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被戴上「右派分子」大帽子的人，休想从夹边沟里活着出来！
赵旭继《风雪夹边沟》后又一巨作。以二十年光阴，纪录近七十位夹边沟农场倖存者们惨绝人寰的遭遇，揭露一九五Ｏ年代「反右运动」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空前灾难！
《反右运动 夹边沟惨案 倖存者证言》是中国迄今为止，最真实、最全面记录夹边沟农场的一本书。从一九五七年起，夹边沟农场是一座关押、劳动改造甘肃省知识分子的劳教农场，当时约有三千五百位来自全国各地、各单位的知识分子菁英被关押入内。他们被迫进行疯狂的劳动竞赛，赤脚泡在咸水中挖排咸沟，在戈壁荒漠寒风刺骨的恶劣天气下，住在没有任何遮掩的洞穴里，每人每天吃不到二两的食物。这些文弱书生每天受尽打骂、超限劳动、饥寒交迫的折磨，最后只有五百多人，活着回家……
本书作者赵旭的「尕爷」（祖父的弟弟）赵廷琪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冤死在夹边沟农场里，促使作者自一九八五年大学毕业后开始，採访当时的倖存者们，透过近七十位倖存者口述，记录了当时的人间炼狱，真实反映「反右运动」的荒唐和反动，为一九五Ｏ年代中国最血腥残酷的历史留下见证。
本书特色
比悲惨世界更悲惨，血淋淋的人间大悲剧，倖存者的证言句句血泪，提醒后人这些荒谬惨事曾在五十年前的中国真实发生过，别让历史重演。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赵旭
中国甘肃积石山县人。笔名天亮、火日丹。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兰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九八Ｏ年开始在中国杂志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评论、报告文学、纪实作品四百余篇，逾两百万字。
赵旭
中国甘肃积石山县人。笔名天亮、火日丹。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兰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九八Ｏ年开始在中国杂志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评论、报告文学、纪实作品四百余篇，逾两百万字。
图书目录
自序 历史不会忘记 011
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 027
朱照南 035
吴毓恭 040
杨万益 046
杨光荃 050
冯志岗 058
徐万夫 061
高学武 067
刘汉章 077
杨荣英（女） 082
孙绍斌 086
冯谦 091
白育英 094
马桂林 097
陈学武 104
祁录基 107
吴培周 113
孙枢 116
附录一 128
黄席群 131
附录二 138
黄自修 145
郁万夫 148
赵廷祺 151
刘协 153
龙庚祖 155
王永兴 157
毕可 163
陈时伟和左宗杞 167
附录三 172
附录四 173
马廷秀（回族） 175
李宝琇 182
秦德裕 188
李振华 200
陈丕德 203
由天（女） 231
附录五 233
苏薇（女，满族） 236
戴崇森 240
邱琇玉 246
王景超 251
附录六 255
附录七 257
附录八 259
罗舒群 262
闵惠平（女） 274
刘文汉 278
王俊峰 282
白云 286
王忠毅 289
韩统纪 292
章仲子、王烈骏和朱金庆 297
附录九 307
附录十 312
丁宁（回族） 318
王志 327
杜圭（土家族） 352
益希朋措（藏族） 356
张建中 360
李景沆 362
蒲一叶 380
邢 德 394
赵振芳 397
赵铁民 400
宋守勤 404
赵炳堃 410
周孝理 411
提钟政 412
王成芝 436
张开丽 438
计德成 441
刘而森 444
周惠南和周指南 452
司继才 457
郭振干 470
傅作恭 481
附录十一 489
附录十二 492
附录十三 493
附录十四 494
附录十五 497
附录十六 500
附录十七 506
附录十八 510
附录十九 513
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 027
朱照南 035
吴毓恭 040
杨万益 046
杨光荃 050
冯志岗 058
徐万夫 061
高学武 067
刘汉章 077
杨荣英（女） 082
孙绍斌 086
冯谦 091
白育英 094
马桂林 097
陈学武 104
祁录基 107
吴培周 113
孙枢 116
附录一 128
黄席群 131
附录二 138
黄自修 145
郁万夫 148
赵廷祺 151
刘协 153
龙庚祖 155
王永兴 157
毕可 163
陈时伟和左宗杞 167
附录三 172
附录四 173
马廷秀（回族） 175
李宝琇 182
秦德裕 188
李振华 200
陈丕德 203
由天（女） 231
附录五 233
苏薇（女，满族） 236
戴崇森 240
邱琇玉 246
王景超 251
附录六 255
附录七 257
附录八 259
罗舒群 262
闵惠平（女） 274
刘文汉 278
王俊峰 282
白云 286
王忠毅 289
韩统纪 292
章仲子、王烈骏和朱金庆 297
附录九 307
附录十 312
丁宁（回族） 318
王志 327
杜圭（土家族） 352
益希朋措（藏族） 356
张建中 360
李景沆 362
蒲一叶 380
邢 德 394
赵振芳 397
赵铁民 400
宋守勤 404
赵炳堃 410
周孝理 411
提钟政 412
王成芝 436
张开丽 438
计德成 441
刘而森 444
周惠南和周指南 452
司继才 457
郭振干 470
傅作恭 481
附录十一 489
附录十二 492
附录十三 493
附录十四 494
附录十五 497
附录十六 500
附录十七 506
附录十八 510
附录十九 513
图书序言
自序
历史不会忘记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动员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人士大鸣大放，进行开门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动员，让无数知识份子心情激荡，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憧憬和希望。当时，甘肃省和全国一样，通过广播、报纸、壁报等各种新闻媒体，大肆宣扬、积极动员人们大鸣、大放、大辩论，并反覆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切切实实地帮助共产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并召开座谈会请来知识界、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宗教界各种人士畅所欲言。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甘肃日报》登出社论《大胆地「放」，大胆地「鸣」》；而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甘肃日报》的头版头条还专门登了《鼓励鸣放，支持鸣放―张仲良同志和工程师亲切交谈》的文章。可是，就在人们不知不觉进入大鸣大放圈套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甘肃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上也同日登出《这是为什么？》。而就在反右号角吹响的这一天，《甘肃日报》上仍然登出《想什么，说什么，有什么，谈什么》的文章，将省委统战部继续召开座谈会的每个与会者的会议发言断章取义截选登出。现在反观当时的历史，我们对当时的情况越来越有了清晰的认识。一九五五年毛泽东搞了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搞得国内政治环境紧张，冤假错案辈出。一九五六年，赫鲁雪夫在苏共掀起了非史达林化运动，对坚持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毛泽东有了沉重的压力。但是，毛泽东对肃反扩大化却拒不认错，只是採用在政治上稍作宽松的方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来舒解矛盾。于是，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春天，在知识界形成了短暂的「春天气候」。这时，毛泽东又提出了整风运动，号召人们给执政党提意见，并发展成为「大鸣大放」的局面，但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知识份子对民主的渴望和对封建专制的抵制超过了他个人的预想，他被其后的「大鸣大放」吓破了胆，于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提出「事情正在起变化」，接着开始搞起了反右运动。在全国知识界中一口气划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一说三百一十七万），造成了中共执政后第一个最大冤案。反右运动堪称毛泽东的杰作，他让整人者和被整者当时都认为整得非常及时，连送到夹边沟的很多人，由于认为自己犯了错误而思想压力相当沉重，临死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而违法的恰恰是那些红口白牙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对他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作法，自鸣得意地宣称是「引蛇出洞」和「阳谋」。
我们翻开一九五七年九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印刷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汇编》，就可看到当年涉及批判所谓甘肃右派的文章，这些从《甘肃日报》等报刊选出来的批判杨子恒、王治歧、蒋云台、水梓、郑立斋、朱镜堂、李化方、陈时伟、左宗杞、唐得源、黄席群、赵焕之、马馥庭、廖廷雄、「车轰社」（王烈骏、叶萌、朱金庆、李仰先等）、洛滨、杨绍谦、张瓒、江彦山、杨鹤龄、张雨沛、沈其东、滕鸿涛、于里等的文章，今天看来被批判的观点里确实闪烁着知识精英们的思想火花，这些观点是在两千年的封建集权的统治下又一次民主和专制的较量，有很多真知灼见至今仍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有些就是今天改革开放以后的所作所为。我想假若统治者当时採纳了这些右派们的意见，我们的国家将会少走多少弯路，我们的民族将会少受多少灾难。
可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极左势力在没有约束制衡的权利下一时得逞了。今天看来不论当时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方略的围剿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还是其后对知识份子的突然变脸，总之，它是违反宪法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民主自由主张彻底转变为封建独裁专制的倒行逆施，是几千年来的文字狱变为文字和言论狱的进一步发展。这个事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反右运动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长久的，反右运动仍然让当今的人们心有余悸，不敢说实话，谈右变色。
反右运动不仅给五十五万知识份子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让其沦为奴隶，而且对说了实话的一般历史问题的人也给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且将鸣放中说了真话的工人和解放军战士也统统给戴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帽子，以至延续将一些对虚报浮夸进行抵制的干部也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另外，通过「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处分。这里有政治迫害、有公报私仇、有栽赃陷害、有落井下石，最可怕的是挑起右派分子对右派分子的告密和揭发、右派分子对右派分子的打骂和诬陷，人性的光辉和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道德被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车轮战彻底摧毁了。
总之，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清除了党内党外阻碍他实现疯狂冒进的诸多绊脚石。可是，中国共产党内始终有一些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的勇士，彭德怀庐山会议的万言书为民请命，但是，由于我们体制上的弊病，军队和舆论工具都被毛泽东把持，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衡毛泽东的专横跋扈。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毛泽东的失误，那么一九五九年农民的儿子彭德怀看到农民挨饿受饥，上了万言书以后毛泽东更加的疯狂就是将亿万人民的生命看作儿戏，因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将挨饿受饥的中国人民完全推到了死亡的边缘。那个时候，多少人在报纸广播谎言、假话下，叫天天不应、唿地地不灵，就连跑出去要饭逃命都要被民兵抓回一无所有的茅屋里。无怪乎，三年人祸天天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却有我中华大地饿殍遍野、易子相食，使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余同胞被活活饿死。再退一步，假若毛泽东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和三百八十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打击还可以谅解，那么，对实事求是、抢救人民、恢复生产、改善经济，而且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评定历史的刘少奇，最后被毛泽东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活活致于死地，以至牵连死了两千万整了一亿人，那就是完全丧失了起码的人性和无法无天的犯罪。
对于关押甘肃各界民主党派和知识精英的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我曾于二○○二年七月在小说《风雪夹边沟》中已有所反映，可是，我一直在想必须有一个由夹边沟倖存者自己谈、自己回忆的，比较全面、客观、准确、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的一个文本，让人们对这段历史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于是，我将一九八五年起准备揭露这段血腥历史、了解採访的夹边沟倖存者访谈录整理、补充出来，让人们对这段历史进行更深刻的了解。在我的採访中，我经常与倖存者一起哭，我听到他们给我讲，早上有些人还在埋别人，下午另外的人又去埋这些人。因为那时的右派们已经都挖不动坑穴了，所以能够动的人挣扎起来给自己挖好了坑穴，对一起的难友进行了嘱託，自己死了希望他们能够埋到自己挖好的坑穴里。我本来想是不是各个倖存者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可是，经过了解发现，每一个倖存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辛酸故事。然而，夹边沟惨案仅仅是整个反右运动的一个缩影，反右运动使知识份子遭受严酷整肃，使国家的科教文化事业蒙受沉重损失；反右运动使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又重新跪了下去，将一个伟大英雄的民族蹂躏成了只会对权势者叩头膜拜的奴才。反右斗争持续达二十年之久，后果严重，影响深远。不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满清的文字狱远较逊色，在中外人类历史上也属绝无仅有。而这一点从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奴隶般的经历中就会有一个比较全面清醒的认识。
我经常想，是什么让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遭受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折磨和死亡呢？主要的罪魁祸首应该是《这是为什么？》，应该是《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应该是雪上加霜的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应该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应该是没有监督制衡的政治体制，是冰霜般的政治环境让这些国家的栋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发配到甘肃河西走廊让他们受尽打骂、凌辱、饥饿、寒冷，抛尸戈壁荒漠。现在看来二十世纪中国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灾难，都是源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邪说，这个谬论邪说给中国带来了累累白骨，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了历朝历代，使中华民族历经了人类最黑暗的年代，并走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有人说，毛泽东文章和诗写得好，是千古难得的伟人；我对此不愿做进一步的评论。但我认为，好的体制，它可以使快速狂奔的列车在运行的轨道上高歌勐进；没有监督约束的体制，则像没有了方向盘和轨道的列车、如脱了缰的疯马，必然酿成无可挽回的惨剧。我在採访中看到很多女性顶住别人的歧视和政治环境逼迫其离婚的压力，奋不顾身去解救自己心爱的男人。这里有周惠南的女人高桂芳，一个弱小的女人，从嘴里节食拼死救了自己的丈夫和小叔子周指南；还有吴毓恭的女人王映兰顶着让她与丈夫离婚的压力，辞职在家硬是把心爱的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还有王国森的女人张桂贤，一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女性将自己一米八五大个子的男人硬是从明水洞穴里架出来，拉到几里地外的明水火车站给救了出来；还有王志的女人王箴、孙绍斌的女人张瑞萍、李景沆的女人赵立珍、杨光荃的女人吴钥英等等，她们都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了自己心爱的人最大的帮助，她们宁可自己受尽各种侮辱、摧残，也不放弃爱人的性命，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女性，才有了今天我採访的这些倖存者，她们的行动为中华民族灿烂的爱情增添了可歌可泣的伟大篇章。正如夹边沟倖存者王志所说，「她们就是『顽固不化』地不能和右派丈夫和右派儿子划清界限，说怪也不怪，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老百姓所谓的结发夫妻，她们大多不谙斗争哲学，但部分朦胧地承袭了中华文明的某些优良道统，她们对恩爱直率的理解是最真诚，最纯朴的。也是在最艰危之际越发坚贞不贰，绝不能随便地恩断义绝。」
夹边沟是甘肃人民心中永远的一个痛，时至今日农村里有孩子哭啼，大人板起面孔吓唬说，再别哭了，哭了送你去夹边沟。孩子听到此话，就似听说有大灰狼来了般的害怕，马上停了哭声。倖存者高吉义在世时约我一同给夹边沟和明水滩的亡灵们各立一块墓碑，我们也商量好，上面要刻上「千古奇冤，旷世英魂」八个大字，让人们永远牢记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令人发指的惨剧。然而，这件事情因为患了癌症的高吉义突然的去世还没有完成，今日里在夹边沟倖存者以及这些罹难者家属的支持下被张遂卿同志完成了，人们现在看到的除了悠闲宜人的夹边沟旅游度假村，而且夹边沟「罹难者遗骨衣冠冢」的墓碑也已立了起来，这块墓碑不仅是夹边沟罹难者的寄託，也是中国大地千千万万被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摧残折磨而死的知识份子的墓碑。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参考消息》的头版头条曾登出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在纪念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饥荒的烛光仪式上发表的讲话︰「三十年代的饥荒是反人类罪，是有兇手的，但从法律的角度看，还没有找到任何罪犯。」他说︰「人们可能找到谋杀一个人的兇手，但是对于数百万人受害的事件，却没有人负责。这也许就是乌克兰今天难以恢复法制、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原因。」同样，我们中华同胞由于三年人祸被活活饿死，夹边沟农场发生了将知识精英被饥饿、强劳、打骂、捆绑摧残而死亡近七分之六的惨案。时至今日关于灭绝人性的反右运动和其后由于疯狂冒进大饥荒的事实，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不让说、不让写，当然，更没有人去追究那些置几千万人死亡人的责任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任人捏造的历史，就连被完全否定的文化大革命，也被我们的电视和报刊美化成了莺歌燕舞的太平盛世。
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为了民主自由交出的学费太昂贵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对失败和教训认真加以总结，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在议事日程上，更没有让防止悲剧重演的民主宪政在中国出现的迹象。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浩劫的时候，高喊的是「枪桿子，笔桿子，革命靠的是这两杆子。」文革、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都是以「革命」、「跃进」、「共产主义」这些红色的外衣掩盖他们封建专制的面孔来蒙骗广大人民的，正是他们掌握「枪桿子，笔桿子」，所以他们可以信口雌黄、造谣污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我在文中列出当年的批判文章，就是让人们看看当年一面倒的舆论文章怎样造谣诽谤来扼杀和禁锢思想的火花，怎样成了法西斯的帮兇。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知道，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以及千千万万的干部学者，怎样被当时的广播、报纸污蔑成臭不可闻的狗屎堆。枪桿子、笔桿子让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遭到血腥镇压；枪桿子、笔桿子让一九五七年无数先贤生灵涂炭，至今还得不到彻底平反；正是这两杆子让一人一党之私利，代替了民族和国家的大义。综观国际上，希特勒、墨索里尼、史达林、波尔布特和一切对国内人民残酷镇压、对国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封建法西斯，之所以他们为所欲为、猖狂一时，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枪桿子和笔桿子，所以他们的权力无限膨胀，没有任何力量对其制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我们的国家多么迫切需要思想、新闻的自由化、军队的国家化、司法的独立化、文化的多元化，因为它是我们的民族走向民主、自由、富强、繁荣的关键，它是我们的国家防止贪污腐败、独裁专制最有效的良药。夹边沟农场后来的张场长对王志道说：「说句老实话，是死人救活了你们」。我想，能不能让这些死难的英魂唤醒我麻木的国民，让他们清楚只有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给于人民选举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才是中国的希望和明天！
在採访夹边沟倖存者的日子里，我流过不知多少次的眼泪，我遭遇过不知多少人的误解，也碰壁过倖存者家属和子女们的阻拦；另外，在採访了八十多个倖存者之后，很多人都不愿也不敢写上他们的名字，但我完全理解株连九族的政策让右派们的亲人再也不敢与我们接近，因为，过去的阴影还徘徊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我还是得到了孙枢、朱照南、高学武、和凤鸣、高吉义、水天长、王志、赵振芳、胡德海、张中式、凌文秀等前辈和朋友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广大倖存者的积极配合，这让我心里无比宽慰，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一九九四年，《夹边沟惨案访谈录》被甘肃人民出版社给以回绝后，在中国大陆一直得不到出版，但经过补充修订，今天在凌文秀、廖天琪、黄大奎老师的关心下，在台湾秀威出版社积极努力下即将与读者又要见面了，让一个真实的历史得以重现了，我在此对他们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历史将永远铭记一九五七！历史将永远铭记夹边沟！
赵旭
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兰州
历史不会忘记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动员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人士大鸣大放，进行开门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动员，让无数知识份子心情激荡，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憧憬和希望。当时，甘肃省和全国一样，通过广播、报纸、壁报等各种新闻媒体，大肆宣扬、积极动员人们大鸣、大放、大辩论，并反覆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切切实实地帮助共产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并召开座谈会请来知识界、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宗教界各种人士畅所欲言。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甘肃日报》登出社论《大胆地「放」，大胆地「鸣」》；而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甘肃日报》的头版头条还专门登了《鼓励鸣放，支持鸣放―张仲良同志和工程师亲切交谈》的文章。可是，就在人们不知不觉进入大鸣大放圈套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甘肃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上也同日登出《这是为什么？》。而就在反右号角吹响的这一天，《甘肃日报》上仍然登出《想什么，说什么，有什么，谈什么》的文章，将省委统战部继续召开座谈会的每个与会者的会议发言断章取义截选登出。现在反观当时的历史，我们对当时的情况越来越有了清晰的认识。一九五五年毛泽东搞了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搞得国内政治环境紧张，冤假错案辈出。一九五六年，赫鲁雪夫在苏共掀起了非史达林化运动，对坚持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毛泽东有了沉重的压力。但是，毛泽东对肃反扩大化却拒不认错，只是採用在政治上稍作宽松的方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来舒解矛盾。于是，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春天，在知识界形成了短暂的「春天气候」。这时，毛泽东又提出了整风运动，号召人们给执政党提意见，并发展成为「大鸣大放」的局面，但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知识份子对民主的渴望和对封建专制的抵制超过了他个人的预想，他被其后的「大鸣大放」吓破了胆，于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提出「事情正在起变化」，接着开始搞起了反右运动。在全国知识界中一口气划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一说三百一十七万），造成了中共执政后第一个最大冤案。反右运动堪称毛泽东的杰作，他让整人者和被整者当时都认为整得非常及时，连送到夹边沟的很多人，由于认为自己犯了错误而思想压力相当沉重，临死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而违法的恰恰是那些红口白牙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对他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作法，自鸣得意地宣称是「引蛇出洞」和「阳谋」。
我们翻开一九五七年九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印刷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汇编》，就可看到当年涉及批判所谓甘肃右派的文章，这些从《甘肃日报》等报刊选出来的批判杨子恒、王治歧、蒋云台、水梓、郑立斋、朱镜堂、李化方、陈时伟、左宗杞、唐得源、黄席群、赵焕之、马馥庭、廖廷雄、「车轰社」（王烈骏、叶萌、朱金庆、李仰先等）、洛滨、杨绍谦、张瓒、江彦山、杨鹤龄、张雨沛、沈其东、滕鸿涛、于里等的文章，今天看来被批判的观点里确实闪烁着知识精英们的思想火花，这些观点是在两千年的封建集权的统治下又一次民主和专制的较量，有很多真知灼见至今仍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有些就是今天改革开放以后的所作所为。我想假若统治者当时採纳了这些右派们的意见，我们的国家将会少走多少弯路，我们的民族将会少受多少灾难。
可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极左势力在没有约束制衡的权利下一时得逞了。今天看来不论当时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方略的围剿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还是其后对知识份子的突然变脸，总之，它是违反宪法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民主自由主张彻底转变为封建独裁专制的倒行逆施，是几千年来的文字狱变为文字和言论狱的进一步发展。这个事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反右运动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长久的，反右运动仍然让当今的人们心有余悸，不敢说实话，谈右变色。
反右运动不仅给五十五万知识份子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让其沦为奴隶，而且对说了实话的一般历史问题的人也给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且将鸣放中说了真话的工人和解放军战士也统统给戴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帽子，以至延续将一些对虚报浮夸进行抵制的干部也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另外，通过「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处分。这里有政治迫害、有公报私仇、有栽赃陷害、有落井下石，最可怕的是挑起右派分子对右派分子的告密和揭发、右派分子对右派分子的打骂和诬陷，人性的光辉和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道德被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车轮战彻底摧毁了。
总之，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清除了党内党外阻碍他实现疯狂冒进的诸多绊脚石。可是，中国共产党内始终有一些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的勇士，彭德怀庐山会议的万言书为民请命，但是，由于我们体制上的弊病，军队和舆论工具都被毛泽东把持，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衡毛泽东的专横跋扈。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毛泽东的失误，那么一九五九年农民的儿子彭德怀看到农民挨饿受饥，上了万言书以后毛泽东更加的疯狂就是将亿万人民的生命看作儿戏，因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将挨饿受饥的中国人民完全推到了死亡的边缘。那个时候，多少人在报纸广播谎言、假话下，叫天天不应、唿地地不灵，就连跑出去要饭逃命都要被民兵抓回一无所有的茅屋里。无怪乎，三年人祸天天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却有我中华大地饿殍遍野、易子相食，使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余同胞被活活饿死。再退一步，假若毛泽东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和三百八十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打击还可以谅解，那么，对实事求是、抢救人民、恢复生产、改善经济，而且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评定历史的刘少奇，最后被毛泽东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活活致于死地，以至牵连死了两千万整了一亿人，那就是完全丧失了起码的人性和无法无天的犯罪。
对于关押甘肃各界民主党派和知识精英的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我曾于二○○二年七月在小说《风雪夹边沟》中已有所反映，可是，我一直在想必须有一个由夹边沟倖存者自己谈、自己回忆的，比较全面、客观、准确、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的一个文本，让人们对这段历史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于是，我将一九八五年起准备揭露这段血腥历史、了解採访的夹边沟倖存者访谈录整理、补充出来，让人们对这段历史进行更深刻的了解。在我的採访中，我经常与倖存者一起哭，我听到他们给我讲，早上有些人还在埋别人，下午另外的人又去埋这些人。因为那时的右派们已经都挖不动坑穴了，所以能够动的人挣扎起来给自己挖好了坑穴，对一起的难友进行了嘱託，自己死了希望他们能够埋到自己挖好的坑穴里。我本来想是不是各个倖存者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可是，经过了解发现，每一个倖存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辛酸故事。然而，夹边沟惨案仅仅是整个反右运动的一个缩影，反右运动使知识份子遭受严酷整肃，使国家的科教文化事业蒙受沉重损失；反右运动使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又重新跪了下去，将一个伟大英雄的民族蹂躏成了只会对权势者叩头膜拜的奴才。反右斗争持续达二十年之久，后果严重，影响深远。不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满清的文字狱远较逊色，在中外人类历史上也属绝无仅有。而这一点从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奴隶般的经历中就会有一个比较全面清醒的认识。
我经常想，是什么让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遭受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折磨和死亡呢？主要的罪魁祸首应该是《这是为什么？》，应该是《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应该是雪上加霜的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应该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应该是没有监督制衡的政治体制，是冰霜般的政治环境让这些国家的栋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发配到甘肃河西走廊让他们受尽打骂、凌辱、饥饿、寒冷，抛尸戈壁荒漠。现在看来二十世纪中国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灾难，都是源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邪说，这个谬论邪说给中国带来了累累白骨，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了历朝历代，使中华民族历经了人类最黑暗的年代，并走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有人说，毛泽东文章和诗写得好，是千古难得的伟人；我对此不愿做进一步的评论。但我认为，好的体制，它可以使快速狂奔的列车在运行的轨道上高歌勐进；没有监督约束的体制，则像没有了方向盘和轨道的列车、如脱了缰的疯马，必然酿成无可挽回的惨剧。我在採访中看到很多女性顶住别人的歧视和政治环境逼迫其离婚的压力，奋不顾身去解救自己心爱的男人。这里有周惠南的女人高桂芳，一个弱小的女人，从嘴里节食拼死救了自己的丈夫和小叔子周指南；还有吴毓恭的女人王映兰顶着让她与丈夫离婚的压力，辞职在家硬是把心爱的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还有王国森的女人张桂贤，一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女性将自己一米八五大个子的男人硬是从明水洞穴里架出来，拉到几里地外的明水火车站给救了出来；还有王志的女人王箴、孙绍斌的女人张瑞萍、李景沆的女人赵立珍、杨光荃的女人吴钥英等等，她们都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了自己心爱的人最大的帮助，她们宁可自己受尽各种侮辱、摧残，也不放弃爱人的性命，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女性，才有了今天我採访的这些倖存者，她们的行动为中华民族灿烂的爱情增添了可歌可泣的伟大篇章。正如夹边沟倖存者王志所说，「她们就是『顽固不化』地不能和右派丈夫和右派儿子划清界限，说怪也不怪，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老百姓所谓的结发夫妻，她们大多不谙斗争哲学，但部分朦胧地承袭了中华文明的某些优良道统，她们对恩爱直率的理解是最真诚，最纯朴的。也是在最艰危之际越发坚贞不贰，绝不能随便地恩断义绝。」
夹边沟是甘肃人民心中永远的一个痛，时至今日农村里有孩子哭啼，大人板起面孔吓唬说，再别哭了，哭了送你去夹边沟。孩子听到此话，就似听说有大灰狼来了般的害怕，马上停了哭声。倖存者高吉义在世时约我一同给夹边沟和明水滩的亡灵们各立一块墓碑，我们也商量好，上面要刻上「千古奇冤，旷世英魂」八个大字，让人们永远牢记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令人发指的惨剧。然而，这件事情因为患了癌症的高吉义突然的去世还没有完成，今日里在夹边沟倖存者以及这些罹难者家属的支持下被张遂卿同志完成了，人们现在看到的除了悠闲宜人的夹边沟旅游度假村，而且夹边沟「罹难者遗骨衣冠冢」的墓碑也已立了起来，这块墓碑不仅是夹边沟罹难者的寄託，也是中国大地千千万万被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摧残折磨而死的知识份子的墓碑。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参考消息》的头版头条曾登出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在纪念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饥荒的烛光仪式上发表的讲话︰「三十年代的饥荒是反人类罪，是有兇手的，但从法律的角度看，还没有找到任何罪犯。」他说︰「人们可能找到谋杀一个人的兇手，但是对于数百万人受害的事件，却没有人负责。这也许就是乌克兰今天难以恢复法制、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原因。」同样，我们中华同胞由于三年人祸被活活饿死，夹边沟农场发生了将知识精英被饥饿、强劳、打骂、捆绑摧残而死亡近七分之六的惨案。时至今日关于灭绝人性的反右运动和其后由于疯狂冒进大饥荒的事实，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不让说、不让写，当然，更没有人去追究那些置几千万人死亡人的责任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任人捏造的历史，就连被完全否定的文化大革命，也被我们的电视和报刊美化成了莺歌燕舞的太平盛世。
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为了民主自由交出的学费太昂贵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对失败和教训认真加以总结，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在议事日程上，更没有让防止悲剧重演的民主宪政在中国出现的迹象。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浩劫的时候，高喊的是「枪桿子，笔桿子，革命靠的是这两杆子。」文革、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都是以「革命」、「跃进」、「共产主义」这些红色的外衣掩盖他们封建专制的面孔来蒙骗广大人民的，正是他们掌握「枪桿子，笔桿子」，所以他们可以信口雌黄、造谣污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我在文中列出当年的批判文章，就是让人们看看当年一面倒的舆论文章怎样造谣诽谤来扼杀和禁锢思想的火花，怎样成了法西斯的帮兇。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知道，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以及千千万万的干部学者，怎样被当时的广播、报纸污蔑成臭不可闻的狗屎堆。枪桿子、笔桿子让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遭到血腥镇压；枪桿子、笔桿子让一九五七年无数先贤生灵涂炭，至今还得不到彻底平反；正是这两杆子让一人一党之私利，代替了民族和国家的大义。综观国际上，希特勒、墨索里尼、史达林、波尔布特和一切对国内人民残酷镇压、对国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封建法西斯，之所以他们为所欲为、猖狂一时，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枪桿子和笔桿子，所以他们的权力无限膨胀，没有任何力量对其制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我们的国家多么迫切需要思想、新闻的自由化、军队的国家化、司法的独立化、文化的多元化，因为它是我们的民族走向民主、自由、富强、繁荣的关键，它是我们的国家防止贪污腐败、独裁专制最有效的良药。夹边沟农场后来的张场长对王志道说：「说句老实话，是死人救活了你们」。我想，能不能让这些死难的英魂唤醒我麻木的国民，让他们清楚只有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给于人民选举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才是中国的希望和明天！
在採访夹边沟倖存者的日子里，我流过不知多少次的眼泪，我遭遇过不知多少人的误解，也碰壁过倖存者家属和子女们的阻拦；另外，在採访了八十多个倖存者之后，很多人都不愿也不敢写上他们的名字，但我完全理解株连九族的政策让右派们的亲人再也不敢与我们接近，因为，过去的阴影还徘徊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我还是得到了孙枢、朱照南、高学武、和凤鸣、高吉义、水天长、王志、赵振芳、胡德海、张中式、凌文秀等前辈和朋友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广大倖存者的积极配合，这让我心里无比宽慰，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一九九四年，《夹边沟惨案访谈录》被甘肃人民出版社给以回绝后，在中国大陆一直得不到出版，但经过补充修订，今天在凌文秀、廖天琪、黄大奎老师的关心下，在台湾秀威出版社积极努力下即将与读者又要见面了，让一个真实的历史得以重现了，我在此对他们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历史将永远铭记一九五七！历史将永远铭记夹边沟！
赵旭
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兰州
图书试读
朱照南
朱照南是接受笔者採访的第一位夹边沟农场的管教干部，他生于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是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石佛乡中石村人。笔者一大早从天水市打了个计程车去到石佛乡中石村拜访这位老人。一路上汽车颠簸，尘土飞扬，可进了他家的小院，只见院中种着各种小花，金瓜秧子搭在屋檐上，七、八个瓜儿悬在窗前，让人沉重的心情稍有舒缓。
我是一九五一年八月调甘肃劳改系统的。一九五六年元月去了夹边沟农场，当时这里还是一个劳改农场，我当时在场里任秘书，工资级别为行政二十二级。刘振玉也是一九五六年去夹边沟农场的，他去时已是一九五六年的后半年了。夹边沟农场改为县级后，刘振玉工资级别为行政十六级。
刘振玉是陕北志丹县人，原是刘志丹手下一个正团级干部。抗日战争时刘振玉是回汉支队支队长，梁大钧当时是回汉支队的政委。解放战争时在一次战役中他头部中弹负了伤，警卫员背他进了一个山洞，可是，警卫员下山找食物和水时被马鸿魁的军队抓了去，出卖了他，但他被俘虏后一直没有暴露他的身份，被关押在兰州大沙坪监狱里。兰州临近解放时，他被放了出来，可是，很多共产党员在兰州解放前夕被马步芳秘密杀害了。解放后他找了当时任宁夏银川地委书记的梁大钧，但无法证明他出狱的真实过程，所以，他被降级使用在宁夏潮湖农场二分场任场长，共产党籍一直没有恢复。一九五六年年调夹边沟农场任场长、副场长。
张宏是山西偏关人，一九五八年底才到夹边沟农场的。张宏原先是甘肃省定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非常喜爱下象棋。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审判员和书记员拿来一个人的宣判书让他签字，这个人本来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可是，他当时下棋正在紧张时，马马虎虎给签了个「立即执行」。审判员和书记员准备解释，他因为下棋一摆手让两人下去了。由于错杀了人这件事情，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撤销了张宏院长的职务。一九五七年才给他恢复工作，一九五八年调夹边沟农场任书记兼场长。一九五九年底，由于张宏说「夹边沟是个驴粪蛋蛋，外面光，里面烂。」「夹边沟两头大，风沙大，盐硷大，发展前途不大。」这些话让他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后在场里赶了一个时期的马车。
朱照南是接受笔者採访的第一位夹边沟农场的管教干部，他生于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是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石佛乡中石村人。笔者一大早从天水市打了个计程车去到石佛乡中石村拜访这位老人。一路上汽车颠簸，尘土飞扬，可进了他家的小院，只见院中种着各种小花，金瓜秧子搭在屋檐上，七、八个瓜儿悬在窗前，让人沉重的心情稍有舒缓。
我是一九五一年八月调甘肃劳改系统的。一九五六年元月去了夹边沟农场，当时这里还是一个劳改农场，我当时在场里任秘书，工资级别为行政二十二级。刘振玉也是一九五六年去夹边沟农场的，他去时已是一九五六年的后半年了。夹边沟农场改为县级后，刘振玉工资级别为行政十六级。
刘振玉是陕北志丹县人，原是刘志丹手下一个正团级干部。抗日战争时刘振玉是回汉支队支队长，梁大钧当时是回汉支队的政委。解放战争时在一次战役中他头部中弹负了伤，警卫员背他进了一个山洞，可是，警卫员下山找食物和水时被马鸿魁的军队抓了去，出卖了他，但他被俘虏后一直没有暴露他的身份，被关押在兰州大沙坪监狱里。兰州临近解放时，他被放了出来，可是，很多共产党员在兰州解放前夕被马步芳秘密杀害了。解放后他找了当时任宁夏银川地委书记的梁大钧，但无法证明他出狱的真实过程，所以，他被降级使用在宁夏潮湖农场二分场任场长，共产党籍一直没有恢复。一九五六年年调夹边沟农场任场长、副场长。
张宏是山西偏关人，一九五八年底才到夹边沟农场的。张宏原先是甘肃省定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非常喜爱下象棋。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审判员和书记员拿来一个人的宣判书让他签字，这个人本来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可是，他当时下棋正在紧张时，马马虎虎给签了个「立即执行」。审判员和书记员准备解释，他因为下棋一摆手让两人下去了。由于错杀了人这件事情，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撤销了张宏院长的职务。一九五七年才给他恢复工作，一九五八年调夹边沟农场任书记兼场长。一九五九年底，由于张宏说「夹边沟是个驴粪蛋蛋，外面光，里面烂。」「夹边沟两头大，风沙大，盐硷大，发展前途不大。」这些话让他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后在场里赶了一个时期的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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