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购买《被禁锢的心灵》,随书附赠《米沃什百年》纪念集(贝岭编)!
《米沃什百年》包含米沃什之诗选、米沃什随笔散文、名人作家谈米沃什、米沃什年表等珍藏内容。
被禁锢的心灵:
1930年代至40年代,米沃什历经波兰屡受侵略、瓜分,二战期间,目睹华沙在纳粹德国的破坏下变成了废墟。米沃什关切着斯土斯民的命运,他从反纳粹战争开始就积极参加了波兰的抵抗运动,在沦陷的华沙与法西斯德国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二战结束后,波兰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立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米沃什亦曾任波兰驻美使馆和驻法使馆的文化参赞,然而他认为政府当局要求艺术家作品中「革命」服务,侵犯了作家特有的职责。于是米沃什在1951年初要求在法国政治避难,从此自我流放到西方。
米沃什在法国流亡了十年,1960移居美国,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任教。1970年加入美国籍。
在米沃什三十多年的流亡中,过的「是一种与城市大众隔离的生活」。他自称是「一个孤独的人,过着隐居的生活」,并表示「流亡是一切不幸中最不幸的事,我简直坠入了深渊。」
1980年米沃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接受美国《旧金山记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採访时曾说:「获奖给我带来了读者和困扰。我担心自己的作品会遭到曲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不要读者」。
1989年后,米沃什结束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波兰,在古城克拉科夫定居直到2004年8月辞世。尽管米沃什的一生漂泊不定,并精通多种语言,然而他始终坚持用其家族从16世纪起就使用的波兰语写作,尽管米沃什过去的出生地已被画为今天的立陶宛,他仍然把波兰视为祖国。本书是米沃什政论思想的奠基与成名之作。
作者简介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milosz,1911—2004)
波兰着名诗人和作家,现居美国,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二战期间,曾积极参加华沙地下抵抗运动,战争结束后,曾任波兰驻美国和法国的文化参赞,1951年流亡巴黎。出版过多部诗集和诗歌翻译作品。本书是米沃什政论思想的奠基与成名之作。
前言
我很难用短短几句话说明这本书的特点。我想在这本书中介绍的是人民民主国家1的人如何思考。因为,我观察的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这个群体,首先是研究华沙或者布拉格、布达佩斯或者布加勒斯特的作家和艺术家群体所起的重要作用。
困难的是,如今在中东欧国家写作的人通常是一些政治异议者,甚至曾经是共产党员,这些人后来到了国外,公开宣告自己的绝望。我不希望自己也被归类为这两种人当中的任何一种,因为这不符合事实。我属于大多数人,亦即那些在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莫斯科的附庸之时,竭尽全力地表现自己的屈服与顺从,并愿意被新政府利用的人。关于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政府所要求的政治活动,每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至于我自己,我从来就不是共产党员,尽管我在1946至1950年期间,曾担任过波兰政府的外交官。
问题是:为何尽管我远远避开正统思想,却还是接受并成为了官方和宣传机构的一部分?由于在西方工作,我很容易断绝与体制(在我的祖国,人民民主体制的性质越来越明显)的连系,因此,我希望在分析我与朋友、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变化的同时,能够在若干程度上回答以上这个问题。
这么多年来,我首次拥有那种「成为人」的感觉,也就是说,我有足够自由的活动空间。但是,我的身后其实仍拖着一条长链,这个链条连接着我与另一个地方。这个链条的成分有一部分是外部因素,但其中更重要的因素也许与我自己有关。从外部因素看,我们不妨想像一下这个情形:假设有个学者,在东欧的某城市拥有一个自己的实验室,而且他非常依恋这个实验室。对他的生命来说,这个实验室的意义十分重大。那么有什么东西能让他轻言舍弃这个他宁可付出高昂代价也要保有的实验室呢?对我来说,这个实验室就是我的母语。作为一个诗人,我只有在自己的国家才能拥有自己的读者群,也只有在那里才能发表我的作品。
这条链条的成分同时还有来自内部的因素:那就是,我担心,有些事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有那么一些人能够忍受离乡背井的流放生活,而另一些人却把流放视为极大的不幸,并且随时准备妥协让步,为的就是不离开自己的祖国。此外,还应同时注意到一点:游戏对人有极强的吸引力。正如许多东欧国家的人那样,我也曾参与国玩儿2这种游戏,我妥协让步了,并且对外公开表明过自己的效忠。为了维护某种价值,我曾使用过一些手段,採取过一些复杂的策略。不过,这个游戏有时很不安全,因为,想让那些参与游戏的人(我曾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彼此协调一致其实很难。我觉得,我自己对在华沙的朋友是忠贞的,但当我採取了脱离体制的行动后,再加上意识型态的问题,我就变得不再忠诚了。
1939年以前,我还是一个年轻诗人时,我的诗歌得到了华沙某些文学咖啡馆的认可;我的诗歌,就像我特别热爱的法国诗歌那样,很少人懂,近乎超现实主义。尽管我的志趣是文学,但对于政治问题却也不陌生──我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并不满意。后来,战争爆发,纳粹占领了我的国家。我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几年。战时的经历使我改变了许多:战争爆发之前,我对社会问题的兴趣与关注,仅偶尔表现在参加反极右派团体与反排犹的活动之上。在国家被占领期间,我对文学的社会意识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我的作品中也处处描写了纳粹的残暴;与此同时,我的诗歌更能被人理解了。事实上,诗人是很愿意向读者表达他们自己所真正重视的东西的,就像一般人常会表现的那样。
1945年来自东方的新信仰征服了东欧。那时在华沙的知识份子圈中最时髦的事,就是将共产主义与早期的基督教进行对比。吉朋3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当今这个时代更值得一读,而且很有对照性。实际上,在欧洲大部分人是信仰异教的,属于外邦人,但在红军胜利之后,又注入了一种新的信仰。为了使国家机器能顺利运作,自然需要好好利用一下这些异教徒。我也曾被认为是个「好的异教徒」,这是由于我对右派极权主义怀有敌视态度的缘故。也就是说,新政府可以期待我逐渐接受新信仰的正统理论。
我对新宗教所持的态度,首先是不信任方法论的理论依据(这不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理解的唯物辩证法,而是指列宁与史达林所理解的)。然而,这并不代表说,我可以不受到它的巨大影响──而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曾试图让自己相信,我能够保持独立性,并为自己确立一些不能逾越的原则。但随着人民民主国家势力的发展,我作为作家所能回旋的余地越来越窄,但无论如何,我不愿意承认自己被征服了。
对很多人来说,一个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到西方去寻找避难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些对东方有好感的人却认为:「如果某个人在华沙或布拉格的生存能得到保障,但还是决定出走,那么这个人肯定疯了。」我离开波兰后,一位法国共产党员的精神科医生在巴黎就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他说我可能是个精神不健全的人。我认为,出走一事既不能证明这样的人疯了,也不能把他们算为有罪。至于,个别人这样做的确切动机,必须按照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做出分析。
我的国家比较晚(亦即在1949到1950年)要求作家和艺术家毫无保留地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就是说,要求他们百分之百地承认其哲学的正统性。我非常吃惊地发现,自己无力服从其要求。多年以来,我内心与这种哲学进行了多次对话,同时,还跟几个接受了此一哲学的朋友进行过相关讨论。因为情感上的牴触,我最后义无反顾彻底地抛弃了这个不能被我接受的理论。此书是在经过长时间权衡支持或反对这一论点的基础上完成的,它不仅试图与那些拥护史达林主义的人们对话,也是我跟自己的对话。在本书中,观察与反省是同步进行的。
作家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处境其实很好。在那里,作家可以完全献身于文学创作,这能给他们带来与高官显贵不相上下的收入。但就我的观点,他们为维持生活水准所付出的代价还是有点太高了。说到这里,我有点担心自己是否过分自我恭维,但作为一个人,我做出的决定就是憎恶暴政。实际上,我想人们行为的动机是十分复杂的,不可能只有单单一个动机。当面对诸多丑陋时,我也曾倾向于闭眼不看,只求让自己安心地寻求诗韵,好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我所能做的一切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不得不出走!
现在,我努力利用自己的经验告诉人们,在东方帝国范围之内的那些国家,人们的生活中隐藏着很多祕密。每当思考这个新的社会制度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时,我总会有一种非常诧异的感觉,也许我能把这种诧异之情写入我的书页之中。「怎样做一个波斯人?」孟德斯鸠4这样问,是想表示:「巴黎人的疑虑是,世界上是否存在着不同于他们所了解的另一种文明?」「在史达林主义的国家怎样生活?怎样思考?」──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总之,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得以研究今天人类怎样去适应这种异质化的特殊环境。
我不是这种制度的信徒之一,但这样也许更好,这使得我的离开并没有给我留下因为叛离原教旨主义而产生的仇恨感。如果我命中注定毕生都是一名异教徒,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应该努力用更好的方式去理解新信仰。今天有很多对生活失望,或正忍受着痛苦,或觉得前途茫茫的人,他们都在崇拜这个新信仰。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宽恕一切」。我的言论同时也是一种抗议,因为辩证法无法为以其名义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辩护。如果,现代人忘记了──与有尊严的人相比──自己是多么可悲,那么我就会剥夺这种人的权利,不让他们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过去和未来。要知道,在仍被意识型态禁锢的滚烫灰烬中是不可能找到任何钻石的。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