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译序: 耿济之先生可谓是托尔斯泰的学生。他在北京俄文专修馆求学的几年时间里专心致志于阅读,研究,翻译列夫•托尔斯泰的着作。他的第一部译作是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克莱采尔奏鸣曲》(Крейцерова соната),初稿是用文言文译的,文采四溢,使他的朋友着名文学家王统照先生拍案叫好。后来改成白话文体以《旅客夜谈》之名于一九一九年发表在胡适之先生编的《新中国》杂志上。
托尔斯泰的《复活》最早是由耿济之先生在一九二一年直接从俄文原着全文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译成后作为共学社「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二二年出版发行。上世纪三○年代,他的朋友,着名戏剧家田汉和夏衍把他的译本改编成话剧,在上海的舞台上演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惜不久,这本巨译和济之先生的其它许多译作一样遭遇了连年战争的厄运,在大陆消失得杳如黄鹤。二○○九年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找到了珍藏的孤本,但不能外借。最终,台南的朋友林忆琴女士在台湾文学之父赖和先生的藏书中找到了,并承赖和纪念馆工作人员的说明,拷贝了全书整整三大卷。当我收到时,看到封面上的「耿济之译,共学社,1926」几个字,惊喜之情,难以言表。
济之先生高度赞扬托尔斯泰是「俄国的国魂」,「他是俄国人的代表,从他起我们才实认俄国文学是人生的文学,是世界的文学。」「富有伟大之天才,至高之独创性,不为旧说惯例所拘,运用其高超之哲学思想于文学作品中。」济之先生研究分析了托尔斯泰的生活和作品,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分成两个阶段,「初期的作品都系偏于艺术的描写;晚期的作品却偏重于思想方面,含着高深的哲理。」《复活》就是托尔斯泰在生命最后阶段的一部伟大的作品。当代着名艺术家蒋勋先生说:「我读这本书,几次流下泪来。那样深沉的自省,那样广阔的人道主义的情怀,那样毫不妥协的实践的力量……」
这部作品在此就不详细介绍了。让读者自由地阅读,自由地理解,是外公济之先生的一贯作风。
沙皇俄国的书报检查非常严厉,连达尔文的《人种起源》(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也差一点被禁。列夫•托尔斯泰是贵族,但他的书也是命运多舛。沙皇俄国经常禁他的书,害得托尔斯泰夫人不得不经常去皇宫求情。后来虽然准许出版,也给检查官们大砍大删,早期俄文版本中到处留下了大段删除的痕迹,大多是托尔斯泰对沙俄帝国政府腐败的揭露和抨击。济之先生行将译完时才注意到,于是他请他的两个弟弟式之和勉之对照Louise Maude(1855–1939)的英译本进行了补译。据说那是托尔斯泰送到英国授权发表的原着。一九三六年济之先生调到莫斯科任一秘和临时大使时,着名文学翻译家、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戈宝权先生常常陪他逛书店。那时他才注意到那个英译本竟然也有很多删节。戈宝权先生后来回忆说:「他(指济之先生)晚年还准备在译完高尔基的《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Жизнь Матвея Кожемякина)之后,再重新改译他早年译过的《复活》,但这个计画也成为泡影。」
一九三九年着名出版家赵家璧先生和济之先生商量出版「耿译俄国文学名着」,济之先生计画重译《复活》和其它早年翻译的作品。但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战事一起,日寇侵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查封了家璧先生的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此事从此搁浅。
本译本是根据一九九六年俄文版《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第八卷,和一九二六年耿译《复活》商务版重译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查对了Louise Maude的英译本,确实发现英译本中有许多删节。托尔斯泰最终还是逃不过沙皇政府书报检查官的眼睛。
济之先生在翻译这部伟大的作品时还是个学生,而且正在和我外婆热恋中,家境并不宽裕,后来他用了《复活》的稿费作为结婚的费用。这部《复活》在济之先生眼里有着特殊纪念的意义。现在我终于代替外公完成了重译,让她又回到了读者手里。
陈逸
二○一四年一月八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