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简史:从孙文到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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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中国革命简史》,是唐德刚教授一九六○年代用英文写就、以英文读者为对象的通史着作,可惜在他生前未能出版。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古苍林、夏沛然两位先 生,花费大量时间心血,将这部着作不失原貌地翻译为中文,献给中文读者,也许可以为唐德刚作品集「民国通史」系列略作补充。

  中国从晚 清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数十年,是历史大转型的关键时刻,一转百转,错综复杂。随便描绘一事件或一历史人物,都是千头万绪,令人无所适从。唐先生的 《中国革命简史》,大笔一挥,把这数十年间的荦荦大事,勾画得轮廓分明,脉络清晰。全书言简意赅,风格独特,力图超越党派私见和学派偏见,是一个有深湛功 力的专业历史学家特意为普通读者所写的通俗史书,值得一读。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唐德刚(一九二○~二○○九)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安徽省合肥县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着有《李宗仁回忆录》(中英文版)、《顾维钧回忆录》(英文原着,纽约时报系发行,大陆有中译本)、《胡适口述自传》(中英文版)、《胡适杂忆》(中文版)、《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华盛顿大学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张学良口述历史》、《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中国革命简史:从孙文到毛泽东》、《五十年代底尘埃》、《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中国之惑新编》、《战争与爱情》(远流)等书,另以中英文分别出版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国旧金山,享寿八十九岁。

译者简介

古苍林


  美国卫斯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 Connecticut)数学博士,前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The City College, CUNY)数学教授,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员。

夏沛然/审校

  联合国中文处笔译,一九九九年退休。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员。

图书目录

□健笔写卓识 (代序) 于仁秋
□译者的话 古苍林、夏沛然

第一部  满清的崩溃
第1章    满洲帝国的衰亡
第2章    孙文与兴中会的兴起
第3章    知识分子的反叛
第4章    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第二部  民主革命的失败
第5章    议会政府的尝试与失败,以及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
第6章    权宜专制还是世袭独裁?
第7章    从帝制到军阀割据

第三部  新方向
第8章    新舞台:经济转型,文化真空
第9章    中国共产党之创建
第10章    国民党改组
第11章    提心吊胆的蜜月
第12章    北伐与清党

第四部  割裂的革命
第13章    从机会主义到冒险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内斗(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第14章    国民党清党后的派系斗争(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第15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和毛泽东崛起
第16章    第二次蒋汪合作与共产党长征

第五部  抗日统一战线
第17章    南京的派系政治与西安事变
第18章    抗日战争(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第19章    共产主义在战时的扩展
第20章    珍珠港事变后的中国与同盟国:史迪威事件

第六部  国民党政权的衰落与崩溃(未完成)
第21章    国民党政权的朝代式腐败
第22章    少数党的庆典:社会民主人士的好日子
第23章    「联合政府」对抗「宪法」政府:马歇尔任务的失败
第24章    短暂王朝的终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
 

图书序言

健笔写卓识(代序)

于仁秋


  唐德刚教授这本《中国革命简史》,是他一九六○年代用英文写就、以英文读者为对象的通史着作。我们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古苍林、夏沛然两位先生,花费大量时间心血,将唐教授这部着作不失原貌地翻译为中文,献给中文读者。译稿完成即将付梓之际,古、夏两先生及我们学会的会长禤福煇先生命我写一序言。我读了译稿,有些体会想法,斗胆写在下面,权作小序,求教于方家。

  唐教授这部写于五十多年前的书稿,我们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同仁今天仍郑重向中文读者推荐,主要是觉得这部书言简意赅,条理分明,在扼要叙述基本历史事实的同时,力图超越党派私见和学派偏见,呈现对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综合性、批评性的理解和阐释。很可惜,这部具有唐教授独特风格的史书,在他生前未能出版。

  这部着作的一个特点,是在要言不烦的历史叙述(narrative)中呈现出精致的历史分析。唐教授的这一写作风格,既显示了他对传统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也体现出他受过西方现代史学的扎实训练。唐教授在他的中文历史论着中常常提到,学习历史要有概念化的理解(conceptualunderstanding),而概念化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史料的深切把握之上。唐教授在少年时代读过《资治通鉴》、《史记》等中国史学名着,受过中国传统史学的熏陶;在大学时代得到顾颉刚、郭廷以等名师指点,领会了现代历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一九四○年代末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博士,受到当时正蓬勃发展的现代西方史学的全面训练,对社会科学在现代史学发展的作用、宏观史学、比较史学都有研究和领悟,同时他还成为中国近代口述史这一新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唐教授在一九六○年代写作《中国革命简史》时正值壮年,他的传统学识、现代史学训练为他写作此书作了充足的准备,而他个人的秉赋和才气,让他在写作这部着作的具体实践中,发展出在简明扼要的叙述文字中呈现概念化理解的独特风格。

  本书各章,短的七千多字,长的一万三千来字,都在有限的篇幅中叙述了主要的历史事实、描绘了历史过程,同时呈现了对历史事实有「概念化理解」的消化之后的历史分析。我们试读第八章「新舞台:经济转型,文化真空」,便可看到唐教授将经纬万端的历史变化有条不紊地综合叙述的文字功力,和他将自己的概念化理解、历史分析举重若轻地通过既简明又紧凑的历史叙述来表达的高超技巧。在这一章中,唐教授对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变化──金融业(银行以及相关行业)、工业(纺织业、烟草工业等)的发展、劳工阶级的形成发展、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都作了扼要叙述,并在这些扼要叙述中,自然带入为什么新兴的金融业银行家、工业资本家、城市劳工、新一代知识分子都反军阀、反外国帝国主义的历史分析。

  唐教授的这种写法,是他一生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过的「将社会科学应用于历史」的具体实践,以求获得对历史的全面理解。现代历史学家将社会科学引入历史研究,纠正传统史学偏重政治史的倾向,同时注重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努力获取对人类历史活动的全面、总体的认识理解。传统史学偏重政治史,从现代眼光看,是一大缺陷,但并不是说政治史不重要。唐教授这部《中国革命简史》,仍然主要是一部政治史,但这是一部具有现代眼光、主动接受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有益影响的政治史。政治史其实非常重要,那些博採现代社会科学之长的好的政治史,对读者学习历史常有事半功倍之助。与传统的历史只集中于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不同,唐教授这部《中国革命简史》在描述一八四○年代到一九四○年代百年间中国政治变迁的同时,也勾勒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力图理解各种政治力量形成发展的经济、文化背景,国内、国外因素,并探讨影响不同阶段政治人物的政治、军事行为的历史、文化因素,以求获得对近代中国百年史的整体性认识。

  唐教授的这部有现代眼光的政治史,得益于却并不受限于社会科学。唐教授将社会科学应用于历史研究,并不是用社会科学取代历史。他虽然强调现代历史学家应该而且必须学习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以求获得现代眼光,他的历史写作依然深植于史学的优良人文传统,重视对人和社会的复杂性的全面分析、对长时段中历史曲折变化的融会贯通的理解,和以简洁、有个性的语言表达历史学家自己独特见解的文字技巧。与社会科学家不同,唐教授并不要建立什么「模式」(model,比如说「革命模式」),他在他的着作中,尽可能通过描绘具体的人和事,把他对历史发展脉络的理解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这样的历史写作中,他充分吸收了现代社会科学的营养,同时继承发扬了历史学的优良人文传统。

  唐教授以现代眼光来写中国近代政治史,最留意的是制度变迁。略微读过他的历史着作(如《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毛泽东专政始末》)的海内外中文读者,都知道他老人家讨论近代中国的「转型」,讨论了几十年。唐教授指出,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一部「转型」的历史,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其中的关键,是从传统的「帝王专制」转型到现代的「民主政治」。由于「帝王专制」是建立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宗法制度、官僚体制、政治伦理之上,有两千多年的深远传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废除,而现代「民主政治」是在西方先发展起来的、一整套数百年摸索形成的「生活方式」,亦不可能很快为中国人接受实践,因而中国的政治转型便艰险异常,痛苦万端。唐教授数十年反反覆覆讨论中国的转型,政治制度的转型,因为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问题,反覆出现的基本问题,无数志士仁人为它困扰,为追求解决此一问题的答案而作过多种探索努力。唐教授的讨论,便是对近代中国人在此次转型时期的种种探索努力的思考和检讨。他的历史着作,力图对中国人的实际历史经验作出总体概括,因此他的叙述视野恢宏。

  唐教授对近代中国史──尤其是制度变迁史──的基本观察和分析,已大部分在这部书中扼要地呈现;他晚年退休之后的中文论着,仍然讨论这些基本问题,只是增加了更多的引申和阐释。

  本书第二部「民主革命的失败」共有三章:第五章「议会政府的尝试与失败,以及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第六章「权宜专制还是世袭独裁?」,第七章「从帝制到军阀割据」,将从辛亥革命到军阀割据这十几年间的主要事件有条不紊地综合叙述,着重分析那场建立共和制度、议会政府的「民主革命的失败」的种种原因和后果。我们若将本书和唐教授晚年的中文历史着作对照着看,便会看出他对这段历史的基本分析、主要观点已在本书中呈现。

  唐教授的基本观点是,虽然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共和制度,但中国社会尚缺乏现代民主制度运作的各种条件,因而这场民主革命很快失败了。唐教授的这个基本观点,是冷静的历史分析,既不将欲恢复帝制的袁世凯脸谱化(如通俗史话中的「窃国大盗」),也不讳言在国民党官史中被神化的「国父」孙中山在失望之余曾毫不动摇地要搞「权宜专政」。唐教授只是根据客观事实冷静地分析,得出的结论超出党派私见。唐教授在他晚年着作《袁氏当国》中,对美国教授古德诺(FrankJ.Goodnow)受袁世凯所请分析共和、君主立宪何者更适合中国的那套理论、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那篇大文章,都有详细的讨论,而他的主要观点,早已在《中国革命简史》中扼要阐述。由壮及老,唐教授对中国转型时期的「政治制度之转型」,确确实实是关注了一辈子,思考了一辈子,「曲不离口」地讲了一辈子。

  唐教授这本《中国革命简史》是一部以普通美国读者为对象的通俗历史书,所以他选择用生动的历史叙述来表述概念化的理解和历史分析。很多时候,唐教授会不露斧痕地用讲述具体生动的故事的方法来呈现「概念化理解」。举例来说,唐教授在描述共和制度逐渐被袁世凯恢复帝制所取代的历史过程的叙述中,呈现了辛亥革命时中国尚未具备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这一「概念化理解」,同时他简要地记述了两个故事,借以说明在强大的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仍然主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历史环境中,新的共和制度难以运行。第一个故事是袁世凯干涉唐绍仪总理职权,唐绍仪为维护宪法尊严与之抗争,当时舆论却大多循传统政治伦理支持袁世凯而指责唐绍仪。读者稍一回味,便会理解,在那样的舆论场中,受过美国教育、对现代共和宪政有正确理解并敢于坚持原则的唐绍仪,除了愤而辞职之外,别无选择。第二个故事讲的是袁世凯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当皇帝,只是经过一系列的事变和长时间的犹豫挣扎,他才终于决定废除共和恢复帝制,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家族迷信,认为他登上皇帝宝座便可避免袁氏家族中数代男性活不过六十岁的传统厄运。唐教授晚年在他的中文着作对此故事有更详细的讨论--唐教授很认真地指出,袁世凯本是旧时代过来的旧人物,他头脑中有旧观念、迷信思想一点都不奇怪,而这类旧观念、迷信思想在某种关键时刻会对这类人物判断形势、拍板决策起决定性的作用。

  唐教授在英文的《中国革命简史》中记述了这两个故事,使他的恢宏的「概念化理解」得到鲜活具体的历史细节的支撑。我写这篇读书心得写到此处,受好奇心驱使,查了几本英文的中国近代史着作,发现他们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大同小异,但都未收入这两个故事【1】。我便问:为什么唐教授会在极有限的篇幅里,讲述了这两个其他历史学家都忽略的具体故事呢?我只能说,唐教授这样选材,自有他独特的历史、文化敏感。晚年为迷信所误的袁世凯死了差不多一百年了,我们今天读时下的新闻报导,得悉中国政府的许多高官仍然拜佛求卦、烧香修墓,两相对照,想想这些人的脑瓜和袁世凯的脑瓜到底有哪些不同,就不得不佩服唐教授的历史、文化敏感。后世史家写中国廿世纪末、廿一世纪初这段历史,若只描述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过程,完全不提高官迷信的现象,则不免有所欠缺。

  当然,任何一部历史着作都难免有所欠缺。唐教授这部《中国革命简史》,是在一九六○年代写成的,唐教授生前未能出版,也未能加以修订。因此,这部《中国革命简史》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唐教授在写作本书时,不可能看到七十年代以后才有可能看到的公、私史料。本书的两位翻译者古苍林、夏沛然先生曾在翻译过程中多次讨论过怎样处理这一问题;我和禤福煇先生也参与了讨论。我们曾经考虑过,是否以提供「译者注」的办法,将唐教授当年未及见而现在已在互联网上公佈流通的新史料提供给读者。后来觉得,如果这些新史料在互联网上一索即得,有兴趣的读者自然自己会做,我们就不必代劳了。因此,除了注明少数很明显的由于「未及见」而造成的错讹、遗漏,本书翻译者尽量不加注释,只保留了原稿原注。

  《中国革命简史》「未及见」书稿完成后数十年间涌现的新史料,固然是一欠缺,却也是历史写作本身先天的限制。中国、西方的不朽历史名着《史记》、《罗马帝国衰亡史》,都有对后来才出现的史料「未及见」的欠缺,却无损它们是公认的伟大的历史着作。有「未及见」欠缺的伟大历史着作依然伟大,是因为这些名着见识卓越、文体优秀。如果只着眼于「未及见」,不知欣赏卓越的见识和优美的文体,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明朝张岱编辞书《夜航船》,本意是提醒着作者不要犯技术性、常识性的错误,不然会被那些死记人名、官爵、年号的「两脚书橱」挑刺、「掩口笑之」;而张岱在四百年前对那些「两脚书橱」的观察剖析,在互联网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生活形态(包括阅读习惯)的今天,仍极富启示。张岱在该书序言中说,那些略读过些书,记得一些基本常识的人,自以为「博学」,其实他们根本不懂何为见识,何为「文理」,因此这些「两脚书橱」若见某人某书有一技术性常识性错误,便认为「可耻孰甚」,加以嘲笑攻击。张岱对「两脚书橱」的深刻剖析,一针见血,不留情面:因为这类两脚书橱不懂「文理」,没有见识,所以他们炫耀博学的种种议论,「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张岱,〈夜航船序〉)今天的网络时代,给愿意见贤思齐的两脚书橱提供了开阔眼界、提升见识的条件,却也让那些依然故步自封的两脚书橱有了寻觅、嘲笑技术性常识性错误的巨大空间。人生苦短,与两脚书橱纠缠无益,不如将时间花在细读有见识、有文采的书上。

  然而,严肃认真的读者自然仍会问,撇开两脚书橱不说,「未及见」这一缺失是否影响到唐教授这本《中国革命简史》的「见识」?我通读《中国革命简史》后的印象是,对某些具体史料「未及见」这一客观历史局限,并未影响到唐教授在这本书中所呈现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把握,而且他在一九六○年代写作此书时,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史料的掌握达到了那一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如前所述,参与本书翻译、整理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同仁都认为,本书虽有「未及见」,毕竟有所见,所以值得翻译出版贡献给读者。

  中国近现代历史丰富复杂,中、外历史学家所写的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籍成百上千种,读不胜读。唐教授这本简明扼要的《中国革命简史》,通过具体生动的「人的故事」,表达阐述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批判性的理解,是一个有深湛功力的专业历史学家特意为普通读者所写的通俗史书,值得一读。唐教授在本书所呈献的历史分析,每每有独特的见解和表达,值得细细品味。如前所述,若将唐教授这本简史和他晚年的中文历史着作对照着读,便可见到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甚至是中国周秦以来的历史)中长时段中反覆出现的大问题──尤其是制度变迁方面的大问题,认真地讨论了一辈子。而唐教授的史识和文采,早年得到史学名家的赏识,晚年则广受读者的欢迎和认同。早年,唐教授还在读大学时写的论文〈中国郡县起源考〉,便着眼于「郡县起源」这样的制度变迁的大问题,认为「郡县制度是数百年间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中逐渐形成的」;这篇论文受到顾颉刚教授的赏识,称赞它「有眼光、有裁断」,「文笔亦能达出」。(《晚清七十年》,【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远流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页二七八。亦见吴章铨口述访问未刊稿。)晚年,唐教授根据他数十年的观察思索,将中国近代转型必须走过的复杂而曲折的历史过程,比喻为扬帆穿越充满惊涛骇浪的「历史三崃」,用最生动形象、最具有中国韵味的文字来表达他抽象的「概念化理解」。如今,凝结了唐教授的卓越史识和他将卓识化为常识的非凡文采的「历史三崃」一词,频繁出现于学术着作、媒体评论之中,成为广被使用的当代汉语辞汇之一,这种读者的自觉认同,显示唐教授已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他的痕迹。

二○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注释
  【1】我查阅的英文中国史着作有下面这几本:
  JonathanD.Spence,TheSearchforModernChina,W.W.Norton,3rdedition,2013.  ImmanuelC.Y.Hsu,TheRiseofModernChina,OxfordUniversityPress,6thedition,2000.    JohnKingFairbank,TheUnitedStatesandChina,HarvardUniversityPress,4thedition,1983.
JohnKingFairbank,TheGreatChineseRevolution1800-1985,Haper&Row,1987.
R.KeithSchoppa,RevolutionandItsPast:IdentitiesandChangeinModernChineseHistory,PearsonPrenticeHall,3rdedition,2012.

  唐德刚教授写历史、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每有人不能及的独特敏感、锐利眼光和精确表述。近年来,研究林彪「九一三」出逃事件的着作越来越多,不少学者多方考证,下笔万言;我想起唐教授在《毛泽东专政始末》一书中对此有所评论,于是找出来又读一遍:林彪的逃跑,非正常的逃跑也,而是一种变相的「越狱」。(《毛泽东专政始末》〔远流出版公司,二○○五年〕,页二二一。)

  我再读这段唐教授写于一九九九年的评论,不禁叹道,「变相的越狱」简朗五个字,不仅写活了林彪的绝境,更写活了毛泽东的绝情,传神地描绘了帝王专制回光返照下的那场恶斗,不知胜过多少人的千言万语!

译者的话

古苍林 夏沛然

  一九六○年代初,唐德刚先生和美国的出版商CrowellCollier(英、美大出版商MacMillanPublishing的前身)签约,写一本叫《中国革命简史:从孙文到毛泽东》(AShortHistoryoftheChineseRevolution:fromSunYat-sentoMaoTse-tung)的英文民国史。这是一本有三卷的大书,卷一、卷二是正文,分为六部二十四章(参看本书目录)﹔卷三是资料和书目(SourceBook)。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书始终没有出版。

  后来唐先生和师母移居加州,委託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整理他的书籍稿件。我们只找到本书的第一、二两卷,第三卷则不知去向。全部共有单页、双行英文打字原稿约七百余页,而且第二卷的最后四章,仅余下一些改得很厉害的残稿。已经写完的共有二十章,到一九四四年的史迪威事件为止。

  写一本有特色的民国通史,是唐先生作为历史学家一生都没有忘怀的事。他在一九八○年代还建议创立「北美中华民国史学会」(HistoricalSocietyforResearchonRepublicanChinainNorthAmerica)。根据汪荣祖先生的记忆:

  (德刚)原意要大家合写一部民国史,搞一个民国史研究的第三势力。他有鉴于当时大陆与台湾研究民国史都不免受到政治的干扰,所以认为我们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汪荣祖,〈「弃民身世两心知」:怀念唐德刚教授〉,《传记文学》第九十五卷第六期〔二○○九年十二月〕,页五五。)

  这个学会在一九八三年八月成立,定名「北美二十世纪民国史学会」,纽约圣约翰大学的李又宁教授任首届会长。后来因「通史性质的民国史研究很难获得青眼」(汪荣祖,同上,页五六),学会又改名为「北美二十世纪中华史学会」,也不再以民国通史为研究重点了。

  但唐先生写中国近、现代通史的宿愿未泯,退休后就定下写作计划,要写一部包括晚清政府篇、北京政府篇、民国军阀篇、人民政府篇和国民政府在台北篇等五篇的巨册。《晚清七十年》(晚清政府篇)、《袁氏当国》(北京政府篇)和《毛泽东专政始末》(人民政府篇)先后出版,一时传诵华文世界,成为最畅销的历史读本之一。此后,唐先生着手研究近代军阀,写了一系列有关段祺瑞的文章,但民国军阀篇还未成书,唐先生遽然长逝。 
  
  唐先生的遗稿委託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全权处理。在二○一二年一月,学会和台北的远流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唐先生原来「中国近、现代通史」计划中余下的国民政府在台北篇,却因为他的仙逝而永远无法完成。学会有见及此,在二○一○年就有了把《中国革命简史》翻译为中文的构想。虽然这书着述于一九六○年代,而且是写给美国人看的,但唐先生对中国从一九一一到一九四五年这段历史的解释和看法已经成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简史》也许可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唐德刚作品集「民国通史」系列略作补充。

  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原来计划将本书完整的二十章,由数人合译,每人译若干章,然后合成一册。后来考虑到每人行文的风格不同,合成时会发生文字无法统一的问题。最后决定由古苍林负责翻译,夏沛然负责审校,二○一一年夏天开始翻译,二○一三年六月完成了全书。

  翻译唐先生英文的《中国革命简史》,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首先,书中人、地、机构、组织、军队、职位、事件等等的名称和直接的引文都必须还原为中文。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处于资讯时代,大部分的东西可以上网查核。没有这些网上搜索机器的帮助,翻译的工作将困难百倍。还有许多历史事件发生的年、月、日,登场的人物和发生事情的时序,也要一一查核。这些方面的错漏,都是译者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严谨所致。希望读者随时留心指出,以便再版时更正。

  其次,任何好的翻译都是在理解原文的意思之后,用通畅明白的中文把意思表达出来,不能逐字逐句地硬译。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付诸实践却往往知易行难,写出来的文字常常难以摆脱原文的束缚。我们虽然努力想避免翻译腔,但难免有时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辞汇,或是句子的安排不合中文习惯,出现词不达意、诘屈聱牙的现象。为此,全书译毕,我们还请了几位朋友细心校读修改。

  唐先生的中文写得文采飞扬、挥洒自如,这是大家熟知的。这本书如果由他老人家亲自译写,自然又是另一本经典「唐派历史」(杨天石教授语)。我们力有不逮,无法学步,只能尽量做到通顺、清楚而已。不过,书中有些章节或内容在唐先生后来的一些文章中也曾提及。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尽量引用,希望能够再现唐先生的原貌。英文书中还有一些直接引用的句子,我们多方搜寻后如果找不到出处,就只能自译。

  中国从晚清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数十年,是历史大转型的关键时刻,一转百转,错综复杂。随便描绘一事件或一历史人物,都是千头万绪,令人无所适从。唐先生的《中国革命简史》,大笔一挥,把这数十年间的荦荦大事,勾画得轮廓分明,脉络清晰。如果用花卉来比喻历史,那么《中国革命简史》就像一本齐白石的画册,每幅都是寥寥数笔而形态神韵俱全。这是我们译毕全书后的感受。

  英文书籍一般称孙中山为Dr.SunYat-sen,本书亦如此。但唐先生以为「中山」一名,是来自孙一度用过的日本化名之一的「中山樵」。但孙本人从未自称中山,他生前所习用的,以及有关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孙文」。为此,唐先生在他的《晚清七十年》还写了一段「为孙文正名」。(【伍】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远流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页一二九~一三一。)唐先生的结论是:「史家正式执笔为他纪事或作传,则该用他的本名『孙文』,不该用『孙中山』了。」所以本书译Dr.SunYat-sen为「孙文」,而不是一般通用的「孙中山」。特此说明。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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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相当朴实,没有华丽的插图,只有简单的字体和一抹暗红,仿佛预示着书中内容那股沉甸甸的历史分量。我一开始是被“简史”这两个字吸引的,毕竟中国革命那段历史的复杂程度,想必用“简”来概括,一定是经过了相当精炼的提炼和梳理。翻开第一页,便感受到一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感,作者的笔触不像某些学术著作那样枯燥,反而像是与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在进行一场深入的对话。他没有一开始就抛出宏大的理论框架,而是从一些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入手,一点点地铺陈开来。读到关于辛亥革命的部分,我仿佛能看到当时革命党人那份虽然充满理想却也夹杂着些许迷茫和无奈的挣扎。孙中山先生在书中呈现的形象,既有他坚定的革命意志,也有他作为一位革命领袖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无数次尝试的艰辛。作者对那个时期各个派系之间的博弈,以及不同思想的碰撞,都有着鞭辟入里的分析,虽然是“简史”,但绝不含糊,反而展现出一种高屋建瓴的洞察力。我特别喜欢作者对历史细节的刻画,例如一些革命党人在秘密集会时的紧张气氛,或是他们在筹款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这些细枝末节让我觉得历史不再是冰冷冷的文字,而是鲜活的生命在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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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书时,我其实有些忐忑,担心“简史”两个字会让内容流于表面。但读下来之后,我的顾虑完全被打消了。作者在结构安排上非常有条理,他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革命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的全过程,每一个重要阶段的转折点都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孙中山先生在书中被塑造成一位伟大的先行者,他的革命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演变的,以及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方面的历史功绩,都得到了详尽的描绘。而当笔锋转向毛泽东时,作者则展现了另一番景象。他着重描写了毛泽东如何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他对早期共产党人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对革命道路上的反复探索,都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我特别欣赏作者对革命过程中那些关键性会议和事件的解读,比如遵义会议,作者不仅仅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深入剖析了这次会议在纠正错误路线、确立新领导核心方面的重要意义,以及它对整个中国革命走向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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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字风格非常吸引人,读起来有一种流畅的叙事感,让人不知不觉地沉浸其中。作者在处理历史人物时,并没有刻意去神化,而是展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们也有过困惑、有过失落,但正是这种真实感,才让他们更加伟岸。孙中山先生在书中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更是一位充满理想和坚持的革命家,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展现了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呕心沥血的一生。而当涉及到毛泽东的部分,作者则侧重于他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他如何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代伟大的革命领袖,书中的叙述既有宏观的理论分析,也有微观的具体事例。我尤其喜欢作者对革命时期社会变革的描述,他没有回避革命带来的阵痛,但也清晰地阐述了革命如何为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中对于革命进程中的战略战术的分析也相当精彩,让我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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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我一直在寻找一本能够清晰、系统地梳理中国革命历程的书籍,而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的需求。它并没有回避革命过程中那些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而是以一种较为客观的态度,展现了不同人物和派系在历史舞台上的博弈。孙中山先生在书中的形象是清晰而鲜明的,他的革命理想、他的探索与奋斗,以及他所面临的局限性,都被作者一一呈现。而当叙述进入毛泽东的时代,作者则展现了他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他如何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我特别欣赏作者对革命时期不同力量的分析,他不仅关注了领导者,也关注了基层民众的反应和参与。书中对革命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军事斗争层面,更深入到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这种多维度的审视,使得我对中国革命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非简单的线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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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要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绕不开“革命”这两个字。而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通往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大门。作者的叙事角度非常独特,他没有将革命仅仅看作是一场单纯的政治运动,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尤其是在论述毛泽东的崛起时,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套用“天命所归”或是“历史必然”的说法,而是深入剖析了他如何把握时代脉搏,如何与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建立起深刻的联系,以及他所提出的那些具有开创性的思想是如何逐渐深入人心。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土地革命的章节,作者细致地描绘了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土地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以及革命如何一步步瓦解旧有的社会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社会形态。书中对革命期间的军事策略和组织建设也有着独到的见解,这让我看到了革命背后那严密的逻辑和非凡的智慧。作者在评价人物时,也显得相当客观,既肯定了他们的贡献,也指出了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没有简单的脸谱化,这使得整个叙述更加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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