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吾奉上帝之命来华，此即吾父母之邦也，得老死于是足矣。」
―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
「我生活在中国……除了当传（宣）教士外，还当过清政府的雇员。」丁韪良曾如此自述。因熟知中国作家与作品，恭亲王奕䜣对他另眼看待，赐予「冠西」的雅号，其后中国人遂尊称他「丁冠西」。
丁韪良自一八五○年来华服务，一八九五年因病自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职退休返美，其后仍多次返华。一八九八年，清光绪皇帝任命已退休的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首任西学总教习，协助推动新式教育，并授予二品顶戴官衔。
一九○二年，丁韪良再次返美，旋即接获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报，聘请他担任湖北济美学堂总教习兼仕学院公法教习。此次，其子以「彼地潮湿不宜」反对高龄七十六的父亲前往中国，但丁韪良毫无犹豫，以「吾奉上帝之命来华，此即吾父母之邦也，得老死于是足矣。」回应儿子的担忧，并即刻返华协助。一九一六年，九十岁的丁韪良长眠于中国，并被葬于挚爱的妻子墓旁，总计他在中国生活长达六十年之久。
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在华生活近六十年，是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最早来华的新教传（宣）教士之一，也是中英文着作等身的着名学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丁韪良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从事的活动及贡献，一是较早与较系统地译介西方国际法至中国，不仅奠定了中国国际法学基础，更培养了晚清外交人才，促进晚清外交近代化；二是长期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实施新式教育，推动晚清教育近代化；三是向中国介绍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新知、基督教文化，并将中国历史、宗教、文学、古代发明等介绍给西方，他个人也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探讨，成为美国最早的汉学家之一。
晚清时期，中国因列强介入而沦为半殖民地化之际，丁韪良唿吁清政府学习西方，推行改革。同时，他也唿吁西方社会应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中国人并非一盘散沙，更预见中国的崛起；然而，他也曾提出过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主张。他是一位复杂且盖棺不能论定的历史人物，但他对中国的爱与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却不可抹灭。
本书敍事严谨，观点明确，多有创见，更引用大量珍贵的中外文资料及原始档案，对丁韪良的文化交流活动进行全面分析，并订正若干史实，为研究丁韪良、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文化史、宗教史、教育史等之重要着作。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傅德元
一九五六年七月生于河北省宝坻县（现为香河县）农民家庭。一九七七年考入河北大学，一九八二年三月毕业，取得历史学学士学位，留校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一九九三年赴美，二○○一年自己申请美国杰出人才绿卡并很快获批准，使全家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二○○四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郑师渠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二○○八年六月通过论文答辩，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除本书外，着有《清代直隶总督与总督署》（合着）、《创业美国》，点校《星轺指掌》，编註有《天道溯原：丁韪良基督教作品选粹》。另于中国大陆《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江汉论坛》、《社会科学研究》、《安徽史学》、《河北学刊》等刊物及论文集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 五篇论述丁韪良）。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清史及晚清政治史、美国来华传（宣）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美国华人华侨历史与文化。任美国Willamette University中文客座助理教授（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hinese, 2012-2013）。
图书目录
序
Abstract William A. P. Martin and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绪 论 本书的选题意义、学术创新及研究概况
第一节 本书的理论方法、学术创新与框架结构
一、选题意义与学术创新
二、本书的基础理论
三、本书的研究写作方法及框架结构
第二节 丁韪良研究概述（1917-2013）
一、1950年以前的个人生平介绍与相关研究
二、1950-1985年中国大陆学术界研究概况
三、1987-2013年中国大陆学术界研究成果及主要观点
四、台湾研究概况
五、美国等国研究概况
六、深入研究之浅见
第一章 丁韪良生平概述（1827-1916）
第一节 家庭背景与早期在华传教活动（1827-1868）
一、家庭背景与来华传教（1827-1850）
二、宁波传教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活动（1850-1860）
三、北京传教与《万国公法》的刊印（1862-1868）
第二节 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的教育活动（1869-1905）
一、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开拓与创新（1869-1895）
二、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参与及态度（1897-1900）
三、丁韪良与京师大学堂及湖北仕学院
第三节 晚年传教（1906-1916）、中国情结及档案概述
一、晚年着述与传教活动（1906-1916）
二、丁韪良的中国情结刍议
三、美国保存丁韪良档案史料概述
第二章 丁韪良的中国文化观
第一节 丁韪良的中国历史观
一、中国历史分期、民族冲突融合与未来崛起
二、中国的古代发明及「西国取法中华」的「西学中源说」
三、中国古代公法与外交研究的开拓者
四、中国近代史：从被迫开放到主动改革
五、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与具有远见卓识的预测
第二节 丁韪良的中国宗教观及传教思想
一、对中国「三教」与基督教关系的分析研究
二、对中国「祖先崇拜」的研究
三、「孔子加基督」的传教主张
四、传教着作《天道溯原》与《天道覈较》
第三节 丁韪良对中国文学及语言文字的研究
一、丁韪良对中国诗歌、散文作品的研究
二、丁韪良对中国书信、寓言及说（宣）教作品的研究
三、丁韪良编译写作的中国诗歌及文字作品
第三章 丁韪良与西方国际法在中国的奠基：《万国公法》之版本考证及历史价值研究
第一节 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的背景及动机
一、翻译《万国公法》的背景及动机
二、《国际法原理》的作者及版本讨论
第二节 《万国公法》的翻译蓝本及相关问题新证
一、学术界对《万国公法》翻译蓝本的几种观点
二、《万国公法》翻译蓝本并非1836年版和1863年版
三、《万国公法》翻译蓝本为1855年版确证
四、学术界对《万国公法》的错误评论
第三节 《万国公法》的主要内容及刊印意义
一、《万国公法》的主要内容
二、《万国公法》刊印的影响
第四章 丁韪良与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节 《星轺指掌》与晚清外交的近代化
一、《星轺指掌》的翻译蓝本、原书作者及中文版刊印年代考证
二、《星轺指掌》的主要译校人员
三、《星轺指掌》的主要内容
四、《星轺指掌》刊印的历史意义
五、《星轺指掌》的消极内容
第二节 「得窥泰西往来交涉之道」的译着─《公法便览》
一、吴尔玺与《国际法研究导论》的版本
二、《公法便览》的翻译蓝本考证
三、《公法便览》的翻译人员及初刻本年代
四、《公法便览》的基本内容
五、《公法便览》的历史地位
第三节 「持论既公而不偏，叙事亦确而有据」的《公法会通》
一、《公法会通》的翻译蓝本及作者考证
二、《公法会通》的翻译者、特色、目的及版本
三、《公法会通》的主要内容
四、《公法会通》的历史地位
五、《公法会通》的消极内容
第四节 同文馆翻译的其他国际法着作
一、《陆地战例新选》介绍的国际战争法规
二、《法国律例》及《新加坡律例》、《公法千章》考证
第五节 丁韪良晚年的国际法作品
一、《公法新编》的编译过程、蓝本及原作者概述
二、《公法新编》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
三、《邦交提要》表述的国际法思想及民主思想
第五章 丁韪良与晚清教育的近代化
第一节 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
一、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
二、丁韪良对同文馆课程设置、学制方面的改革
三、丁韪良对中外教习的管理及教材、教学方法的改革
四、丁韪良在招生及学生管理方面的改革
五、丁韪良与同文馆的教学基础设施建设
六、丁韪良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历史评价
第二节 丁韪良的中西教育观及改革科举制的主张
一、对中国教育轻视培养科学人才的分析
二、对中国科举选官制度的评述
三、《西学考略》对欧美、日本教育制度及现状的介绍
四、「借镜于人」：学习西方教育制度、改革科举制的思想
第六章 丁韪良向中国介绍的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及社会科学知识
第一节 京师同文馆时期编着的自然科学及英语书籍
一、《格物入门》及其增补版
二、《格物测算》及其他格致书籍
三、天文、历法与英语知识的介绍
第二节 丁韪良在报刊书籍中介绍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的创刊
二、丁韪良在《中西闻见录》中介绍的自然科学知识
三、丁韪良在《中西闻见录》中对近代天文地理知识的介绍
四、丁韪良在《中西闻见录》中对晚清洋务新政及社会的介绍
五、丁韪良在《中西闻见录》中对各国社会、政治的介绍
六、「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
第三节 晚清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第一人
一、《富国策》的原作者及翻译蓝本
二、丁韪良翻译《富国策》的意图
三、《富国策》中关于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理论
四、《富国策》中关于用财即消费理论
五、《富国策》中关于交易即产品的交换与分配理论
六、《富国策》的历史价值
第四节 近代来华西人第一部心理学着作：《性学举隅》
一、近代中国心理学开创之作─《性学举隅》的写作与刊印
二、「以究察人性为要」─《性学举隅》的主要内容及学术价值
结 论 丁韪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及晚清近代化的促进者
附 录
一、丁韪良主要论着目录
二、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三、丁韪良研究成果汇编
四、丁韪良年谱简编
后 记
图书序言
作者序
一、
中国与西方的交往，用1872年来华西人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闻见录》杂志〈序言〉的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自后汉桓帝延嘉（按：应为延熹。汉桓帝延熹年间，为西元158至167年）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瑁等物，此欧罗巴洲人来中国之初次也，至今千有七百余岁。」其后各代不断交往，在交往中，西方文化对中华帝国有一定影响，如唐代大秦景教传入中国，学术界趋向于认为，此即西方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中国文化对西方则具有重大影响，如中国的早期科技发明，包括火药、定南针（即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先后传入欧洲。
中西文化的实质性交流，应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明末清初，「当时由于地理大发现，西方商人和传教士梯航东来，尤其是以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成了文化交流的载体。」利玛窦宣扬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允许中国信徒尊孔祭祖，并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中国始得四大部洲地图，于各国之山川、人情、物产、风俗，或异或同，亦以略晓矣。」 对于这一阶段的文化交流，虽然顾长声教授认为传教士的东来，「是为早期殖民主义服务的」，「一开始就与西方殖民势力血肉相连」，但学术界基本倾向于认同，「西方传教士在宗教、哲学、语言、天文、舆地、数理、医学、工程及军事诸方面留存的种种着述，虽然如流星过夜天，其影响总体上是微弱的，但无疑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产生过明亮的火花。」清朝康熙皇帝虽然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但在此前的传教过程中，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已使天主教在部分信徒中扎下了根，使其继续传播发展，并对近代及以后的历史产生了影响。如直隶安肃县（今河北省徐水县）安家庄在利玛窦传教后发展成天主教村庄，一直延续到现在，已有300余年历史。
第二阶段从19世纪初新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到1950年代初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大陆撤离。此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与上一阶段相比，涉及人员更多，范围更广泛，影响更加深远。1807年9月，英国伦敦传教会派遣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到达中国，揭开了这个阶段的序幕。其后，英、美等国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传教等活动。马礼逊主要採取编着《华英字典》、翻译《圣经》、创办报刊、开设医院、设立学校等方式来使他的传教活动能够更顺利推动。鸦片战争后，各国传教士及其他人员大量进入中国，传教士由于其文化水准、所从事的职业等因素而成为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日益增加的海外留学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愈来愈具有重要地位。
在这漫长的近一个半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方英、美等国家的来华传教士，有的採取他们的前辈利玛窦的方式，主要在中国社会上层进行传教活动；有的採取他们的先驱者马礼逊的方式，主要採取创办报刊、开办医院和学校等方式推动传教活动；也有的採取传统传教方式，在教堂和民间传播其宗教。在数以万计的来华传教士中，出现了在传教及中西文化交流中取得一定成就，在历史发展中留下记载的代表人物。当然，由于出身背景、中国与西方在鸦片战争后的处境等社会条件的不同，使这些人员在历史变革及自身生命史活动中，表现出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及行为轨迹，各有其复杂性。在他们之中，本书的主人公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即相当具有代表性。
二、
丁韪良是19世纪中叶美国较早来华的新教长老会传教士之一，是在华生活工作了近六十年、从事大量中西文化交流活动的着名学者，也是清政府最早雇用的外国人之一。他在中国经历了晚清及民国初年两个历史时代，亲身参与了中国及中美交往中的一些历史事件，结交了当时中国政坛上众多的高官显宦，写作、翻译、出版了大量中英文着作、文章，是同时代来华外国人士中的重要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笔者认为，丁韪良从1850年前往宁波传教，到1916年病逝于北京，在华的近六十年间所从事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属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范畴，而不属于「文化侵略」。这里所称的中西文化交流，既包括将西方的强势、先进文化介绍到中国，也包括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到西方。在由独立专制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摆脱落后被欺侮侵略的局面，赶上西方国家，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近代文明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位外国人，丁韪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一是将西方近代国际法重要着作较早、较系统地译介到中国，奠定了中国近代国际法及国际法学的基础，并在京师同文馆培养了晚清最早的外交人才，促进了晚清外交近代化；二是长期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北京崇实馆校长，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教育体系和制度，并尽力在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加以推行，促进了晚清教育的近代化，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知识的人才，为后来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条件；三是向当时的中国介绍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经济学、心理学、进化论等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以及西方近代政治制度、民主制度。他的上述活动，对当时中国知识界了解世界、接受西学，掌握新知，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推动作用。同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丁韪良还从事了另外两方面活动。一是通过其传教着作，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并从事了较长时间的传教工作；二是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包括历史政情、哲学宗教、文学诗歌、古代法律、科举制度、中国人的民族特性，以及中国古代的发明和技术，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早期研究与探讨，成为美国最早的汉学家之一。
从丁韪良的身分属性及主要活动的角度来分析，他在华工作了近六十年、其中三十余年从事教育工作，因此不应当将他纯粹看成一位外国来华传教士，这是对神圣的教师职业的亵渎！应当称丁韪良为近代西方来华着名传教士、教育家及学者，或称为着名传教士兼教育家及学者；称他为着名传教士，是因为他写作刊印了《天道溯原》等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的传教着作，从事了较长时间的传教活动，并是美国长老会北京传教团的创办人和开拓者；称他为着名教育家，是因为他曾长期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后又任总教习兼公法、格物、富国策教习，北京崇实馆校长，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湖北济美学堂总教习兼仕学院公法教习，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较有贡献；称他为着名学者，是因为他精通几种语言，学贯中西，一生着述甚丰，留下了五十余部中英文着作及译着，百余篇中英文各类文章，对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宗教、语言、文字、诗歌、习俗等均有研究，对国际法、经济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也有一定研究。对丁韪良的身分属性这样定位，也是忠于历史事实。笔者在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将要叙述， 1869年12月1日，丁韪良辞去服务了二十年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职务，专职在京师同文馆工作，直到1906年才恢复与长老会的关系，重新成为传教士。在此期间，他虽然写过一些传教文章和书籍，但并非以传教为职业，而是一位教师、总教习和西学总教习等，主要从事教学、同文馆管理及中西文化交流，故此阶段应将他看成是一位教师或学者。他在英文回忆录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花甲忆记》）的序言中也曾讲：「我生活在中国……除了当传教士外，还当过清政府的雇员。」因此，承认他是近代西方来华着名传教士、教育家及学者，是正确评价他的开始，而将他始终视为传教士，本身即是一种歧视性评价。
当然，由于观察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文化差异及其他因素，包括政治因素，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丁韪良的评价，与美国及台湾存在较大分歧。中国大陆学术界在20世纪50至80年代基本上认为，丁韪良在华的活动是进行文化侵略及向中国人灌输奴化思想，在义和团时期是个「动手抢劫的强盗」。近年仍有学者认为他以基督教征服中国为职志，忠诚于传教事业，反对中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在同文馆「充当了殖民主义的代言人和辩护人」，是赞成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消除中国人对西方和基督教的抵抗的传教士的典型代表，并带着这样的殖民心态译介系列国际法着作。西方及美国学者则认为他是「杰出的传教士学者和教育家，在中国期间翻译了许多基督教作品，并指出中国官方学习西方及其具体实践的道路和方向」，他是 19世纪晚期在中国的着名外国人之一，伟大的新教传教士，近代中国国家教育之父，并极大地促进了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他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樑，是一位在交叉文化学科间从事艰难交流的进步的先驱者。
三、
笔者深知丁韪良是一位在中国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复杂的历史人物，学术界对他的评价至今仍有很大分歧，同时对他的研究又较为欠缺和薄弱，有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尚付之阙如。在此条件下，为了全面性研究评价丁韪良在中国近代化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地位与作用，推进对丁韪良及西方来华传教士群体的研究，因而选定这一课题作为笔者的博士论文。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又发现，学术界有关丁韪良及其译着的许多史实存在错讹，应加以考证辨析，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本书是在2008年5月完成，以笔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所修改定稿。全书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笔者是第一位直接使用美国所保存的丁韪良历史档案的中国大陆学者。过去，美国学者诺玛‧博恩斯（Norma J. Burns）和拉尔夫 ‧柯维尔（Ralph R. Covell）在其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及着作中，使用了美国长老会历史协会、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保存的丁韪良通信档案，对较多与丁韪良有关的史实叙述较为可信，中国学者只能转摘引用。笔者查阅、使用了1850至1907年间丁韪良的部分书信材料以及其他档案资料，使本书相关问题的叙述较为深入。
第二，笔者在本书中引用了大量在中国大陆无法查到的英文资料，对丁韪良及其着述、译着中史实叙述的混乱错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辨析，订正了较多史实。过去，学术界由于查阅资料的局限，在丁韪良相关史实叙述中的错讹现象几乎随处可见，并出现了不应有的政治「诬陷」，如《万国公法》、《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富国策》的原书作者、翻译蓝本等。笔者使用了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及其他着名图书馆的英文及法文、德文资料，以及大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各馆的原始古籍藏书进行考证研究，对相关问题的分析考证基本上是真实、确凿、可信的，对今后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笔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学术界肯定。
第三，本书採用专题研究形式，对丁韪良的中国文化观、丁韪良与西方国际法在中国的奠基及传播、丁韪良与晚清教育的近代化、丁韪良向中国介绍的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及社会科学知识等主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与深入探讨。这些问题，过去学术界只有简单介绍。笔者的详细深入研究，不仅填补了研究空白，也解决了研究薄弱的问题，推进了相关研究。近年，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丁韪良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包括王文兵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着《丁韪良与中国》，沈弘教授翻译的三部丁韪良英文着作《花甲忆记》、《汉学菁华》、《中国觉醒》，以及丁韪良其他着作、译着的点校整理出版等。
在丁韪良研究及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本书的出版如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就达到了笔者的目的及追求。丁韪良是一位在中国政治、教育、宗教舞台上活动了近六十年的历史人物，从时间上来讲，超过了李鸿章。本书不是丁韪良的传记，不可能全面叙述、分析和评价丁韪良在华所从事的所有活动。限于篇幅，有些问题未能进行深入论述和探讨，如丁韪良的传教活动、丁韪良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丁韪良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美双方的谈判、丁韪良与尚贤堂、丁韪良在义和团时期的言论活动及其评价、丁韪良与京师大学堂等。笔者并不否认丁韪良具有对华的侵略意识、言论及活动，认为应当将这些史实叙述清楚，并对他伤害中国人民的言行加以批判，但这不是丁韪良在华近六十年思想与活动的主要方面。同时，笔者还认为丁韪良对中国有一定的感情，在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及其历史文化中倾向正面的描述。丁韪良的传教士背景及上述因素，构成了他本身的复杂及难以盖棺定论，这些也可能影响到笔者对他的评价。如果本书在对丁韪良的评价中有不当之处，敬请学术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我不得不说，《丁韪良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震撼是难以言表的。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历史人物的书，更是一部描绘近代中国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与西方世界展开一场深刻而复杂对话的史诗。作者的叙事风格极为独特，他并非照本宣科地讲述历史，而是以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视角，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那个时代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我被书中对于丁韪良个人生活细节的描绘所深深吸引，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片段，却能折射出那个时代大背景下，文化交流的种种不易与精彩。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西方知识的介绍，以及他在这两者之间所扮演的“翻译者”和“沟通者”的角色，都写得十分到位。书中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对传教士的态度，都有细致入微的刻画，这使得整本书的叙事更加立体和生动。它让我深切感受到，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智慧、勇气，更需要对不同文化的尊重与理解。这本书，让我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评分《丁韪良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这本书，与其说是在讲述一个历史人物的传记，不如说它打开了一扇理解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窗户。作者的叙事手法极为高明，将宏大的历史背景与微观的人物互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读这本书，我感受到一种抽丝剥茧般的阅读体验，每一个细节都仿佛被精心打磨过。书中对于丁韪良在华传教、办学，以及对中国科技、医学、教育等领域的影响，都有详实的考证。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作者如何从这些表面事件的背后，挖掘出更深层次的文化意涵。例如，丁韪良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理解，以及他如何试图将西方科学知识引入中国，这其中涉及到的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融合，都写得鞭辟入里。书中对于中西方在教育理念、治学方法上的差异，以及丁韪良如何在这种差异中寻求自身定位的描写，尤其令我印象深刻。这并非简单的文化输出或输入，而是一种双向的、充满张力的互动过程。读完之后，我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冲击下的选择，有了更为立体和 nuanced 的认识。
评分《丁韪良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深刻感受是，历史人物的意义，往往不在于他们的孤立事迹，而在于他们所处时代的脉络以及他们与时代碰撞出的火花。作者以丁韪良为切入点，生动地展现了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一场深刻而漫长的文化对话。我被书中对于当时社会思潮的描绘所深深吸引，那些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讨论，关于科学与迷信的争议，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抉择，都以一种极为鲜活的方式呈现在我的面前。丁韪良的个人经历，成为了理解这些宏大命题的绝佳载体。书中对于他如何在中国社会中扮演多重角色——传教士、学者、教育家——的描写，尤其发人深省。他并非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传播者，更是一个文化的观察者和思考者。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深刻，将他置于那个时代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中，展现了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穿梭、适应、影响，以及被影响。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近代中国在文化转型时期的艰难与不易，以及那些在东西方文化夹缝中努力探索的人们的智慧与勇气。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可谓是既厚重又充满启发。作者在《丁韪良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不仅仅是在梳理历史事实，更是在探究文化交流背后的深层逻辑。我尤其欣赏的是，作者在展现丁韪良个人经历的同时，始终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他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那个时代无数文化交汇点上的一员。书中对于丁韪良在科学、医学、教育等领域的实践，以及他如何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精英进行思想交流的描写，都令人耳目一新。我尤其被书中关于他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他如何试图在传播西方知识的同时，尊重并尝试理解中国本土文化的描写所打动。这并非一种简单的全盘否定或全盘接受，而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夹杂着探索与妥协的复杂过程。书中对于当时社会不同群体对丁韪良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态度，也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这使得整本书的叙事更加丰满和多元。它让我深刻感受到，文化交流并非一条单行道，而是充满了未知与挑战的旅程。
评分读罢《丁韪良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亲历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历史事件，而是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将我带入丁韪良这位传教士与中国社会互动交织的宏大叙事之中。作者对史料的挖掘之深，令人惊叹，不仅有官方文献，更有大量私人书信、日记等一手资料，使得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尤其是对丁韪良在京期间的活动，从教育、科学到社会习俗的观察，都有细致入微的描绘。我尤其被书中关于他如何在中西思想碰撞中挣扎、如何试图寻求一种平衡的描述所吸引。他并非全盘接受西方观念，也并非完全否定中国传统，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找沟通的桥梁。这种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作者的笔触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让我对那个时代背景下，个体在巨大文化冲击下的选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书中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西方文化的反应，从士大夫的疑虑到普通民众的好奇，都进行了生动的刻画。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一个外国人的书，更是一面映照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复杂面貌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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