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一滴水珠可以见太阳」
读出毛泽东时代和后集权时代的专制特质
残酷‧卑劣‧恐惧‧猜忌
各种不同社会面向下一百多位知识分子的厄难，
叙写了从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风运动、肃反、
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三年灾害、四清及文化大革命
本书记述了一九四九年起整整六十多年间的中国历史，有土改的残酷、镇反肃反文革的血腥、反胡风运动涉及面的广大，但大部分是一九五七、五八两年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他们当年响应共产党「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进行揭露与批评，满怀热情地提出许多建议，期待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却不料掉进了毛泽东设下的「阳谋」陷阱，成为社会底层的贱民，受尽迫害凌辱，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在暗无天日的劳教场所饿死、累死、冻死、被打死，这场针对知识份子的旷古未有的大镇压，发扬了同类相残的兽性，使人性中那些善良的道德传统荡然无存。它消除了对毛泽东的独裁统治的威胁，同时也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大分裂。尸骸无存。
本书特色
本书据相当史料价值，它将毛泽东时代血淋淋的现实赤裸裸地展现给了读者，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当代历史。本书从社会各个不同侧面记述了当代一百多个知识分子的厄难。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赵旭
甘肃积石山县人。笔名天亮，火日丹。兰州电力技术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文学科带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兰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0年开始在全国杂志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评论、报告文学、纪实作品四百余篇，约二百多万字。
图书目录
序言 山寨史学的勃兴和当代知识分子的分裂／杜光
採访篇
十六岁右派李曰垓从囚徒到中学校长
文革中甘肃师大（现西北师范大学）
——最早被打倒的历史系党总支书记陈守忠
从北大荒850农场走出的画家徐琴久
附：北大荒850云山畜牧场右派饿累死亡名单
史苇湘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右派们
（访史苇湘的夫人欧阳琳和女婿金长明，并参考王渊《敦煌轶事》）
李正宇的敦煌之梦
北大学生燕遯符的右派人生
附：燕遯符丈夫戴铭辛的右派人生
教育学专家胡德海和西北师范学院的反右运动
九死一生的王守夫
蘑菇滩农场走出的陈根良
一个不为人知北大小右派渣儿博绳武
一个为信仰而活着的右派分子任众
为民主自由鼓与唿的着名自然科学史家许良英
右派分子姜万里的劳教生涯
敢于说真话的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黄埔军人骆振滨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
为祖国前途不断思考的纪增善
《星火》的刻板和撰稿人向承鑑及「右派反革命案」
谢成——一个文学赤子的右派人生
右派命运造就的能人蒋绥敏
方正一生的吴正中
空军头号右派李凌
一位共产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李焰平
记漫漫上访维权路上艰难跋涉的着名画家陈星
不关心政治的大学生右派吕绥生
实事求是的干部林永万
反右运动中被诬陷、迫害、冤狱二十年的程志勤
大难不死的科学强人周电辉
与华夏国土同步患难的冯志轩
甘肃天水萧氏教育世家的血泪经历
穷而后工的考古、美术学家李振翼
与远征军一同蒙冤的李干棣
画家左勇文的一九五七
实事求是的后永年
监狱代号是「七九三」的畜牧专家刘礼义
一个不是右派分子的右派分子张遂卿
老共产党员钟沛璋的右派生涯
叙议篇
血写的历史——记文革中枪毙教授张师亮
「胡风分子」齐岳和「右派女人」席玉瑚的坎坷爱情
两位不寻常的女性——记和凤鸣和邹世敏
文革中被枪毙的中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
暴风雨夜里甘粹与林昭的爱情
为悼念王佩英烈士给张大中先生、张可心女士的一封信
为抢救人命而被杀害的「甘肃第一把刀」外科医生李树华
有感《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
街头卖艺的下岗教师陈平福
附录篇
附录一：我的右派苦难经历/水天长
附录二：我们这个班级/徐梅芬
附录三：我在「託派子女」的阴影下成长/张曼青
附：张曼青遗书（经公安局字迹鑑定是其本人书写）
图书序言
序
山寨史学的勃兴和当代知识分子的分裂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民间逐渐兴起了回顾、反思当代历史的热潮，出版各种形式的回忆录、访谈录、口述历史等等，蔚然成风。通过对个人经历和所见所闻的历史事件的叙述，撕开了当局蓄意掩盖、歪曲事实真相的帷幕，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微观的素材。赵旭根据大量採访记录整理的《从土改到文革：中国当代一百位知识分子的厄难》，就是众多这样的时代产物之一。虽然它所记述的，多数是生活在社会底层、名不见经传的知识分子，但由于他们的生平经历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社会特征，更使这部着作获得了文学以外的丰富涵义。它从一些侧面勾勒出那个时代的真相，戳穿了当局小心翼翼地掩盖着的某些神话，批驳了毛左派散佈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平等的社会」之类的滥言。因而，就其性质和功能来说，它不失为一部具有深远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宝贵着作。
山寨史学的勃兴
我把诸如此类提供历史细节、足以匡正历史谬误而又不为官方所容纳的着作，统称为「山寨史学」。「山寨史学」是「山寨文化」的一部分。我之所以要把这类秉笔直书的着作冠以「山寨」的名称，是因为在严厉的《出版管理条例》的管制下，它们很难在正式的出版机关出版发行，即使被出版社接受，也要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大量的删削修改，而那些删改的部分，往往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内容。因此，许多作者被迫把书稿送到香港出版，或者自费印刷，这就有点被「逼上梁山」的味道，称之为「山寨文化」、「山寨史学」，就是要突出它们受官方逼迫、同官方对抗、向官方挑战的特征。
山寨文化和山寨史学是专制主义逼迫之下的无可奈何的产物，我们可以从纵横两个不同角度来加以考察。
从横向的空间来说，文化专制主义剥夺了民间的出版自由，凡是超越官方容许范围的着作，媒体和出版机构一概拒绝提供出版或发表的机会，人们只好另行开辟自由的新天地，或自印，或复制，在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生产出无数「山寨出版物」，各自在虽然有限、然而持续扩大的空间里流布，为老百姓源源不断地提供官方媒体不可能提供的健康的精神食粮。这些山寨出版物虽然不断遭受权力部门的打压：查抄、收缴、封锁邮路，甚至判刑罚款，但作为山寨文化和山寨史学的载体，它既然为当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所必需，受到人们的喜爱，山寨出版物就有着广阔无垠的原野可供滋生繁育，绝不是专制主义的野火能烧尽的。特别是在香港出版的一些记录历史事件、臧否历史人物的着作，尽管中宣部严令禁绝，海关查扣，邮局没收，但依靠网路和复印、传真等现代技术，这些资料丰富、内容新颖的书籍，仍然跨越「两制」的地域限制，在境内广泛流传，使人们了解官修史书里的许多谬误，唤起民众对了解历史真相、观察社会现象的兴趣，在阅读和传播、交流的过程中，建立起或加强了他们关切国家前途的历史责任感。
从纵向的时间来说，八十年代培育起来的民主力量，经过一九八九年的残酷镇压，几乎被摧残殆尽。但是在民间，依然潜存着对于民主自由和先进文化的强烈期待。面对专制统治的日益严酷，许多逃过浩劫的知识分子不甘寂寞，陆陆续续地开辟新的阵地，探寻着推动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的路径。有的开书店，有的办杂志，更多的人则潜下心来，利用八十年代所开拓的眼界和积累的知识，反思历史，探讨问题。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历史的潮流》和《防「左」备忘录》，就是支持改革的民主力量投向专制统治的梭镖和匕首。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对于当代历史的探究，在寻觅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发现种种社会弊病的来龙去脉，帮助人们从久被蒙蔽的骗局和神话里走将出来。如王若水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通过对苏区肃反、延安整风、反右派、庐山会议、文革等历史真相的陈述和分析，揭示了毛泽东的权术和阴谋诡计，从而突破了不许评毛批毛的禁令，把毛泽东推下神坛。这部书虽然到二○○二年才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正式出版，但在九十年代就已不胫而走，到处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入新世纪后，诸如此类具有史学意义的作品不断问世，网路的普及，更使山寨文化、山寨史学获得了宽广的发展余地。
新世纪的头十年，是山寨史学勃兴的十年。有些书写历史关节的事实真相和重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史学着作，以其丰富扎实的史料和令人信服的评述，直截了当地推翻了官方的某些为了适应政治需要而编造的伪历史。例如，何方老在香港出版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就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批驳了党史上的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延安整风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等等传统结论，对于先后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八一年经过共产党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与批判，把这些历史问题的本来面目，呈现在全党党员和广大民众的面前，纠正了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伪劣史学传统。
在互联网上和山寨出版物里，出现更多的是记录个人生平遭遇、坎坷经历的文章和书籍，它们以繁多而详尽的微观细节和对社会动态的翔实描述，揭露了几十年来发生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事件真相，佐证某些官方史着的虚伪和荒诞，成为补充历史脉络的不可缺少的构件。
与此同时，这十年间还有大量评述施政得失、探讨理论是非的宏文和专着，许多描述现当代的人物、家庭和社会现象的文学作品，甚至不少介绍国外先进理论和成功经验的译作，也往往渗透着丰富的历史元素和浓郁的史学意识。虽然其中很多作品因为涉及所谓的「敏感」话题而被拒斥在官方媒体之外，不得不採取「山寨」的形式，但恰恰是在这些不能见容于官方的「山寨文化」、「山寨出版物」里，包含着最真实、最可靠的史学内容，构成对官方史学的挑战。清朝的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一书的「易教」篇里指出：「六经皆史也。」他甚至认为「凡涉着作之林，皆是史学」。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里也说：「史之外，无有文字焉。」我们不妨说，所有体现社会脉搏和具有时代色彩的作品，都将成为未来历史的元素。与在舆论导向束缚下的官方媒体不同，山寨出版物的主要特色是自由、真实、丰富多彩。那些被「导向」的作品，充满了装腔作势的陈词滥调，死板僵化，千篇一律，既缺乏历史感，也没有生命力，转瞬即逝，成为过眼云烟。而山寨文化却由于摆脱了舆论导向的枷锁，得以自由驰骋，因而万花齐放，千姿百态，其中自有许多可以进入历史视野的思想成果。所以，同借口突出政治而弄虚作假的宫廷史学相比较，山寨史学有着更为强盛的活力。它的勃兴，既是文化专制主义掩盖历史真相、禁锢自由思想的产物，同时也为历史的去伪存真、拨乱反正，提供了基础性的材料。
（二）当代知识分子的分裂与弥合的历史回顾
《从土改到文革：中国当代一○○个知识分子的厄难》一书所记述的，从一九四九年起整整六十多个春秋的历史，这里有土改的残酷、镇反肃反文革的血腥、反胡风运动涉及面的广大，但大部分是一九五七、五八两年里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他们当年响应共产党「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进行揭露与批评，满怀热情地提出许多建议，期待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却不料掉进了毛泽东设下的「阳谋」陷阱，成为社会底层的贱民，受尽迫害凌辱，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在暗无天日的劳教场所饿死、累死、冻死、被打死，尸骸无存。
这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旷古未有的大镇压，发扬了同类相残的兽性，使人性中那些善良的道德传统荡然无存。它消除了对毛泽东的独裁统治的威胁，同时也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大分裂。本来同心同德地为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埋头苦干的知识分子，由此分裂成为三类处境不同的群体：除了沦为贱民的三百多万（一说五十余万）右派分子和所谓「地富反坏」中的知识分子外，有许多知识分子从反右运动中发现了出人头地、加官进爵的捷径，那就是唯上唯左，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他们是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被毛泽东称为「左派」。最为大量的是战战兢兢地「夹着尾巴做人」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反右运动的教训，「对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知道阶级斗争的大棒哪一天会打到自己的头上，整天生活在临深履薄的恐惧之中。这三类完全由于政治因素而陷于分裂的知识分子，分别处在不同的社会地位，各有自己的精神天地。经历反右倾、四清、文革，尽管具体人员所属的类别有所变化，但总的说来，整个知识分子的分野，大体上还是这三类。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了。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一场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解放运动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交错展开，开辟了知识分子的新生活。贱民阶级的消失和对历史的全民反思，弥合了知识分子的裂痕，即使是极少数留恋往日「人上人」地位的「极左派」，也不得不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而进退俯仰，随声附和。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血案，撕开了知识分子的旧疮疤，在政治路线上，民主与专制、改革与倒退的矛盾与斗争，逐渐由隐而显。特别是九十年代后期出现权贵、豪强这两个新的剥削阶级之后，知识分子群体呈现出新的分裂形态。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山寨史学的勃兴和毛左派的飙起，这种分裂形态出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变化，到二○○九年才逐渐明朗化。它不仅表现在政治取向上，而且日益明显地反映在历史观方面：对六十年来以至近百年来的不同历史评价，和对未来社会发展路径的不同选择和期许，把知识分子分裂为四类不同的社会群体。
（三）历史上两种不同的史学传统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知识分子由于历史观和选择社会发展路径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知识分子在历史观和史学传统方面的特点，作一些简要的回顾。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知识分子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社会群体。几千年来，他们承担着传承文化传统和为统治者制礼作乐、安邦治国的双重任务，维系着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道统、政统和学统。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历史的记述，清朝章学诚就有「史学所以经世」的说法。历代的史学着作，既包括宫廷史官撰述的国史、正史，也包括民间知识分子留下的野史、杂史。正史出自官方，古代有内史、外史、太史的官职，还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一类的记载；后有所谓「起居注」，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有史官记录下来，史书就是根据这些档案材料整理而成，当然比较可靠。但也未必尽然。如《论语》就记载子贡的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他认为殷纣王没有史书上记载的那么坏。孟子也对《尚书》的「武成」篇里关于武王伐纣时「血流漂杵」的敍述表示怀疑，他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虽然他的论据有些迂腐，但不相信「血流漂杵」的记载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在古代学者为正史所作的笺注和一些读书记、笔记里，可以看到他们对史书所记史实的许多质疑、辨证、考异、订正，说明史书上的记载，并非完全符合忠于事实的史学精神。
可见，官方的史书未必全都可信，这就联系到史学传统问题。
我国的历史学向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传统：
一方面，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件的真实记录，它的意义在于向后人提供前人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如果歪曲历史，伪造历史，就丧失了历史的意义所在。所以，真实是历史的灵魂。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上，凡是正直的、忠于职守的史官，都把书写历史的真实性作为必须坚持的最高原则，甚至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南宋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列举历史上一些正气凛然的人物，首先就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佚名的齐太史和董狐，都是春秋时代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官。西元前548年，齐国的大臣崔抒把国君杀了，负责记录国家大事的太史在竹简上写下了「崔抒弑其君」，崔抒见他把自己的罪行记在史书上，那还了得，一怒便把他杀了。太史的弟弟继承太史的职责，还是这样书写，崔抒又杀了他。下面再一个弟弟照样记载，崔抒还是杀了他。就这样，为了记录真实的历史，太史一家三兄弟都被崔抒杀了；最小的弟弟毫不畏惧，仍然要这样书写。崔抒没有办法，不敢再杀。这个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有一位住在齐国南部的史官（也不知道姓名，史书上称他为南史氏），听说太史三兄弟因书写真相而被杀，连忙带着竹简来到都城，准备在太史最小的弟弟被杀后，继续把「崔抒弑其君」的真实历史记录下来。到了都城后，知道小太史没有被杀，崔抒的罪行已经记录在竹简上，便放心地回南方去了。齐太史和南史的这段佳话，彰显了求真原则在我国史学传统中的主导地位。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一书的「载文」一篇里就指出，「为史而载文」应当「拨浮华，采贞实」。梁启超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里说：「史家第一道德，莫过于忠实。」
但是，记录真实的历史，只是史学传统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史官不能不屈从于来自宫廷或权贵的压力，因而「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刘知机在《史通》的「直书」篇里说：「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他在「曲笔」篇里又说：「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未闻以曲词获罪。」所以「史之不直，代有其书。」他自敍担任史官时，「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另一方面，史官对是非善恶的道德取向，也影响史实的准确性。刘知几在「疑古」篇里指出：有些史籍对于「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还有就是抬高自己，贬低他人。《春秋》为鲁国讳，已开其端。后来史官相沿，竟成传统。如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所说，「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近人张舜徽先生在《文史通义平议》里更认为：「自唐以来设馆修史，欲求征实不诬甚难」，这是因为，「自设馆修史之制立，则因缘请托之风行，而好恶是非之准失，史之离忠实愈远，复何史德之足云。」
这两方面的史学传统，直到今天，仍然为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所继承。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者，固然不乏其人，而唯上唯权、仰人鼻息，为个人利益而掩盖历史真相、歪曲历史事实者也大有人在。大体说来，官方的正史、党史、国史在许多问题上往往以曲笔歪曲历史，甚至为了某些政治需要而伪造历史。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毛泽东为了压制异己、树立他的个人权威而炮制的。它的最高成就无非是确立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崇高地位。又如，所谓「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国民党政府对抗战胜利所起的作用，「抗美援朝」的缘起，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灾难，等等，都为了一定的政治需要而篡改史实。至于民间的史着、史料，特别是被官方排斥的山寨史学作品，由于没有「舆论导向」的束缚，反倒能够忠于史实，敢于揭示真相，直抒胸臆，有的甚至可以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近当代中国的历史、党史要继承我国史学的直书真实的优良传统，就必须扑灭文化专制主义，让山寨史学脱去「山寨」的外衣，登堂入室，以它的巨集富而翔实的资料改写党史、国史，才能展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使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成为引领我们前进的指路明灯。
（四）当代知识分子的第二次分裂
与第一次分裂不同的是，这次分裂虽然有着浓厚而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对历史的不同敍述和不同评价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反映着不同的史学传统，引申出对社会发展路径的不同选择，因而，尽管两次分裂具有内在的质的联系，而分裂的形态却展现出不同的特点。根据知识分子对历史和未来的不同观点，大体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类坚持直书真实的史学传统，主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这一类知识分子里，包括了三个有所差异的层次。一、出于传统的正义感，相当多数的人承认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敢于挺身而出，书写真实历史、有根有据地否定官方结论的却不是很多，因为从事这项工作不但需要一定的学识水平和资料积累，还需要敢冒风险的勇气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值得高兴的是，在史学界，包括党史界，这样的知识分子队伍正在不断扩大，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如赵旭的《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廖亦武的《最后的地主》等。二、最能体现山寨史学的是大量通过回忆、反思，为历史真相提供细节的文章和着作。特别是许多饱经历史沧桑的老人的回忆录、口述史，对他们的採访录、访问记，近年来大量地出现于社会。一些「山寨刊物」如《往事微痕》、「网路刊物」如《网讯参考》、《往事》、《记忆》、《黑五类忆旧》、《耀邦研究》、《赵紫阳生平和思想研究》等等，都为山寨史学的兴起发挥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参与撰写、传播、推广此类山寨史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三、在网路和山寨出版物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和论着，或说古道今、旁征博引，或臧否人物、评骘时政，或纵论是非、指点得失，无不包含着一定的史学原素，即使它们不涉及任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也不能没有一定的历史色彩。就我近几年的流览所及，那些具有一定思想性、学术性的精神产品，大多数是在对当代历史具有实质性的理解与评价、并且期望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不论这些作者有意无意，他们都属于能够继承优秀史学传统的知识分子。就第一类知识分子的总体来说，，他们一般在经济上赞成完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垄断；政治上主张改革政治体制，实现宪政民主；在文化方面鼓吹言论和出版自由，拒绝舆论导向；在社会领域支持维权运动，帮助弱势群体；在意识形态上认同普世价值，批判故步自封。他们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不占多数，却是知识分子的主流，因为他们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是推动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二类知识分子是直接间接地为现政权服务的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学界精英」。其中既有改革开放的得益者，也有「八九事件」以后的新贵。他们以维护现政权的合法性为己任，为了维系现政权所承袭的道统，就必须重复前人的谎言，继续掩盖某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前面所引刘知几和郑樵说的那些恶劣的史学传统，他们都毫无保留地继承下来了。虽然当政者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和统治集团的利益，修正了前人的一些历史结论，但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却仍然坚持错误的历史观点。精英们在报刊和书籍里不断宣传那些已经被历史抛弃的史达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等等陈词滥调，拒绝社会进步，拒绝实质性的改革，成为权贵集团豢养的帮闲和吹鼓手。因为目前的社会格局最符合于权贵集团的利益，最有利于他们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这些帮闲文人反对恢复历史真相，以免民众从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改革现行体制，推动社会进步。他们在知识分子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由于他们依託着强大的政治权力，有着丰厚的财政资源，所以显得能量很大。可是，他们妄图拉住历史车轮的所作所为，毕竟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如果不及时转变，有朝一日势必被历史抛弃。实际上，其中有些人的心里是清楚的，一旦条件发生变化，他们就会跨进第一类知识分子的队伍里来。
第三类知识分子主要是从第一次分裂的「左派」积极分子演化而来的。他们经过八十年代的韬光养晦，九十年代的养精蓄锐，世纪交替前后的小试锋芒，近几年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一支引人瞩目的社会力量。他们继承并且发展了我国史学传统中最恶劣的成分，全盘接受毛泽东独裁统治时代掩盖、歪曲、伪造历史事件的各种谎言，拒绝承认八十年代对某些历史谬误的纠正，甚至编造新的神话，美化毛泽东和他所统治的那个悲惨的时代。他们充分利用当前一些不正常的社会条件，如：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民间存在着十分强烈的不满情绪；许多中年人、青年人不了解过去的历史；执政当局严禁反思、评论、分析某些历史关节的是非得失，特别不允许探讨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训等等。这就使这些人有机可乘，他们宣传「毛泽东时代是历史上最平等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说『大跃进』饿死三千多万人是右派造谣」，「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等等，宣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明目张胆地主张退回到毛泽东的时代。他们反对改革政治体制，反对普世价值，反对市场经济，反对全球化，依然认为「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这是一些毛泽东时代的遗老遗少，他们之所以能喧嚣一时，主要是利用了人们对当代历史的无知。要戳穿这些人的谎言，把民众从他们的蛊惑下解放出来，就必须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由于当局禁止评毛批毛，禁止揭露历史真相，使山寨史学的作用和意义更加突出。山寨史学担负着为当代中国历史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伟大任务。未来几年，将是第一类知识分子和第二三两类知识分子争夺群众、争夺话语权的年代，近期的前景殊难逆料，但从长期的历史发展来判断，复辟是没有前途的。袁世凯称帝不过三个月，张勋复辟才十四天。这些人要恢复毛氏王朝，恐怕连一天的机会也不会有。我们毕竟生活在科学文明的二十一世纪，历史是不会倒退的。
第四类知识分子是缺乏明确的历史观和史学传统、因而也缺乏自主意识的群体。他们对当代的历史是非不感兴趣，对未来的社会前景也不抱太大的期待；只希望能够有一个衣食无忧的社会环境，能够应对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的生活条件。这也是最广大的芸芸众生的共同期盼。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歧途，弊多利少，政治体制改革有言无行，已成画饼，官商勾结、鱼肉百姓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使他们始终无法摆脱生活的煎熬和对专制统治的恐惧。因此，他们倾向于希求一个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的社会，但现实生活却总是把他们戏弄于矛盾的夹缝之中：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社会的舆论灌输，使他们不得不对现有的统治当局寄以希望，但又对希望的实现毫无信心；知识分子的良知驱使他们用关切国家发展的情怀去反思历史，思考未来，但对专制主义的恐惧却把他们赶回安分守己的樊篱；他们同时接受着舆论导向和山寨文化以及毛式理论的影响，却不愿接受任何倾向性的观点。总之，这是一个处于困惑、不安之中的社会群体。但是，他们既然是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就不能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特质——传承优秀文化的历史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在知识分子的分裂不断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继续深化、争论日益激化的形势下，这个群体必然迅速分化，许多人将在山寨文化、山寨史着的影响下，成为推动改革和发展的积极力量。
（五）简短的结语
当代知识分子的分裂，是同整个中国社会的分裂和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同步出现的。它虽然到了近一两年才明朗化，但它的远因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反进步、反历史、反民主、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使中国从初具民主雏形的社会，倒退为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专制社会，把整个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群体撕裂为不同地位、不同待遇、不同前途、不同命运的个体。八十年代的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曾经使这些裂痕有所弥合，而震撼全世界的八九枪声却震出了新的分裂。如果说，当代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分裂是毛泽东专制独裁的人为产物的话，那么，第二次的分裂则完全是由于不同政治理念、不同史学传统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派别之间，在对六十年来的当代史有着不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中国未来社会前景的完全不同的选择。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在整个社会，从最高层的党政领导到最底层的蚩蚩群氓，都因理念、期望和价值观的差异而分裂为几个大群体：一是主张按照历史真相反思过去、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普世价值的民主派；二是坚持专制制度、反对深化改革、反对社会转型的既得利益者，即权贵、豪强及他们豢养的御用精英；三是全盘肯定和美化文革前的当代历史，崇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希图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和他们的盲目追随者；四是在纷纭复杂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面前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只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普通民众。中国未来的前景，从长期发展来看，固然会顺应历史潮流，走上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但近期的走向却未可乐观。它取决于前三种社会力量的进退消长。在这三种力量的矛盾斗争的过程里，山寨文化、山寨史学、山寨出版物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提倡、推动、促进山寨文化、山寨史学的发展，意义就在这里。
《从土改到文革：中国当代一○○个知识分子的厄难》是一部有相当史料价值的着作，它将那个时代血淋淋的现实赤裸裸地展现给了读者，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当代历史，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将会越来越显露出来。这里的四十多篇文章，从社会各个不同侧面记述了当代一百多个知识分子的厄难，叙写了从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风运动、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三年灾害、四清，以及文化大革命和文革结束以后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在众多的具有史学意义的出版物里，它给历史留下了沉重的一笔。「一滴水珠可以见太阳」，从赵旭这本书里所记述的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我们可以读出毛泽东时代和后集权时代的专制特质：残酷、卑劣、恐惧、猜忌……这样的时代，人们还能让它再来吗？
杜光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书名——《从土改到文革：中国当代100位知识分子的厄难》，一瞬间就勾起了我深入了解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历史事件的陈述，更是一个关于个体命运的悲剧故事集。土改时期，那些知识分子可能怀揣着改造社会的理想，但随后的政治风暴，却让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反右到文革，一系列运动接踵而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乃至生命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我非常好奇，这本书的作者是如何选择这“100位”知识分子的？他们是否涵盖了各个领域，是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界的代表性人物？作者在描述他们的“厄难”时，会侧重于政治迫害的细节，还是更深入地探讨其对他们思想和创作生涯的长远影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多维度、多视角的观察，让我们不仅看到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年代所遭受的苦难，更能体会到他们在苦难中的坚持、反思，以及那些可能被湮没的闪光点。
评分“从土改到文革：中国当代100位知识分子的厄难”——这个书名就像一块磁石，牢牢吸引了我。我一直觉得，了解一个时代的变迁，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去关注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曾经发出过声音、思考过问题的人。知识分子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群体。他们既是时代的亲历者，也是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从土地改革中那种激昂的社会变革，到文化大革命中那种颠覆性的政治动荡，中间跨越的二十多年，对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知识分子在这其中所遭受的“厄难”，更是让人心痛。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轨迹是如何被时代的巨浪所裹挟。作者是否会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去挖掘他们在政治压力下的挣扎、反思，以及那些可能被历史尘封的真实情感？我想，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梳理，更是一次对人性和时代残酷性的深刻洞察。
评分我对这本书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好奇和求知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到后来波澜壮阔又充满争议的文化大革命，这中间的二十多年，是中国社会经历剧烈变革的时期。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思想和文化的载体，自然首当其冲，他们的命运也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这本书以“100位知识分子的厄难”为切入点，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分量的视角。我希望作者能够通过这些个体故事，折射出更宏大的历史背景，展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选择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曾经备受尊敬的学者，一夜之间沦为被打倒的对象？又是什么样的信念，能够支撑他们在逆境中坚持？这本书能否帮助我理解，那个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创造力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又如何渗透到后来的历史进程中。
评分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脑海里已经勾勒出一些画面：那些在课堂上侃侃而谈的教授，在书斋里埋头研究的学者，在舞台上挥洒才情的艺术家……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政治运动的浪潮，曾经的荣光可能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批斗、改造、甚至流放。这本书的主题“厄难”二字，无疑点出了那个年代的残酷性。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选择这“100位”知识分子的？他们的代表性如何？是那些家喻户晓的大人物，还是籍籍无名却同样遭受不幸的小人物？作者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是否会侧重于他们的学术成就，还是更倾向于记录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具体遭遇？我希望能看到不同领域、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经历和反思，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毕竟，历史不能简单地被概括，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感受，他们的“厄难”也是时代留下的深刻烙印，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和反思。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真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从土改到文革：中国当代100位知识分子的厄难》。光是这个名字，就让人感觉沉甸甸的，仿佛里面承载了无数个时代的印记和个体命运的悲歌。我一直对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的角色和经历非常感兴趣，总觉得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时代的缩影，他们的思想和挣扎，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认知。这本书既然聚焦于“100位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并且时间跨度从“土改”到“文革”，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充满戏剧性的时期。土改时的激情与改造，接着又经历了反右、大跃进，最终跌入文革的疯狂，这期间的转变和反复，对于个人而言，必然是巨大的冲击和考验。我想，这本书一定不仅仅是罗列事实，更会深入挖掘这些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思想转变、情感体验，以及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选择与无奈。我期待着能从中看到那些曾经活跃在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如今却被历史尘埃掩埋或被深刻改变的人物，了解他们如何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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