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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本书对中西翻译史的主要发展阶段进行宏观描述，并具体阐述重大翻译事件、主要代表人物，有助读者建立中西翻译史发展脉络，对中西译学观念的演变有更深入认识，理解翻译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必然性，更新对翻译的观念，确立一个全面、科学、具有时代特征的翻译观。

本书特色

　　1. 首次明确提出中西翻译史的整体观，对中西翻译史进行历时的梳理与共时的比较。

　　2. 将翻译思想及理论演变，与翻译史上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翻译对象连结起来，并对中西翻译史的发展阶段重新划分。

　　3. 探讨翻译职业化、规范化及网路翻译等当今生活中的翻译事件与现象。

作者简介

谢天振

　　1944年生，浙江萧山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着名翻译理论家。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中国翻译》编委等职。复旦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顾问。

第一章 当代中西翻译史‧‧‧‧‧‧‧‧‧‧1
第一节 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的沟通需求促成了翻译的产生‧‧‧‧‧‧‧‧‧‧3
第二节 宗教典籍翻译拉开了中西翻译史的帷幕‧‧‧‧‧‧‧‧‧‧8
第三节 文学翻译丰富、深化了对翻译的认识‧‧‧‧‧‧‧‧‧‧12
第四节 非文学翻译带来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16

第二章 中西翻译史的分期‧‧‧‧‧‧‧‧‧‧21
第一节 西方翻译史上的几个主要阶段‧‧‧‧‧‧‧‧‧‧22
第二节 中国翻译史上的几个主要阶段‧‧‧‧‧‧‧‧‧‧37

第三章 翻译与宗教（上）：中国的佛教典籍翻译‧‧‧‧‧‧‧‧‧‧51
第一节 东汉末年对佛经的早期翻译‧‧‧‧‧‧‧‧‧‧52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55
第三节 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60

第四章 翻译与宗教（中）：西方的《圣经》翻译‧‧‧‧‧‧‧‧‧‧67
第一节 早期《圣经》翻译与早期基督教的传播及其权威地位的建立‧‧‧‧‧‧‧‧‧‧67
第二节 宗教改革与《圣经》翻译‧‧‧‧‧‧‧‧‧‧72
第三节 现代《圣经》翻译‧‧‧‧‧‧‧‧‧‧76

第五章 翻译与宗教（下）：《圣经》的中译‧‧‧‧‧‧‧‧‧‧81
第一节 早期传教士的圣经翻译‧‧‧‧‧‧‧‧‧‧81
第二节 译名之争‧‧‧‧‧‧‧‧‧‧95
第三节 「官话和合译本」‧‧‧‧‧‧‧‧‧‧98
第四节 《圣经》的现代译本‧‧‧‧‧‧‧‧‧‧101

第六章 翻译与知识传播（上）：西方的科技翻译‧‧‧‧‧‧‧‧‧‧107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翻译‧‧‧‧‧‧‧‧‧‧107
第二节 中世纪对阿拉伯文献的翻译‧‧‧‧‧‧‧‧‧‧113

第七章 翻译与知识传播（下）：中国的科技文献翻译‧‧‧‧‧‧‧‧‧‧127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科技翻译‧‧‧‧‧‧‧‧‧‧128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科技翻译‧‧‧‧‧‧‧‧‧‧136

第八章 翻译与民族语（上）：近代欧洲各国民族语的形成‧‧‧‧‧‧‧‧‧‧145
第一节 翻译在英语发展中的影响‧‧‧‧‧‧‧‧‧‧146
第二节 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与德语的形成‧‧‧‧‧‧‧‧‧‧152
第三节 翻译与欧洲民族语的发展‧‧‧‧‧‧‧‧‧‧157

第九章 翻译与民族语（下）：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163
第一节 佛教典籍翻译对中国现代语言与文学的 影响‧‧‧‧‧‧‧‧‧‧163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翻译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172
第三节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187

第十章 翻译与文化价值的传递（上）：欧洲各国对古希腊典籍的翻译‧‧‧‧‧‧‧‧‧‧203
第一节 古罗马时期古希腊典籍的拉丁语翻译‧‧‧‧‧‧‧‧‧‧203
第二节 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翻译‧‧‧‧‧‧‧‧‧‧210
第三节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各国文学、哲学着作的互译‧‧‧‧‧‧‧‧‧‧217

第十一章 翻译与文化价值的传递（下）：中国对西方社科经典的翻译‧‧‧‧‧‧‧‧‧‧229
第一节 清末民初严复等对西方社科名着的翻译‧‧‧‧‧‧‧‧‧‧22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235
第三节 中共建国初期对俄苏文学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翻译‧‧‧‧‧‧‧‧‧‧238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对当代西方各种思潮流派着作的翻译‧‧‧‧‧‧‧‧‧‧240

第十二章 西方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245
第一节 概述‧‧‧‧‧‧‧‧‧‧245
第二节 西方各国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253
第三节 西方各国对中国古代文学名着的翻译‧‧‧‧‧‧‧‧‧‧261
第四节 西方各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271

第十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国文学的翻译‧‧‧‧‧‧‧‧‧‧279
第一节 中国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翻译‧‧‧‧‧‧‧‧‧‧279
第二节 中国对当代西方通俗文学的翻译‧‧‧‧‧‧‧‧‧‧283
第三节 中国对世界文学经典名着的翻译‧‧‧‧‧‧‧‧‧‧286

第十四章 中西翻译思想和理论‧‧‧‧‧‧‧‧‧‧291
第一节 从西塞罗到泰特勒‧‧‧‧‧‧‧‧‧‧291
第二节 从支谦到钱钟书‧‧‧‧‧‧‧‧‧‧304
第三节 当代西方翻译思想的最新发展‧‧‧‧‧‧‧‧‧‧313

第十五章 翻译现状与展望‧‧‧‧‧‧‧‧‧‧327
第一节 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翻译的职业化趋势‧‧‧‧‧‧‧‧‧‧327
第二节 翻译专业教学与学科的发展‧‧‧‧‧‧‧‧‧‧337
第三节 机器翻译与网路翻译‧‧‧‧‧‧‧‧‧‧345

参考书目‧‧‧‧‧‧‧‧‧‧369

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在中西翻译史课程的设立以及相关着述的编撰方面，有了比较显着的进展。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相继问世，从而开启了译学界编撰中西翻译史类着述的帷幕。此后，翻译史类的着述，尤其是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文学史类的着述，前「出」后继，甚是热闹。

　　但是在这热闹的编撰出版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自从第一本中国翻译史和第一本西方翻译史问世以来，中西翻译史的编写，包括课程的开设，一直都是各行其是，似乎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是性质迥异、无法相互沟通的两个事物。

　　有没有可能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把它们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予以审视、考察、分析和思考呢？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有些系所，如中国大陆近年纷纷设立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课程有这样的需要；目前正在试点的翻译系、外语科系翻译方向的高年级本科生，同样也有这样的需要。而由于时间的限制，不可能为他们分别开设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课程。但是，让翻译系所或翻译方向的学生对中西翻译史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又很有必要。

　　而另一方面，这也是一次积极的、有意义的努力和尝试：也就是把中西翻译发展史视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共性的文化交流行为，把这个与译入语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等都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化交流行为整合在一起，以探索其共同的发展规律，同时又将之视为两个各具特色、各自独立发展的操不同语言之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予以互相观照，互证互识。

　　事实上，当我们把中西翻译活动的发展轨迹及其译学观念的演变过程放在一起予以审视、考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两者之问不乏共同点。

　　首先，两者（指笔译）的起源及大规模的发展都与宗教文献的翻译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西方表现在对《圣经》的翻译上，中国表现在对佛经的翻译上。这一共性正是中西翻译界「原文至上」翻译观、「忠实」翻译观的由来。不难想见，当中国和西方古代的译者们全身心地投入《圣经》和佛经文献的翻译时，他们绝对都是把原文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逐字斟酌、逐句推敲、谨小慎微、殚精竭虑，唯恐在翻译时稍有不慎而未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思想，从而亵渎了上帝的旨意和佛陀的教诲。回顾两千多年的中西翻译史，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原文至上」、「忠实」的翻译观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来对文学名着和社科经典的翻译。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翻译的物件由原先的以宗教文献、文学名着、社科经典为主演进到了以经济、科技、媒体、娱乐等非文学性质的实用文献为主，职业翻译时代来临，这种翻译观才遭到了挑战，并引发译学研究者的反思。不过尽管如此，这种传统的翻译观目前仍然在国内翻译界甚至译学界佔据着主流地位。

　　其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在传播知识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我们把中西方翻译在传播知识方面的贡献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时，这种作用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在西方，众所周知，继巴格达翻译中心之后的西班牙托莱多「翻译院」把阿拉伯人翻译的古希腊、罗马的自然科学、哲学、神学等古典典籍，以及阿拉伯人自己的学术着作翻译成拉丁文，从而为西方世界提供了知识的泉源。正是透过阿拉伯人翻译的希腊罗马古典典籍，西方人才开始接触到大量的古典文化，从而使得自己的文艺得以复兴，也使得西方社会在16世纪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而对于中国来说，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在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促进中国的科技进步方面，同样也是居功至伟的。正是透过这一时期的翻译，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甚至武器制造技术等方面的着作大量引入中国，从而加速、加大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

　　再次，翻译对各国民族语言的确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在西方和中国也都不乏明显的共同点。西方翻译史上，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对德语语言的统一和发展、对确立现代德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圣经》的英文翻译对丰富英语的词汇、表现手法等，以及促进英语向现代英语的发展，也同样贡献卓着。至于中国，佛经翻译对丰富汉语词汇所起的作用，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翻译对我国现代白话文的确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等等，也都是众所周知、毋庸赘言的。

　　最后，无论中西，翻译在传播外来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方面也同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西方，譬如在文艺复兴初期以及在此时期之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发掘、传播和发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古代希腊、罗马经典文献的翻译，得益于欧洲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作品、社科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出版。在中国，清末民初严复等人对《天演论》等西方社科名着的翻译，让国人了解进化论等西方先进思想，而五四运动前后对马克思主义着作的翻译，更是大大地刷新国人的世界观，而且最终改变了国家社会制度。其功用以「惊天动地」形容之，都不为过。

　　然而，中西方翻译的发展又有其各自独特的表现，并不完全相同。

　　首先，宗教在中西两地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在西方，宗教有着严密的组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佔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圣经翻译在西方的影响与佛经翻译在中国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佛教尽管也曾经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奉和支持，但它从来也不曾成为一种全民的宗教行为，也永远不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所以中国的佛经翻译，其影响大多存在于民间文化之中，其影响所发挥的作用也大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诸如文学作品中对佛经故事情节的借用、语言的渗透、世界观的改变等等。

　　其次，由于中西两地民族特性的差异，中华民族比较务实，而西方民族崇尚思辨，两地翻译理论的发展路径也有所不同。如果说在翻译的早期两者还有较多相似之处的话，那么越到后期，两者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向差异就越大：西方翻译理论较早就出现了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思想、洪堡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及班雅明的解构翻译思想，而中国的翻译理论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停留在实践经验感悟的层面，这也是为什么发展到当代翻译研究后，两者在理论趋向上的分叉越来越大的原因。

　　正是鑑于以上的认识，我们想做一个尝试，即把中西翻译发展的历史放在一起进行描述，编一本《中西翻译简史》，在这本书中既强调中西翻译发展中的共同点，也展示两者发展过程中各自的独特性。在编写原则上，本书强调「三抓」：一抓主线，即抓住中西翻译史上的主要事件；二抓主角，即抓住中西翻译史上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三抓主题，即中西翻译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翻译思想和理论。与此同时，在叙述上力求做到要言不烦，突出三「主」（主要事件、主要人物、主题），从而为教师执教「中西翻译简史」这门课程留下足够的发挥空间。

　　但是把中西翻译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对整本中的结构编排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然，它也可以像传统的翻译史着作那样，从历时的角度，根据中西翻译史的两条发展线索进行编排，从而让读者可以很清晰地掌握中西翻译史的两条发展脉络。但是考虑到本教材的使用者主要是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本科阶段对中西翻译史的基本发展脉络己经有所了解，因此本教材把目标定在让学员们透过对本书的阅读和学习，对中西翻译史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从而确立一个中西翻译史的整体观。

　　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没有採用传统翻译史的历时编排和描述的方法，而是採用了以共时展现的平行叙述为主、同时辅以历时梳理的编写方法，也即主要透过几个大的共同主题把中西翻译史的发展脉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翻译是人类一个共同的文化交流行为。与此同时，我们还设立几个章节，从宏观的角度，对中西翻译发展的脉络线索、翻译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历时的梳理。

　　具体而言，本教材的第一、二章从宏观的角度对中西翻译史上的主要阶段进行划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两章里提出了中西翻译史发展阶段划分的新依据，即依据中西翻译史中特定历史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进行划分，从而把中西翻译史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即宗教文献翻译阶段、文学翻译阶段和非文学（实用文献）翻译阶段。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中西翻译史的三大发展阶段在时段上并不一致，对西方翻译史来说，它的第一阶段从古希腊、罗马时的圣经翻译算起，至文艺复兴开始第二阶段，而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则意味着第三阶段的开始。但对中国翻译史来说，它的第一阶段延续的时间就要长得多，从最早的佛经翻译算起，一直要延续到19世纪末。这是因为中国翻译史上成规模、成气候的文学翻译直至19世纪末梁启超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林纾推出了《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才正式拉开帷幕。至于中国翻译史的第三阶段，亦即以实用文献为主流翻译对象的阶段，也要迟至20世纪80年代末才正式开始，其时中国经济全面开放，孕育、催生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市场，中国的翻译事业也正式步入了职业化时代。

　　在对中西翻译史发展阶段进行重新划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新观点，即在我们看来，中西翻译史上的译学观念与各发展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特定历史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是形成该历史阶段的主流译学观念的重要制约因素。譬如，正是中西翻译史上第一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宗教文献－－奠定了人类最基本的译学观念，诸如「原文至上观」、「忠实原文观」等等。第二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文学名着、社科经典－－在继承和肯定第一阶段译学观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人类的译学观，并提出了许多关于翻译的新思考，诸如「翻译的风格」、「翻译的文体」、「形式与内容的矛盾」等问题。人类译学观念的实质性变化出现在第三阶段，这是因为这一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实用文献－－不像此前两个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那样具有「神圣性」和「经典性」，实用文献的翻译更注重翻译的功效，这样，「忠实」就不再是翻译活动唯一的和最高的准绳。因此，这一阶段的译学观念引入了许多新的思考维度。

　　综观中西翻译史，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不光是在译学观念的演变上具有许多共性，在具体的翻译活动开展、进行，以及翻译在中西两地所起的作用、所产生的影响方面，更是不乏共同之处。本教材以「翻译与宗教」、「翻译与知识传播」、「翻译与民族语」、「翻译与文化价值的传播」和「翻译与当代各国的文化交流」五个主题为切入点，全面检视了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中西方古代的科技文献翻译、翻译对中国以及对欧洲各国民族语言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翻译在向中国和西方各国传播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在推动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等领域所作出的贡献。这五个主题也构成了本教材第三至十三章的主要内容。顺便一提的是，在平行叙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时，我们特地增加一章，专门叙述《圣经》在中国的翻译，这是许多中西翻译史类教材所没有的。但这个内容的增添拉近了圣经翻译与中国读者的距离，同时也为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宗教典籍的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十四章「中西翻译思想和理论」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中西翻译思想、理论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我们把西塞罗和泰特勒定为西方传统译论的起点和终点人物，是因为前者是西方翻译史上最早比较系统地阐述翻译观点的翻译理论家，而泰特勒则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翻译三原则的学者，影响较大。从时间上看，也许德国的施莱尔马赫和洪堡的活动时间要比泰特勒更长一些（前两者活到19世纪30年代，而泰特勒于1813年就已经去世），但考虑到泰特勒的主要贡献是在翻译研究领域，而施莱尔马赫和洪堡的贡献不限于翻译研究领域，因此我们还是把泰特勒定为西方传统译论终结期的代表性人物。

　　对于中国传统译论的定位，把支谦定为中国传统译论第一人，应该不会引起太多争议。众所周知，他的〈法句经序〉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篇见诸文字的讨论翻译的文章，他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翻译观点在中国翻译史上也影响深远，颇具代表性。然而把谁定为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者，却是颇费思量，目前比较通行的做法多是把严复视作中国传统译论的最后一人。但我们经过仔细思考后觉得，继严复之后，傅雷、钱钟书两人提出的翻译观，不仅影响深远，在精神实质上与严复的翻译观乃至严复之前的中国传统译论也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译论进入当代多元时代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此之故，我们把第十四章第二节的标题定为「从支谦到钱钟书」。

　　不无必要说明一下的是，我们在这一章的第三节介绍了当代西方翻译思想的最新进展，却没有专门设立一节介绍当代中国翻译思想的最新进展。这是因为，虽然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翻译思想和理论空前活跃和丰富，但许多思想和观点还没有最终形成定论，作为教材该如何介绍这些思想和观点，我们还没有把握，所以这一内容只能暂付阙如了。

　　本教材的最后一章引述较多的国内外材料，结合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翻译的职业化趋势，介绍当今国内乃至国外的翻译现状，并从这一大背景出发，分析翻译专业教学的特点，以及翻译学科建立的历史必然。本章还专门讨论机器翻译和网路翻译这些极富时代特征的翻译活动和现象，这是其他翻译史类教材所没有的，但对学生和一般读者了解当代翻译的发展趋势，认清翻译学的学科本质，却不无裨益。

　　这里，我们还想对以本书作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研究生教材的教师提一点建议，以供使用时参考。本教材在教学上可採用两种方法：一是按照本书的序列一章一章地教授，15章正好可用作15周的教学。另一种方法是打乱次序，以第一、二章为纲，在讲授每一节的内容时，引导学生自己去阅读后面的相关章节。譬如，在教授第一章第二节「宗教典籍翻译拉开了中西翻译史的帷幕」时，可以与后面第三、四章的内容结合起来学习和讨论。又譬如，在教授第一章第四节时，就可以与第十五章的内容结合起来学习和讨论。第十四章「中西翻译思想和理论」同样可以作为教学时的一条主线，在教学时引导学生结合前面各章的相关内容进行思考。由于本书在编写理念上致力于建构一个中西翻译史的整体观，所以各章的内容相互之间并不是全然无关，而是有颇多重叠和唿应，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经常引导学生注意各章之间的相互关联，可能会有助于学生建立起这样的整体观。

　　把中西翻译史两条表面上看似互不相干的发展脉络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分析和描述，对中西翻译史的发展阶段根据其特定时代的主流翻译对象进行新的阶段划分，这些都属于中西翻译史编写领域比较新的探索和尝试，所以难免存在诸多不成熟、不周全甚至谬误之处，在此我们恳切希望相关专家学者和师生以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说明一下全书编写的分工情况：

　　本书由谢天振教授负责确定全书的编写框架、大纲以及最终定稿。前言以及全书各章的具体分工如下：

　　谢天振：前言
　　黄德先、谢天振：第一、二章
　　丁欣：第三、四、六、七、八章
　　何绍斌：第五章
　　张莹：第九章
　　耿强：第十章
　　卢志宏：第十一章
　　江帆：第十二章
　　吕黎：第十三章
　　耿强、谢天振：第十四章
　　黄德先：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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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中西翻譯簡史》真是讓我眼睛一亮！身為一個長期在台灣接觸中西文化交流的人，翻譯始終是我好奇但又覺得難以深入的領域。市面上關於翻譯的書不少，但往往都比較學術，或是聚焦在某個特定時期、某種特定語言對。這本《中西翻譯簡史》卻像是為我量身打造的，它不是枯燥的學術論文，而是以一種非常引人入勝的方式，帶我穿越了數千年，從古老的佛經傳播、到近代以來東西方思想的碰撞，再到當代全球化語境下的翻譯新貌。 我特別欣賞作者的敘事手法，他不是單純地羅列史實，而是將翻譯置於更廣闊的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中去考察。例如，在談到佛教東傳時，作者不僅介紹了玄奘、鳩摩羅什等偉大的譯師，更深刻地分析了他們在翻譯過程中面臨的語言障礙、文化隔閡，以及如何運用創新的翻譯策略來克服這些困難，最終將深奧的佛法帶入中華文化。這種敘事方式讓讀者不僅了解了翻譯的「術」，更能體會翻譯的「道」——如何跨越語言和文化的鴻溝，讓思想得以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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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台灣，每天都在接收來自四面八方的資訊的人來說，《中西翻譯簡史》提供的視角，無疑是極具啟發性的。書中對當代翻譯現象的討論，像是全球化下的跨文化交流、網路時代的即時翻譯、以及在地化策略在品牌推廣中的運用，都非常貼近我們的生活經驗。作者並非簡單地讚揚或批評，而是以一種客觀而深入的分析，讓我們看到翻譯在當代社會所扮演的多元角色。 我尤其關注到書中關於「翻譯的在地化」這一塊。這讓我想到，許多我們熟悉的流行文化，無論是電影、音樂、或是書籍，其背後都離不開精良的在地化翻譯。翻譯不僅僅是將語言轉換，更是在文化土壤中，讓異質的內容生根發芽。這本書讓我們看到，這種在地化並非是簡單的迎合，而是一種深厚的文化理解和創造性的轉化。這也讓我更加審慎地思考，我們所接收到的資訊，是如何經過翻譯這道「濾鏡」進入我們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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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對語言和文化充滿好奇的讀者，這本《中西翻譯簡史》絕對是一本讓人愛不釋手的好書。作者的筆觸十分優雅，文字流暢，即使是艱澀的學術概念，也能被他解釋得淺顯易懂。我特別喜歡他引用許多歷史上的翻譯軼事和經典譯例，這些生動的細節，讓枯燥的歷史變得活潑有趣，彷彿能聽到過去譯者們在書齋中的低語，或是跨洋越海的交流聲。 書中對於不同時代翻譯思潮的演變，以及譯者們對翻譯理論的貢獻，都做了非常系統性的梳理。從早期直譯與意譯的爭論，到後來對翻譯目的和受眾的考量，每一次理論的進步，都伴隨著實踐的創新。我從中看到了翻譯這門學問的博大精深，也體會到譯者在翻譯實踐中，所需要具備的深厚功底和獨立思考能力。這本書讓我對翻譯這份「寂寞的藝術」有了更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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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覺得，翻譯工作者就像是連接不同世界的橋樑，而這本書就像是繪製了一張精美的地圖，標示出這座橋樑從何而來，又將走向何方。書中對於近代以來，特別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科學、技術、思想如何透過翻譯大量進入中國的描寫，讓我印象深刻。從傳教士們的翻譯活動，到晚清知識分子對西方學術的引介，這一段歷史本身就充滿了戲劇性。作者細膩地勾勒出當時翻譯的熱情、困境，以及譯者們在知識啟蒙和國家變革中的重要角色。 特別是書中對於不同學科翻譯的探討，讓我看到了翻譯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例如，科學翻譯的嚴謹、文學翻譯的靈動、哲學翻譯的思辨，不同領域對翻譯的要求和挑戰都不盡相同。作者沒有迴避這些差異，反而透過具體的例子，讓我們看到優秀的譯者是如何在不同的翻譯領域中，展現出他們的專業素養和人文關懷。讀完這部分，我對翻譯的理解，從一個籠統的概念，變成了一個充滿細節和深度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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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這本《中西翻譯簡史》不僅僅是一本關於翻譯的書，更是一部關於文化交流的史詩。作者將中西翻譯的歷程，描繪成一幅波瀾壯闊的畫卷，從最初的接觸、到後來的融合、再到當代的多元發展，每一個階段都充滿了故事。我尤其被書中關於翻譯如何影響思想、如何推動社會進步的討論所吸引。許多重要的思想和觀念，正是透過翻譯才得以跨越國界，影響深遠。 書中也探討了翻譯中的權力關係、以及翻譯所可能帶來的文化滲透和抵抗。這些更深層次的議題，讓我對翻譯有了更為批判性的認識。它不再是單純的技術操作，而是涉及文化主體性、身份認同等複雜的問題。這本書讓我看到，翻譯工作者不僅需要精通語言，更需要具備敏銳的文化洞察力，以及對社會變革的責任感。這是一本讓我讀完後，久久不能平靜、並開始思考更多問題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