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基督教叙事文学选粹:张远两友相论、亚伯拉罕纪略、正道启蒙、亨利实录、胜旅景程正编、红侏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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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基督教在中国从唐代开始传播已近一千五百年,其中累积了无数的经典作品与着述,唯欠缺整理与汇集,有鑑于此,橄榄华宣出版有限公司计划编辑出版「汉语基督教经典文库集成」,收集从唐代的景教开始,元代的耶里可温文献,经明清天主教与晚清新教,一直到当代华人着名学者,以广义之基督教定义蒐集一千三百年来汉语创作凡百余本,名为「汉语基督教经典文库集成」,借此以飨读者。

  本系列中的这本《晚清基督教叙事文学选粹》,共收录了六部十九世纪汉语基督教叙事文学作品,包括:

  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张远两友相论》(1819)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9),《亚伯拉罕纪略》(1857)
  宾为霖(William C. Burns, 1815-1868),《正道启蒙》(1864)
  白汉理(Henry Blodget, 1825-1930),《亨利实录》(1865)
  胡德迈(Thomas H. Hudson, 1800-1876),《胜旅景程正编》(1870)
  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沈子星(1825- ),《红侏儒传》(1882)

  《张远两友相论》乃首部基督新教传教士创作的小说,以问答体来揭示基督教思想的重点,就其开创性意义与影响力而言,此书开启了传教士文学小说出版的先河,曾在十九世纪再版不下数十次,据学者统计印量超过百万本,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传教士小说。《亚伯拉罕纪略》是一部以章回小说体编着的圣经人物传记,採用了中国史传小说的笔法,具有中国传统小说历史演义的叙述特点,作者理雅各为世界知名汉学家,在华期间陆续将《论语》、《大学》、《中庸》等中文传统经典译成英文;本书是根据圣经中亚伯拉罕的故事改编的传记小说,其维妙维巧的章回体读来饶富趣味。《正道启蒙》翻译自西方着名的圣经故事集The Peep of Day,是一部以基督生平为骨干的圣经故事集,着名传教士翻译家宾为霖对原着进行了大量的改写,在形式上将原着的问答体改编为明显具有中国传统小说特征的叙事文本;中国的教会领袖王明道(1900-1991)曾指出,《正道启蒙》是他喜爱的作品,并对他早年的信仰生命影响深远。《亨利实录》翻译自英文名着The History of Little Henry and His Bearer,英国故事以十九世纪的印度为背景,除了不乏传道拯救灵魂的思想情节,亦呈现了印度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的风貌,其朴质简洁的中文使人们在阅读中仿佛直接听到一位老老的西方传教士的亲切问候:「我最爱的小孩子呀!」。《胜旅景程正编》是一部弥足珍贵并且制作精美的《天路历程》汉译本,其翻译特色可谓独树一帜,别出心裁,音译意译兼备,许多小地方都值得读者进一步细细品味。《红侏儒传》译自英文原着The Terrible Red Dwarf,是一部宗教寓言小说,让人窥见当时的传教士如何消除文化隔阂之余,也反映出他们对中国宗教文化的看法,其写作手法亦将整篇作品构作为一个谜题,读者可于阅读中亦顺便猜猜「红株儒」究竟是指着什么东西。

  本书附有一篇编者所撰写之全书导论,以叙学文学的角度出发综合讨论晚清基督教叙事文学的思想主题、文学形式及翻译特色等。另外,编者为亦为每部作品编写了简介,概述了个别作品的内容提要、影响力,以及作者和译者的生平等。每部作品皆进行了重新标点、分段及註释的工作。在编写註释方面,除了为个别字词释义及标示出处外,本书特别关注这批作品与中文圣经的互文关系,尽可能地参照晚清时期的圣经汉译本,把相关的经文在註释中胪列出来,让读者得以窥览十九世纪中文圣经翻译的面貌,以及其对基督教叙事文学的影响。另外,就翻译作品而言,编者将译着跟英文原着仔细对照,为求让读者一睹原着的面貌,同时更深了解译着的翻译特色,以及跨文化翻译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及可行的应对策略。

作者简介

黎子鹏

  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及宗教研究文学硕士课程主任,专门研究及教授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宗教文化、圣经文学翻译等。专着有Negotiating Religious Gaps: The Enterprise of Translating Christian Tract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即将出版);译着有《属灵友情礼赞》(2011)、《晨光喜露──圣经与生命的反思》(2009)及《圣经.生命陶造版》(合译) (2007);论文发表于多份国际期刊,如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The Translator: 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及《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等。2011年,他获中文大学颁发「卓越研究奖」及「文学院杰出教学奖」。现正从事「晚清基督教中文小说(1807–1911):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学研究」的课题,此项研究由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总序………………………………………………… 周联华……iii
编者序……………………………………………… 黎子鹏……xi
导论………………………………………………… 黎子鹏… xv
参考文献…………………………………………… xlix
编辑凡例…………………………………………… lxii
张远两友相论……………………………………… 米怜…… 1
亚伯拉罕纪略 …………………………………… 理雅各… 47
正道启蒙…………………………………………… 宾为霖… 79
亨利实录…………………………………………… 白汉理… 181
胜旅景程正编……………………………………… 胡德迈… 227
红侏儒传…………………………………………… 杨格非… 401

图书序言

总序

  自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在明朝天启五年(1625 年)于西安出土以后,知道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635 年)即已到了中国。那时,「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金像,来献上京。」而且一度还相当兴盛,「诸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后在武宗会昌五年(845 年)终因一道严厉的谕旨而被取谛。其间虽有二百一十年的历史,并未生根。

  后在元朝时再卷土重来,称为「也里可温教」,然则因元朝为异族人统治的天下,而传道又不得法,如强佔镇江金山寺为十字寺等,仅昙花一现。等元朝结束,也里可温也随之而亡。到了明朝,西方传教士带着宣教的热忱,再度叩关,终因中国的门户封闭而不能如愿,以致有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求救和渴望的唿声:

  「磐石呀!磐石呀!甚么时候可以裂开呢?」

  磐石终有裂开之时,主岂有难成之事?到了适当的时候,主自己打开门户,虽然是千辛万苦,有时甚至要牺牲性命,但在主里的牺牲不是没有报酬的。最后主听了他们的祷告,终于如愿以偿踏上中国土地,范礼安、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人居然开拓了中国工场,从明末到清初。天主教的这些饱学之士留给中华文化不容小觑的着作,堪称得上要好几代人才可能消化得了。

  新教则于一八○七年由「伦敦传道会」差派马礼逊(RobertMorrison)来华宣教,后因中国政府不准传道,而转赴澳门。他经过千辛万苦,终能如愿以偿;之后的传教士,都接继着马礼逊的脚步,特重着述、译着之工作。其间,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就是新教创办了《万国公报》,英文的全名为The Globe Magazine and A Review of theTimes。实际上,在《万国公报》出版之前,早有传教士发行之《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特选撮要每月纪传》、《遐迩贯珍》、《中外新报》、《六合丛谈》等的发行。根据华文书局编辑部所撰〈景印《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缘起〉:

  「中国教会新报」(The News of Churches, or The Church News)于同治七年七月(1868 年9 月)创刊于上海。发行人为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英国教士慕维廉(William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ins)佐其撰述。每週一刊,每刊四张(八面)……。主要内容,刊载中国基督教事务,特别是阐扬教义,译述圣经故事,报导教会动态,以及辩难宗教问题。间或记载中外史地,科学常识,及中国教育消息。前后发行六年,共三百期,至同治十三年改为《万国公报》,《教会新报》之名不复存在,然其组织更加扩大,其内容也更加充实。」

  《万国公报》自《教会新报》最后一期接续发行,仍由林乐知主编,形式内容,稍作改进。连续发行九年,共九卷,略作停顿。至光绪十五年正月(1889 年2 月)以归併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Society)发行,改订新章,增大篇幅,每月一刊,林乐知仍主时其事。至其内容宗旨,虽然仍不脱传布基督教义,沟通教会消息,然亦负担起推广西学之责;于西洋科学知识,史事人物,国家现势,均有涉及。其最足以歆动中国朝野士大夫之报导,则为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所刊载之中东战纪。《万国公报》遂引起朝野官绅之广泛注意,一时视为新知识之重大来源。凡关于民族自立、主权完整、政治改革,莫不有其更新之启发。嗣后变法维新运动,很显着颇受其鼓吹之影响。而并时学会林立,各地纷纷创办报刊,却又是形式上之重大摹拟。

  在民国时期,天主教发行着名的《益世报》,被当时誉为四大报刊之一,与《大公报》、《申报》和《民国日报》并列,除此之外还有《圣教杂志》等。新教方面必较知名的有《真理与生命》、《青年进步》、《文社月刊》、《天风》等,许多的代表性着述都是从这些报刊杂志开始的,进而也扩大成了出版各种大小不少的书籍的基础。

  另外必须一谈的是上面提及的广学会。广学会于一八八七年成立,对基督教文化事业之提倡,不遗余力,尤其在华人出版界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它比华人出版界的枢纽商务印书馆还早十年。广学会与基督教青年协会相继出版了不少好书,尤其在民国时期,基督教青年人材辈出,都留下了不少值得肯定的着作。天主教方面则是在土山湾印刷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着作。

  本委员会鉴于时机之难得,遂主编这套丛书,从景教开始直到一九五○年,以广义之基督教定义蒐集一千三百年来汉语创作凡百余本,名为《汉语基督教经典文库集成》,借以对历史负责,也以此来回馈读者。

本委员会名单如下:

王成勉、李金强、李亮、李隽、吴昶兴、邢福增、杜乐仁、房志荣、周联华、查时杰、翁传铿、陈方中、郭明璋、曾阳晴、曾庆豹、黎子鹏、潘凤娟、苏德慈(以上依姓名笔划顺序排列)

周联华  敬识

编者序

  本选集名为《晚清基督教叙事文学选粹》,收编了六部十九世纪汉语基督教叙事文学作品,包括米怜(William Milne)的《张远两友相论》(1819)、理雅各(James Legge)的《亚伯拉罕纪 》(1857)、宾为霖(William C. Burns)的《正道启蒙》(1864)、白汉理(Henry Blodget)的《亨利实录》(1865)、胡德迈(Thomas H. Hudson)的《胜旅景程》(1870)及杨格非(Griffith John)的《红侏儒传》(1882)。

  这批作品分为创作和翻译两大类,前两部属于创作或编着的作品,后四部则属于翻译作品。按照写作的语言来看,也可分为文言及官话两大类,除了《正道启蒙》和《亨利实录》採用了官话外,其他作品皆以文言文书写。每部被选收的作品皆具有代表性及独特的价值,有的开创了基督教叙事文学的先河,有的翻译特色显着,有的具有重大的文献价值,有的发行量高、出版寿命长。以下将逐一介绍。

  《张远两友相论》乃首部基督新教传教士创作的小说,以问答体来揭示基督教思想的重点,展开与中国宗教文化的对谈。无论在叙事形式、行文风格,还是在内容和传播途径等方面,作品都尽量去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适应策略(cultural accommodation)使作品带有种浓厚的本土化色彩,《张远两友相论》被看作中国近代小说或通俗小说,已被收入于多本小说目录之中。[1] 这是十九世纪数以千计的基督教中文书册当中修订本最多、发行量最高的作品。[2] 作为第一部基督新教的传教士小说,《张远两友相论》的创作技艺仍未臻成熟,但它却为日后基督教中文小说的着作开创了先河,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鑑的楷模。

  《亚伯拉罕纪略》是一部以章回小说体编着的圣经人物传记,採用了中国史传小说的笔法,具有中国传统小说历史演义的叙述特点。《亚伯拉罕纪略》在圣经的历史框架内或在其叙事线索中拓展合理的想像虚构,令故事发展不偏离圣经的叙事原貌,同时又使得小说的人物形象更为生动饱满。理雅各既用历史的眼光评点这部历史人物传记小说,又强调了它的真实性及教化意义,并透过「回目」、「诗歌」和「回后评」等引导读者接受基督教的价值观,体现了中国传统小说「羽翼信史」及「道德劝惩」的文艺精神及功能。[3]《亚伯拉罕纪略》可谓圣经与中国文学融合的经典范例。

  《正道启蒙》是一部以基督生平为骨干的圣经故事集。这部作品最独特之处,乃是译者对原着大规模的改编加工,把原着的问答体变成叙事体。作品大量融合四福音的叙述,使圣经内容变得更加浅白易懂之余,还添补了译者的论述和观点,使得这部西方基督教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产生关联,令中国读者更易理解和接受。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890)对《正道启蒙》作出高度评价,指出无论其「外表、书名、内容和语言风格都大受读书人的欢迎。」[4]《正道启蒙》在清末民初的基督教文学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主要归功于其浅白地道的语言、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特征,以及合参圣经各书卷的尝试。

   《亨利实录》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异域小说。故事以十九世纪的印度为背景,作者以写实主义的笔触描绘了异域生活的种种,除了不乏传道拯救灵魂的思想情节,亦呈现了印度的社会、文化和宗教风貌。小说原着在十九世纪畅销英美。《亨利实录》的译者试图向读者解释其从未见过的生活习惯和社会文化,借以消除读者和异域文化的隔阂。可以说,《亨利实录》让晚清的中国读者有机会接触到在英美畅销的基督教小说,得以扩展他们的阅读和想像空间。

  《胜旅景程正编》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天路历程》(第一部)汉译本。虽然其出版量及影响力逊于宾为霖的《天路历程》(1853年文言本及1865年官话本),但当大部分晚清的《天路历程》汉译本皆承袭宾为霖一脉时,这个翻译版本却已另辟蹊径,其翻译特色可谓独树一帜。举例来说,在翻译书中的人物、地方的名称上,胡德迈花了不少心血,别出心裁,音译意译兼备,如:Christian译为「激烈尊」,并附以眉批:「激烈尊,即基督徒,今所称激尊者,取其有激动烈心之意。」本土化的翻译特色也十分显着,如Village of Morality译作「修身村」,Lord Hate-good译作「恨善老爷」。译者又大量引用中国历史、文学的典故,如Obstinate译为「株守」,典出《韩非子.五蠹》之「守株待兔」;Vanity Fair译为「浮云巿」,典出《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外,相较于宾为霖的译本,胡德迈的现存版本极为稀有,予以收编便有了无可比拟的文献价值。基于原着影响力的考量,并同时也碍于篇幅,本书目前只先收录《正编》。

  《红侏儒传》是一部带有西方童话色彩的基督教寓言故事。译者坦言此乃「半译半着」之作,归化的翻译令英国本土的色彩褪去,同时西方童话的元素亦删减了不少。中国地道的用语、相类的故事以及篇末议论的加入,充份照顾了读者的文化背景。这部作品让人窥见当时的传教士如何消除文化隔阂之余,也反映出他们对中国宗教文化的看法。此外,《红侏儒传》罕有地标示出华人助手的名字,见证了传教士与华人信徒合作翻译基督教作品的成果。

在本系列丛书中,本选集目前仅收录这六部作品,它们仅佔晚清基督教叙事文学的一小部分。至于其他重要的作品,如郭实猎(Karl F. A. Gzlaff)的小说、傅兰雅(John Fryer)的时新小说(1895)等,除了计划将来以专册出版外,部分亦将收录于编者与李奭学、吴淳邦教授合编的《晚清基督宗教小说选编》之中,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另外,是次选编的全属基督新教作品,而同期的天主教作品未予收录,完全是因为文本资料的匮乏,正表明了此领域亟待学界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在版本的选择方面,编者尽可能採用作品的初版,包括《正道启蒙》、《亨利实录》、《胜旅景程正编》、《红侏儒传》,力求向读者呈现作品的原貌。若无法觅得初版,编者则寻找现存最早的版本,包括《张远两友相论》(1831)及《亚伯拉罕纪 》(1862)。由于《张远两友相论》及《亨利实录》不断再版,编者以最早的版本为蓝本,再分别取一八三六年及一八六七年的修订本加以对照校勘,让读者了解两部作品初期版本流变的情况。

  本选集为每部作品重新标点、分段及註释。至于编写註释方面,除了为个别字词释义及标示例句、典故出处外,编者特别关注这批作品与中文圣经的互文关系,尽可能地参照晚清时期的圣经汉译本,把相关的经文在註释中胪列出来,让读者得以窥览十九世纪中文圣经翻译的面貌,以及其对基督教叙事文学的影响。另外,就翻译作品而言,编者将译着与英文原着仔细对照,为求让读者一睹原着的面貌,同时更深了解译着的翻译特色,以及跨文化翻译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及可行的应对策略。

  编者撰写了一篇导论及六篇作品简介,导论将综合讨论晚清基督教叙事文学的思想主题、文学形式及翻译特色等,而每篇简介则概述了个别作品的内容提要、影响力,以及作者或译者的生平等。

  这部选集得以完成出版,实在有赖众多友人的鼎力相助。首先,我衷心感激「汉语基督教经典文库集成」总编辑曾庆豹教授的信任和邀请,让我担任本册的主编,受宠若惊之余,定必全力以赴。此外,我要多谢橄榄华宣出版发行集团出版部编辑王钟山先生,他在标点、排版及校对方面提供了专业的协助,我俩多次越洋通电话,愉快地交换意见,彼此素未谋面,却早已惺惺相惜。至于编写註释及润饰文字的工作,我幸得数+AM5位研究助理的鼎力相助,分别有黄信之、陈志谦、孔德维、唐院及黄媛媛。在搜集文献的过程中,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的David Helliwell及Gillian Mary Grant、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的Graham Hutt、约翰本仁博物馆(John Bunyan Museum, Bedford)的Patricia Hurry乐成其事,我铭感于心。另外,本研究及文献的搜集承蒙香港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 Research Grants Council)(项目编号CUHK447510)的资助,谨此致谢。最后,我无言感激内子淑卿多年来百般的包容,默默支持我追寻梦想,而子女津津、沙沙、涌涌的天真笑脸、朗朗笑声则化成力量的涌泉,令我在上下求索的学术路上如沐春风。

黎子鹏
二○一一年十一月序于香港中文大学

註1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页753;孙文光编,《中+AM5国近代文学大辞典》(合肥:黄山书社,1995),页546;刘叶秋等编,《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页844;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济南:齐鲁书社,2002),页938。

註2 现存的版本,可参黎子鹏,〈默默无闻的牛津大学馆藏──十九世纪西教士的中文着作及译着〉,载《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七期(2006∕2007年),页40,註30。裴士丹(Daniel H. Bays)推算不同版本的《张远两友相论》,在十九世纪的发行量高达100万册。参Daniel H. Bays,“Christian Tracts: The Two Friends,”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edited by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4.

註3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李家树、陈桐生,《经学与中国古代文学》(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4),。

註4 The Seventy-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7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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