台湾经济与警察关系的发展〉等三篇与治安有关的论文，但毕竟它在内容上还不足称为是一本有系统的台湾治安制度变迁史论述。所以，叶先生的过世激发了我除了要根据上述三篇论文之外，赶快再整理已于台湾省谘议会发表过的〈近代台湾政经体制与警察关系的演变之探讨〉，以及补上2009年11月在警大通识教育中心研讨会上发表的〈制度变迁：国民政府大陆时期警政发展(1912~1949)〉一文，综合完成本书〈上篇：台湾治安制度史纲〉。或许资料蒐集与整理，在内容上尚未很完备，在立论方面亦有待商榷之处，但是先以大纲型式印行，作为日后再增订的想法，亦不失为一种自我要求和期许的权宜策略。

　　另外，令我更注目的是2008年12月12日《中国时报》的刊出〈叶石涛作史纲，台湾文学定调〉的标题。对于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的记录了17世纪至20世纪三百多年的台湾文学史，并为台湾的本土文学定调。其中也特别提到叶先生在1953年遭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以「知匪不报」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这与当时国民政府统治台湾戒严时期的治安制度有关。在那个风雨飘摇的环境里，台湾许多的言论和出版都受到相当严密管制，因而被称之为「白色恐怖」的年代。

　　回溯1953年，是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年，一直到1966年我进入唸高中和大学的时期。易言之，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二十多年时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氛围极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在课堂上，我们除了喜欢阅读教育部指定大学用书，如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钱穆重要学术着作《国史大纲》之外，对于五四时期胡适、傅斯年、林语堂等学人的着作，例如由文星书店分别在1966年6月出版的《胡适选集》，共分为政论、诗词、历史、序言、日记、书信、年谱、考据、翻译、杂文、演说、述学等12类，以及在1967年1月出版的《傅斯年选集》共10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吾国与吾民》、《武则天正传》等作品，也因为他们都是白话文运动的健将，都强烈主张言论自由、鼓吹民主政治，虽不见容于当时政府，但其书却仍然在市面上引起回响而流通，也受到社会的敬重。

　　而当时也夯李敖和柏杨的作品，我个人觉得其风格颇有承续五四时期的精神。例如李敖未入狱之前的《传统下的独白》、《胡适研究》、《胡适评传(第一册)》等书，以及柏杨未入狱之前的《动心集》、《不学有术集》、《笨鸟先飞集》、《勃然大恕集》等书。可是，最终李敖和柏杨的处境，在那个年代里也同样地不见容于政府，都先后曾被以影响「国家安全或社会治安」等相关的罪名，而被抓去关在牢里。出狱后的李敖和柏杨仍在为争取言论自由的环境里，继续发表文章，诸如李敖出版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万岁评论丛书》等一系列的评论性书刊；柏杨则出版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和一系列的《(柏杨版)资治通鑑》等书。而二位所出版的书刊凸显在那个所谓「白色恐怖」年代，颇受到社会上爱好自由、民主，和校园里许多老师、学生的推崇。

　　特别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在校园里的教授和学生都有这样的相同经验，就是对于一些重要的大学用书，却往往有部分被列为禁书，老师和学生只能私下採不公开的方式，购买由出版社採取避开政府检查在市场上流通的管道。重要的书刊诸如郑振铎所写的《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书。其书被禁的可能原因是郑振铎在1949年初，曾先后被选为中共政协委员及全国人代会代表，出任文物管理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53年6月更升任文化副部长，后来不幸于1958年因飞机失事丧生于苏俄境内。所以，当时在坊间或学校流传的《文学大纲》两大册，只印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本馆编审部编」，而并未註明作者姓名；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四大册则根本未註明「北平：朴社出版社，1932年6月」的出版地和时间，却在书的自序里最后出现「公元1932年6月4日郑振铎于北平」的文字。又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被禁，可能肇因于冯友兰在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很多对中共抱有希望的学者，都留在大陆，冯友兰就是其中之ㄧ。所以，冯氏于193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在台湾流传的版本则完全未出现着者姓名和出版处。虽然郑氏、冯氏的书都属于文学的工具书类，但只是作者立场与当政者不一致，就难逃被查禁的下场。台湾书商就是以这种逃避查禁的方式，大玩与当时戒严时期严格思想和文字控制的把戏，乃至于郭廷以于198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近代中国史纲》，是否亦存有对当时国民党是否能容忍其学术言论自由的疑虑，在等到辞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一职之后，借由旅美期间才继续完成其多年有意协助罗家伦与蒋廷黻对近代中国史论述的遗愿，我们似乎可以从该书的〈小记〉，和其夫人在〈书后小记〉的字里行间感受一些端倪。

　　审视当时传承五四文人精神的思潮，这是主要表现在学术思想的层面。但在1950、1960年代所扩及胡适与「自由中国」杂志、雷震倡导成立「民主党」之间的关系，1970年代的「文星」杂志发行，以及后来接棒的「大学杂志」和「美丽岛杂志」等一系列所谓「党外」的刊物，都是由于登载了许多评论当时国民党政府如何不民主、不自由的言论，而在戒严时期的这样时空背景下，遭到「党国体制」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宣部门、执行查禁书刊的警备总部和警察人员等执法人员的扣留或烧毁，这都是台湾推行民主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转折事件。所以，在这种戒严体制结构下的制度变迁，到底台湾政经发展与警察之间的关系为何？成为检视战后台湾治安制度的重要面向。因此，在本书的〈上篇：台湾治安制度史纲〉里，除了将上述论文做了局部修改之外，特别根据这一研究途径分别检视〈荷西时期台湾治安制度(1624~1662)〉、〈郑氏时期台湾治安制度(1662~1683)〉、〈清国时期台湾治安制度(1683~1895)〉、〈日本时期台湾治安制度(1895~1945)〉、〈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治安制度(1912~1949)〉，乃至于〈中华民国台湾时期治安制度(1945~2009)〉等阶段的章节，并串联成〈台湾治安制度史纲〉的初稿。我深感目前这样的内容，勉强只能称为「大纲」性质的论述，就诚如我上前的说法，我真期盼能在不久的将来，激励自己努力增修完成一部《台湾治安史》，乃至于一套《台湾政治经济思想史》。

　　至于，本书的〈下篇：警察与政治经济的对话〉则是我多年来在警大通识中心专任讲授〈经济学〉、〈经济学概论〉、〈警察经济论〉，和在警大推广中心讲授〈政治学概论〉，以及在北台湾科技学院兼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的综合心得。虽然，我曾经有过参与政府和政党部门协调的工作经验，对于重大政策的形成与运作并不陌生，目前也专心致力于教学和研究，并一直尝试将实务与理论结合。这一屈指算来，前前后后的努力工作已经累积有数十年功夫，但是现在要将自己对警察与政治经济的跨学科整合的相关论文结集成书，心理上确实经过几分的挣扎。因为，毕竟在「警察学」领域，不单只是人文及社会科学领域，还有属于鑑识、刑事、水上、消防、交通等科系，其研习内容尚涵盖自然学科的范围。所幸，我从2006年至2009年在中央警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一系列的以〈论经济学与警察学的整合发展之研究〉、〈再论经济学与警察学的整合发展之研究〉，以及〈警察经济论〉为题发表了三篇专论。借此特别要感谢在研讨会中，曾先后担任我论文评论的教授，指正了我在内容里的盲点；也因为有经过这样严审的过程，鼓起我尝试把上述论文加以整合的勇气，期望经由自己这次的努力，对于从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科际整合研究，提出一些属于自己的看法。

　　因此，我将〈下篇：警察与政治经济的对话〉一共分为十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论述警察与政治经济对话的科际整合理论背景；第二章至第十六章分别列举了相关警察议题的政治经济论述，希望借由这样对话的方式有助于对警察议题做比较深入的分析，并对实际警察工作者在制度和政策上的决策思考模式能有所启发。毕竟警察除了对自己本职的专业工作要有深刻的认识和体认之外，万万不能忽略了通识教育对警察全人格成长的重要。所以，我在每一章的内容安排，特别分为问题缘起、经济理论和主题论述三大部分，希望能适合不同面向和不同程度读者的思考，至于原先已有的延伸阅读部份，因为考虑篇幅过长，遂与参考文献的部份未能在本书里一起保留下来，期待将来有机会再行增补。而我对于警察全人格教育重要性所持的观点，可以溯自我对于人文及社会科学整合理论的兴趣和信念，或许就跟我所受的教育过程和工作背景有关。在校园学习里我先后接受过人文及社会科学的教育；而在社会职场上我所从事的工作又都属于整合性资源的服务；加上在教学与研究领域也大部分都是担任通识教育的课程。我何其有幸，难得这一苦练人生的为学、工作和教学历程，也因此养成我偏好从宏观、综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许多大师级人物不是都这样地勉励我们：「为学之道，有如金字塔，须由广博而专精。」或许也因为受到这话的激励，使我深深觉得：凡事做能令自己感动的，较易爆出热爱生命的火花。所以，现在当我阅读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和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等大师的经典之作，总对其学识渊博和透彻分析能力的敬仰之心油然而生，甚至于近年来桑德勒(Todd Sandler)的《经济学与社会的对话》和傅利曼(David D. Friedman)的《经济学与法律的对话》等比较袖珍型的整合性学科大作时，心里仍然是受到同样的鼓舞。更特别值得我一提的是，多年来我一直好读政治经济学家高伯瑞(John K. Galbraith, 或译为盖布烈斯)一系列出版的《1929年大崩溃》、《不确定年代》、《富裕社会》、《另眼看经济》、《穿梭经济时光》、《经济治国》、《新工业国》和《权力的剖析》等大作。而当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之后，更让我对这位在2006年过世，享年97岁，而其具有浓厚凯因斯(John M. Keynes)思想的学人典范怀念不已。而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颁给有新制度学派之称的威廉森(Oliver E.Williamson)，和强调有效治理公共资源的欧斯壮(Elinor Ostorm)，再度印证已沉寂多年从制度性角度论述政治与经济学科整合的重要性。
也因为自己对于人文及社会科学的热爱，从就读高中时期开始，就不断接触了胡适、徐志摩等三O年代主要人物的诗集，或文学作品，自己也有过尝试写过。或许这也是对于一位实际从事通识教育工作者所自我要求应该涉猎的领域。为提升自己当下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品质，不也正是考验自己在学科上的整合能力吗？2009年12月6日塑立在高雄文学馆旁边的叶石涛纪念雕像已经揭幕，并举行了一系列追思纪念活动，这是对于一位毕生从事台湾文学创作者，和建立台湾主体文化典范的尊崇。

　　所以，在学科整合的学术道路上，我非常喜欢在五四时代提倡新诗的胡适之先生，于1930年9月19日为远东运动会中国选手作的一首诗，名叫〈健儿歌〉，诗内容的一部份是这样写的：「健儿们，大家向前！祇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然可喜，败也要欣然。健儿们，大家上前！」我想我这本书的整理出版，就是怀着这样受鼓舞的一颗心，努力上前。虽然我不是要争第一，这也不是我的个性，却可作为自勉的座右铭。

　　我所持的学术研究态度，总认为我们应该从自己生活的现实，或是生活历史的现实，来思考社会生活的现实。我就是怀抱这样的心态在跨学科理论的整合，和在从事通识教育工作的这领域里，努力完成这本书，内容上一定还有许多不周延或过于简陋之处，衷心期盼大家的指教。最后，还要感谢学校提供的教学和研究环境，也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为了专心照顾今年已93岁高龄母亲，从警职退休的二哥，在我追求学术研究这条路上的关怀和支持。

陈添寿2010年1月5日写于
桃园中央警察大学研究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