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本逼人深思的书─裴毅然《延安一代士林》/钱理群 (一)
酷暑中读完裴毅然先生这本好沉重的书─不仅是书的篇幅「重」,更是其内容之「沉」,我长长吐了一口气:此书的出版,正当其时!
我这么说,基于我对当下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一项判断。约于2010年初,郭小川(他正属于本书所研究的「延安一代」)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我有一篇发言,谈到如何认识「革命时代」和当下「我们的时代」,这两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时代,「实际上是当下中国知识界、思想文化界、学术界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并且有这样的分析:「据我的观察,存在着四种倾向。一是对革命时代和当下中国现实的全面肯定和赞扬,将革命理想化、现实盛世化;二是对革命和现实都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以至全盘否定;三是肯定革命年代而否定现实社会;四是肯定现实而否定革命时代。」事实上,这些不同倾向,已经有了理论上的表述,一方面是党内毛派唿吁「回归毛泽东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集权为民」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另一方面,党内民主派高扬「民主社会主义」,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以「宪政民主」为中心的零八宪章等等,其背后都隐含着对革命时代与当下时代的不同评价与态度。在发言中,我还谈到自己的困惑:
这四种倾向,在我看来,都有两个特点,一是观点明快,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二是立场、观点在先,缺乏具体的分析、研究。谈历史,实际上对历史了解甚少,根本没有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讲现实,多从感情、道德、义愤出发,缺乏具体实际的调查研究,更不用说理论的辨析和批判。我的困惑在于,尽管我自有必须坚守的基本信念和基本判断,但我更愿意把问题看得复杂一些,对所有过于明快的判断,我都有些怀疑,总觉得在明快因而痛快的背后,遮蔽了一些东西。因此,在对历史与现实作出判断时,我常常犹豫不决,即使作出了一些判断,也有些心虚,自己就先怀疑起来。这样的立场就显得不够坚定,在这处处要求站队的时代,就不免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
在发言的最后,我还表达了这样的期待: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我们要做的,所能做的,不是急急忙忙地表态,而是要坐下来,踏踏实实地进行研究,创造对历史与现实都具有阐释力的新的批判理论。而这样的探讨,又应当从个案研究入手。
我正是以这样的期待来看裴毅然先生的这本新着,论定它的出版「正当其时」,不仅是因为本书对当下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应,表现了在当下中国学术界特别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更因为本书是作者坐下来踏踏实实地研究的成果,其用功之力、思考之深,表明这是一个学者的回应,它的鲜明的观点,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读者尽可以不完全同意研究的结论,但确实能够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我尤其欣赏的,是作者採用的「个案研究」的方法,而且选择「延安一代知识分子」作为研究对象,这是显示了一种锐利的学术眼光的:延安一代人,如作者所说,是上承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下启解放一代及红卫兵一代的,因此拎起这一代,可以把握与揭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全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延安这一代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现实,前文提到的党内毛泽东派与党内民主派的主要骨干都是延安一代人,意味着延安一代在当代的分化。因此,以延安一代人作为个案进行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能够有助于人们认清当下这些争论的历史渊源及其深厚的历史内容:这是一个极好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
(二)
我更看重本书的,是作者的研究对当下争论的启示。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史料的详实,这也是作者的自觉追求:「尽量还原史实,以据立论,重在对具体历史情境的剖析」。这本来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但在当下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界却成了问题。这也是本书所揭示的历史的积弊:「为实现自己头脑中的红色概念,无视具体现实,尤其无视革命造成的悲惨现实」;立场在先,观念在先,判断在先,而且不需要事实的支撑,甚至不顾及基本历史事实,睁了眼睛说瞎话。比如说,一位毛泽东派的带头人宣称「文革前三年天下大乱,后七年天下大治─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各行各业硕果累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型革命秩序初步确立」─作者自可以为毛泽东时代辩护,但用这样歪曲事实的作法来唱赞歌,就有些离谱。还有一位鼓吹「中国模式」的学者,则扬言「人类在解决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生态贫困四类贫困中没有什么太大成功的案例,只有中国在其特定的国情条件和体制下,才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样的描述和判断,与真实地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人的实际感受大相径庭。这位学者尽可以採取支援中国现行「体制」的立场,但如此不顾事实,在我看来,无异于在帮倒忙。
这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风问题,它其实正是这些年当局推行「强迫遗忘」的思想、文化政策的产物。而且不能低估这样的遮蔽、否认历史事实的「强迫遗忘」国策的有效性。比如说,今天一些青年已经不知道,进而不相信1959~1961 年中国曾经发生过大饥荒引发的大规模死人的事实─人们对死人的具体数字与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尽可以有不同的认定和分析,但讨论的前提,是必须承认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大规模非正常死亡这一基本事实。如果把论断建立在不承认基本事实的基础上,那是无法讨论问题的。理论与观点的力量正在于,能面对所有的事实,并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与分析。也就是说,揭示与面对所有的事实,这应该是我们讨论中国革命时代和当下时代问题的前提与基础。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得出结论:不管人们在认识上存在怎样的分歧,但在这一基本方法论或基本讨论规则上应该取得共识,不然是越争论越煳涂的。
我读本书,最为感佩的,就是作者敢于面对事实的胆识。本书所揭示的事实,在今天的某些年轻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而是可疑的;对历史的当事人而言,这些事实又是不堪回首的,对年轻时候深受延安这一代人影响的作者来说,面对这些事实,也会引发痛苦的记忆;而应该对这段历史负责的执政者,不仅不愿正视这些事实,更因为对事实的揭示、分析与批判,会触动他们的统治利益,而运用权力对揭示者进行打压。这就意味着,作者要面对历史事实,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仅是体制的,权力掌握者的外在压力,更来自研究对象,接受对象,以至作者自身的内心恐惧。这是需要勇气、良知和学术与历史责任感的。
真正面对全部事实也不容易,除了主观有意无意的遮蔽外,也还有材料不足的困难,事实上历史也不可能完全复原;由此决定了任何对已掌握的事实作出的判断,都具有相对性,随着新的史料不断发现,就可能对已有结论作出补充修正,以至局部或全部否定。而要面对不利于自己分析的材料,并作出合理解释,则更不容易。比如本书多次谈到一些延安人至今也还局部或全面地坚持自己当年的选择和观念,作者没有回避这样的事实,但却归之于这些历史当事人缺乏反省和觉悟,迷途而不知返的局限,这就有点简单化,是应该作更复杂的分析的。其实这是反而有助于对问题的深入认识和讨论的,作者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有点可惜。
我一直记着恩格斯的一句话:道德的义愤,代替不了科学的研究。学术研究不能局限在对历史或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上,而应该对所发生的一切,作出学理的追问和解释,并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做到「将历史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这正是本书的着力点,在这方面是显示了作者思考的深度和功力的,也同样给今天的争论以启发。比如,延安这一代人的最大悲剧,是所谓「从这道门进入,却走到了另一个房间」。
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寻找中失去了寻找的东西,在努力中失去了努力的价值」。本书特地引述了原毛泽东秘书李锐先生的反思: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
这其实也是所有面对这段历史的人们,包括研究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于是,就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延安这一代所献身的中国革命事业除了它的现实性以外,还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每一个命题在逻辑与历史的起点上,都充满纯粹、崇高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精神,而其逻辑的展开,历史的实现的结果,却显示出专制主义的血腥味。如作者所说,「一切非理性的所谓『抒情诗』都有导向专制与恐怖的可能」。而且终点的专制主义并非对起点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反叛,而恰恰是其逻辑与历史展开的必然结果。这也就是说,专制主义的后果正孕育于起点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之中。
本书的探讨,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对上述起点的追问,作者用大量的史实,锐利的分析,真实而具体地揭示了这些真诚的革命者,是在什么地方、通过怎样的思想、逻辑而落入陷阱的。例如,以建立「至善至美」的「地上天堂」为目标,将彼岸理想此岸化,必然导向现实地狱化的后果;追求思想的至善至美性,绝对真理性,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化与宗教化,同时也使自身发生了异化,「以信仰代替思考」,放弃探索真理的权利,而成为「真理的执行者」、「专横的启蒙者」;追求至善至美的人性,鼓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徒道德,强调对人性的「改造」,必然导致人的异化,成了「驯服工具」和「用响亮的口号包装自私的目标」的「伪君子」;将「人民」理想化神圣化,制造民粹主义的「人民崇拜」,其现实落实,必然变成对自称「人民代表」的党和领袖的「组织崇拜」与「领袖崇拜」;将斗争、矛盾、反抗、运动绝对化,鼓吹「阶级斗争」、「斗争哲学」,也必然诱发人的嗜杀性,导致灾难性后果,同时也将自身变成「终身生活在斗争思维和仇恨之中」的「政治动物」,等等。这样一些追根溯源的分析,都是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是从事实出发的,但又不是对事实的简单描述,是高于事实,更具有理论的高度与深度的,这样的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分析基础上的批判,才是真正有力的,由此总结出的历史经验教训,就具有了某种普遍的启示意义,足以警戒后人。─这正是我们的研究、讨论、争论的目的所在。
本书自然也有可能引起争论的方面。前文已经谈到,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在行文中就常常忍不住跳出来发表许多含有主观感情的尖锐议论,这固然可以取得「振聋发聩」之效,但也很容易遭到批评。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就有学者批评本书「感情色彩强烈,太重褒贬,文学笔调,缺乏学术性」。尽管我也认为作者对自己的主观情感如有所抑制,或许更好;但却愿意为作者作一点辩护。其实,本书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也就是说,作者所要研究的这段历史,是和自己的生命攸关的,是直接影响了自己人生道路与命运的,有着太多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种种身历其中者才有的生命体验。因此,在研究与描述这段历史时,就很难做到「纯客观」,有必要把自己的生命投掷其中。这样的主体投入式的研究,或许有它的局限,但同时又获得了完全根据文献资料来进行客观研究与冷静描述的学术研究所不具有的特殊价值。它不仅对远溢于文字、文献之外的历史情境有深切的把握,对文字、文献内在的言外之意有精微的体验,这都是仅凭文献来把握历史的后世研究者所难以达到的;而且它自身就构成一种价值,读者读到的不仅是研究对象的历史,也包括研究者自身的历史,连同它的局限也都是一种历史现象,可以作历史的解释,可以折射出历史的某一侧面。
这一点,作者也是高度自觉的。他一再强调自己「红卫兵一代,知青一代」的身份,强调:「红卫兵无论价值理念,文化构成,思维方式,行为范式,都出自延安一代的母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本书写的是「红卫兵一代眼里的延安一代」,更准确地说,是一位幡然醒悟的红卫兵对曾经是自己「精神之父」延安一代的反思和反叛,所展现的是处于精神纠缠中的两代人的精神史。这大概是本书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它自有不可取代的特殊价值,但同时,也就有了对其进行再反思的余地。比如说,作者对精神之父的反思与反叛的背后,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弒父情结」;而这又恰恰是延安一代觉醒的起点。如作者所说,延安一代对于五四一代也同样存有「弒父情结」,而且不止于弒父,几乎对所有的老祖宗都持尖锐的批判、否定的态度。而如作者所分析,这样的和前辈、传统的彻底决裂的决绝态度,发展到极端,就成为延安一代人后来走向迷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看,对各代人都难免的弒父情结,包括延安一代的弒父,都要有同情的理解,因为不对前辈进行反思和反叛,就永远被传统所笼罩,无法走出自己的路,但同时更要看到将必要的反思反叛,推向极端,就会成为一个陷阱。因此,我读完本书,就不免产生一个疑惑:难道延安一代除了惨烈的教训,就没有给后代人留下任何精神财富吗?他们的精神价值,仅存在于他们晚年的反思、忏悔显示的「真」吗?他们早年的「真」,难道仅仅是一种需要反思的幼稚与天真?作者也承认,延安一代人的特点是:「正直天真、嫉私如仇、浪漫激越、憎恨自由、害怕个性、思维偏狭」。不可否认,这样的精神气质,是他们后来走向精神迷误的内在原因,这里确实包含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但它难道就没有正面的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今天大陆理想丧失激情不再是非不明,整个社会弥漫着游惰、虚假、世故、市侩之气,延安一代人精神气质在经过反思以后,是可以转化为新的精神资源的。─这里有两条界限:一是不能不加反思,批判,也就是绝不能把那一代人和那个时代理想化,那就会重犯历史的错误;二是又不能因为反思和批判而将其全盘否定,那我们就会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的新的历史错误。
(三)
本书的叙述,给我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处处充满了「大彻大悟,回头是岸」的气息。而这恰恰是我最为担忧的。因为这恰恰是延安一代曾经落入的一个陷阱。本书引述了当年丁玲在批判王实味会议上的发言,其中心意思就是大谈她的「大彻大悟,回头是岸」。客观地说,当年丁玲的「彻悟」:从个人主义皈依集体主义,从自由、民主的理想到皈依追求平等、正义的社会主义理想,从追求个性解放到皈依争取工农解放的革命,是自有逻辑,有局部的合理性的,并非完全的盲从,而且在丁玲看来,她所皈依的是「真理」,因此,她说自己「回头是岸」,是有相当的真诚性的,当然也不排斥有屈服于外在压力的成分。对这两方面都不可忽视,这正是显示了历史和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丁玲的真正迷误在于,她将自以为找到的「真理」绝对化,把「回头」看到的那个「岸」(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终极化,其结果就是本书所总结的:走到了当初追求的反面,从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走向了专制主义。我们不能一面总结这样的历史教训,一面又自觉、不自觉地以另一种形式,从另一个极端,重复历史的错误。也就是说,前文所概括的本书对延安一代的精神迷误的批判、经验教训的总结,不仅要警示世人,也应该警示作者自己。其实,作者对此也并非没有警觉:他在本书的《跋》里就谈到了「自己也难以避免像空气一样进入体内的红色思维,难以避免『以赤反赤』」,反思、批判者与被反思、批判者之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思维方式的类似或相同,正是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在前面一再强调的两代人之间「生命的纠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所要批判的「从理想主义到专制主义」的思维毒害与危害之深重,并且反映了这段革命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本书作者曾引述了一位着名学者的一个观点:应该在「保守」与「激进」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我看来,这一命题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应该在一切方面─民主、自由与平等之间,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都保持一定的张力。当然,就个人的具体选择而言,总是有「偏至」的,所以鲁迅有《文化偏至论》之说。也就是说,在现实政治思想文化的选择中,有的人偏向于民主、自由,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有的偏向社会平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这都是正常的。问题是,一不能把自己的选择绝对化,终极化,二不能把不同于己的选择妖魔化,而且还要善于从中吸取合理的资源。做到后者就自会有一种博大、宽容的胸襟,这是保证自身思想的健全发展和民族与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的一个前提;做到前者,就会和自己信奉的思想、社会制度之间,保持一个距离,形成一种张力,这是保证自身思想、学术和精神上的独立性、批判性与创造性的前提,而在我看来,这样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创造性,是一切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生命之根本。在这方面,鲁迅对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观所採取的「既坚持又质疑」的态度,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捷克着名改革家、思想家、前总统哈威尔的一个警告。我们知道,哈威尔也有过从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到批判自己参与建构的体制、推动民主改革的经历,和本书所讨论的老延安人的思想发展有类似之处。他在谈到自己这一代的「历史经验」时,就提醒说,时刻不要忘记我们曾被「一种透明的乌托邦所捕获」,因此,我们必须「怀疑所有的乌托邦」,怀疑所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产物」,要永远保持「对任何不能自审的东西的反感」和本能的警惕与抵制。应该说,缺乏这样的怀疑和警惕,正是延安一代发生精神迷误的重要原因,后来人应该永远引以为戒。
当然,我对自己对本书的疑惑也有一个自我警戒:说不定我的疑惑正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我在当前这场论争中的「犹豫不决」,「不鲜明不坚定」,因而常「陷入尴尬」状态的表现,因此,我的疑惑也只能「仅供参考」,说说而已。而我确实从本书中受到很大启示和教益,包括引发的某些疑惑,也是能逼人深思的。我想,这或许也是作者对我们读者的期待。
2010 年8 月14~18 日
引言
延安涩重,史页难翻。延安一代演出结束,即将整体隐入历史帷幕的皱褶之中。但曾经大红大紫的「延安一页」,还未彻底翻过去,赤色乌托邦虽然幻灭,意识形态强大的滞后性使延安理念还在弥漫播迁─控制现实、影响未来。
拙着以延安一代红色士林为研究对象,以个体行迹为依据,以集体整合为旨归,以微观细节支撑宏观概括,具体展示赤潮祸华过程中对延安一代的实际影响。拙着力求还原历史过程中的整体性,化抽象为感性,汇个例证整体。这一研究方法,庶可避免此前史学研究之两难─或过于宏观、缺乏具体实证;或过于微观,失之宏观整合。
拙着旨在剖析延安一代悲剧的过程中,全面检讨赤潮祸华的各项致因:激烈动盪的时代背景、日寇入侵的历史机缘、老旧孱弱的传统文化、辨别赤说的致命时差、中共「闹红」的真实过程、拖垂至今的现实影响。同时,剖驳马列谬说、刨挖赤学歪根,为史立说,为后立警。惟愿宏力拙,一士之力耳。
资料来源上,除依託综合史、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党派史等,尽量参照各种传记─自传、评传、回忆录,以个人具体感受辨析各种史料史评,力避红色史着「以论带史」之恶弊。尽量还原史实,以据立论,重在对具体历史情境的剖析,以史实、资料、言行等客观材料佐证各种归纳。如延安一代的学历、知识结构、五四方向何以被逆转、延安与反右与文革与当下的联系、马列赤说何以被广泛接受……因研讨中共奉为神灵的意识形态,为避「恶攻」,也必须握有结实可靠的论据。
如果延安之航大方向正确,怎会一步步走向暴烈土改、恐怖镇反、三反五反、「扩大」肃反、反右反右倾、「人祸」大馑、十年文革、六四坦克?大批中共元勋怎么成了反革命?声名赫赫的林总竟成「叛国林贼」?一场「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怎么还是演成那么熟悉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变革还是一场昔日旧戏?
后人当然有权转动今日阳光去照射昔日阴霾,用今天的人文标准检剔昨日的斑斑污点。社会进化与时代进步,精髓当然是人文评判标准的提高。「革命人民」今天多少有点觉醒了:历史不能任由统治者按需解释;用哪一种理念阐释历史等于选用哪一根规尺裁量今天,即选用哪一种价值标准安排未来,兹事体大呵!对中共历史的阐释与判认自然不能任凭中共自评自摆,对延安一代的评议也不能由延安人自裁自量。
延安一代红色士林,时代特征烈然鲜明,价值取向浑然整一。无法复制的一段历史使他们裹带上浓密的红色资讯,身后倚托着百年国史,脚下也就埋有史家最感兴趣的史料,成为共产革命的重要标本。
「东风」「西风」,谁的「主义」真,是骡是马还不得看政经效绩?取决为社会带来什么。如今,俄中东欧越柬等赤国东风落篷,「风向」大致已定。虽然马列旗帜尚在大陆飘扬,谁都明白:红旗打不久了。事实上,文革后中共改革转向,第一站就必须摘除毛泽东思想,必须与马列主义有所剥离。虽然至今仍闪左灯,经济实体毕竟早已右拐,资本主义早已复辟,「西风」已经压倒「东风」。大陆今天的「言」「行」不一(打左灯向右行),当然是特殊的历史产物,「言」「行」终将合一。
延安一代与马列主义相始终,一辈子高举赤色大旗,由延安人自己去降旗,虽然只是少数「两头真」,其间史蕴已够史家啜吸。仅仅这一大转折,就值得后人循阶上山,嚼延安橄榄,览红色风景。延安一代,风景独异呵!研析延安一代,釐清这代赤士何以整体走歪走斜,等于解剖赤色时代的骨骼,刨挖赤潮根须。
太阳明天还会重新升起,中国已从极左深巷折返,二十世纪一路滴淌的鲜血都将在二十一世纪模煳褪色,但对于那些註定在黎明前走进历史褶皱的数代红色士林,却是真正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如果后人不从他们那儿提炼经验教训,不从他们巨大的价值背反中找到悲剧成因,不从他们的脚步中总结出「千万不要忘记」,认清「夺权大于原则」的延安之痛,那才叫最大的悲剧─还会在原地再摔第二跤。
延安一代的悲剧也许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规避的「俄狄浦斯命运」,但存在并非必然合理,今人有权要求终止这一「必然」。扩大每一代人的选择权,而非限制甚至褫夺后人的选择权,乃是历史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必须持守的基本人文价值。否则,自由的内涵还剩下什么?
延安一代演出结束了,大幕即将合闭,惟少数耄耋延安老者「人还在,心未死」,凭借历史形成的高度发挥余热,对当下仍有重大影响,个别重要人物(如李锐、万里、杜润生、杜导正)余热尚炽。京中流谚:「老年燃烧,青年取暖。」观之前人、验之当世、参之后人,研析延安一代似有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意义。
黑格尔(1770~1831):「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对某一大型社会现象的理性认识,须待其形成过程结束才会开始。延安一代,变数几尽,「密纳发的猫头鹰」庶可起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