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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以上学历　□居住于大城市　□中产阶级

　　在中国，一个单身女子只要符合以上条件，就是「官方认证」的「剩女」。她们又依照年纪区分「危险等级」，被戏称婚姻的「剩斗士」、「必剩客」、「斗战剩佛」和「齐天大剩」。媒体舆论与官方单位极尽所能地羞辱她们的单身处境，并将「剩女现象」从社会话题提升到国家危机的层级。

　　当本意为多余的「剩」字使用在女性身上，则为中国媒体诋毁单身女性的运动添加了情绪共鸣。这个运动，其讽刺之处在于中国是个男性人口过盛的国家，一胎化政策、重男轻女和针对女婴的堕胎导致两性比例不均，官方称之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

　　在买房与房产登记不利于女性的社会结构下，
　　原有的经济优势瓦解，亟欲脱离单身的「剩女」反而陷入新危机！

　　为了解决这个社会威胁，并配合国家提升「人口素质」的政策，官方倾全力迫使高学历女性「别工作了，尽早结婚」，为国家生出「优质」的婴儿。在媒体推波助澜之下，年轻女性因感受到来自社会舆论、父母与另一半的压力，恐惧晚婚，为了早日摆脱「剩女」身分，容易接受不适宜的婚姻。

　　「剩女」们「积极」向往婚姻，却在买房与财产分配上做出「消极」的妥协与配合：她们被传统社会观念与不公的法律制度剥夺了房子的所有权，情愿让不动产登记在丈夫名下，就算她们或她们的父母在买房中有很大贡献，也是如此。失去了经济优势，更容易造成夫妻关系不对等的局面，在婚姻因家暴与外遇而解体时，更突显她们所面临的困境。

　　她们该如何在「三分之一的婚姻都以离婚告终」的中国获得安身立命的机会？
　　面对压迫，她们能够找出方法，反撃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吗？

名人推荐
    
　　「这份研究既令人信服，又富有原创性。从记者转行学者的洪理达指控一九五○年代致力于提升女性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今天竟然逼迫女人回归厨房。」──《经济学人》书评（The Economist）

　　「洪理达以生动浅白的笔调，直书城市专业女性在中国飙升的经济发展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对待。」──柯瑞佳（Rebecca E. Karl），纽约大学学者

　　「研究深入、引人入胜。来自中国『剩女』的亲身剖白扣人心弦。对中国或女性问题有兴趣者不容错过。」──鲁可蒂（Kristie Lu Stout），美国有线电视（CNN）新闻国际网络主播及记者

　　「文笔吸引人、富启发性。这是个时常被忽略的重要议题，必读。」──华志坚，《中国一把抓：你未必深知的108个问题》（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作者

　　「出色、吸引人、创新的当代中国研究，是从社会学角度对性别政治经济提出质疑的重要着作之一。」──刘禾，《中国女性主义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编者之一

　　「中国在国际间营造女性教育水平提升、财产增加的形象，背后实隐藏了严峻的性别不平等──中国女性在教育和财产方面的改善，反而为她们招来攻击。洪理达以平实的文笔陈述这些不公平现象，既易读且引人入胜。」──女性主义及妇女研究协会（Feminist and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书评

作者简介    

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

　　出生于香港，自小随外交官父亲与语言学家母亲常驻国外。于哈佛大学修读东亚研究，在史丹佛大学取得亚洲研究学硕士学位，后赴中国清华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

　　1996年担任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1998年担任美国CNBC驻上海记者，后以美国之音的记者身份长期派驻北京。2002年曾获「专业新闻工作者协会」表扬优秀记者的「Sigma Delta Chi」奖，为该年度唯一获奖的华裔人士。作品发表散见《纽约时报》等媒体。

译者简介

陈瑄

　　笔名陈颖。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毕业，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英美文学硕士，论文研究酷儿理论。目前为自由译者及影评人，并在学院外持续从事性别及电影研究。文章散见于「流行文化学院」研究网站、「映画手民」影评网站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网站等。

序
Chapter 1＿「剩女」的条件
Chapter 2＿被排除在房产财富之外的剩女们
Chapter 3＿中国两性间的财富鸿沟
Chapter 4＿女性财产权的黄金年代
Chapter 5＿家丑不外扬vs. 身陷家暴之网
Chapter 6＿性别平权的反撃
致谢

CH2 被排除在房产财富之外的剩女们 (节录)
 
「我每天下班都是哭着开车回家。我只想逃走。」吴梅说。回想婚姻生活中所遭受到的暴力，她的眼眶满是泪水。
 
凭着在大学里名列前茅的成绩，吴梅获得澳洲一所夙负盛名的法律学院录取。毕业不久，当时二十五岁的她回到北京，就和一位家人认为「适合」的熟人结婚。吴梅说：「那时候我在北京的大部分朋友都已经结婚，因为大家都觉得那是该要做的事。」我问她：「妳爱他吗？」吴梅耸耸肩，回答：「那时候我没能找到更相配的对象。」
 
即使吴梅和她的父母也投入了不少资金，一同购买她总值人民币一百万元的新房，但房子的契约书上却只有丈夫的名字──在中国这是惯常的做法。作为一名诉讼律师，吴梅非常熟悉中国法律制度里的种种缺陷，面对着绝不可能让步的对手，她相信打离婚官司的过程会是冗长和充满创伤的，并且也不保证会打赢。所以，她决定长痛不如短痛，跳过法律程序，让丈夫保留所有财产，还多付给他人民币十万元现金，换取他同意离婚。二○一一年他们离婚的时候，他们的新房──现在已全权属于吴梅的丈夫了──价值已超过人民币三百万元（在当年约是美金四十七万元），比买房的时候涨了三倍。
 
直到在自己的名下买下房产之前，吴梅都不会再结婚了。吴梅相信，这么一来，在婚姻关系里她才有更多的经济力量和保障，可以避免再遭受到长期的施暴。「要是我结婚那时候名下已经有房，他就不可能那样子恐吓我了。」
 
房产值高达美金三十兆元，所有权尽归男人
 
二○一三年中国的住房总值超过美金三十兆元，但和吴梅一样，许多中国女人都被排除在这笔说得上是史上最庞大的财富之外。尽管买房关卡重重，根据中国中央银行的数据，中国的住房买卖市场仍然是世界最大，在城市买房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八十五（虽然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数据说只有百分之六十）。房地产显然是在上海、北京这些城市里最大的收入来源。一般民众只有透过合资，才有可能买得起天价房产。言下之意就是大家都有份凑钱买房：夫妻、未婚情侣、父母、阿姨和舅舅、祖父母，以及其他亲戚或朋友。然而，在父权意识形态如此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当房价爆涨时，合资买房的各个家族成员都会倾向往名下有房的男方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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