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浪漫热血的老左派,三十年,不改初衷,依然以诗歌、以散文、以小说、以戏剧、以身体与行动,在迎风翻飞的理想旗帜下,一路靠左,向前走。
剧场是生命经验的再现,也是从个人航向共同的旅程。──钟乔
钟乔,一位诗人、小说家、剧作者、导演,更重要的是,一位结合创作与社会实践的文化左翼人。他长期关注阶级、族群、环保议题,反美、反战、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视野恢宏,文字犀利、立场鲜明。
《靠左走:人间差事》呈现钟乔三十年来的思想及实践轨迹,同时爬梳了创作和社会对话的心路历程。他以散文的情感,向一路靠左的先行者致敬;以诗的热情,对艺术创作提出反思;以宏观的行脚,凝视第三世界,寻觅文化反抗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钟乔
生于一九五六年,台湾苗栗三义人,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硕士,「差事剧团」负责人。
剧作家,导演,也是诗人,创作类型有剧本、新诗、散文、小说、报导文学。
一九八○中期,接触了「乡土文学论战」与左翼思潮,深受陈映真先生影响,先后参与《夏潮》杂志与《关怀》杂志,曾担任《人间》杂志主编;九○年代后,和菲律宾、南韩等亚洲第三世界与民众剧场工作者接触,成立「差事剧团」,并推动具有民众戏剧性质的社区及市民剧场。
钟乔的戏剧理念受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影响甚深;在诗方面,智利诗人聂鲁达更熏陶着他的诗人之心。无论是写诗或剧场演出,他想传达的主题都是:让弱势者能用身体表达,发出自己的声音。
曾编导小剧场作品《记忆的月台》、《海上旅馆》、《雾中迷宫》、《潮喑》、《败金歌剧》、《另一件差事》、《台北歌手》等。
作品曾受邀前往日本、澳门演出,并赴法国「亚维侬艺术节」演出。剧场相关作品有《边缘档案》、《亚洲的吶喊》、《观众,请站起来》等文集与剧作集《魔幻帐篷》,小说有《戏中壁》、《阿罩雾将军》、《雨中的法西斯刑场》,报导文学有《回到人间的现场》等。已出版诗集有《在血泊中航行》、《滚动原乡》、《灵魂的口袋》及《来到边境》。
代序
重返后街
二○一二年初,冬寒近雪的日子,我来到北京。先是到外五环的「皮村」,去见从延安革命圣地出门打工,一晃眼就是七、八年的劳动者郝志喜,他是前一年剧团来此表演时认识的好友。
我和郝志喜在院子里的那面壁画前一起拍照,那是他们组织「工友之家」以来最典型的一幅壁画。画旁的墙上,大大的红色字体写着「劳动最光荣」。后来在相机上看到照片时,我不知怎地,觉得站在这五个红字旁的自己,眉宇之间透露着某种烦恼和忧心。
是啊!这烦恼和忧心,贴在我冻冷的胸臆间良久。随后,我和另一个叫做「木兰花开」的女工团体进行了一日的戏剧工作坊,接着隔天到一位参加工作坊,称自己是「开心果」的女工家里拜访。
走进她那只有两张床、用薄木板隔开的窄仄住房,才知道她们一家四口离开重庆老家的田地,在北京大城里流动打工也将近十年了。「开心果」热热闹闹地和我们一伙说了很多开心话。
她是乐观的川妹子!午后和她话别,走去搭车的路上,喧腾的人声、汽机车喇叭闹闹声中,那烦恼和忧心依然挥之不去。
这段时日,回想着和他∕她俩见面的种种,我便会涌起这样的烦恼和忧心,这应该和早期阅读到陈映真的第三世界文论,受到某种延续至今的启发密切相关。
在我看来,陈映真谈第三世界有两个重点。
其一,在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区域,却发展出惊人成绩的美学思想及创作,特别表现在文学及电影上……
其二,这样的文化创造性,通常被以北美为宰制核心的美国西方价值刻意忽视或湮灭,而身置其间的知识人、作家或文化人,却又常不自觉地存在于这样的情境中。
在我的想法里,第三世界是全球边陲的低度发展社会或国度,但国境或区域内部也会因不均等的发展,而出现第三世界化的景况。皮村或中国大陆境内三亿流动打工者的处境,就是境内第三世界的写照。这样的情景,也出现在台湾的原住民身上,从一九八○年代,台湾迈入经济发展的轨道开始,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表面上看似已没那么残酷,本质上,底层的社会性质并未有太大的改变。
当我们阅读陈映真〈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时,他以感性的笔触描写在美国爱荷华写作工坊中,遇上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是那般地着迷美国好莱坞的电影;而他身旁的菲律宾诗人阿奎诺却大肆批评道:「好莱坞电影就像鸦片一样麻醉菲律宾人。」
陈映真也随即加入批判好莱坞色情与暴力的行列。然而,东欧作家的反应却是:「怎么会呢?你们两人讲话像是我们的政治干事。」阿奎诺赌气地说:「怎么会呢?怎么社会主义的东欧作家居然迷上美帝主义最腐朽的电影?」
文章中描述,这个聚会最后以大伙儿唱起〈国际歌〉,而某个人的眼睛开始飘着泪花,作为结束。陈映真补充了一句:「歌却愈唱愈好听,有精神……」
回想起来,就是在这样的脉络下,我们重新燃起对亚洲第三世界的追求与认识。回首一九八九年《人间》杂志结束后,在陈映真的引介下,我前往南韩参加由菲律宾「亚洲民众文化协会」(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主办的「训练者的训练工作坊」,这是我头一回从弥天盖地的东亚冷战∕内战封锁中冒出头来,亲眼见到来自亚洲各个国家的民众戏剧工作者,如何以整套的戏剧方法论及在民众生活当中实际参与,这对日后我在剧团经营、创作或世界观的建构上,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匆匆二十年的时间过去,回首面对上个世纪的八○年代,在陈映真的理想主义召唤及启蒙下,我走向这条他以笔名许南村写下的「后街」,一如他在文中所言,是「环境崩坏、人的伤痕、文化失据……」的台湾后街。
而后,以全球消费化、市场化的整个世界,在一九九○年代随着我在台湾展开民众戏剧的经营与创作,变得愈来愈诡谲。彷彿刚经历过的八○年代,已然成为前尘往事,以一种快速遗忘迎向未来的世代,迎向前区中被都市现代化光环无限包装的场景。
那么「后街」呢?它仍然存在吗?又或说,那意味着被排除、被歧视、被压迫的第三世界,它又将如何进到我们的艺术、文学、剧场的创作领域中?
现在回想,在记录摄影还处于人文发展阶段的八○年代,我在《人间》杂志工作,认识了当今仍居重要地位的报导摄影工作者关晓荣。二○一一年,他重返睽违了二十五年以上的基隆「八尺门」。
那里曾是都市原住民的阿美族聚落,留下许多底层劳动者的斑斑血汗;后来则因都市迁建的种种措施,就地翻建成国宅大楼。表面上看来,好似过往的贫困已被时间淘洗干净,但深入追究,则知时间的汰洗,是人为地刻意让流离的场景从公共的视线中抹去的障眼法。相信从一般发展的愿景而言,这恰恰符合了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的潮流所趋,不是吗?
当我有机会、也亲眼见到过去影像中的主要人物,一位被称为「阿春」的讨海原住民出现在我面前,且以历经岁月洗练的面容,并无太多激切或波动地站在他昔时的照片前留影时,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底层生命的无言,恰在控诉着这个城市无端剥夺被压迫者的记忆,并且用一种以舒适为包装的手段,合理化自身进军资本市场的竞技逻辑中。
人间剧场搬到宝藏巖,已过两年,我似乎很忙,却也像是忙得没什么章法,因为写企画案的时间,比写剧本、导戏的时间多,就更遑论写诗和散文了!但,写作成为一种自己对活着这件事的允诺,也是其来久远的事,着实没有任何逃避的借口和理由。
入秋了!我渐渐感受到白天变短,很快,夜就低垂下来。这样的时间感,多少和自己在一处不确定的差异空间里经营剧团有密切的关联。
没错,宝藏巖就是这样的地方,就算已被整治成国际艺术村,然而由于昔时违建聚落的层叠错置被保存下来,总有那种古老的灵魂从空间游盪中渗入身体内部的特殊感。就这样,剧团门口的那株大波萝蜜树,似开始了它低沉而漫长的独白,讲述着某种介于遗忘与记忆之间的孤寂感。没错,这也是在宝藏巖特殊的时空铺陈下,才有可能现身的情境──面对外面的世界,对于城市现代化的慾求和渴望。
突兀吗?不,应该说是再寻常不过的主流旋律了!只不过以慾望所网织起来的城市现代化想像,需要的就是从慾望内部滋生出来的抵抗。它一直潜藏着,并终要浮现于再出土的关晓荣的〈八尺门〉记录摄影世界中;它在宝藏巖作为违建记忆的「后街」想像中;它当然也存在于「皮村」作为中国大陆第三世界的具体情境中。
而抵抗就从这里的断墙裂缝中,冒出一株株青芽儿,野草般地!
钟乔
二○一二暖冬年 于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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