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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中国官僚资本主义，从容而自信的、台湾的声音。

　　．官富民弱而兵强专制的中国政权，吞併了自由开放的民主台湾，对华语世界的前景，将是极为不幸的挫败。

　　．调整对中国的「态度」，分辨政权与社会、统治菁英与庶民大众的差异。不为中国炫目的外观所惑，不为其政治恶行辩解，积极与中国社会对话。

　　．台湾反守为攻，对中国说三道四，现在正是时候。

　　「中国因素」镶嵌在世界体系中。这不是台湾单独面对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焦虑。「中国因素」也内建到台湾社会。从近来发生的钟鼎邦被囚、旺中併购中嘉、走路工疑云、香港抗议国民教育洗脑、台湾新学生运动的兴起，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中国因素」正大举入侵到台湾来。中国市场的开放，给台湾带来机会；中国虽自称「和平崛起」，但它对台湾社会所产生的威胁（无论是军事或心理上）仍与日俱增。面对霸权中国，台湾的出路在那里？

　　本书是作者将近二十年来，深入中国草根社会观察所提出的，具有台湾观点的中国论。作者希望引领读者观察真实的中国，而非梦幻的中国；并且将真实的中国，带到台湾统独问题的脉络中。本书不在既有框架中处理国家定位问题，而是实践一种新的统独方法论；统独辩论，作为问题意识、作为思考与行动的过程，而非要求表态、选边站。

　　本书并不试图提出简单的答案，而是刺激读者思考：面对霸权中国，不卑不亢的从容气质，要从何而生？面对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兴起，台湾的出路在哪里？

作者简介

吴介民

　　少年在宜兰晃过；高中时期在木栅、三重；大学在台北成功国宅一带；曾专攻儿童胶鞋、自助餐、水饺。留学与进修在纽约、麻州剑桥、洛杉矶。学生时代，参与校园抗争与社会运动。1992-3年，与友人组「里巷工作室」，拍摄《台胞》等影片。1996年三月（台湾总统直选，中国飞弹威胁），在纽约参与发起「民主不落日」守夜静坐。2002年，参与创办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fCC）与中国研究学程（与中研院合办）。现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守护台湾民主平台」成员。

序 

对中国说三道四 
一、文明大国的条件
二、第三种中国想像
三、反专制的底层美学
四、中国因素与台湾民主
五、谁发明了「九二共识」？
六、二○一二，以商逼政的首度公演
七、教科书身后的国族阴影
八、台湾，为什么不是香港？
 
生活在台湾 
一、台海上空的粉红色幽灵
二、在帝国争霸的夹缝中
三、「第二民间」的诞生
四、生活在台湾
五、泥土不管身后事
 
华丽背后的冷酷 
一、关系政治学
二、没有归途的列车
三、永远的异乡客

参考阅读
致谢

文明大国的条件

睽违北京几年。十月底反常地寒冷，冷冽的空气中漂浮着躁动的气味。几年之间，北京已经成为不一样的城市。二〇〇八年奥运留下来的超现代建筑成为看板景点，四通八达的地铁系统让市民快速移动，华丽气派的大楼四处耸立。这座古老都城，已经被改造为现代化的巨型都会。几年前造访过的民工村，由于城市不断扩张而消失无踪，只剩一片片被整平、等待开发商进驻的圈围之地，而生活其中的外来人口则往更外围的城郊移动，能见度也就更低了。建筑地景结构本身就体现着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这个统治意识形态嬗变的过程。尼克森夫人曾经被刻意安排造访过的样板公社四季青乡，就是城乡阶级关系最好的教材：改革开放后，这个样板村功能退化，成为民工聚居的场所，小贩云集热闹非凡，但最近几年随着地产业的蓬勃，这个民工村如今已被剷平而永远消失了。

■盛世？文明匮乏的焦虑

在北京，人们可以轻易感受到，上升中的资产阶级跻身摩天大楼，翘首云端，顾盼自若的神采。不过，在北京待上几天，也让人感到焦虑不安，而且这焦虑无所不在：在富强、新颖、时髦的表象下，「建设文明城市」的标语随地可见。「文明」在这个古老帝国仍然是个关键词，一种匮乏的、而统治者急于建构的社会状态。因为不够文明，所以需要倾国之力去锻造。真是令人困惑，「文明」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究竟指涉着什么——搭车排队、井然有序、温文儒雅的生活态度？把简陋污浊的城市景观排除在外人的眼光之外？一个个活泼有力敢于在公共领域现身争取权利的公民团体？一个统治精英专制权力受到公民社会节制的国家？

「渴求文明」的焦虑状态，精确地陪衬了中国作为上升中大国的现状。一百多年来追求富国强兵的苦愿，彷彿到了一飞沖天的时刻，却又踌躇不前。国家洒下大钱，打造了当代最壮观的文化宣传「波坦金奇观」（Potemkin Spectacle）。【注：据说，一七八七年，俄国大臣波坦金为了取悦女皇凯萨琳大帝，在克里米亚建造一个外观富丽繁荣的虚假村庄，以掩饰凋敝衰颓的地方经济。后世称之为「波坦金村庄」，有如当代中国无处不在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这个政权赖以夸耀的奢华财力似乎源源不绝；但是，这样仍然不够，仍然空虚。

这趟旅程，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对话在北大，一位政治学者坦率地说：

中国的气势，其实在奥运一结束马上就下滑了。奥运是一场炫耀盛世的登峰造极的盛宴，国家、资本、与文化演艺工业结合在一块，共同演出了一场盛世大戏。这是用钱打造出来的一场戏。但真相是：这部花钱的机器（spending apparatus）腐败得不行了。每个人都为自己。党和国家的集体利益谁来执行？没有人。

在亢奋的盛世期待中，处处有令人恐惧不安的汹涌暗潮：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正竭尽所能地掏空他们自己的国家。

■优雅？一场微妙难堪的规训

德国学者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这部历史社会学巨着中，所做的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区分，非常契合今天中国的需求。根据埃利亚斯的说法，「文明」这个概念，在十八世纪德意志即将兴起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期，指的是生活举止中的礼仪（civilité），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模式。这种外在的行为模式承载着漫长的人类生活形态的演化过程，从中世纪末期，经过文艺复兴，一路来到启蒙时代。这漫长的过程，西方社会的文明生活，从宫廷行为模式的文雅化，慢慢渗透到贵族阶级，新兴的布尔乔亚阶级，而到普罗大众。当时，文明的中心是法国的巴黎，全欧洲王公贵族竞相学习法文，模仿优雅的文明生活。巴黎于是成为「世界」的中心。但是，文明不同于「文化」（Kultur），在埃利亚斯的定义中，文化指的是内在精神气质的陶冶，是一种心性与品味的教养（Bildung）。文化教养，需要长时间精神生活的锻炼与熏陶，而不可能通过外在的谈吐体态（例如餐桌礼仪、待人接物的客套等等）的学习而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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