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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父亲的事情所知不多，其中一件就是：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想去看处决。他天还没亮就起床，前往本市另一头的刑场，此时刑场周围已挤满人潮。他从不曾告诉别人，他那天早上看见了些什么。我母亲只说，父亲飞奔回家时，神色慌乱、也不答话，就在床上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翻过身，呕吐了起来。他刚发现了，在漂亮的说辞底下，被掩盖的那关于死刑的真相。这时他还能想到的，已不是那些遇害的孩童，反而只剩那具刚被人扔上断头台斩断脖子的、仍在抽慉的尸首……」

　　卡缪是记者、作家、哲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他更是一名斗士，在其过短的一生中为理念而奋战不懈，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于1957年发表的《思索断头台》已经是一篇经典：除了阐明死刑不是有效抑制犯罪的方法，并且比传统社会的以牙还牙还要残酷野蛮，尤有甚者，死刑还可能是让国家、或者让国家的掌权者将因其怠惰失职而养成的罪犯「毁尸灭迹」的手段。如果国家的暴力，託词于一些理论与现实上都不能成立的理由，只是为了保护权位而杀戮，那么民主，就必须是要对抗这样的国家！

　　本书并收录日内瓦大学张宁教授的「考论死刑」。希望能帮助读者对于死刑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毕竟认识死刑、思索死刑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地支持或反对死刑。

本书特色

　　回顾阿尔贝．卡缪的「思索断头台」这篇文章在法国的出版历史，或许也就说明了应该在今日的台湾出版其中文译本的理由。可以说，死刑之存废在今日的台湾尚且是一个意见极度对立的争议。在期待这个命题真正进入理性辩论之际，卡缪的这一篇文章，可以对于尚未形成意见的读者提供一种思索的角度，甚至对于支持或反对废除死刑的人，也可以做为检视自己意见是否足够深思熟虑的参照。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收录了日内瓦大学张宁教授的「考论死刑」。「考论死刑」的初版刊载于中国的《年度学术》2004年版，张教授具有深厚的史学训练，在法国从学于哲学家Jacques Derrida时，受到Derrida 的启发与鼓舞，近十余年来致力于死刑的研究，张教授于百忙之际，为本书修订出了新版的「考论死刑」。

作者简介

阿尔贝．卡缪 Albert Camus

　　1913年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Constantine省Mondovi镇，家中次男。一岁丧父，随文盲母亲至阿尔及尔投靠外婆。1936年，自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毕业，加入共产党，两年后退党。

　　1936年，在阿尔及尔共和报担任记者，开始报导文学写作。1940年前往法国内地，成为巴黎晚报记者，后随报社迁至里昂。1942年，出版小说《异乡人》与随笔《薛西佛斯神话》，加入地下抗战组织，以笔名为组织刊物战斗报写稿。1945年，于战斗报发表社论谴责广岛原爆，请求免除通敌作家Robert Brasillach的死刑，出版剧作《卡利古拉》。1947年出版小说《瘟疫》。1951年发表随笔《反抗者》，表达反对革命暴力的理念。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因其温和统派的立场而不见容于日趋激进的统独双方。1956年出版小说《堕落》。1957年发表《思索断头台》，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张宁

　　日内瓦大学汉学系系主任。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死刑史，清末以来中国法制体系之转变及当代西方思想…等。着有Un autre sens de l'Occident : l'appropriation par la Chine du theatre occidental. （中国对西方戏剧的接受，Paris，L'Harmattan，1998）。译着有《解构之旅.中国印记-德里达专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译有德里达《书写与差异》（Jacques Derrida，L'Ecriture et la difference，北京：三联，2001；台北：麦田修订，2004）。以及多篇关于死刑的论文发表于法文，英文及中文学术期刊。

译者简介

石武耕

　　台北人。政大广告系、台大新闻所毕。现就读于巴黎第十大学传播学博士班。

．出版者的一些说明 /吴坤墉
．在找到自己的答案之前，我想先看看人家的---代译序 /石武耕
．思索断头台 /卡缪
．考论死刑 /张宁

在1914年的大战 之前不久，一名罪行格外令人发指的杀手，在阿尔及尔 被判处死刑（一户农家被他灭门，连几个孩子也未能倖免）。犯人原本是农场的雇工，他在杀人时就因为见血而亢奋，将被害人的财物洗劫一空则更显出他的恶性重大。此案引起舆论一阵譁然。大家普遍认为，就算是判他杀头 ，都还太便宜这等禽兽了。有人同我说，我父亲就是这么想的，而杀害小朋友这件事又特别令我父亲痛恨。我对父亲的事情所知不多 ，其中一件就是：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想去看处决。他天还没亮就起床，前往本市另一头的刑场，此时刑场周围已挤满人潮。他从不曾告诉别人，他那天早上看见了些什么。我母亲只说，父亲飞奔回家时，神色慌乱、也不答话，就在床上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翻过身，呕吐了起来。他刚发现了，在漂亮的说辞底下，被掩盖的那关于死刑的真相。这时他还能想到的，已不是那些遇害的孩童，反而只剩那具刚被人扔上断头台斩断脖子的、仍在抽慉的尸首。

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个仪式性的做法是如此骇人，才能压过一个单纯正直男子汉的义愤填膺，甚至这项他原本认为天经地义的惩罚，到头来却只让他感到恶心。司法的终极型态原本应该要保护这个老实人才对，结果司法却只是让他呕吐，此时似乎就不好再主张，司法可以达成它的预期功能：为城邦带来平静与秩序。相反地，司法引人嫌恶的程度似乎不亚于犯罪本身，像这样再杀一次人，不但不能弥补社会大众所受到的伤害，反而会在原本的污点上又增添新的污点。正因为这事是如此的鲜活真切，才没人敢直接谈论这场仪典。而那些基于职责不得不提及这事的公务员与记者，彷彿是意识到了这场典礼表现得既煽情又不光彩，则为其创立了某种惯用的术语，但也就是些经过简化的陈腔滥调而已。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在吃早餐时，从报纸一角读到：某某人犯「已经偿还了他欠这社会的债」、或是他已「付出代价」、或是「已于五点钟执法完毕」。公务员将犯人称为「当事人」或是「受刑人」，或是只用缩写称他为：「那个CAM 」。容我这样说，大家通常都只敢用低调的笔触来描述死刑。在我们这个如此讲究教养的社会里，如果什么疾病是我们不敢直唿其名的，我们就知道那是个重病。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资产阶级家庭里，因为担心听上去不光彩，所以就算得了肺结核，我们也只说大女儿的胸腔有些虚弱；明明得了癌症，却要说爸爸犯了「肿块」的毛病。至于死刑可能也是如此，因为大家都尽可能拐弯抹角地来谈这件事。死刑之于政治组织，就像癌症之于身体组织一样，差别只在于没人会说癌症是必要的。相反地，我们不介意在平时就把死刑说成一种无奈但必要的举措，因为必要，所以我们杀人也是应该的，因为无奈，所以我们绝口不提。

但我却想把这件事摊开来谈。不是我喜欢引人非议，也不是因为我天生有什么病态倾向。身为作家，我始终讨厌某种迎合奉承；身为人，我相信：那些我们的处境中难以回避的丑恶面向，我们必须要默默地对抗它们。但若是这份沉默、或是文字游戏，被用来维持某种本应节制的滥权、或某种原可宽慰的不幸，那么我们别无他法，只能把话清楚明白地讲出来、并揭穿那藏在词藻背后的下流肮脏。法国、西班牙与英国 都是铁幕这一侧最后几个还把死刑保留起来当作镇压工具的国家，这件事也够光采了。正因为公共舆论漠不关心，或是由于只知重复别人灌输的冠冕堂皇句型，才造成了大家的愚昧无知，才使得这种原始仪式得以在我国残存至今。当想像力陷入沉睡，词汇就失去了意义：也只有一群充耳不闻的民众，才会用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死刑判决。但是，一旦我们呈现出机器的模样、让大家碰触到木材与铁片的质感、听到人头落地的声响，公众的想像力就会顿时甦醒，同时也会抛弃这种遣词和酷刑。

当纳粹在波兰公开处决人质时，为了不让这些人质唿喊抗争与自由之类的口号，纳粹就把他们的嘴用绷带包扎起来、再打上石膏。我们不是要把无辜受难者跟判刑确定罪犯的遭遇拿来相提并论，那样太无耻了。然而，暂且不论那些不是罪犯却在我们国家被送上断头台的例子，除此之外，我们採用的办法也是一样的 。 我们用闪烁的言辞来隐晦这种凌虐，而这种酷刑究竟具不具有正当性，在检验过这种酷刑的实际情形之前，是根本无法确定的。我们不但不该说：死刑就是有必要，所以不用浪费唇舌，相反地，我们应该说出它实际的样貌，而且还要去辨明，既然死刑的真实样貌如此，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认为死刑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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