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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透过东亚近世或近代中日韩三国知识份子与着作的互相交流，而以阳明学作为公分母，窥探阳明学在东亚的诠释、交流与行动的多元现象及其意义，所以本书的性质系以「东亚」区域交流为主题或视野的比较研究，深掘彼此交流过程中的文化新意义。

《东方智慧的流变与重塑：中古至近世东亚知识传统的考察》 本书导言：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东亚区域内，自中古（约公元四世纪）至近世（约公元十九世纪初）之间，知识、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聚焦于这一漫长历史阶段内，精英阶层、知识共同体以及普通民众如何理解、诠释并转化来自不同源头的思想资源，从而塑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不同于传统侧重单一思想体系的梳理，本书采取一种动态的、比较的视角，强调知识在跨越地理边界、融合本土语境过程中的“变异”与“重塑”现象。 第一部分：思想源流的跨界传播与本土化 第一章：儒学传统的地理性展开与区域分化 本章细致考察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中国东南沿海等不同地理单元中的传播轨迹。重点分析了“宋学”在传入异地后，如何与当地既有的信仰体系（如神道、萨满教）发生碰撞、调适与吸收。我们不仅关注官方推崇的理学范式，更揭示了民间社会中对儒家伦理的“地方化”解读——例如，在注重宗族纽带的社区中，儒家孝道如何被改造以适应特定的继承与财产分配模式。通过比较不同地区在解释“天理”与“人欲”时的侧重点差异，揭示了知识的地域适应性。 第二章：佛教的在地化：禅宗与净土思想的区域变异 佛教，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在东亚的传播构成了知识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本书深入比较了中国禅宗的“顿悟”论与日本“镰仓新佛教”中强调“他力”的实践路径之间的张力。我们分析了在朝鲜半岛，佛教如何与国家权力结构紧密结合，形成了具有强大教团势力的特定宗派，以及这些宗派在解释业报、因果循环时所采用的独特叙事方式。关键在于，这些不同的阐释框架如何影响了信徒的日常生活实践，例如对于生死观和苦难的承受态度。 第三章：技术知识与实用学问的流转 知识的流动不仅限于哲学与宗教思辨。本章关注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医学方术等实用技术知识的交流网络。通过考察历书的修订、药材的引进与本土化，我们描绘了一个跨越国界的技术精英群体。特别分析了在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科学观念（如几何学、部分解剖学知识）是如何通过零星的接触点，被东亚的士人所“选择性采纳”的，以及这种采纳如何与本土的阴阳五行体系相并行而非完全取代。 第二部分：知识共同体与社会行动 第四章：书院与讲席：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 东亚的精英教育机构——书院、讲院和私塾——是知识转化的核心场所。本章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内重要学社的考察，分析了“师承”关系在知识传承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探讨了学者们如何在固定的教学内容（如四书五经）之外，通过自己的注释和讲义，嵌入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回应。这种“注释的行动”不仅是学术行为，更是一种文化立场的确立。通过对讲学记录的文本分析，我们揭示了知识在不同代际之间的“语境偏移”。 第五章：士人阶层的知识与政治参与 本部分着重考察知识分子如何将其所学的理论资源转化为社会和政治行动。这并非一个单向度的过程。当面临王朝更迭、外来入侵或内部改革压力时，士人们会从既有的知识库中调取不同的思想“工具箱”。例如，在面临明清鼎革或幕末维新等重大历史转折期，一些学者诉诸“道统论”来批判时政，而另一些则倡导“经世致用”，强调现实的治理能力。本书强调，行动的合法性往往是通过对经典的特定阐释来构建的。 第六章：知识的边缘与对话：民间文本与口述传统 传统史学往往聚焦于官方史料与精英文本。本章则尝试挖掘那些被主流知识体系边缘化的声音。我们考察了通俗小说、地方志的非主流记载、以及农民和手工业者中的口头传说中蕴含的知识形态。通过分析这些“非典范性”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主流哲学思想是如何在底层社会被简化、扭曲或用作抵抗权威的象征。这种边缘知识与中心知识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东亚思想史的另一重要面向。 第三部分：行动的语境与知识的转向 第七章：地域性冲突中的知识动员 当知识遭遇现实的暴力与危机时，其效用和意义会发生剧烈变化。本章探讨了在边疆冲突、农民起义或地区性灾荒中，知识是如何被即时地动员起来的。例如，在赈灾过程中，地方官吏如何援引古代的制度文献来合理化资源调配的举措；或在反对特定地方政策时，如何引用历史上的“正义之师”的叙事来构建道德高地。知识不再是纯粹的思辨，而是成为塑造群体认同和进行具体抗争的实际工具。 第八章：文本权威的再协商与近代化的前奏 步入十八、十九世纪，面对全球贸易与西方势力的冲击，东亚的知识精英开始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本章分析了知识权威的微妙松动。传统的“内/外”分野受到挑战，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古典文本的适用性。他们不再满足于对既有经典的完美注释，而是出现了要求“开新”、“变法”的声音。这种对知识内在逻辑进行根本性质疑的倾向，为后来更大规模的现代化转型埋下了思想的伏笔。 结语：东亚知识传统的动态平衡 本书的最终结论是，东亚在中古至近世的知识传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教条集合，而是一个由持续的诠释、有意识的交流和具体的社会行动所塑造的动态平衡场域。理解这一历史进程，要求我们摒弃将任何一种思想视为“纯粹”或“未受污染”的观念，而应将其视为在特定时空下，知识权力与社会需求相互作用的产物。本书所呈现的，正是这种复杂、多元且充满生命力的思想图景。

黄　序i
自　序vii
导论1

第一章  绪论3
一、当代东亚研究中的阳明学3
二、阳明学在朝鲜与日本的不同命运13
三、本书特色与结构25

诠释篇29

第二章  东亚阳明学者对〈知言养气〉章的解释之比较31
一、王龙溪、郑霞谷与山田方谷的阳明学31
二、〈知言养气〉章的阳明学解释方法与特色37
三、〈知言养气〉章解释的脉络之比较50
四、结论66

第三章  吉田松阴对孟子学的诠释特质与其批判71
一、前言71
二、《讲孟余话》的诠释特色78
三、经典义理的「普遍」与「特殊」冲突之辩：《余话》的批判与反批判94
四、结论109

交流篇113

第四章  十六世纪末中韩使节关于阳明学的论辨及其意义：以许□与袁黄为中心115
一、前言115
二、许□与中国士大夫的笔战118
三、袁了凡其人其学与出使朝鲜经过135
四、袁了凡诋朱卫王论在朝鲜引起的争议144
五、结论：从阳明学争议问题看区域交流史研究的意义157

第五章  日本幕末阳明学者与阳明后学的思想交流关系163
一、前言163
二、大□中斋思想中的毛西河165
三、幕末阳明学者对王学左派的注意与批判179
四、幕末阳明学者与刘宗周思想的密切交流关系187
五、结论209

行动篇213

第六章  近代中日阳明学的发展及其形象比较215
一、引言215
二、明治维新后的阳明学热潮与形象219
三、近现代中国知识份子的阳明学形象234
四、结论269

第七章  东亚阳明学与维新革命283
一、阳明学在近代东亚的维新与革命283
二、日本阳明学者的思想与行动群像：西乡隆盛与河井继之助288
三、朝鲜阳明学者的思想与行动群像：朴殷植与郑寅普297
四、余论：阳明学与爱国主义之问题315
五、结论321

第八章  阳明学在东亚：「方法」与「目的」之间323
一、两种阳明学323
二、作为「方法」与「目的」的阳明学327
三、目的转移的弔诡：「作为爱国目的之阳明学」压倒「作为良知目的之阳明学」330
参考书目347
人名索引369
名词索引379
志　　谢383

黄序

　　张崑将教授近年来致力于东亚阳明学的研究，撰成《阳明学在东亚：诠释、交流与行动》这部新着，承蒙崑将的好意，去年就让我阅读本书的初稿，我很高兴能应崑将之邀，写一些个人的阅读心得，以就教于本书读者。

　　我通读这部书，觉得这本书在三个方面具有特殊的贡献：

　　第一，在研究方法与视野上，本书以「阳明学在东亚」作为分析之主轴，将东亚阳明学当作有机体而不是机械体，特别聚焦在阳明学在东亚各国动态的发展「过程」而不只是注意阳明学之静态的发展「结果」。

　　在东亚儒学史上，朱子学与阳明学可谓双峰并峙，对中、日、韩各国思想界之影响至深且鉅，但是，到目前为止，中、日、韩学术界关于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研究论着，多半侷限于国家框架之内，也就是日本学界所谓「一国史」（□□□□□）为中心的论述。因此，常常有意无意之间以中国阳明学「正统」，以此检核域外阳明学之趋近于或远离于作为「中心」的中国阳明学之思想差距。这类研究论着在个别论点上虽然也有创新之见解，但常不能免于「一元论」的色彩，以致于不易掌握域外阳明学作为日韩等地之文化主体性发展之指标这项特质。崑将这部新着的论述，超越国族论述的框架，在中、日、韩三地的交流、互动、冲突与诠释之中，析论阳明学在东亚发展的普遍性的价值理念与地域性的特质，因此，这部书中各章所析论的阳明学就超越一国的侷限性与平面性的视野，将阳明学置于中、日、韩三国的文化、思想与政治的不同脉络之中加以分析，使「阳明学在东亚」成为具有立体性、多面向性与多层次性的思想体系。在崑将的笔下，「阳明学在东亚」的发展，充满了动态的意趣，而不再是一套静态的教条。

　　第二，崑将这部书在史料运用上，颇有超越前修之处。本书运用中、日、韩三国的原典文献及相关学者的研究论文或专书，中国的阳明学史料广为人所熟知，可以不论，本书运用大量的日本熟悉德川时代儒者的文献，以及朝鲜时代的《朝鲜王朝实录》、《韩国文集丛刊》及《燕行录》等大量史料，凡此均显示崑将在相关的第一手史料的掌握上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在我阅读本书的印象中，本书第四章以出使中国的朝鲜儒者许□（字美叔，号荷谷，1551-1588）及随军援朝的明廷士人袁黄（字坤仪，号了凡，1533-1606）为中心，分析许、袁二人对阳明学的态度及其在各自的出使国中国与朝鲜引发的争议，分析最有创见。袁了凡比许□年长十八岁，两人并未见面，但两人均分别在各自的出使国留下大量的笔谈资料，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者许□对于阳明学在中国的渐居上风以及朱子学的备受挑战颇为忧虑，而出使朝鲜的袁了凡指责朝鲜儒者之独尊朱子学，引起了知识份子的反弹。本书第四章的论述，不仅深刻地刻画了阳明学在中国与在朝鲜之时间的特性（time-specific），与空间的特性（site-specific），而且描绘了中、朝不同版本的朱子学与阳明学，以及不同版本的朱子学与阳明学在中、韩政治权力网络与文化交流中的互相碰撞，使本书对「阳明学在东亚」的探讨，取得了厚度与深度，可谓匠心独运，别具慧眼。

　　第三，本书对东亚阳明学的研究不仅止于「事实的判断」，而且也提出「价值的判断」。崑将这部书分析近代阳明学在中、日、韩发展的不同面向，既勾勒出阳明学在东亚各地域的活泼多元的气象，同时也批判阳明学在近代东亚各地被一些知识份子当成工具，而利用成为「宣扬革命」或提倡「国民道德」的学说，从而忽略作为人格道德的工夫涵养的良知学，不能免于使阳明沦为政治的附庸，可谓「买椟还珠」，其斯之谓欤？

　　正因为这部将阳明学在东亚发展的「事实」（fact）与「价值」（value）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考量，所以崑将在本书第八章提出结论性的创见，他认为阳明学在东亚出现两种版本：其一是「作为方法的阳明学」，其二是「作为目的的阳明学」，两者之间虽难以完全分割，但却有其深刻的紧张性在焉。崑将这样区分两种版本的阳明学：

　　「作为方法的阳明学」特着重其功能或应用性，将阳明学视为具有「爱国主义」、「国家主义」之感性的、道德的学问，从而忘却使植根于「作为目的的良知学」之道德修养论，这种「作为方法的阳明学」是忘却了本质目的的阳明学，其结果使阳明学沦为完成其他「目的」的「工具」。相对而言，「作为方法的阳明学」特着重其功能或应用性，将阳明学视为具有「爱国主义」、「国家主义」之感性的、道德的学问，从而有意抑制必须植根于「作为目的之良知学」之道德修养论，这种「作为方法之阳明学」是刻意忽略本质目的的阳明学，其结果使阳明学只能成为革命或推动爱国主义的工具，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近代中、日、韩三国推广阳明学的知识份子中。（本书页329）

　　我认为，崑将所提出的「作为方法的阳明学」与「作为目的的阳明学」的区分，虽然略嫌过于二分（schematic），但是，他的说法确有所见，值得我们深思。本书第八章告诉读者：「作为目的的阳明学」在中、日、韩三国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狂风暴雨的时代中，竟遭到「作为方法的阳明学」的出卖。这一段东亚近代思想史的弔诡与反讽，使我想起二十世纪美国史学家贝克（Carl L. Becker, 1873-1945）曾说：「生活与历史常具有出卖人类理想的习性。」（见氏着：Modern Democrac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33）这句深具历史慧识的名言。

　　整体而言，这部书将阳明学在近代东亚文化圈中的「诠释」、「交流」与「行动」三者交织成一个密切互动的网络（tapestry）。在崑将细腻的绣花针工夫中，「阳明学在东亚」的活活泼泼的精神跃然纸上。我相信，这部书所开启的东亚思想史研究的新途径，将来一定可以成为行人络驿的坦途。

　　黄俊杰　序于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　2011年1月10日

自序

　　这部书是透过东亚近世或近代中、日、韩三国知识份子与着作的互相交流，而以阳明学作为公分母，窥探阳明学在东亚的诠释、交流与行动的多元现象及其意义，所以本书的性质乃属东亚区域交流史的研究成果，系从超越国别史或一国史的观点，而以「东亚」区域交流为主题或视野的比较研究，深掘彼此交流过程中的文化新意义。

　　因此，本书从「阳明学在东亚」的问题意识出发，以区域交流史为研究比较的基础，强调「动态」甚于「静态」、从「边缘」看「中心」、从「脉络过程的交错」而不是从「结果」来观察东亚区域交流史。由此，我想先从近二十年来阳明学研究在东亚国家有日渐蓬勃发展的趋势，说明本书出版的目的及其意义。

　　2008年是王阳明龙场悟道五百週年，中、日、韩各有庆祝的学术活动，9月日本东京的学习院大学与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联合在东京举办「东亚阳明学：王阳明龙场驿悟道五百年暨中江藤树诞生四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  10月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学院也隆重举办「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五百週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庆祝活动；11月在韩国有韩国阳明学会举办「霞谷学国际学术大会」。2010年6月在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也举办了「2010年东亚阳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上述阳明学会议的举办，可窥阳明学研究在东亚国家方兴未艾，且中、日、韩三国研究学者也透过国际会议，彼此交流与互动，不仅打开阳明学在东亚的研究视野，同时也给阳明学注入诸多现代的意义。

　　由上述中、日、韩及台湾都密集举办阳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看来，阳明学研究在成为一股风气之余，也促使我们思考「是谁的阳明学」？「什么是真正的阳明学」？「阳明学研究在东亚的意义为何」？等等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对中国而言是个浅问题甚至不是问题，但对中国周边国家的韩国、日本则是深刻的问题，特别是近代的日本，阳明学曾经是自幕末维新以来迄今都延续关注的学问。

　　如所周知，阳明学在满清入关后成为被禁制的学问，激烈者如陆稼书（1630-1692）称明代亡于阳明学，张烈（1622-1685）甚至以之为「天下亡国之祸首」，  加上官定朱子学后，阳明学在有清一代很少有发展的空间。至于朝鲜王朝朱子学独尊的程度甚于中国，加上两班阶级的党争文化，阳明学的发展仅能一直处于潜流之中。唯独在日本，阳明学始有喘息的空间，不仅有鲜明的阳明学派，更在近代明治维新前后成为风行的学问，从而清末民初许多留学或亡命日本的中国知识份子受其影响，回国后也鼓吹阳明学（参本书第六章之分析）。以上阳明学在东亚近代所发展的逆传现象，迥异于朱子学或孔子的儒学，也就是阳明学曾经是中国之物，但其发展是夭折的命运，而在日本却是重生的开花结果。职是之故，明治维新后的一些日本知识份子认为这个重生的「日本阳明学」截然不同于「中国阳明学」，持这种论点者不少，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高濑武次郎（1868-1950）以下常被学者所引用之论：「大凡阳明学含有二元素，曰事业的，曰枯禅的是也。得枯禅的元素，以亡国家，得事业的元素，以兴国家。而彼我两国之王学者，各得其一，以遗实力也。﹝……﹞故闻支那之阳明学者，至直联想枯禅虚老、放荡狂逸。故吾人断之曰：支那王学者，得其枯禅的元素，而遗其事业的元素。反之我邦阳明学，作为其特色而出一种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大孝、蕃山之经纶、执斋之薰化、中斋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的震天动地之伟业，皆无非王学之赉也。」

　　日本近代知识份子如是刻意区别「日本阳明学」迥异于「中国阳明学」之背后原因，当有其时代脉络因素，日本学者小岛毅在2006年出版的《近代日本的阳明学》一书提到历经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一代人（如三岛中洲、石崎东国、井上哲次郎、高濑武次郎等），他们所鼓吹的阳明学是「他们的阳明学」，虽然以现代思想史研究者的成果来判断的话，他们对阳明学的理解是有误的，面对此点，小岛毅质疑：「什么是真正的阳明学？」小岛毅接着澄清他们这一代人不过是：

　　把明代王阳明所提倡的教说之一部分，让其脱胎换骨而适应近代的日本，我没有否定性地断言他们所信仰的「阳明学」「不是阳明学」的权利。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在原理性上忠实地活在王阳明其人的教说，而是他们被置身于时代背景之中，阳明学得以成为生活指南的过去之思想遗产，这就是「他们的阳明学」。因此，我可以说：「他们的阳明学，不是王阳明的阳明学。」

　　上述小岛毅所谓「他们的阳明学，不是王阳明的阳明学」，对照上面「我没有否定性地断言他们所信仰的『阳明学』『不是阳明学』的权利」，显然区隔出「王阳明的阳明学」/「阳明学」，前者是母体根源，后者可能经过转化的阳明学，前者可以是特称，后者可以是全称，就如同我们说「朱子之学」不是「孔子之学」，但不能否定「朱子之学」并不是「儒学」。这样一来，「阳明学」如同「儒学」一样，谁都可以是它的分身或是一部分。质言之，王阳明、朱子或是孔子自从他们的学说建立以后，他们的「学说」即脱离了「本人」而成为「无自性」，是可以因「后人」而「随性而有」，所以人人可以家自异学、人自异说，却可以自称是「孔子之学」、「朱子之学」或「阳明之学」。因此，小岛毅笔下的明治维新初期知识份子的「他们的阳明学」或者说「他们建构的阳明学」，虽然可以「不是王阳明的阳明学」，但不能就说他们「不是阳明学」，而成为迥异中国阳明学的「日本阳明学」。因此，「什么是真正的阳明学」？恐怕连亲炙王阳明的弟子也很难说清楚讲明白，更何况阳明逝后王学即有四句教的教法之分化，钱绪山（1496-1574）主张「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王龙溪（1498-1583）坚持「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  揆诸实情，王阳明实无固定的教说，钱绪山坚持的「教人定本」指的是四句教的「有」，至于王阳明的「教法」，在着名的天泉桥上的师生对话中即区分「利根人」（或「上根人」）及「中根以下之人」（或中人以下之人）接引根器不同的受学者，如同孔子面对学生不同的个性、才性而有不同的回答一样。所以，谁才是「真正的阳明学」？这问题恐怕不会有答案，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阳明学的实践主义精神，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吸引了诸多下级武士或知识份子，除了王阳明个人的军事成就的魅力以外，恐怕与良知学具有打破权威、解放阶级的平等精神有莫大的关系。弔诡的是，当明治维新成功以后，塑造了一个神圣权威的天皇，良知学被一些国家主义型的学者（如井上哲次郎）自动连结到与国家神圣权威有关而成为日本的「国民精神道德」之一（如本书第六章所分析），这样被特殊化的阳明学当然「不是王阳明的阳明学」，而是「他们的阳明学」，并形成具有「他们特色之阳明学」，而这种「特色」却是中、韩两国所没有的情境。

　　其次，关于阳明学在东亚的意义之问题。阳明学研究的书籍或论文在近二十年来，随着阳明及其后学文集的相继出版，以及《韩国文集丛刊》的数位化，中、韩的阳明学研究成果斐然，并且有愈朝微观细致化的趋势。本书的研究取向则不然，乃是从宏观的东亚比较视野进行探究阳明学在东亚的多元现象及其意义，因此本书名为「阳明学在东亚」，特关注阳明学在韩国与日本的发展状况。至于本书称「阳明学在东亚」而不称「东亚阳明学」，实有下列两项特殊用意：

　　1.「东亚阳明学」的概念偏向静态，但「阳明学在东亚」则较凸显其动态或正在进行的意义。由于本书不只是处理一国、或一区域的阳明学发展历程，而是涉及中、日、韩彼此思想交流、人物交流乃至行动革命之比较，以窥阳明学在各国度空间之风土、各时代脉络之雰围所呈现的多元互动过程中的交流意义。质言之，希望从三国彼此交流的动态过程，重新审视阳明学在东亚的多元意义。

　　2.「阳明学在东亚」的概念，是採一空间性的「逆转」而非「顺延」的角度来审视「东亚」，故其重点不是偏重在「中国阳明学」本身，而是放在阳明学「在东亚」的思考。换言之，所谓「空间性的逆转」是指先从母体根源以外的空间国度开始，再逆转回到母体根源本身的国度，或者根本打破空间，不分母体的国度空间与发展的国度空间，从一抽象思想或理论着手，加以比较，以窥其在东亚的多元现象及意义，如本书〈诠释篇〉比较了〈知言养气〉章在三国阳明学者的不同诠释（第二章）；又如〈交流篇〉中比较了两国使臣到了异域对阳明学有截然不同的遭遇；甚至在〈行动篇〉则处理阳明学如何从日本逆传到中国，从而成为宣扬革命行动的学说。由于是空间上的逆转，可以先不触及母体根源产出的空间国度，从而避免只是「中心扩散史」的论述模式，着重从「中心」转向「边缘」移动，故或可避免一「中心的东亚论」，从而尽量达到「无中心的东亚论」。

　　3.延续上述「无中心的东亚论」议题，由于本书将阳明学放在「东亚」的视野来考量，则阳明学研究必然是「去中心化」的阳明学，同时也必然是「具批判性的」。由于「去中心化」，故应打破近代乃至现代东亚知识份子将阳明学私自认为「日本阳明学」、「韩国阳明学」或「中国阳明学」的思维。换言之，本书站在批判性的方法论上批判近代诸多知识份子的阳明学论点，即批判有些学者工具性地利用阳明学，使之脱离学术目的，进行排他性、扭曲性以达其政治性的目的者。由于阳明学在近代曾经是那么具有政治性或革命性的色彩，当时的知识份子无法置身事外，故难免在吸收阳明学之际，有意地利用阳明学而成为「他们的阳明学」，这是东亚近代阳明学存在的一个特殊现象，本书在各章中透过批判性的角度反省这个课题。

　　本书在上述三项的用意下，从广袤的东亚视野来探析阳明学在东亚的多元交流现象及其意义，强调跨国、跨文化、跨时空的多元视角，进行比较与分析，重新检视存在于东亚国家互相交涉的立体面貌，挖掘出阳明学未曾被披露的诸多有意义的文化交流现象。二十一世纪亚洲日渐崛起，从东亚出发思考，或是将东亚视为自成一格的多元交流社会，正是目前极待开发的课题，本书之出版颇有唿应东亚这股崛起的潮流，期待学界同好的批评与指教。

　　本书除第一章与第七章之外，其余各章初稿均曾在学术研讨会或期刊发表，得到学界师长诸多的指教而加以修订，其发表之场合均详列于本书末页，借由本书付梓之际，谨向各项研讨会主办单位或各学报编辑委员会，敬申谢意。

　　十多年来我在中日儒学的研究基础上，特别受到业师黄俊杰教授及东亚儒学研究的师长们之提携与教导，发我愚蒙，开我视野，惠我良多，铭感之情实笔墨难以形容，永志难忘。本书能够顺利完成，也必须感谢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给予我诸多的学术支援，让我在2008年7月1日至9月15日期间担任该院的访问学者，充分可以享用台大图书馆丰沛的学术资源，同时也让我有荣幸参加高研院多年来主办各项有关东亚与儒学的众多学术研讨会，使我能与领域相近的许多学者就近交流的机会，得到他们的指导，促成了本书各章撰写的许多灵感与修正之处，特申谢意。

　　最后，本书有些章节涉及韩国史料的解读问题，感谢好友郑墡谟博士及张荣熙博士生，对于韩语及韩国文献与解读所提供的支援与谘询，同时也感谢编校本书相当用心的助理巫洁濡、金叶明两人。当然，我能够专心而无旁骛地持续研究，如果我有任何学术成果，最要感谢的是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的所有家人。

　　张崑将 谨序　2011年元旦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就有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封面上“阳明学”三个字，仿佛承载着千年的智慧。我一直对东亚文化圈的内在联系充满好奇，而阳明学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思想，它在不同国家，如日本、朝鲜，甚至是越南等地的发展和演变，无疑是理解东亚文化交流史的一个绝佳切入点。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本书是如何“诠释”阳明学的？它是否会从“致良知”、“知行合一”、“事上磨练”等核心概念出发，逐一分析这些思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如何被理解和接受的？我更期待的是，书中关于“交流”的论述。阳明学在东亚的传播，绝非单向的输出，而是复杂的互动过程。我想象着，它如何在不同国度激荡出思想的火花，又如何在交流中不断被重塑和发展？是否会有一些被忽视的、令人惊叹的文化融合的案例被揭示出来？而“行动”这个词，则更是将抽象的哲学思想拉回了现实生活。我希望书中能够深入探讨阳明学如何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社会、教育，甚至日常生活层面产生实际影响，它是否催生了某种特殊的社会运动，或者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这本书的标题所涵盖的“诠释”、“交流”、“行动”这三个维度，似乎勾勒出了一个完整而立体的阳明学在东亚的传播图景，让我充满了探究的欲望。

评分☆☆☆☆☆

我必须承认，在翻阅这本书之前，我对“阳明学”的认知非常有限，仅停留在一些片段式的介绍，对其在中国以外的传播和影响更是知之甚少。然而，这本书的标题《阳明学在东亚：诠释、交流与行动》立刻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哲学思想的探讨，更像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文化探索。我设想，作者在书中会细致地梳理阳明学在不同东亚国家的发展脉络，比如它如何在日本的武士阶层中流行，又如何在朝鲜的士大夫群体中引发讨论。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深入分析阳明学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和实践者所“诠释”时产生的差异和融合。这种“诠释”必然会受到当地原有思想体系和现实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形成独特的地域性特点。而“交流”二字则暗示了思想在不同地域之间传播和碰撞的过程，这其中必然充满了挑战与机遇。我希望作者能够生动地描绘出这种思想的“交流”是如何发生的，是通过书信往来？还是通过学者的互访？甚至是在战争和政治动荡中发生的意想不到的传播？最后，“行动”则将阳明学拉回了现实。我希望书中能够展现阳明学思想是如何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和个人行为的，比如它如何影响了东亚的政治改革、教育发展，甚至个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评分☆☆☆☆☆

当我在书店看到这本书时，《阳明学在东亚：诠释、交流与行动》这个标题立刻抓住了我的眼球。我一直以来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些能够影响深远的学说。王阳明先生的“心学”在我看来，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而这本书则将目光聚焦在了它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影响，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宏大且富有深度的研究课题。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一幅幅画面：古老的东亚各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如何与阳明学的思想产生碰撞的？那些来自中国的哲学理念，是如何被当地的学者、文人、甚至是政治家所接受、理解，并且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的？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深入探讨“诠释”这一过程。阳明学在传入日本、朝鲜等地后，是否会与当地原有的儒学、佛教、道教等思想体系发生融合，从而产生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阳明学分支？而“交流”又是如何发生的？是学者间的往来、著作的翻译、还是通过更广泛的文化传播？我希望作者能够生动地描绘出思想在东亚世界流动的轨迹。最后，“行动”这个词，更是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我希望书中能够展现出阳明学思想是如何被付诸实践的，它是否影响了东亚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伦理，甚至是民众的生活方式？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充满了力量，让我对即将展开的东亚思想之旅充满了期待。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吸引了我，一种古朴又不失现代感的气息扑面而来，封面上那几个遒劲有力的汉字“阳明学”仿佛自带一种哲思的光芒。我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学”颇感兴趣，尤其对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耳闻已久，但总觉得隔着一层历史的薄纱，难以窥见其精髓。看到这本书的标题，心中不免涌起一股期待，它似乎能为我揭开阳明学在东亚的传播图景，让我了解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是如何跨越时空，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并最终影响了东亚地区的历史进程。我好奇的是，阳明学在不同国家，如日本、朝鲜，甚至更远的地方，是如何被解读和接受的？它在当地的哲学、政治、社会思想领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书会不会深入探讨这些具体的个案，通过生动的案例分析，将抽象的哲学理论具象化，让我能更直观地感受到阳明学强大的生命力？同时，“诠释、交流与行动”这几个关键词也让我联想到，阳明学并非只是停留在书斋里的空谈，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领我走进那些思想碰撞的时代，去感受阳明学在东亚世界激起的涟漪。

评分☆☆☆☆☆

说实话，我对于历史悠久的哲学思想，比如阳明学，一直抱有一种敬畏又略带疏离的态度。总觉得那些深刻的理论离我的日常生活太远，难以把握。但《阳明学在东亚：诠释、交流与行动》这个书名，却给了我一种全新的视角。它没有仅仅停留在对阳明学本身的深入解读，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东亚地区，探讨其“诠释”、“交流”与“行动”这三个维度，这让我看到了哲学思想的生命力是如何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我特别好奇的是，“诠释”这一环节。阳明学传到日本、朝鲜等地，肯定不会原封不动地被接受，而是会在当地的文化语境下被重新解读，甚至被赋予新的含义。我想象着书中会呈现出各种各样有趣的“误读”和“创新”，这些“诠释”的差异本身就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交流”更是让我觉得这本书的视野非常开阔，它不仅仅关注阳明学如何在一个地方发展，更关注它如何在不同地方之间流动、碰撞，这种思想的“迁徙”和“嫁接”过程，一定会非常精彩。最后，“行动”这个词，让我看到了阳明学并非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是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我希望书中能展示出阳明学思想如何被运用到政治实践、社会改革，甚至是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让那些古老的智慧焕发出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