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2012年12月21日，在台大一个公开的演讲中，中研院台史所教授吴睿人老师如此把史明先生与中研院曹永和院士比拟在一起：他认为，这两位同一世代的人，同样对台湾充满热情，后者在体制内、学术上为台湾作了无比贡献；史明先生则坚持在体制外、用行动，为台湾做出同等重要的贡献....
他们同是士林人，因共同研究台湾史结缘，但后来则各自走出不同的道路。中研院院士曹永和老师在台湾自学十余载，提出「台湾岛史观」，给台湾历史一个全新的定位。史明先生流亡日本后，不因时势混乱而中断研究，最终撰写第一本台湾民族史《台湾人四百年史》，加速「台湾意识」萌芽，对二二八事件后的年轻人有深远影响。
史明，认识他的人都尊称他为「欧李桑」(□□□□)。年届九十多岁的高龄，为人谦和，但当他说起自己近一世纪的流亡生涯，你才发觉底蕴在他内心的坚韧与强悍。那样的态度是一个即将消逝的世代，争取独立的刚毅精神，以及对于台湾历史、土地以及人民生活的尊重。
在这部口述史里，说着近代台湾人民的动盪生活。我们也得以在此，遇见年轻史明的梦想与热情，看着他如何一步步朝着台湾独立的理想迈进。这是一个左翼青年渴望独立的真实实践，也是台湾一个世代奋斗挣扎，寻求认同的缩影。
岛屿台湾，有许多值得探索的意义。本书共以三册《穿越红潮：1918-1949》《横过山刀：1950-1974》《陆上行舟：1975-2010》收录史明长达近一世纪的生命历程，希望借由描述这个一生坚定志向的革命家，从启蒙到独立的过程，让读者体悟大时代下，台湾人的生命价值。
史明是谁？
──他是「台湾最后一个黑名单」，台湾独立运动的重要精神领袖史明，是台湾独立运动的重要领袖，在台湾步入「民主」后，坚持走向台独路线的史明，于当年的社会气氛下被称为「最后一个黑名单」。他于1993年回到台湾，积极推广在日本一手成立的「独立台湾会」的政治理念，以宣传车走遍大街小巷，主张台湾独立建国以及台湾民族主义。史明曾参与几起重要的社会运动，2005年，在中国片面通过反分劣法后，史明于台大校门口发起长达14天之静坐活动；或亦在当年，连战启程赴中国时，发动群众于中山高速公路及桃园机场阻挡连战车队，引起社会关注。2012年底在自由广场举办的「反媒体垄断跨年晚会」，史明也在现场，支援台湾年轻的一代。
──他以日文撰述《台湾人四百年史》，是让「台湾意识」觉醒的重要台湾史鉅着
史明流亡日本期间，在西池袋开设餐厅「新珍味」，一方面将餐厅所得支助海外台独运动，一方面餐厅二楼的居所，也成为史明撰述《台湾人四百年史》的地方。史明花费10年人生，以日文撰述而成，为了摆脱400年来为外人殖民的史观，史明以台湾人的角度来看台湾历史，让台湾意识自此萌芽，此书于1980年引进台湾，对当代及其之后的年轻人都引起深刻而重大的影响。
──除了「革命家」、「台独大老」，史明「这个人」的思想与精神是什么？
希望在革命家与台独大老的形象之外还原史明的样貌，是「史明口述小组」纪录口述史的初衷。史明为什么会走向坚持台湾独立的道路，他的思想与理念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与脉络，都如丝丝细线交织出他长达近一世纪的人生故事。
作者简介
史明口述史访谈小组
由台大浊水溪社、台湾文学研究讨论会（TWLS）以及其他台湾研究相关系所的同学组成。除了口述史访谈外，亦参与《台湾人四百年史》校正版的制作与史明学相关论述的介绍与深化。
受访者简介
史明
本名施朝晖。1918年生于台北士林。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之后，赴中国抗日。战后潜返台湾，因预谋行刺蒋介石失败，偷渡赴日。流亡日本期间以新珍味面馆支援台独运动，1967年更成立独立台湾会组织，进行地下反殖民革命行动。1993年返台，继续推动台湾独立运动。为台湾民族主义信仰奋斗至今。其于1962年出版的着作《台湾人四百年史》为最早后殖民史观之台湾史着，从政治经济角度开展，为台湾民族主义奠下极为重要的论述基础。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第一册）穿越红潮：1918-1949
作者序史明
序文陈仪深
打破沉默之前──史明
第一章 童年与家庭
第二章 殖民地教育
第三章 留学早稻田与左翼思想的萌芽
第四章 中共地下情报员
第五章 滞留北京
第六章 解放区的探索与追寻
第七章 重回荆棘之岛
（第二册）横过山刀：1950-1974
序文薛化元
第八章 历劫归来
第九章 再见日本
第十章 战后日本的台湾独立运动
第十一章 独立台湾会与地下工作
第十二章 在台湾独立的旗帜下：那些人、那些事
第十三章 其他人物往来
第十四章 《台湾人四百年史》与思想体系的建立
（第三册）陆上行舟：1975-2010
序文 曾士荣
第十五章 路线转换与卢修一事件
第十六章 日本之外，「独」家记忆
第十七章 《美丽岛週报》始末
第十八章 世界巡礼
第十九章 返回台湾与独台会案
第二十章 独立台湾会在台湾
第二十一章 返台见闻录
〈解说〉启示与召唤：《台湾人四百年史》的思想史定位 吴叡人
〈解说〉先成为一个人，再成为台湾人 许维德
本书源起：行动的起点 蓝士博
图书序言
导读
从我一九八一年八月第一次到美国时，台湾乡亲们便一直鼓励我写自传。由于我自认台湾独立运动尚未成功，暂时还看不到终点，所以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一九九三年我回到台湾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才开始想为自己的一生留下足迹，逐渐计划撰写我个人的自传。
因为我一生接受的都是日文教育，所以我是先用日语思考，然后再翻译成汉文，尽管不懂的词汇可以询问黄敏红与李政忠，但是我对于自己的汉文始终缺乏自信。再加上，虽然持续有人愿意替我进行口述採访，但却又因为担心无法深入我个人的内心感受，从而作罢。
我的一生经历过日本与国民党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如果没有和我一样的亲身经历，恐怕难以理解我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再加上，至今如果想要找到像我一样去过中国，具备比较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而且仍活在世上的人恐怕不多，所以我在这次的口述访谈纪录中，便如过去撰写《台湾人四百年史》一书一样有系统地讲述我自己的生平。
尽管日本自一八九五年开始统治台湾，但是当我在一九一八年出生时，童年仍免不了受到殖民地统治的影响及封建思想的束缚；直到八岁开始进入建成小学校、台北一中，与日本同学一起学习、成长，日本的现代化教育与文明思想才与家中的传统气氛结合成半束缚、半开放的环境。在我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六年期间，是我的人生起了最大变化的时候。日本社会虽然经历了明治维新，但是本质上还是封建社会，唯有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才是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的最高殿堂。
不同于训练官僚的官立大学，我在早稻田大学形成了我对自由、民主的思想。再加上，日本校园内自大正民主时代便颇为兴盛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成为了殖民地子民的我的思想启蒙。直至大学毕业之际，因为见到身旁的同学心无旁骛地一心从军报国，我也才决定到中国参与抗日行动，加入台湾殖民地斗争、反帝国主义的路线。
战后我到了华北，发现毛泽东已经成为独裁者，中共已经由马克思主义转变为毁灭人性的法西斯主义。我看大量的中国人遭到屠杀，台湾人被他们视为异族，在在都违背了我对人权的信仰，才在一九四九年想尽办法逃回台湾。没想到，国民党在台湾所施行的独裁统治并不亚于中共，所以我才又与同伴共同组织台湾独立革命武装队，不幸事迹败露，遂再次搭香蕉货船逃亡日本。
尽管我的前半生遭逢很多挫折，但是我的内心仍然有如青天白日，对于台湾独立运动也还抱持着热情与希望。为了筹措运动方面的资金，我开设了新珍味面馆，并且在生意稳定的情况下于一九六二年出版《台湾人四百年史》，在一九七五年以前从事地下、武装的反抗路线，一九八○年代连续十年到美国巡回宣传。
一九八六年民进党成立，台湾社会的民主浪潮在解严以后更加地风起云涌，我也在一九九三年再一次偷渡回到台湾，以过去多年在日本累积的资金，自力耕耘体制外的群众路线。过去最多时曾有二十多辆的宣传车，至今仍然按照理念、立场、战略、战术的步骤，有纪律向台湾大众传达台湾独立的理念。因此纵使台湾今日在中国（国民党、共产党）的威胁下，政局颓靡不振，但是在独立台湾会经年累月的努力下，社会大众与青年学生对于台湾独立运动的既有印象已经幡然改观。
二○○五年我在台大校门口静坐时感受到大学生的热情，二○○九年时又在大病初癒以后开始接受由台大浊水溪社、台湾研究相关系所同学合力进行的口述访问，不管访问、逐字稿、註脚等等，这群台湾子弟们的认真与用心，我一一看在眼里。
感谢行人出版社愿意提供这个机会，让他们这几年来的努力成果，可以呈现在台湾社会。
虽然一切还有待努力，但是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在正确的方向。
（二○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图书试读
我的本名叫施朝晖，但过去我曾使用好几个不同的名字。比如说战争结束之后我要进去中共的解放区，就改名叫林铎。之所以姓林，跟我的阿爸林济川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在中共底下做地下工作，名字是随着工作不同而变动的，好比说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上头就说某某人你现在用蓝田；现在你又要做什么事情，你就用什么李勘之类的，都是只用一次就换掉了。我到日本以后，出版了《台湾人四百年史》，才固定用史明这个名字。
我出生的厝位于士林的大东路七十五番地，我是在一九一八年农历十月初五出生的。我们家是施、林两家共住在一起，而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阿母她出生的所在。我阿嬷为了我父母要结婚，起了间新厝，当时日本已经佔领台湾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台北郊外却仍然是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在人口差不多三万人的士林里面，两层楼高的房子只有两栋，我阿嬷盖的这间房子，就是其中之一。不过等到我中学的时候，同学家的厝都差不多盖到两层楼高了，至于三层楼高的房子则是在战争开始以后才开始见到。
小时候我和阿嬷一起生活，住在施家的楼顶。楼顶有一个「砖坪仔」（阳台），在那上面可以看路，还可以种花。我们家所在的这条街都是店面，而且有亭仔脚，不过我们家没有做生意，当时市街上不管做生意或自家居住的厝都盖成这个样子，一条街一条街的。以前计算房屋的单位称为「落」、一落二落三落等等，我们家是四落厝，后面有个菜园。当时施家在士林算是满大的望族，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还中过举人。本来施家在桃园大园一带起家，所以那边有一些田产，后来在士林的双溪山与菁礐也有很多山地。
童年的回忆最深刻的大概都是阿嬷带我去看歌仔戏、逛庙会，虽然她裹小脚，但是很爱到处乱逛、乱走，经常跑到士林的芝山岩或者关渡、艋舺那边的庙去拜拜。她也曾去过北港进香，我有跟着同去。我们是早上从台北车站坐急行车到嘉义，再从嘉义坐五分车到北港，历时三天两夜。从火车的窗外看到田啊、山啊等等的景色，我当时感觉相当地兴奋。
孩子时期当然最爱游玩、最爱热闹，只可惜现在都没有节庆的感觉了。我童年的生活正月就是过年，二月二是天公生、三月二三是妈祖生、四月迎妈祖、五月有端午节，七月是普渡、八月是中秋、九月是重阳，十月是立冬、十一月是搓汤圆冬至、十二月有一个尾牙。说起来当时不只是士林、台湾人几乎每个月都在「做粿」，孩子最喜欢做粿了，以前到处都有石磨仔，孩子们就都会去推石磨仔，每家都有。不过现在都撤光光，不知道拿到哪里去了。
「本地人」与「唐山人、本土人」
讲到台湾的民俗节庆，其实这是台湾人、台湾社会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关键。一六二四年那时荷兰来占领台湾，主要的根据地就是在印尼的「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他们来台湾的主要目的本来是为了要当做与大陆地区通商的根据地。后来，因为台湾的土地肥沃，才想到要种甘蔗、制糖外销。我们的祖先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以奴隶的身分来到台湾。福建、广东那些地方经常食粮不足、没东西好吃，所以后来明郑、清朝以降的汉人移民也持续地零零星星来到台湾。当时来台湾的移民经常是全庄头的人一起来，到了台湾再一齐去开拓。因为如此，往往会相互争夺土地以及水源，也就是俗称的「顾田水」，后来更经常地演变成所谓的「分类械斗」。
「分类械斗」这句话你们知道吗？当时的台湾社会，大家都佔有「角头」，动不动就会打起来。但是不管如何，台湾终究是形成了一个有过年、迎妈祖，七月十五等节庆的社会。当时不管那一个角头都会负责参拜妈祖的各种事宜。为什么台湾民俗在四月时会迎妈祖呢？那时候大家来台湾要渡过黑水沟，都是十个来三个才到，六个去一个回头。当时的人如果在海上遇到灾殃，往往就是靠神、靠拜海神妈祖的精神信仰来度过难关。因此不论是漳州人也好、泉州人也好，还是客家人，大家都会拜妈祖。
于是即使大家为了争田水而相互攻击，但是那款的内部分裂到了四月妈祖生的时候，又会让台湾社会里的「大家」聚在一起。再比如五月初、初五过五月节的隔天，五月六日时大家也都会聚在一起划龙船。无论哪一个地方的角头在节庆时，大家都会做伙，在生活里面的「敌人」到了节庆的时候都会相互成为朋友，这才慢慢形成台湾人、台湾社会的原型。过去台湾的那些研究者、学者们都没人发现这一点，我觉得：如果要读历史、读台湾史，那么必须採取一九七○年代法国所提倡的社会历史学的角度，重新思考台湾汉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除了节庆之外，一旦受到了殖民者的统治压迫，这些开拓者也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像清朝的时候，那些来台湾当官员的、任军职的，还是大地主、商人等等其实也都是汉人，但是当时台湾不被当做是中国的领土，这些官员往往都是剥削汉人移民的政府官僚（official），手段甚至于比他们在中国的时候还要严苛，把台湾当成是殖民地一样剥削，进而演变成统治台湾的人与在台湾开拓的人、移民开拓者（本地人）与官僚（唐山人、本土人）之间的内部矛盾。当时辨别同为汉人的他们、却不同款的地方在于：这些作官的汉人们都有穿鞋，而那些开拓者则大多是打赤脚的。
所以我才觉得现在对于「本土」一词的概念，是那些起头倡议的人没有历史观而造成的。以前讲「本土」指的是中国，称唿咱自己则是说「本地」。本地反唐山，几乎都是每年在反，所以也才会有一句话说：「三年小反，五年大乱」，这些都是从民间社会所产生出来、而不是由一个有知识的读书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在本地反唐山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概念，就是「出头天做主人」。出头天是说要可以看到青天、要自由；做主人则是说要自己做主。这个概念老实讲，台湾人以前在读历史时都没重视。出头天做主人是一个古代的意识型态（ideology），延续到近代的台湾社会，就成为了我们独立建国的一个原点。
一八九五年日本政府来台，那些在中国留有旧厝的唐山人、本土人、内地人开始回去中国；等到一八九七年「决定国籍日」后，这些人大多已经走光了─最后一批归返中国的人，数量大约有五、六千，而最后留在台湾的多是「本地人」。「本地人」是指那些已经把台湾当成家乡的人。你们想想看：当时从厦门来台湾就需要三暝五日，有时「反风」（逆风）甚至会坐到十八日，所以从福建或者广东来台湾的农民，基本上跟家人都已经是生离死别了，再加上有的移民自十八世纪时就过来台湾，到日本统治时都已经超过十代以上，和中国也几乎完全没有来往，于是就演变成我所谓的「本地人」、台湾人。不过像板桥林家是个特殊的例子，他们虽然在板桥、大溪有很多土地，当时也曾经短暂地回到他们在厦门作生意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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