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其实是迫不得已？
日本大清同时施行「锁国政策」，何为最后日本竟能崛起称雄，大清却兵败如山倒？
韩国与日本、中国的战争早在千年以前就开始延烧？
在晚清二十年里，经历了多场战争，签订了多少屈辱条款，在这最后的二十年中，你可以说大清帝国不争气，固守旧规，但不能说它是一个软弱的王朝，毕竟它始终想着能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在这最后的二十年中，历经了几场战争和有志之士的革新运动，企图力挽从前的盛誉，仍然阻止不了逐渐凋落的事实……。然而除了一场关键性的战争，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导致大清帝国缓缓走向衰退的道路……？
一百年过去了，中国历史历经变迁，大清王朝的背影逐渐远去，这个王朝也逐渐融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成为紧密结合的一部分。今天是否有可能重构晚清历史的叙事框架？还原历史，不再将之妖魔化，这值得讨论。
本书特色
晚清历史有许多可以探讨的空间，因为我们过去的叙事模式被严重妖魔化，而且可能还不只一次，晚清历史的第一次被妖魔化，可能来自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批改良主义者，他们在甲午战后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关键，最先发出政治变革的唿求。这些唿求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很快从理论转为实践，于是开始了维新。
1989年维新停止，历史故事在康和梁的讲述中趋向完美，塑造出，在清廷内部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坚定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由西太后领军，主要将领为满洲的高官。至于康和梁所景仰的和保护的是英明的光绪帝，这个小皇帝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彷彿日本明治天皇、俄国彼得大帝般。光绪皇帝被塑造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化身、进步的希望，慈禧就是政治上的保守分子和顽固派的领袖，是导致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然而这当中的建构有无参杂许多编造和想像，因此梁启超在自己的戊戌政变记等相关文字中表述激情大于真实。
「晚清二十年」以故事性的叙事手法，从慈禧太后到清帝逊位，二十年间的种种斗争和多国战役，以条理分明的叙事方式，分析多国之间的战役起源和政变，以致晚清走向衰败的原因。作者以流畅的笔法将它组织成一部真实呈现的中国晚清史。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着作有《中国现代化历程》、《1911年中国大革命》、《晚清二十年》、《清亡启示录》等，最近出版的着作是《容忍历史不完美》。
图书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大转折
东邻日本转身向西
群雄逐鹿东北亚
日本不宣而战
终于知道什么是兵败如山倒
以战促降与乞和议和
第二章 维新时代
四万万人齐落泪
维新运动发生
京沪强学会
南梁北严
湖南区域试验
官场上的迟到者
失控的改革
「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一场未遂政变
第三章 尴尬记忆
大阿哥引爆政治动盪
「运动」义和团
冲突在犹豫徘徊中持续升级
走向对抗
一场奇怪战争
又是乞和与议和
第四章 重新起步
而今迈步从头越
构架现代新教育
现代军事体制的重建
自由经济的充分发展
现代法律体系的确立
改革又到困难时
第五章 短暂徘徊
一个人的革命
奇怪的战争与费解的中立
震动与启示
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
又是一个成功典范
第六章 这才是中国的希望
上下联手
临门一脚
五大臣出洋
总算有了一个开始
第七章 让理想变成现实
改定中央官制
重建地方官制
革命促改良、促立宪
政治改革突然加速
一个美好的期待
第八章 向立宪政治艰难行进
一个偶发事件
王朝的终结者
制造敌人
新时代新希望
第九章 民主政治短暂的春天
谘议局：民主初步与有序参与
有计画的政治：立宪日程表
皇族内阁≠责任内阁
铁路干线国有：国进民退引爆革命
第十章 一个王朝的终结
又到剿抚犹豫徘徊时
独立与光复：墙倒众人推
走向共和
清帝逊位：最后的潇洒
后记
註解
图书序言
前言
如果从一八六一年发动「祺祥政变」开始算起，慈禧太后在大清王朝最高领导人这个位置上算一算已经待了二十五年了，尽管这个位置只是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然而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不论她对权力是怎样的充满兴趣，二十五年的漫长岁月都会消磨掉这单调乏味的权力欲望。更何况，过去的二十五年，慈禧太后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准确地说，应该变化的都变了─向西方学习、踏上近代化的轨道，中国的发展大致上说来已经进入正轨；而不应该变化的都没变─大清王朝还是满洲贵族统治，不管汉人官僚拥有怎样的权力，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发展而动摇。一个时代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下来了，不管谁是这个时代名义上的皇帝，谁能够不承认这个时代其实就是「慈禧太后时代」呢？一个年过半百的寡妇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一日（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年过半百的慈禧太后似乎失去了对权力的兴致，她在这一天与年仅十五岁的儿皇帝光绪帝一起召见满洲贵族重臣醇亲王奕暨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人，商量着她不再垂帘听政的想法，而由光绪帝亲政直接处理国家政务的事情。懿旨指出，当年小皇帝即位时只有三岁，实在太小，无法亲政，大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所以当年不得已，允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郑重约定一旦小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1】。十二年过去了，小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长大成人了，最近也能够亲自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这当然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所以慈禧太后有意借此机会卸任息肩，颐养天年。因此太后郑重且高兴地宣布，她将遵守当年约定择期归政，请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一八八七年）某个时刻举行皇帝亲政典礼。
如果我们不带有「恶的历史观」去延续一百年来的「革命话语」，如果我们从日常情理的层面去体察慈禧太后此时此地的心情，我们应该相信太后的真诚，应该相信她的「退位」并不存在着什么微言大义，而是其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因为那个时候，是大清国的鼎盛时代，接近于三十年的洋务新政为大清国带来了一番新的气象，先前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所消耗的国力大致得到恢复，大清王朝似乎重新回到了一个新的盛世时期。慈禧太后在这个时候提出由小皇帝亲政，其实就是功成身退，就是想要在青史上留名，要用事实向那些一直诋毁她政治人格的反对派宣告：太后并不是权力的贪婪者。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刻意要替慈禧太后翻案，因为历史事实俱在，因为在那时大清王朝内部并没有谁对太后的权力提出过挑战，担负执政责任的满洲贵族集团，对太后过去若干年的工作大致还是满意的，所以也没有人对太后的权威提出异议。
从太后的立场进行分析，她之所以提出让小皇帝亲政，主要还是为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希望小皇帝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能力，树立威望，并逐步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底或团队。然而，从小皇帝的立场看，不论他是否真的学习到知识，十五岁就要担负起大清王朝的政治责任，这样的压力着实有些沉重，何况这个位置迟早都是自己的，有老佛爷在前面罩着，帝国的一切用人行政，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所以当太后的决定一宣布，小皇帝当即长跪恳辞，醇亲王奕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亦奏─时事多艰，万几繁鉅，小皇帝在皇太后的指点下，日积月累，积少成多，精进不止，不断进步，是有了相当的能力。不过学无止境，如果皇太后能够从缓归政，将小皇帝扶上马再送一程，将来皇上躬亲庶务，必能贯彻无疑，益臻上理，有助于政治稳定社会发展，实为大清王朝之福、天下臣民之幸。
醇亲王奕是道光帝第七子，他的大福晋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他们的第二子载湉也就是现在的光绪帝。从亲情上说，醇亲王奕是慈禧太后的妹夫，是当今皇上光绪帝的亲爹，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说，他的陈情与唿吁，都是真诚的，都是为帝国、为小皇帝未来前途好。何况，醇亲王奕的学识才智不过中等，既无野心，更无锋芒，他之所以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比较公平的说法就是他的平庸和谨慎。
至于礼亲王世铎，他虽然长时期位居军机处领办大臣等显赫地位，但说来大概也属于那种比较平庸甚至比较无能的人，他对慈禧太后的忠诚也无庸置疑，所以在慈禧太后当政的那些年，礼亲王世铎的政治待遇一直保持不变，以满洲贵族掌门人的身分协助皇太后处理朝政。
醇亲王、礼亲王的再三吁恳，情词亦出于至诚，皇太后对此也有比较深的了解，但她主意已定，并不理会光绪帝及醇亲王、礼亲王等人的恳请。慈禧太后向他们解释：十二年前垂帘听政乃非常之举，本属一时权宜；皇帝继统御极，仰承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现在皇上既然典学有成，正宜与内外臣工勤求治理，宏济时艰，自应遵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一八七五年一月）初七日懿旨的约定，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坛庙大祀，皇上均应亲诣行礼，以昭诚敬。皇太后的决定不再改变，仍命各方面继续准备，并命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所有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命各相关衙门敬谨查明成案与惯例，奏明办理。
这是慈禧太后宣布归政当天的事情，所有细节在《清实录》、《翁同龢日记》等相关文献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后来的研究者对事实本身并没有提出多少不同看法，只是在对慈禧太后的心理动机分析上，大都遵循「恶的历史观」来揣测慈禧太后归政的诚意并不可靠，认为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使她不可能真的放弃已经获得的至上权力。这种分析其实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更是从来没有掌握过权力的书生之见或臆想。
根据翁同龢在日记中的记载，醇亲王奕在向慈禧太后当面请求从缓归政未准后，曾找帝师翁同龢等人商量对策及善后，醇亲王说明了与皇太后面谈的情况，说皇上亦当面跪求，但仍然没有使太后回心转意。翁同龢说：这个事情至关重大，王爷宜率御前大臣、毓庆宫诸臣一起请起面论。醇亲王对于翁同龢的建议没有给予明确答覆，只是表示待军机处开会商量后再作讨论。
在稍后召开的军机处会议上，礼亲王世铎也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表示圣意难回，只好承旨去做。翁同龢对此似乎还是不死心，他依然建议醇亲王率枢臣继续面谏，争取慈禧太后收回成命。醇亲王表示，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待第二天王公大臣会议会商后，再作表示。
散会后，翁同龢往访同僚孙毓汶，告诉他如果要请求慈禧太后继续训政不如请缓归政较为得体，而孙毓汶对翁同龢的建议唯唯否否，不知所云。是日夜，热情亢奋的翁同龢起草了一份奏折，准备明天商之同人。
第二天（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二日，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一日），一切如常，翁同龢将他起草的奏折底稿交给同僚进行讨论，大家大致同意翁同龢的建议，遂定议连衔上，并以此请示醇亲王奕，奕以为然。当天各方面的酝酿基本成熟，但能否如愿还要看慈禧太后本人的意思。
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五日（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四日），醇亲王奕先上了一个折子，折子的前半段吁请皇太后体念时艰，继续训政，即便要归政，也应该等皇上二十岁时；后半段则专言皇帝亲政后宫廷一切事仍请太后裁决，上不问，始可专心典学云云。醇亲王的这个折子似乎已经考虑接受皇帝亲政的意思，所以翁同龢对这个折子的评价似乎不高，以为「意甚远」【2】。
同一天，礼亲王世铎等重臣也奏请皇太后再训政数年；在大清王朝统治集团中拥有重要地位的蒙古亲王伯彦讷谟祜等也专折奏请皇太后从缓归政。这些唿吁请求，可以说是帝国政治游戏，是政治粉饰，是对皇太后的拥戴。但是，对于这些请求，慈禧太后并没有改变主意。她表示：垂帘听政之举，实在是万不得已；十余年来深宫训导，欣见皇帝典学有成，特命明年正月内举行亲政典礼；这个决定经过反覆审慎权衡，是最后决定，不容再有游移；天下之事，至繁至赜。皇帝亲政之始，容或有未及周知的事情，但只要各位重臣共矢公忠，尽心辅助，内而枢臣，外而疆吏，均是朝廷的重要凭借，协助皇上处理政务，责无旁贷；各位只要殚竭血诚，力图振作，于应办事宜任劳任怨，不要因循推诿，致负委任；至于皇帝求学，本无止境，一切经史之功，国际事务，仍由毓庆宫行走诸臣朝夕讲求，不惮烦劳，俾臻至善；总之，帝德王道，互为表里，皇帝亲政后，正可将平日所学付诸实践，以回应天下臣民对皇上的期待。慈禧太后坚决否定了醇亲王奕等人要求其继续训政数年暂缓归政的建议，表示这个事情不必再作讨论。
对于醇亲王奕在奏折中提出的宫廷政治内外并重，希望皇太后在归政后参照现在规制，凡宫中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以便皇帝能够专心于大政的建议，慈禧太后表示可以考虑，称皇帝很小的时候就接到宫中由她亲自抚养教育，十余年如一日，感情至深。所以即便皇帝亲政后，她也不会将所有事务全部推开，一定会利用自己的经验，随时提醒。皇太后表示这是她的的政治责任，不容推卸、不容否认。平心而论，慈禧太后的这个心情放在任何一个母亲那里都是可以理解的正确决定，不必赋予历史文献本身所没有的涵义。
这一天，钦天监所选择光绪帝亲政吉期的报告提交上来了，亲政典礼定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也就是一八八七年二月七日举行。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老师，两人关系很深，感情也好。如今皇上要亲政了，翁同龢也觉得自己的努力奋斗，特别是多年心血就要有结果了。一八八六七月十六日，他在为皇上例行上课时力陈时事艰难，总以精神气力为主，反覆数百语，至于流涕，皇上颇为之感动。这一天，翁同龢还与各位王公大臣商量再上奏折，希望即便皇太后归政、皇上亲政了，海防及一切紧要事情仍应由慈禧太后做最后决定，并准许臣工能像过去一样可以直接向皇太后请示汇报。诸王以为然，但怎样建构这个新体制，诸位王公大臣以为还要与礼部商酌决定。
慈禧太后归政的决定大概是没有办法转圜了，军机处和各位王公大臣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劝说皇太后放慢归政的步骤，或者答应在归政后仍然为帝国重大事务操劳。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军机处拟就一份奏折，首言垂帘听政虽权，仍是守经；次颂过去二十年，皇太后在大清王朝政治发展中的功德；末言外国交涉事，战守机宜，未来还是要仰承慈禧太后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文中甚至有「为亘古未有之创局，即系亘古未有之盛事」二语，被翁同龢记录在自己当天的日记中嘲讽，以为不甚妥当。
翁同龢不仅忙着与诸位王公大臣商量着怎样请求皇太后暂缓归政，而且利用他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当面劝说光绪帝一定要在皇太后面前诚恳请求，真诚希望皇太后能对大清王朝继续负责。翁同龢等人的用意究竟有多少发自内心真诚，有多少是官场规则和礼仪，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的是，在光绪帝、醇亲王奕、礼亲王世铎以及各位王公大臣一再唿吁奏请下，慈禧太后于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九日（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勉为其难答应，同意在光绪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真的是扶上马再送一程。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垂帘听政，历稽往代，皆出权宜之举，行之不慎，流弊滋多，史册昭垂，可为殷鉴；早些天因为皇帝典学有成，特降懿旨，及时归政；这是深宫十余年来殷殷盼望之苦衷，天下臣民自应共谅；所以当这个决定宣布后，王公大臣等合词吁陈，均未允准；只是最近几天，皇帝及各位王公大臣再四恳请，情真意切，力陈时事艰难，军国重要，提出了不少应对方案，读后令人深省；所以当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何敢固持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俟数年后斟酌情形，再行降旨。
慈禧太后原本能功成身退，为她的时代画上一个完美句号，可最终因为这些原因没有成功。
在各方压力下，慈禧太后收回成命，答应在光绪帝亲政后再继续训政若干年。这个决定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了非常大的变数，至少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中心发生了偏移，使许多事情变得愈来愈复杂、愈来愈难办。
不过可能发生的这些问题，慈禧太后和清廷最高政治层也并不是没有一点预感，皇太后在决定接受群臣唿吁收回成命时，就命令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专门研究在皇帝亲政后继续训政的制度安排，以免发生权力冲突贻误大事。
根据慈禧太后的指示，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根据内阁等衙门提供的相关文献和规则，于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皇帝亲政后继续训政的制度安排建议方案，规定在皇帝亲政后所有谒陵、祭祀等大典，均循旧制由皇帝亲自出席，或循旧制由礼部提出具体方案；凡遇皇帝召见、引见事宜，建议参照礼臣会议规制，暂设纱屏为障，皇太后在幛后升座训政；凡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的奏折，均按照现在通行的规制书写；凡需接见的各部臣工，仍按旧制一律带领引见，至于皇太后是否出面接见，由皇太后自行决定；至于乡会试等各项国家大考，仍建议循旧制由相关部门拟题，呈皇太后审定，由皇上宣布，录取结果也仍由皇太后把关；内外臣工所递奏折需要批示、批覆的，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由皇太后审定后发下。
按照这个制度安排，光绪帝亲政后似乎还有一个政务处理见习期。在这个见习期中，帝国重大事项除礼仪性典礼由小皇帝亲自出席进行政治历练外，但凡涉及政治决策、人事调整等重大事宜，在这个见习期也就是继续训政期，仍由皇太后作最后把关，但小皇帝的参与确实是愈来愈多。这大概就是皇太后和满洲贵族重臣的期望，希望十五岁的小皇帝在老太后的带领下在政治上逐步成熟，或许能够像醇亲王奕所期待的那样，再过五年时间，待光绪帝二十岁的时候，能够独立处理政务。到那时，为帝国操劳三十年的慈禧太后再从第一线退出，这样肯定更有利于帝国的稳定。
从大清王朝的政治立场看，这个制度安排可能更合乎逻辑和道理，更合乎大清王朝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在当时并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一八八七年二月七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一大早，年仅十六岁的小皇帝一脸肃穆，亲往大高殿拈香、寿皇殿行礼，然后率王公大臣、蒙古王公以及六部九卿满汉高官前往慈禧太后居住的正宫慈宁宫门外行庆贺礼。礼毕，御太和殿，受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朝贺。礼成，光绪帝颁布亲政后的第一份诏书，一是感谢过去十几年来慈禧太后的辛勤养育，感谢皇太后过去十几年的孜孜不倦，励精图治，颂扬大清帝国在慈禧太后的精心治理下纲举目张，物阜民康，丰功伟绩，为向来史册所无。
在光绪帝的亲政诏书内，谈到未来体制时，强调自己尽管遵照皇太后懿旨亲政了，但未来几年帝国的重大决策依然如过去一样，由皇太后作最后决定、负最后责任，皇太后仍是大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光绪帝要求诸王贝勒内外大小文武群臣，务当各抒忠赤，尽力报国；全国军民，敦本务实，共享升平。
慈禧太后继续训政，从理论上说并没有使大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发生改变，只是毫无疑问地是，随着小皇帝的亲政、成长，帝国政治的最终决策权必将逐步向光绪帝移交，这是朝廷内外大小臣工都看得很清楚的。所以，随着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尽管继续为帝国政治负最后责任，但如果不发生意外，她相信一个时代必将终结，而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所以，她要主动让位，她要为自己的余下岁月寻找生活兴趣，甚至要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居所，一来方便自己生活起居，二来逐步远离帝国政治中心，让光绪帝逐步独立自主地处理帝国政务。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光绪帝亲政后不久，两宫似乎就在进行这方面的安排，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三日（光绪十四年二月一日），光绪帝就此谕内阁，宣布将一八六○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加以整修，并更名为颐和园，以备皇太后将来归政后居住。上谕说：过去二十余年，我圣母为天下忧劳，无微不至，而对自己的考虑太少，现在想来实在有点不太合适，因念西苑距皇宫也不是很远，往年干隆皇帝曾经在这里驻跸，殿宇尚多完整，稍加修葺，可以养性怡神；园中万寿山前的大报恩延寿寺是干隆帝为庆祝其母六十大寿修建的，现在整理后由皇太后使用，敬踵前规，也是一个吉祥的去处，只是旧名清漪园谨改名为颐和园；殿宇一切亦量加葺治，以备慈舆临幸，更是作为慈禧太后六十华诞的贺礼。
对于光绪帝的孝心，慈禧太后当然高兴，但她也明确指示，现在虽然寰宇粗安，也不敢稍有暇逸之心，还是应该一切从简，只要能够将国家治理好，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她的心也就安了。
慈禧太后是对大清王朝有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按理说重建一个住所也是正当之举，然而我们看到大清王朝的体制在这方面也有可取之处，在言官以及一般社会舆论的监督下，光绪帝明确宣布此项工程并不动用国库中的经费，「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3】，这也是这项工程后来备受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颐和园的整修工程是与光绪帝亲政、大婚，以及慈禧太后完全归政联系起来的，彼此环环相扣。也就是说，之所以要整修颐和园，是因为皇帝真的长大了、成人了，要结婚了，要完全主持帝国政务了，为了帝国权力中心的一元化和唯一性，慈禧太后确实准备迁出皇宫了。一八八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宣布定于明年二月归政。稍后，懿旨择定具体日期为二月初三日。至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皇太后在稍后发布的懿旨中择定为明年正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说，当光绪帝完成大婚典礼成人仪式后不到一週的时间，慈禧太后也就要将帝国的所有政务通通交给光绪帝。
慈禧太后这一次应该是真的下定决心要退出政坛，而徜徉于山水之间，颐养天年了。慈禧太后这个决定究竟有多少诚意，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怀疑，其实这些怀疑是没有道理的。事实是，随着完全归政日子的逐渐来临，朝廷内部似乎也有不同声音。一八八九年二月二十日（光绪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御史屠仁守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奏折，大意是建议慈禧太后在这次完全归政后，继续操控或者说实际上掌握政权，建议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按照训政时期的体制，仍书皇太后、皇上圣鉴，俟皇太后披览后再施行，并建议皇太后不要住到颐和园而因此远离皇宫，建议继续住在慈宁宫，以方便对朝政的干预。
屠仁守的建议或许是出于挚诚，出于对帝国未来的关爱，但是这个建议却惹恼了慈禧太后，太后看了奏折后极端震惊和愤怒，表示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鉴于前代流弊和教训，特饬及时归政，上符列圣成宪、下杜来世口实，这是不容再作讨论的事情。现在如果按照屠仁守的建议，归政伊始，又降懿旨，饬令内外奏折仍书皇太后圣鉴、仍由皇太后指示，这不是让皇太后自坏规矩、自损名声吗？屠仁守的这个建议既与朝廷先前的决策相违背，又开后世妄测訾议之端，所见甚属乖谬。此事关系甚大，若不予以惩处，无以为逞臆妄言紊乱成法者戒。屠仁守为此丢掉了御史职务，并被宣布永不叙用，只好回老家教书去了。看来，慈禧太后的归政决心并不必怀疑。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从此完全从政治中脱离。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领导人和光绪帝的「亲爸爸」，慈禧太后归政后仍然有办法继续为帝国政治出力，为光绪帝把关，而通关管道不再是训政时期的权力二元，即所有奏折一式两份，分送皇太后和皇上，而是权力一元，由光绪帝独立处理政务，惟需要皇太后操心者，由皇上的生父，也就是醇亲王奕随时与皇太后单线直接联系，听取皇太后的意见。只是这个联系，并不是帝国体制中的硬性规定，更不会使训政体制继续下去。
慈禧太后希望完全归政的决心是坚定不可动摇的，其诚意也是不必怀疑的。然而现在看来这个决定究竟是利是弊，仍然很难说。清末掌故《异辞录》在谈到这个事情就说，假如慈禧太后当时接受了屠仁守的建议，继续训政时期的一些做法，那么后来的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肯定都会不一样，慈禧太后也可以避免第三次垂帘听政的尴尬，可免大阿哥入嗣之举，可免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都之惨，乃至《辛丑合约》规定的数十年期限，本息加在一起多达九万万两的战争赔款。
历史当然无法假设，历史就这样走过了。一八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十八岁的光绪帝大婚礼成。几天后，一八八九年三月四日（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在宫中继续住了一个半月，就在光绪帝的陪同下前往颐和园。一个属于慈禧太后的完整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属于光绪皇帝的新时代就此正式揭幕。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慈禧太后和中国农村中千千万万的老太太没有什么区别，她们养育了儿子，然后培养他成才，然后为他娶妻成家，然后就把这个家交给儿子和儿媳。比较理智理性的婆婆此后一般都不愿过多干预孩子的生活。从日常情理的视角就不难理解慈禧太后的选择和放心离开，也就不会产生那些无端的猜疑和臆想。
当然，人们还想问的是：慈禧太后的时代真的就此终结了吗？后来的历史不是已经证明这个终结是不可靠的吗？
是的，这就是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内容。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坦白讲，我并不是历史专业的科班出身，但这本书却让我对那个遥远的时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者的写作风格非常接地气，他避开了那些枯燥乏味的学术术语，而是用一种非常生动、形象的语言来讲述历史。我感觉他就像在跟我聊天一样，娓娓道来，让我一点一点地走进那个动荡的年代。我最喜欢的是书中对一些关键人物的塑造，他并没有把他们脸谱化，而是展现了他们复杂多面的一面。我看到了他们的雄心壮志，也看到了他们的局限与无奈；看到了他们的伟大之处，也看到了他们平凡的挣扎。这种真实的人物形象，让我能够感同身受，甚至会去思考，如果是我处于那个位置，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书中的一些小故事，比如某位将领如何在困境中鼓舞士气，或者某位文人在乱世中坚持自己的信念，都让我印象深刻。这本书让我觉得，历史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就藏在那些普通人的故事里，而作者，就是那个善于挖掘和讲述这些故事的人。
评分这本著作带给我的震撼，与其说是对历史事件本身的震撼，不如说是对作者洞察力与叙事能力的折服。他能够从宏大的历史洪流中，精准地捕捉到那些决定性的瞬间，并且将它们放大，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改变时代走向的微小力量。我最喜欢的是书中对人物心理的刻画，那些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肩负着沉重使命的个体，他们的彷徨、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决断，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有时候，我会因为某个角色的命运而感到扼腕叹息，有时候，又会因为他们的勇气而热血沸腾。作者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够穿透历史的尘埃，直抵人性的深处。书中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色，时而庄重典雅，时而又带着一种近乎白描的朴实，但无论如何，都充满了力量，能够准确地传达出作者的情感和思想。我曾经在一个雨夜，读到书中关于某个历史人物的悲剧收场，窗外的雨声仿佛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哀鸣，那种代入感，让我久久不能平静。这本书让我明白，历史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由无数鲜活的生命和他们跌宕起伏的命运交织而成。
评分对于这本书，我的感受是一种渐入佳境的惊喜。起初，我只是觉得它内容详实，史料丰富，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被作者的观点和分析所吸引。他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角度非常独特，充满了新意。他并没有简单地重复前人的结论，而是通过细致的研究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我尤其喜欢他对于那些被历史忽略的细节的关注，比如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文化思潮，甚至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这些看似琐碎的元素，在作者的笔下，却成为了理解历史走向的关键。我记得有一次，读到书中关于某个政策的出台背景，作者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以及不同派系的角力，这种深度的剖析，让我对那个时代的复杂性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本书让我学会了从多个维度去审视历史，去理解事件的成因和影响，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它像一位博学睿智的长者，在我耳边低语，引导我拨开迷雾，看到历史的真相。
评分这本书我断断续续看了好几个月，每次拿起它，都像是走进了一个遥远却又异常真实的时空。作者的笔触细腻得仿佛能触碰到那些泛黄的史料，字里行间流淌着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我尤其着迷于他对那些鲜为人知的官员、文人以及普通百姓生活细节的描绘。那些在史书上只留下名字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活了过来，有了血肉，有了喜怒哀乐。我常常会想象，在一个冬日的午后，一位老者坐在窗边，一边喝着茶，一边在泛黄的信件中寻找过去的痕迹，那种沉静而又饱含深情的叙述，让我深深地沉醉。书中的一些情节，比如某位官员在官场上的步步为营，或者一位女子在乱世中的坚韧与无奈，都让我感触良多。我甚至会因为某个情节而停止阅读，陷入沉思，试图去理解那个时代的逻辑，去体会那个年代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本书并非那种快节奏的故事，它更像是一坛陈年的老酒，需要慢慢品味，才能体会其中的醇厚与回甘。我喜欢它所营造的氛围，那种历史的厚重感，那种在细节中折射出的时代印记，都让我觉得，仿佛亲身经历了一场穿越。
评分说实话，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抱着一种近乎猎奇的心态，想看看作者是如何“解剖”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但读着读着，我发现它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作者的叙述方式非常有特色，他并没有直接给出结论，而是像一个侦探一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着读者去发现真相。他会引用大量的史实、官方奏折、私人信件，甚至是当时的民间传说，然后将这些碎片巧妙地组合起来，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我特别欣赏他对因果关系的梳理，很多我们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书中被剥开了层层表象，让我们看到了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原因和推手。我记得有一次，我为了弄清楚某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竟然在书里反复查找了几个小时，对照着地图和人物关系图，感觉自己像是在亲手绘制一幅历史的蓝图。书中的一些论断，也很有启发性，它挑战了我过去的一些固有认知，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历史的真相。我喜欢这种“抽丝剥茧”式的阅读体验，它不仅带来了知识的增长，更激发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让我不再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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