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分子的厄難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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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水珠可以見太陽」
讀齣毛澤東時代和後集權時代的專製特質
殘酷‧卑劣‧恐懼‧猜忌

　　各種不同社會麵嚮下一百多位知識分子的厄難，
　　敘寫瞭從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鬍風運動、肅反、
　　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機會主義、三年災害、四清及文化大革命

　　本書記述瞭一九四九年起整整六十多年間的中國曆史，有土改的殘酷、鎮反肅反文革的血腥、反鬍風運動涉及麵的廣大，但大部分是一九五七、五八兩年被劃為「資産階級右派分子」的知識分子。他們當年響應共産黨「幫助黨整風」的號召，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進行揭露與批評，滿懷熱情地提齣許多建議，期待著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卻不料掉進瞭毛澤東設下的「陽謀」陷阱，成為社會底層的賤民，受盡迫害淩辱，有的妻離子散、傢破人亡，有的在暗無天日的勞教場所餓死、纍死、凍死、被打死，這場針對知識份子的曠古未有的大鎮壓，發揚瞭同類相殘的獸性，使人性中那些善良的道德傳統蕩然無存。它消除瞭對毛澤東的獨裁統治的威脅，同時也引起瞭知識分子的大分裂。屍骸無存。

本書特色

　　本書據相當史料價值，它將毛澤東時代血淋淋的現實赤裸裸地展現給瞭讀者，讓人們看到瞭一個真實的中國當代曆史。本書從社會各個不同側麵記述瞭當代一百多個知識分子的厄難。

作者簡介

趙旭

　　甘肅積石山縣人。筆名天亮，火日丹。蘭州電力技術學院中文係副教授，中文學科帶頭人。中國作傢協會會員，蘭州市書法傢協會會員，蘭州市作傢協會副主席。1980年開始在全國雜誌報刊發錶小說、散文、評論、報告文學、紀實作品四百餘篇，約二百多萬字。
 

序言  山寨史學的勃興和當代知識分子的分裂／杜光

採訪篇
十六歲右派李曰垓從囚徒到中學校長
文革中甘肅師大（現西北師範大學）
  ——最早被打倒的曆史係黨總支書記陳守忠
從北大荒850農場走齣的畫傢徐琴久
附：北大荒850雲山畜牧場右派餓纍死亡名單
史葦湘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右派們
（訪史葦湘的夫人歐陽琳和女婿金長明，並參考王淵《敦煌軼事》）
李正宇的敦煌之夢
北大學生燕遯符的右派人生
附：燕遯符丈夫戴銘辛的右派人生
教育學專傢鬍德海和西北師範學院的反右運動
九死一生的王守夫
蘑菇灘農場走齣的陳根良
一個不為人知北大小右派渣兒博繩武
一個為信仰而活著的右派分子任眾
為民主自由鼓與呼的著名自然科學史傢許良英
右派分子薑萬裏的勞教生涯
敢於說真話的著名經濟學傢茅於軾
黃埔軍人駱振濱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
為祖國前途不斷思考的紀增善
《星火》的刻闆和撰稿人嚮承鑑及「右派反革命案」
謝成——一個文學赤子的右派人生
右派命運造就的能人蔣綏敏
方正一生的吳正中
空軍頭號右派李淩
一位共産黨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李焰平
記漫漫上訪維權路上艱難跋涉的著名畫傢陳星
不關心政治的大學生右派呂綏生
實事求是的乾部林永萬
反右運動中被誣陷、迫害、冤獄二十年的程誌勤
大難不死的科學強人周電輝
與華夏國土同步患難的馮誌軒
甘肅天水蕭氏教育世傢的血淚經曆
窮而後工的考古、美術學傢李振翼
與遠徵軍一同濛冤的李乾棣
畫傢左勇文的一九五七
實事求是的後永年
監獄代號是「七九三」的畜牧專傢劉禮義
一個不是右派分子的右派分子張遂卿
老共産黨員鍾沛璋的右派生涯

敘議篇
血寫的曆史——記文革中槍斃教授張師亮
「鬍風分子」齊嶽和「右派女人」席玉瑚的坎坷愛情
兩位不尋常的女性——記和鳳鳴和鄒世敏
文革中被槍斃的中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
暴風雨夜裏甘粹與林昭的愛情
為悼念王佩英烈士給張大中先生、張可心女士的一封信
為搶救人命而被殺害的「甘肅第一把刀」外科醫生李樹華
有感《煦園春鞦——水梓和他的傢世》
街頭賣藝的下崗教師陳平福

附錄篇
附錄一：我的右派苦難經曆/水天長
附錄二：我們這個班級/徐梅芬
附錄三：我在「託派子女」的陰影下成長/張曼青
附：張曼青遺書（經公安局字跡鑑定是其本人書寫）
 

序

山寨史學的勃興和當代知識分子的分裂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民間逐漸興起瞭迴顧、反思當代曆史的熱潮，齣版各種形式的迴憶錄、訪談錄、口述曆史等等，蔚然成風。通過對個人經曆和所見所聞的曆史事件的敘述，撕開瞭當局蓄意掩蓋、歪麯事實真相的帷幕，為恢復曆史的本來麵目，提供瞭微觀的素材。趙旭根據大量採訪記錄整理的《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一百位知識分子的厄難》，就是眾多這樣的時代産物之一。雖然它所記述的，多數是生活在社會底層、名不見經傳的知識分子，但由於他們的生平經曆所具有的曆史意義和社會特徵，更使這部著作獲得瞭文學以外的豐富涵義。它從一些側麵勾勒齣那個時代的真相，戳穿瞭當局小心翼翼地掩蓋著的某些神話，批駁瞭毛左派散佈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最平等的社會」之類的濫言。因而，就其性質和功能來說，它不失為一部具有深遠意義和史料價值的寶貴著作。

　　山寨史學的勃興

　　我把諸如此類提供曆史細節、足以匡正曆史謬誤而又不為官方所容納的著作，統稱為「山寨史學」。「山寨史學」是「山寨文化」的一部分。我之所以要把這類秉筆直書的著作冠以「山寨」的名稱，是因為在嚴厲的《齣版管理條例》的管製下，它們很難在正式的齣版機關齣版發行，即使被齣版社接受，也要按照他們的要求，進行大量的刪削修改，而那些刪改的部分，往往又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內容。因此，許多作者被迫把書稿送到香港齣版，或者自費印刷，這就有點被「逼上梁山」的味道，稱之為「山寨文化」、「山寨史學」，就是要突齣它們受官方逼迫、同官方對抗、嚮官方挑戰的特徵。

　　山寨文化和山寨史學是專製主義逼迫之下的無可奈何的産物，我們可以從縱橫兩個不同角度來加以考察。

　　從橫嚮的空間來說，文化專製主義剝奪瞭民間的齣版自由，凡是超越官方容許範圍的著作，媒體和齣版機構一概拒絕提供齣版或發錶的機會，人們隻好另行開闢自由的新天地，或自印，或復製，在中華大地的各個角落，生産齣無數「山寨齣版物」，各自在雖然有限、然而持續擴大的空間裏流布，為老百姓源源不斷地提供官方媒體不可能提供的健康的精神食糧。這些山寨齣版物雖然不斷遭受權力部門的打壓：查抄、收繳、封鎖郵路，甚至判刑罰款，但作為山寨文化和山寨史學的載體，它既然為當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所必需，受到人們的喜愛，山寨齣版物就有著廣闊無垠的原野可供滋生繁育，絕不是專製主義的野火能燒盡的。特彆是在香港齣版的一些記錄曆史事件、臧否曆史人物的著作，盡管中宣部嚴令禁絕，海關查扣，郵局沒收，但依靠網路和復印、傳真等現代技術，這些資料豐富、內容新穎的書籍，仍然跨越「兩製」的地域限製，在境內廣泛流傳，使人們瞭解官修史書裏的許多謬誤，喚起民眾對瞭解曆史真相、觀察社會現象的興趣，在閱讀和傳播、交流的過程中，建立起或加強瞭他們關切國傢前途的曆史責任感。

　　從縱嚮的時間來說，八十年代培育起來的民主力量，經過一九八九年的殘酷鎮壓，幾乎被摧殘殆盡。但是在民間，依然潛存著對於民主自由和先進文化的強烈期待。麵對專製統治的日益嚴酷，許多逃過浩劫的知識分子不甘寂寞，陸陸續續地開闢新的陣地，探尋著推動政治變革和社會轉型的路徑。有的開書店，有的辦雜誌，更多的人則潛下心來，利用八十年代所開拓的眼界和積纍的知識，反思曆史，探討問題。一九九二年齣版的《曆史的潮流》和《防「左」備忘錄》，就是支持改革的民主力量投嚮專製統治的梭鏢和匕首。而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對於當代曆史的探究，在尋覓曆史的本來麵目的基礎上，總結經驗教訓，從中發現種種社會弊病的來龍去脈，幫助人們從久被濛蔽的騙局和神話裏走將齣來。如王若水的《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通過對蘇區肅反、延安整風、反右派、廬山會議、文革等曆史真相的陳述和分析，揭示瞭毛澤東的權術和陰謀詭計，從而突破瞭不許評毛批毛的禁令，把毛澤東推下神壇。這部書雖然到二○○二年纔由香港明報齣版社正式齣版，但在九十年代就已不脛而走，到處流傳，産生瞭巨大的影響。進入新世紀後，諸如此類具有史學意義的作品不斷問世，網路的普及，更使山寨文化、山寨史學獲得瞭寬廣的發展餘地。

　　新世紀的頭十年，是山寨史學勃興的十年。有些書寫曆史關節的事實真相和重評曆史事件、曆史人物的史學著作，以其豐富紮實的史料和令人信服的評述，直截瞭當地推翻瞭官方的某些為瞭適應政治需要而編造的僞曆史。例如，何方老在香港齣版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就根據他自己的親身經曆和所見所聞，批駁瞭黨史上的所謂「遵義會議確立瞭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延安整風是一次偉大的馬剋思主義教育運動」等等傳統結論，對於先後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八一年經過共産黨中央全會通過的《關於若乾曆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乾曆史問題的決議》，都作瞭入木三分的分析與批判，把這些曆史問題的本來麵目，呈現在全黨黨員和廣大民眾的麵前，糾正瞭長期以來以訛傳訛的僞劣史學傳統。

　　在互聯網上和山寨齣版物裏，齣現更多的是記錄個人生平遭遇、坎坷經曆的文章和書籍，它們以繁多而詳盡的微觀細節和對社會動態的翔實描述，揭露瞭幾十年來發生在社會各個角落的事件真相，佐證某些官方史著的虛僞和荒誕，成為補充曆史脈絡的不可缺少的構件。

　　與此同時，這十年間還有大量評述施政得失、探討理論是非的宏文和專著，許多描述現當代的人物、傢庭和社會現象的文學作品，甚至不少介紹國外先進理論和成功經驗的譯作，也往往滲透著豐富的曆史元素和濃鬱的史學意識。雖然其中很多作品因為涉及所謂的「敏感」話題而被拒斥在官方媒體之外，不得不採取「山寨」的形式，但恰恰是在這些不能見容於官方的「山寨文化」、「山寨齣版物」裏，包含著最真實、最可靠的史學內容，構成對官方史學的挑戰。清朝的章學誠在他的《文史通義》一書的「易教」篇裏指齣：「六經皆史也。」他甚至認為「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龔自珍在《古史鈎沉論》裏也說：「史之外，無有文字焉。」我們不妨說，所有體現社會脈搏和具有時代色彩的作品，都將成為未來曆史的元素。與在輿論導嚮束縛下的官方媒體不同，山寨齣版物的主要特色是自由、真實、豐富多彩。那些被「導嚮」的作品，充滿瞭裝腔作勢的陳詞濫調，死闆僵化，韆篇一律，既缺乏曆史感，也沒有生命力，轉瞬即逝，成為過眼雲煙。而山寨文化卻由於擺脫瞭輿論導嚮的枷鎖，得以自由馳騁，因而萬花齊放，韆姿百態，其中自有許多可以進入曆史視野的思想成果。所以，同藉口突齣政治而弄虛作假的宮廷史學相比較，山寨史學有著更為強盛的活力。它的勃興，既是文化專製主義掩蓋曆史真相、禁錮自由思想的産物，同時也為曆史的去僞存真、撥亂反正，提供瞭基礎性的材料。

　　（二）當代知識分子的分裂與彌閤的曆史迴顧

　　《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一○○個知識分子的厄難》一書所記述的，從一九四九年起整整六十多個春鞦的曆史，這裏有土改的殘酷、鎮反肅反文革的血腥、反鬍風運動涉及麵的廣大，但大部分是一九五七、五八兩年裏被劃為「資産階級右派分子」的知識分子。他們當年響應共産黨「幫助黨整風」的號召，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進行揭露與批評，滿懷熱情地提齣許多建議，期待著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卻不料掉進瞭毛澤東設下的「陽謀」陷阱，成為社會底層的賤民，受盡迫害淩辱，有的妻離子散、傢破人亡，有的在暗無天日的勞教場所餓死、纍死、凍死、被打死，屍骸無存。

　　這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曠古未有的大鎮壓，發揚瞭同類相殘的獸性，使人性中那些善良的道德傳統蕩然無存。它消除瞭對毛澤東的獨裁統治的威脅，同時也引起瞭知識分子的大分裂。本來同心同德地為建設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而埋頭苦乾的知識分子，由此分裂成為三類處境不同的群體：除瞭淪為賤民的三百多萬（一說五十餘萬）右派分子和所謂「地富反壞」中的知識分子外，有許多知識分子從反右運動中發現瞭齣人頭地、加官進爵的捷徑，那就是唯上唯左，黨指嚮哪裏就打到哪裏。他們是共産黨的馴服工具，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被毛澤東稱為「左派」。最為大量的是戰戰兢兢地「夾著尾巴做人」的知識分子，他們接受反右運動的教訓，「對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不知道階級鬥爭的大棒哪一天會打到自己的頭上，整天生活在臨深履薄的恐懼之中。這三類完全由於政治因素而陷於分裂的知識分子，分彆處在不同的社會地位，各有自己的精神天地。經曆反右傾、四清、文革，盡管具體人員所屬的類彆有所變化，但總的說來，整個知識分子的分野，大體上還是這三類。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瞭。在鬍耀邦的主持下，一場平反冤假錯案的政治解放運動和真理標準討論的思想解放運動交錯展開，開闢瞭知識分子的新生活。賤民階級的消失和對曆史的全民反思，彌閤瞭知識分子的裂痕，即使是極少數留戀往日「人上人」地位的「極左派」，也不得不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而進退俯仰，隨聲附和。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血案，撕開瞭知識分子的舊瘡疤，在政治路綫上，民主與專製、改革與倒退的矛盾與鬥爭，逐漸由隱而顯。特彆是九十年代後期齣現權貴、豪強這兩個新的剝削階級之後，知識分子群體呈現齣新的分裂形態。進入新世紀後，隨著山寨史學的勃興和毛左派的飆起，這種分裂形態齣現瞭一個不易察覺的變化，到二○○九年纔逐漸明朗化。它不僅錶現在政治取嚮上，而且日益明顯地反映在曆史觀方麵：對六十年來以至近百年來的不同曆史評價，和對未來社會發展路徑的不同選擇和期許，把知識分子分裂為四類不同的社會群體。

　　（三）曆史上兩種不同的史學傳統

　　為瞭更好地瞭解當代知識分子由於曆史觀和選擇社會發展路徑的差異而産生的分裂，我們有必要對我國知識分子在曆史觀和史學傳統方麵的特點，作一些簡要的迴顧。

　　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知識分子是一個重要而特殊的社會群體。幾韆年來，他們承擔著傳承文化傳統和為統治者製禮作樂、安邦治國的雙重任務，維係著我們這個泱泱大國的道統、政統和學統。而這一切都有賴於曆史的記述，清朝章學誠就有「史學所以經世」的說法。曆代的史學著作，既包括宮廷史官撰述的國史、正史，也包括民間知識分子留下的野史、雜史。正史齣自官方，古代有內史、外史、太史的官職，還有「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一類的記載；後有所謂「起居注」，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有史官記錄下來，史書就是根據這些檔案材料整理而成，當然比較可靠。但也未必盡然。如《論語》就記載子貢的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他認為殷紂王沒有史書上記載的那麼壞。孟子也對《尚書》的「武成」篇裏關於武王伐紂時「血流漂杵」的敍述錶示懷疑，他說：「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雖然他的論據有些迂腐，但不相信「血流漂杵」的記載是十分明顯的。我們在古代學者為正史所作的箋注和一些讀書記、筆記裏，可以看到他們對史書所記史實的許多質疑、辨證、考異、訂正，說明史書上的記載，並非完全符閤忠於事實的史學精神。

　　可見，官方的史書未必全都可信，這就聯係到史學傳統問題。

　　我國的曆史學嚮來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傳統：

　　一方麵，曆史是已經過去的事件的真實記錄，它的意義在於嚮後人提供前人得失成敗的經驗教訓；如果歪麯曆史，僞造曆史，就喪失瞭曆史的意義所在。所以，真實是曆史的靈魂。在中華民族幾韆年來的曆史上，凡是正直的、忠於職守的史官，都把書寫曆史的真實性作為必須堅持的最高原則，甚至不惜為此犧牲自己的身傢性命。南宋文天祥的《正氣歌》裏，列舉曆史上一些正氣凜然的人物，首先就是「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佚名的齊太史和董狐，都是春鞦時代敢於秉筆直書的史官。西元前548年，齊國的大臣崔抒把國君殺瞭，負責記錄國傢大事的太史在竹簡上寫下瞭「崔抒弑其君」，崔抒見他把自己的罪行記在史書上，那還瞭得，一怒便把他殺瞭。太史的弟弟繼承太史的職責，還是這樣書寫，崔抒又殺瞭他。下麵再一個弟弟照樣記載，崔抒還是殺瞭他。就這樣，為瞭記錄真實的曆史，太史一傢三兄弟都被崔抒殺瞭；最小的弟弟毫不畏懼，仍然要這樣書寫。崔抒沒有辦法，不敢再殺。這個故事到這裏還沒有完。有一位住在齊國南部的史官（也不知道姓名，史書上稱他為南史氏），聽說太史三兄弟因書寫真相而被殺，連忙帶著竹簡來到都城，準備在太史最小的弟弟被殺後，繼續把「崔抒弑其君」的真實曆史記錄下來。到瞭都城後，知道小太史沒有被殺，崔抒的罪行已經記錄在竹簡上，便放心地迴南方去瞭。齊太史和南史的這段佳話，彰顯瞭求真原則在我國史學傳統中的主導地位。唐代劉知幾在《史通》一書的「載文」一篇裏就指齣，「為史而載文」應當「撥浮華，采貞實」。梁啓超也在《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裏說：「史傢第一道德，莫過於忠實。」

　　但是，記錄真實的曆史，隻是史學傳統的一個側麵。另一個側麵是，史官不能不屈從於來自宮廷或權貴的壓力，因而「史之不直，代有其書」。劉知機在《史通》的「直書」篇裏說：「語曰：直如弦，死道邊，麯如鈎，反封侯。故寜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他在「麯筆」篇裏又說：「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未聞以麯詞獲罪。」所以「史之不直，代有其書。」他自敍擔任史官時，「每握管嘆息，遲迴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另一方麵，史官對是非善惡的道德取嚮，也影響史實的準確性。劉知幾在「疑古」篇裏指齣：有些史籍對於「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還有就是抬高自己，貶低他人。《春鞦》為魯國諱，已開其端。後來史官相沿，竟成傳統。如鄭樵在《通誌》總序裏所說，「曹魏指吳蜀為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叛臣……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近人張舜徽先生在《文史通義平議》裏更認為：「自唐以來設館修史，欲求徵實不誣甚難」，這是因為，「自設館修史之製立，則因緣請托之風行，而好惡是非之準失，史之離忠實愈遠，復何史德之足雲。」

　　這兩方麵的史學傳統，直到今天，仍然為我們的史學工作者和曆史研究者所繼承。堅持曆史的真實性，力求還曆史以本來麵目者，固然不乏其人，而唯上唯權、仰人鼻息，為個人利益而掩蓋曆史真相、歪麯曆史事實者也大有人在。大體說來，官方的正史、黨史、國史在許多問題上往往以麯筆歪麯曆史，甚至為瞭某些政治需要而僞造曆史。如《關於若乾曆史問題的決議》，就是毛澤東為瞭壓製異己、樹立他的個人權威而炮製的。它的最高成就無非是確立瞭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指導思想的崇高地位。又如，所謂「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國民黨政府對抗戰勝利所起的作用，「抗美援朝」的緣起，曆次政治運動所造成的災難，等等，都為瞭一定的政治需要而篡改史實。至於民間的史著、史料，特彆是被官方排斥的山寨史學作品，由於沒有「輿論導嚮」的束縛，反倒能夠忠於史實，敢於揭示真相，直抒胸臆，有的甚至可以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以，近當代中國的曆史、黨史要繼承我國史學的直書真實的優良傳統，就必須撲滅文化專製主義，讓山寨史學脫去「山寨」的外衣，登堂入室，以它的巨集富而翔實的資料改寫黨史、國史，纔能展現曆史的本來麵貌，使曆史上的經驗教訓，成為引領我們前進的指路明燈。

　　（四）當代知識分子的第二次分裂

　　與第一次分裂不同的是，這次分裂雖然有著濃厚而強烈的政治色彩，但在許多情況下是通過對曆史的不同敍述和不同評價的形式呈現齣來的，反映著不同的史學傳統，引申齣對社會發展路徑的不同選擇，因而，盡管兩次分裂具有內在的質的聯係，而分裂的形態卻展現齣不同的特點。根據知識分子對曆史和未來的不同觀點，大體可以分成四類：

　　第一類堅持直書真實的史學傳統，主張還曆史以本來麵目。在這一類知識分子裏，包括瞭三個有所差異的層次。一、齣於傳統的正義感，相當多數的人承認還曆史以本來麵目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但敢於挺身而齣，書寫真實曆史、有根有據地否定官方結論的卻不是很多，因為從事這項工作不但需要一定的學識水平和資料積纍，還需要敢冒風險的勇氣和作為知識分子的良知。值得高興的是，在史學界，包括黨史界，這樣的知識分子隊伍正在不斷擴大，並産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如趙旭的《夾邊溝慘案訪談錄》、廖亦武的《最後的地主》等。二、最能體現山寨史學的是大量通過迴憶、反思，為曆史真相提供細節的文章和著作。特彆是許多飽經曆史滄桑的老人的迴憶錄、口述史，對他們的採訪錄、訪問記，近年來大量地齣現於社會。一些「山寨刊物」如《往事微痕》、「網路刊物」如《網訊參考》、《往事》、《記憶》、《黑五類憶舊》、《耀邦研究》、《趙紫陽生平和思想研究》等等，都為山寨史學的興起發揮瞭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參與撰寫、傳播、推廣此類山寨史作的人也越來越多。三、在網路和山寨齣版物上發錶的所有文章和論著，或說古道今、旁徵博引，或臧否人物、評騭時政，或縱論是非、指點得失，無不包含著一定的史學原素，即使它們不涉及任何曆史事件、曆史人物，也不能沒有一定的曆史色彩。就我近幾年的流覽所及，那些具有一定思想性、學術性的精神産品，大多數是在對當代曆史具有實質性的理解與評價、並且期望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上生産齣來的。也就是說，不論這些作者有意無意，他們都屬於能夠繼承優秀史學傳統的知識分子。就第一類知識分子的總體來說，，他們一般在經濟上贊成完善市場經濟，反對國傢壟斷；政治上主張改革政治體製，實現憲政民主；在文化方麵鼓吹言論和齣版自由，拒絕輿論導嚮；在社會領域支持維權運動，幫助弱勢群體；在意識形態上認同普世價值，批判故步自封。他們在知識分子群體中不占多數，卻是知識分子的主流，因為他們代錶著社會進步的正確方嚮，是推動國傢健康發展的重要動力。

　　第二類知識分子是直接間接地為現政權服務的所謂「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學界精英」。其中既有改革開放的得益者，也有「八九事件」以後的新貴。他們以維護現政權的閤法性為己任，為瞭維係現政權所承襲的道統，就必須重復前人的謊言，繼續掩蓋某些曆史事件的真相。前麵所引劉知幾和鄭樵說的那些惡劣的史學傳統，他們都毫無保留地繼承下來瞭。雖然當政者為瞭當時的政治需要和統治集團的利益，修正瞭前人的一些曆史結論，但在許多根本問題上，卻仍然堅持錯誤的曆史觀點。精英們在報刊和書籍裏不斷宣傳那些已經被曆史拋棄的史達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三個代錶」等等陳詞濫調，拒絕社會進步，拒絕實質性的改革，成為權貴集團豢養的幫閑和吹鼓手。因為目前的社會格局最符閤於權貴集團的利益，最有利於他們保衛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這些幫閑文人反對恢復曆史真相，以免民眾從真實的曆史事件中吸取經驗教訓，改革現行體製，推動社會進步。他們在知識分子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由於他們依託著強大的政治權力，有著豐厚的財政資源，所以顯得能量很大。可是，他們妄圖拉住曆史車輪的所作所為，畢竟是違反曆史潮流的，如果不及時轉變，有朝一日勢必被曆史拋棄。實際上，其中有些人的心裏是清楚的，一旦條件發生變化，他們就會跨進第一類知識分子的隊伍裏來。

　　第三類知識分子主要是從第一次分裂的「左派」積極分子演化而來的。他們經過八十年代的韜光養晦，九十年代的養精蓄銳，世紀交替前後的小試鋒芒，近幾年終於脫穎而齣，成為一支引人矚目的社會力量。他們繼承並且發展瞭我國史學傳統中最惡劣的成分，全盤接受毛澤東獨裁統治時代掩蓋、歪麯、僞造曆史事件的各種謊言，拒絕承認八十年代對某些曆史謬誤的糾正，甚至編造新的神話，美化毛澤東和他所統治的那個悲慘的時代。他們充分利用當前一些不正常的社會條件，如：貧富不均、兩極分化，民間存在著十分強烈的不滿情緒；許多中年人、青年人不瞭解過去的曆史；執政當局嚴禁反思、評論、分析某些曆史關節的是非得失，特彆不允許探討曆次政治運動的經驗教訓等等。這就使這些人有機可乘，他們宣傳「毛澤東時代是曆史上最平等的時代」，「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說『大躍進』餓死三韆多萬人是右派造謠」，「改革開放是資本主義復闢」等等，宣揚「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産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明目張膽地主張退迴到毛澤東的時代。他們反對改革政治體製，反對普世價值，反對市場經濟，反對全球化，依然認為「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頭號敵人」。這是一些毛澤東時代的遺老遺少，他們之所以能喧囂一時，主要是利用瞭人們對當代曆史的無知。要戳穿這些人的謊言，把民眾從他們的蠱惑下解放齣來，就必須恢復曆史的本來麵目。由於當局禁止評毛批毛，禁止揭露曆史真相，使山寨史學的作用和意義更加突齣。山寨史學擔負著為當代中國曆史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偉大任務。未來幾年，將是第一類知識分子和第二三兩類知識分子爭奪群眾、爭奪話語權的年代，近期的前景殊難逆料，但從長期的曆史發展來判斷，復闢是沒有前途的。袁世凱稱帝不過三個月，張勛復闢纔十四天。這些人要恢復毛氏王朝，恐怕連一天的機會也不會有。我們畢竟生活在科學文明的二十一世紀，曆史是不會倒退的。

　　第四類知識分子是缺乏明確的曆史觀和史學傳統、因而也缺乏自主意識的群體。他們對當代的曆史是非不感興趣，對未來的社會前景也不抱太大的期待；隻希望能夠有一個衣食無憂的社會環境，能夠應對醫療、教育、住房三座大山的生活條件。這也是最廣大的蕓蕓眾生的共同期盼。但由於經濟體製改革進入歧途，弊多利少，政治體製改革有言無行，已成畫餅，官商勾結、魚肉百姓的惡性事件層齣不窮，使他們始終無法擺脫生活的煎熬和對專製統治的恐懼。因此，他們傾嚮於希求一個免於匱乏、免於恐懼的的社會，但現實生活卻總是把他們戲弄於矛盾的夾縫之中：學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社會的輿論灌輸，使他們不得不對現有的統治當局寄以希望，但又對希望的實現毫無信心；知識分子的良知驅使他們用關切國傢發展的情懷去反思曆史，思考未來，但對專製主義的恐懼卻把他們趕迴安分守己的樊籬；他們同時接受著輿論導嚮和山寨文化以及毛式理論的影響，卻不願接受任何傾嚮性的觀點。總之，這是一個處於睏惑、不安之中的社會群體。但是，他們既然是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思想深處，就不能沒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特質——傳承優秀文化的曆史感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在知識分子的分裂不斷擴大、他們之間的矛盾繼續深化、爭論日益激化的形勢下，這個群體必然迅速分化，許多人將在山寨文化、山寨史著的影響下，成為推動改革和發展的積極力量。

　　（五）簡短的結語

　　當代知識分子的分裂，是同整個中國社會的分裂和中國共産黨的分裂同步齣現的。它雖然到瞭近一兩年纔明朗化，但它的遠因卻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場反進步、反曆史、反民主、反馬剋思主義的「革命」，使中國從初具民主雛形的社會，倒退為一黨專政、一人獨裁的專製社會，把整個中國社會和知識分子群體撕裂為不同地位、不同待遇、不同前途、不同命運的個體。八十年代的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曾經使這些裂痕有所彌閤，而震撼全世界的八九槍聲卻震齣瞭新的分裂。如果說，當代知識分子的第一次分裂是毛澤東專製獨裁的人為産物的話，那麼，第二次的分裂則完全是由於不同政治理念、不同史學傳統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派彆之間，在對六十年來的當代史有著不同理解的基礎上，形成瞭對中國未來社會前景的完全不同的選擇。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在整個社會，從最高層的黨政領導到最底層的蚩蚩群氓，都因理念、期望和價值觀的差異而分裂為幾個大群體：一是主張按照曆史真相反思過去、改革政治體製、實現普世價值的民主派；二是堅持專製製度、反對深化改革、反對社會轉型的既得利益者，即權貴、豪強及他們豢養的禦用精英；三是全盤肯定和美化文革前的當代曆史，崇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希圖恢復毛澤東時代的毛左派和他們的盲目追隨者；四是在紛紜復雜的政治形勢和社會現實麵前眼花繚亂、無所適從，隻好隨波逐流、得過且過的普通民眾。中國未來的前景，從長期發展來看，固然會順應曆史潮流，走上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但近期的走嚮卻未可樂觀。它取決於前三種社會力量的進退消長。在這三種力量的矛盾鬥爭的過程裏，山寨文化、山寨史學、山寨齣版物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提倡、推動、促進山寨文化、山寨史學的發展，意義就在這裏。

　　《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一○○個知識分子的厄難》是一部有相當史料價值的著作，它將那個時代血淋淋的現實赤裸裸地展現給瞭讀者，讓人們看到瞭一個真實的中國當代曆史，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價值將會越來越顯露齣來。這裏的四十多篇文章，從社會各個不同側麵記述瞭當代一百多個知識分子的厄難，敘寫瞭從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鬍風運動、肅反、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機會主義、三年災害、四清，以及文化大革命和文革結束以後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在眾多的具有史學意義的齣版物裏，它給曆史留下瞭沉重的一筆。「一滴水珠可以見太陽」，從趙旭這本書裏所記述的部分知識分子的人生，我們可以讀齣毛澤東時代和後集權時代的專製特質：殘酷、卑劣、恐懼、猜忌……這樣的時代，人們還能讓它再來嗎？

杜光

我對這本書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源於對那個特定曆史時期的好奇和求知欲。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到後來波瀾壯闊又充滿爭議的文化大革命，這中間的二十多年，是中國社會經曆劇烈變革的時期。而知識分子，作為社會思想和文化的載體，自然首當其衝，他們的命運也與時代的變遷緊密相連。這本書以“100位知識分子的厄難”為切入點，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具分量的視角。我希望作者能夠通過這些個體故事，摺射齣更宏大的曆史背景，展現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所麵臨的睏境、選擇以及他們的精神世界。是什麼樣的力量，能夠讓曾經備受尊敬的學者，一夜之間淪為被打倒的對象？又是什麼樣的信念，能夠支撐他們在逆境中堅持？這本書能否幫助我理解，那個時代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創造力造成瞭怎樣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又如何滲透到後來的曆史進程中。

“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分子的厄難”——這個書名就像一塊磁石，牢牢吸引瞭我。我一直覺得，瞭解一個時代的變遷，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去關注生活在那個時代裏的人們，特彆是那些曾經發齣過聲音、思考過問題的人。知識分子無疑是其中的重要群體。他們既是時代的親曆者，也是時代的觀察者和記錄者。從土地改革中那種激昂的社會變革，到文化大革命中那種顛覆性的政治動蕩，中間跨越的二十多年，對於中國社會的方方麵麵都産生瞭深遠的影響，而知識分子在這其中所遭受的“厄難”，更是讓人心痛。我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看到不同領域、不同背景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命運軌跡是如何被時代的巨浪所裹挾。作者是否會深入到他們的內心世界，去挖掘他們在政治壓力下的掙紮、反思，以及那些可能被曆史塵封的真實情感？我想，這本書不僅僅是對曆史事件的梳理，更是一次對人性和時代殘酷性的深刻洞察。

這本書的書名——《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分子的厄難》，一瞬間就勾起瞭我深入瞭解的欲望。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曆史事件的陳述，更是一個關於個體命運的悲劇故事集。土改時期，那些知識分子可能懷揣著改造社會的理想，但隨後的政治風暴，卻讓他們遭遇瞭前所未有的衝擊。從反右到文革，一係列運動接踵而至，對知識分子的思想、生活乃至生命都構成瞭巨大的威脅。我非常好奇，這本書的作者是如何選擇這“100位”知識分子的？他們是否涵蓋瞭各個領域，是文學、藝術、科學、教育界的代錶性人物？作者在描述他們的“厄難”時，會側重於政治迫害的細節，還是更深入地探討其對他們思想和創作生涯的長遠影響？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個多維度、多視角的觀察，讓我們不僅看到知識分子在那個特殊年代所遭受的苦難，更能體會到他們在苦難中的堅持、反思，以及那些可能被湮沒的閃光點。

在翻開這本書之前，我腦海裏已經勾勒齣一些畫麵：那些在課堂上侃侃而談的教授，在書齋裏埋頭研究的學者，在舞颱上揮灑纔情的藝術傢……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政治運動的浪潮，曾經的榮光可能轉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批鬥、改造、甚至流放。這本書的主題“厄難”二字，無疑點齣瞭那個年代的殘酷性。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選擇這“100位”知識分子的？他們的代錶性如何？是那些傢喻戶曉的大人物，還是籍籍無名卻同樣遭受不幸的小人物？作者在講述他們的故事時，是否會側重於他們的學術成就，還是更傾嚮於記錄他們在政治運動中的具體遭遇？我希望能看到不同領域、不同思想傾嚮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經曆和反思，能夠讓我們更全麵地理解那個時代的復雜性。畢竟，曆史不能簡單地被概括，每一個個體都有其獨特的視角和感受，他們的“厄難”也是時代留下的深刻烙印，值得我們去細細品味和反思。

這本書的書名真是勾起瞭我的好奇心，《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分子的厄難》。光是這個名字，就讓人感覺沉甸甸的，仿佛裏麵承載瞭無數個時代的印記和個體命運的悲歌。我一直對中國近現代史，特彆是知識分子在曆史洪流中的角色和經曆非常感興趣，總覺得他們的命運往往是時代的縮影，他們的思想和掙紮，也深刻地影響著我們今天的認知。這本書既然聚焦於“100位知識分子”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並且時間跨度從“土改”到“文革”，這無疑是一個極其復雜且充滿戲劇性的時期。土改時的激情與改造，接著又經曆瞭反右、大躍進，最終跌入文革的瘋狂，這期間的轉變和反復，對於個人而言，必然是巨大的衝擊和考驗。我想，這本書一定不僅僅是羅列事實，更會深入挖掘這些知識分子在特定曆史背景下的思想轉變、情感體驗，以及他們在政治運動中的選擇與無奈。我期待著能從中看到那些曾經活躍在思想、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如今卻被曆史塵埃掩埋或被深刻改變的人物，瞭解他們如何在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裏，用自己的方式書寫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