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西方赢得世界并非靠思想或价值或宗教胜人一筹，因为其他文明国家因而归顺者少之又少，而是靠其在运用组织暴力上的优势。西方人经常忘了这个事实，但非西方人无时或忘。」－美国政治学家韩廷顿（SamuelP.Huntington）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势力挟其武力优势席卷全世界，
西方文明成了现代文明，
美国价值成了普世价值。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再度崛起，
并与当代物理学世界观：时空相对论、心物一元论与曲线思考相通，
形成第三波中国文化复兴运动。
透过文化的复甦，凝聚民族的情感，
中国的时代宣告来临！
本书特色
◎美国哲学博士出身的作者在政治、公共行政领域深耕已久，将多年来的论着择取学术精华，献给在纷乱政治环境中挣扎的两岸三地读者。
◎作者不断往返海崃两岸，深入观察箇中关系与相对应的文化策略，希望能帮助台湾在正确的航道上前进。
◎行文遍及现代深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从中西学者见解中博观而约取，笔锋直指问题核心，一目了然。
著者信息
吴琼恩
学历：
美国奥斯汀德州大学哲学博士
经历：
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系
2010年2月教授退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12所大学客座教授
曾任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系所主任、华夏行政学会理事长、华夏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海崃评论》杂志社社长
图书目录
壹、两岸关系与文化战略
中国的统一与中国的崛起：文化战略的思考
文明冲突论及文明多元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价值的意义
中华文明第三波的崛起与中国前途
中国人有争取不作奴隶的权利：驳余英时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扭曲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玩家：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没落：评韩廷顿新着《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中国文化第三波的崛起及中华民族对世界新秩序的忧患意识
林毅夫返台事件与中共对台政策的行销策略
全球化浪潮下的两岸关系──反思与突破
国清才子贵，家富子弟骄：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评章念驰大作《统一探究：两岸关系与中国前途》
二○○八年北京奥运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较量
危机与转机：中国前途与政权正当性的史观重建与突破
中国崛起：全球最大的玩家
赵紫阳的悲剧：中国前途的文化战略选择
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不为也──评龙应台的「价值认同」及中共与马英九应记取的教训
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傅高义着《邓小平改变中国》新书评介
时代刺激的反映．民族病态的悲鸣：评刘晓波言论的荒谬与无知
贰、茫茫大海寻方向
台湾人的美国乡愁：谈「五一俱乐部」媚美之谬误
李光耀的治国理念对解决两岸关系的重要启示
《旧金山和约》对中国没有国际法的约束力：评陈隆志、吕秀莲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今古茫茫貉一丘 功名常笑烂羊头：评王作荣着《壮志未酬》
陈水扁的领导模式：不沾锅领导
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江柯高峰会后的中美台三角关系
蒙着眼睛看世界，煳里煳涂过日子──评《中国时报》与《自由时报》的主权观点
前途茫茫后继无力──评马萧配没有政治愿景的现实主义路线
根本没有方向感：缺乏政治路线的九万兆新内阁
马英九的政治人格与领导问题：一位土生土长本土教授的观察与建议
从断裂到连结：韩国民族主义的统合对两岸关系的启示
千山万水我独行．茫茫大海何处寻：马英九的历史定位与内阁大改组
欲用天下之权，必先布德诸侯：两岸关系的现状与突破
参、政治与社会思想
政治家不仅应注意民意趋向 更应领导民众实践政治理想
优秀的政务官应是一个「全人」
没有真情实义的君臣关系：缺乏思想根基的政治危机
卡尔巴伯论民主政治
怎样做一个有创造力的管理人员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韩廷顿去世及其文化意义的诠释
肆、其他重要论着
孔子思想是当代西方文明向上提升的发展方向
从中国传统文化看现代文明重建
一片白云横谷口 几多归鸟尽迷巢──解读南怀瑾新书《漫谈中国文化》
问学三十载──南怀瑾老师的学术与方法论初探
图书序言
今年是西元二○一五年，美国诺贝尔奖经济学大师Joseph Stigliz认为是中国崛起的第一年，他是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如此论断。其实，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统之正，託始文王」，此种偏重德性之知的特征，在历经西方文明偏向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过度膨胀的发展后，益发觉得中国文化传统向来坚持「价值理性」的优先性，弥足珍贵。从二○一三年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再三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性」的重要性，并全力反腐倡廉，勉励国人诚信作人。此与美国近二十年来强调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的重要性有异曲同工之妙；更与二○○八年已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逐渐重视「点对点的横向联系」相互适应有密切相关。这一文化价值转变的新趋势，台湾政坛精英绝大部份仍在朦胧中，所谓左统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和右统的三民主义信徒，多半仍不知所云，石火光中闹不休。大陆少数领导人如习近平和李克强、王岐山是深有体会的。中国国运的崛起和世界文化秩序的转变均在乎于是。
本书虽然以当前台湾前途和中国崛起为主要关注点，却从中西文化四百年来的盛衰起伏比较观点，在九○年代初期，即已分析说明中国文明的即将崛起，这固然是恩师南怀瑾先生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离台赴美前，已在台北市信义路讲堂耳濡目染，更在他的名着《老子他说》第9页，发现有如下的一段话：「回顾历史的陈迹，展望未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动乱的时代，大概不会再延续太久了，照历史法则的推演（或为宋朝邵康节《皇极经世》的推演──笔者註），应该是丁卯年（一九八七）以后，我们的民族气运与国运，正好开始回转走向康熙、干隆那样的盛世，而且可以持续两三百年之久，希望现代青年，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么，就更要懂得老子的思想学说。」（一九八七年台湾初版，台北：老古文化公司）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曰，台湾解除戒严令，同年十一月二日开放探亲；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位，两岸关系开始千变万化。
历经二十多年的演变，两岸关系从设立海协会、海基会开始，经九二共识、九三辜汪会谈，李登辉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的「两国论」，陈水扁二○○一年的「一边一国论」，马英九在二○○八年开放直航，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见证：二○○八年大陆的世界奥运会；二○○九年的国庆阅兵；二○一○年举办上海世博会，当年中国的GDP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自二○一二年习近平上台后，开始反腐倡廉，又不断警告大陆官员不可以崇洋媚外，大力鼓吹国学的重要性，鼓励要唸《论语》和《孔子家语》，以恢复中国人讲诚信的优良传统。二○一三年又倡议设立于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成为二十一世纪以来最大的国际组织，声势惊人，迄今为止（笔者执笔至今为二○一五年四月四日）已有五十七国申请为创始会员机构。二○一四年十一月七日又在北京雁栖湖举办新一届的APEC国际会议，提出国际外交「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新构想，使世界有识之士，终于看到了欧亚大陆块自古以来即以领导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而闻名于世。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由美国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由十七世纪的荷兰，十八世纪的法国，延续到十九世纪的英国，再由二十世纪的美国主导盛行迄今，已见西方文明开始软疲无力的迹象，益见西方先哲的远见卓识，例如二十世纪初有德国的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出版；中期有英国史学家汤恩比的《历史的研究》一书出版；后期更有Samuel P. Huntinton（韩廷顿）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九九六年出版）韩廷顿更在此书结论中说道：「帝国主义就是普遍论必然的逻辑结果。」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七年，美国外交家布里新斯基（Zbigniew Brzeziski）更在他所着的《大棋盘》一书中强调欧亚文明终将重新领导人类文化前进的方向。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时代周刊》，更在封面标明The Decline And Fall of Europe（And May Be The West）作为专题报导。同年的八月十五日《时代周刊》封面大标题更有Fareed Zakaria所谓强权美国的衰落：美债危机何以伤及成长与其在世界的国家地位（The Great American Downgrade:Why the debt crisis has hurt growth and the nation position in the world.）。
从以上知名人士所见，我们终于看到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已然超越前进，愈来愈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就是中华民族与第三波中国文化的两腿一起站立起来。这才是中国真正站立起来了。试看一九四九年的中国是一条腿站起来的时代。国民党兵荒马乱逃离大陆，落脚台湾，依靠美国的保护苟延残喘，已失民族主义精神。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杨逵写〈一个支离破碎的家〉一文，因起草〈和平宣言〉，唿吁各省籍同胞互信互爱而锒铛入狱，还谪绿岛，开始了他长达十二年的孤苦生涯。请问这可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至于一九七一年的海内外学生保钓运动，国民党更失去了中国民族主义立场，企求学生追求保守平安的日子（例如当年的中央日报，孤影发表〈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即为明显的例子）时序到了一九七九年中美断交，更有一知名文人丁中江发表〈我本将心向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此种依靠美国强权保护的软疲心态，一时腾为笑柄，留传至今。蒋经国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逝世前，解除戒严令，开放探亲，事前并未与美国商量，尚存一丝民族主义尊严。及二○○五年连战和宋楚瑜接连访问大陆，开始流行「两岸一家亲」的说法，这都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凝聚力重新复甦。
一九四九年中国民族主义的站起来，结束了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的耻辱，在中国大陆则结束了四分五裂的政局。而今台湾的各政党各政治人物，摇尾乞怜于美国强权的保护，已明显可见日薄西山。所幸在中国大陆耗尽十年文革，民穷财尽，人心思变，后患无穷，乃有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崛起于世，紧接着是习近平的防腐倡廉及全面恢复国学。此时，大家想起蒋介石领导八年抗战，使民族主义的一条腿站立起来，还必须恢复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吸收西方文明之所长，并加以整合融会贯通，创造第三波中国文化的来临（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第一波原生文化；儒释道融合创生的宋明理学是为第二波中国文化；自中西文化融会贯通，将近二百年，是为整合中西印等各支文化精神的来临，是为第三波中国文化）。当一九六○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时，蒋介石极力恢复中国文化精神，略有功勋。直至习近平上台，深知中国文化的高明，面对西方文化的侵袭，毫无自卑感，比起钱穆对唐君毅、牟宗三的偏见；余英时偏向中国文化的实证面；刘晓波主张美国殖民中国二百年的幼稚论；还有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及苏起仍迷信美国不信中国崛起的实用论（当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时任陆委会主委的苏起立即宣告从此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我们终于看见习近平的文化自信心和高明的谋略，远迈毛泽东、邓小平，更无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江胡时代，及其被清理的贪腐现象，中国前途和中国文化的远景已光明在望，前贤早已论之。
游学日本和欧美十三年，并精通二十二种语言，且力行孔孟之道的陈寅恪：「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转引自龚济，联合报二○一二年十二月七日〈曾经活过的清大精神〉。）此一观点与八○年代西方一流物理学等学科的诺贝尔奖得主所言不谋而合，而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认为当代物理学的世界观与中国传统儒释道的世界观相通。爱因斯坦典范所呈现的时空相对论、心物一元论、非线性思考均与儒释道的世界观相通，因而取代了牛顿典范。可以说愈是现代物理学的世界观，愈与中国传统儒释道的世界观相通。牛顿和马恩列史的理论或有其时空脉络性，其理论思维在有限的脉络下或有其解释力和预测力，但绝不代表普遍真理。Karl Popper早说过：「科学命题不是追求真理，而是接近真理（verisimilitude）。」千万不可把某一物理命题视为真理，何况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命题，怎能视为绝对真理或普遍真理呢？中共最擅长与时俱进，亦熟知Thomas Piketty二○一三年原着《21世纪资本论》（中译本，台北：卫城出版），他说：「许多年来，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和其他众多有志者，都在谈论财富不均的问题，却没有人提出任何数据跟方法来准确比较各时代间的差异，并依此检验各种假说。」（中译本，19页）他又说：「经济学领域尚未跳脱对数学和纯理论性推想的幼稚偏爱。这些理论性推想常带有高度意识形态，而缺乏历史研究根据，也欠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互动。……如此可以轻易戴上『科学客观性』的帽子，也不用回覆周遭世界提出的更加复杂的问题。」（同上：第37页）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言之，这种所谓的「科学的客观性」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经验论」（abstracted empiricism），或「工具性的实证论」，以美国和台湾的学界最为严重流行，因而无济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深度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放在中国历史长久的文化脉络中来理解其意义，何况曾经引导人类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文明，岂能因一时的落后挨打而消影无褅？但这五百年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来临，中国虽然落后了，中国人岂无高明之士如陈寅恪和南怀瑾等人看出中西文化整体特征而画龙点睛，补偏救弊？哪有像自称康德专家的孔子信徒，言行不一，经常诋毁他人不是，自以为真理的代表；又有自称台湾史专家的韩非信徒，顺着批孔扬秦的潮流，一变而为颂扬邓小平的实用论，再变为中国人历经挨打、挨饿、挨骂等耍嘴皮式的饶舌，却提不出正面的思想理论，亦无知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然来临的策略。他们早已预设社会实体（social reality）的永恆不变，更受美国六○年代逻辑实证论的影响，凡事倡言科学命题必备事实与逻辑的落后观点，自以为是真理的代表，又爱教训人，此所以台湾左统思想境界的失败与肤浅，好比殷海光先生要以逻辑实证论的研究途径写《中国文化的展望》，却无知于Michael Polanyi早在一九六六年已提出personal knowledge或tacit knowledge（默会知识）的概念。Polanyi说：e can know more than what we can tell.迨w与中国人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思相通，何待那些后知后觉者独领风骚，还不知谦虚为何物，常以真理的代表自居教训人，好辩好斗，如此这般又怎能扩大统一的力量？
至于台湾的右统，虽有中国文化的根底，高手或有之，教条主义者却不少。最可怕者是那些从事儒释道心性之学者，自以为佛菩萨，东拉西扯到处教训人，或看人不起或自以为是，虽修行工夫或有可观之处，亦值得欣赏，却不见金刚经佛陀对前世仇人割裂身躯，仍毫无一点瞋恨心的怨言，其境界差距，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台湾的右统从反攻大陆到反共无望论，再演变为宁共勿独论，第四阶段则为与左统的合流，而有中国民族主义的「两岸一家亲论」。最后一段即第五阶段的「中国文化崛起的整合论」，不仅是左统与右统的整合论，更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中西印的大整合，是以中国「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为起跑点的世界新文明动态。
最后，笔者虽汇集一些作品，权作关怀两岸将来统一预备之作，虽已陈述要点如上，仍有一些重点留作将来继续研究之发挥，以就教于海内外大家及恩师南怀瑾先生在天之灵的启迪：
一、异化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异化（alienation）的新阶段。
其实异化现象自古以来即有。一个人所作所为，无法掌握其成果，而诉之于不可测的机运或命运，即为无力感（sense of powerlessness）的异化现象之一。青年马克思同情无产阶级，无法掌握生产工具，为求温饱而不得不工作，产生异化现象，剩余价值被剥削。老年马克思则从同情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并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以求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Karl Marx, Capital.3 vols. N.Y.: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其实，异化问题更是人类心性主体的修行问题。去年三月十八日至四月上旬，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其学运领袖之一陈为廷拟参加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选举，因爆发无数次性骚扰案件，而宣告退选。心理学家分析，犯有性骚扰和吸毒者，即有耐不住的孤独感，此与权力饥渴甚者，有同样的心理根源。庄子：「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论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耐得住寂寞的专注精神才是心性之学的内圣功夫，是解决异化问题的基本功，也是成就大事业的专业精神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马克思光从社会条件的改善来解决人的心性异化问题，颇有舍本逐末之感。
二、工具理性问题：最早强调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问题者是休谟（David Human, 1711-1776），他谈道德问题时曾说：「理性为欲望服务（reason serves desire）。」他疏忽欲望之上还有价值理性的心性之学，正是中国儒释道的核心精神，而为美国世界知名的心理学大师Maslow一九六九年所提出的「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所特重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个人的欲望为分析单位，强调物竞天择，而在二○○八年金融海啸后逐渐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强调协同合作的横向联系，即将逐渐取代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央集权的资源垂直整合，例如铁路公司、AT&T、汽车和石油公司皆朝向资源的垂直整合，即将逐渐转向横向扩展的协同合作，使「取用权」将逐渐替代「所有权」。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必须建立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更有赖于超越工具理性的思维，建立以中国传统儒释道为核心的价值理性作为基础，成为第三波中国文化整合西方文明的精神，挽救资本主义后期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危机。这也是习近平（或Pa-Pa Xi习大大）当代有所作为世界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
三、在天崩地裂，价值虚无化和泛实用主义流行的年代，如何克服近二百年盛行的否定性思维：自康德对实体性形上学的批判，转向知识论十二范畴的建构，再一变成为黑格尔主体性的形上学，到了二十世纪二○年代又有以卡纳普（Rudolf Carnap, 1891-1970）为代表主张取消形上学。哈伯玛斯也放弃了主体性形上学，强调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社会哲学。自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尼釆（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马恩列史以来，一直到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大皆倾向否定性思维与工具理性思维。左派理论家，世界体系的创建者Immanuel Wallerstein也质疑：「阶级是否是社会与政治领域中唯一重要的操作单位？」我的好朋友王晓波教授，常不经意流露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年二○一四年十一月马克思专家姜新立教授给我一信，认为王晓波是一有活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也是马克思的教条主义者。评论得当，他受已过时的逻辑实证论和浅薄实用论的影响而不自知，更不知二十世纪初期，体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占多数；五○年代中后期已是朝九晚五的服务阶层占多数；到了二十世纪九○年代已是creative class愈来愈多，几占１／４的数字，现在二○一五年的创意阶层只多不少。他们可在家上班，工作、生活、旅游三合一，一人创意工作，富可与资本家同比，例如周杰伦、蔡依林等等及其他科学家、艺术家、建筑师等等，难以简单二元归类。那些左统分子几乎不知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的时代意义，只能抱残守缺，预设社会形势不变下，每年搞二二八纪念，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培养台湾爱国主义传统」，却无能扩展在台湾的文化思想方向，又自以为是真理的代言人，中共看了都讨厌（一笑）。习近平都能全面恢复国学，与时俱进，台湾这批左统分子可怜，仍陷入否定性思维的迷雾中。右统则往往堕入传统的心性之学，加上无知于客观社会形势的理解，抱着「中华民国」的口号恋恋不舍，又提不出前瞻性思维，他们若能看一看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即知民族统一或国家统一乃中国文化真精神。中共已认同中国文化了，国家富强与中国文化第三波的整合即将完成，这种统一的认同，才是民族的大是大非，又何必计较眼前哀伤叹气没什么出息的右统和左统呢？一加一大于二，只要发挥整合的力量，大处着眼，中国的前途绝对是光明的。
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来临与中国统一的愿景：当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中国的命运只是一条腿站立起来，中共对中国文化仍延续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的余绪甚为可悲，摇旗吶喊之徒两岸皆有，好比二○一三年习近平访问山东曲阜，鼓励大家要看《论语》和《孔子家语》，笔者也鼓励一位北大博士毕业的教授，应即读《孔子家语》，尤其是第五卷〈儒行篇〉，不要国家元首提示才去看，否则岂是有独立思考，向熊十力和梁漱溟学习的好汉？那位教授默然无语。
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然来临，《物联网革命》作者，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作者Jeremy Rifkin早在二○一三年九月十日接受北京的《参考消息》访问，在标题〈为什么中国可以领导第三次工业革命？〉一文中说：「英国和美国各引领了一次工业革命。二十一世纪，中国将有望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中国有机会创造一种合作，分享的经济体系，……真正让每个人都参与到经济增长当中。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如果中国选择过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很可能引领亚洲，乃至全世界进入下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点对点，横向扩展的协同合作精神，发挥中国传统以诚信为价值理性的文化，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以诚信为工具理性的文化。这一问题在《物联网革命》一书中，已有详尽分析说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Aaron L. Friedberg在二○一一的近着《美国回得了亚洲吗？》（二○一四年有中译本，台北：远流）中提到，只要中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美国再怎么採取既遏制又结盟的「围和」（congagement）战略，终将无济于事，他们是现实主义加实用主义，我们则是长治久安的道义原则加现实的权变能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将来临而底于成。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华文化最后终于站立在东方，引领人类的新文化前途。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日完稿
图书试读
各位先进：
今天我在这里做这个演讲，说实在的很不敢当。因为南老师的冥诞，我有责任义务把跟南老师长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学习心得在这里跟各位报告。因为我长期以来从事学术工作，难免有一点掉书袋子，请各位原谅。
反对科学主义，不反对科学方法
我一直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学问，我认为科学并不是在追求真理，科学顶多是接近真理。所以我们要运用科学的方法，但是不可以把科学过度的膨胀，如果那样的话，那就是科学主义。我们反对科学主义，不反对科学的方法，这里面有很深的学术的思想，必须要跟各位报告。但是，我个人的学问有限、思想有限、经验有限，如果我有些批评、批判的地方，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原谅，都是学术上的观点。为什么这样讲呢？世界知名的科学哲学家Karl Popper（卡尔．波柏）讲过一句话：「科学不是在追求真理，科学顶多是追求接近真理。一个科学的命题，百分之百正确的命题是重言反覆。」重言反覆就是废话。这一张桌子就是桌子，百分之百正确，这个就不是科学命题，这是废话。所以一个科学的命题，必须要有可错性，可证为误性，可以证明它是错的，你消除了错误，使这个科学的命题逐渐接近真理。
这三四百年来科学的发展，早期一六四二年诞生了牛顿，牛顿去世的时候，英国人很得意啊，他们说：「伟大的牛顿，你发现了宇宙的真理。」现在不能这样讲，牛顿当然是了不起，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他的科学观、世界观完全被爱因斯坦取代。牛顿运动三大定律，他的科学研究到今天还是有用的，只不过它的范围是有限的。宇宙那么大，你好意思说它就是真理吗？
当代物理学世界观与中国儒释道思想相通
爱因斯坦起来以后，他转变了世界观，在学术上的名词叫做「paradigm」，大陆翻作「范式」，台湾翻作「典范」，都一样的意思，都是「paradigm」这个词。这就是说，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已经转变了。刚刚周瑞金先生提到了朱清时校长的科学观点，我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赞叹。还有杨振宁也讲到当代的科学的观点，跟我们这个佛法已经很接近了，杨振宁可能没有研究佛经。以南老师的话，应该是佛法，我们不讲佛学，讲佛法。
用户评价
这本书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作者那种对历史脉络的精准把握和对未来趋势的敏锐洞察。题目中的“迈向盛世中国的最后一哩路”，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作者对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的一种深刻判断。他清晰地描绘出，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攻坚期，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挑战需要被正视和解决。而“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的论述，更是这本书的核心价值所在。我理解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全方位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文化的独立与自信。这与一些片面追求GDP增长的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书中关于如何构建和巩固这种“双足挺立”的论述，让我受益匪浅。它涉及到了教育、艺术、价值观等多个层面，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特别喜欢作者在分析具体案例时展现出的细致和逻辑性。他能够将宏大的叙事与微观的观察相结合，使得他的观点既有理论深度，又不失现实指导意义。这本书让我开始重新思考，作为个体，我们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去践行这种“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的理想。
评分这本书的题目简直太吸引人了，一眼就能抓住我的眼球：《迈向盛世中国的最后一哩路：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时代来临》。我一直对中国的发展和未来充满好奇，总觉得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而这本书似乎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感觉。题目中的“盛世”二字，既是一种期盼，也是一种挑战，它暗示着我们离那个理想的状态或许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的艰辛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最后一哩路”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冲刺阶段的紧迫感和决心。更让我觉得有深度的是“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崛起，更是精神和文化上的自信与独立。它提醒我，真正的强大，是能够以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在世界舞台上稳稳地站立。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解读这个“最后一哩路”的？在这条路上，我们又将如何去“双足挺立”？书中是否会提供具体的分析和可行的路径？是侧重于宏观的国家战略，还是微观的个体思考？这本书的题目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史诗般的叙事感，让我对即将展开的阅读充满了期待，仿佛要跟随作者一起，踏上一段探索中国未来走向的壮丽征程。我非常关注的是，作者如何将“文化”和“民族”这两个看似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可见的、能够“挺立”的实在力量。这其中涉及到的思考和论述，一定非常深刻。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真的不是一本空泛的“成功学”或者“国家赞美诗”。相反，作者以一种极为冷静且深刻的笔触，剖析了中国当前所处的复杂局面。“最后一哩路”的表述，恰如其分地勾勒出了一种既充满希望又暗藏挑战的现实。我尤其赞赏作者对“文化”和“民族”这两个核心概念的深入挖掘。他没有停留在表面上的民族自豪感，而是深入探讨了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和激活我们深厚的文化根基，使其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书中关于文化自信的论点，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常常觉得，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忽视了那些宝贵的传统，或者将其简单化、符号化。而作者强调的“双足挺立”，正是要我们找回这种根植于文化和民族认同的自信，不再仅仅依靠外在的物质指标来衡量进步。书中对文化创新和民族精神传承的讨论，给我的启发尤为巨大。我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样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什么样的民族精神才能支撑一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长久地立足？作者的论述，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让我对“盛世”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经济的繁荣，而是上升到了一个更为广阔和精神的层面。
评分这本书的题目，让我眼前一亮——《迈向盛世中国的最后一哩路：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时代来临》。它不仅仅是一本书名，更像是一份宣言，一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深刻洞察。我一直对“中国崛起”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而这本书显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视角。“最后一哩路”的比喻，非常形象地传达了冲刺阶段的艰辛与重要性，暗示着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的理念，更是直指问题的核心，提醒我们，真正的强大，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更是精神的独立和文化的自信。我尤其欣赏作者在书中对中国文化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其独特魅力，并发挥其积极作用的论述。书中关于如何凝聚民族力量，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这些观点都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本书，让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也更加坚信，文化和民族精神，是支撑一个国家走向长久繁荣的强大动力。
评分老实说，这本书的题目起初让我觉得有些“宏大叙事”，但深入阅读后，我发现它所探讨的问题，其实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作者并没有回避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是以一种相当坦诚的态度，揭示了“最后一哩路”的艰辛。他所提出的“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的理念，让我眼前一亮。这不仅仅是关于国家层面的发展，更是关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如何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以一种自信、独立的方式，与世界对话。我特别欣赏书中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论述。作者认为，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故步自封，而是能够汲取传统精华，并将其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种观点，让我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书中对一些现实问题的分析，也相当深入，触及到了许多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但又难以言喻的方面。它帮助我理清了思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值得反复品读的书。
评分我一直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仅仅看GDP的增长，更要看其文化是否繁荣，民族精神是否昂扬。《迈向盛世中国的最后一哩路：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时代来临》这本书的题目，就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点。它让我看到了作者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深邃思考，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足，更是精神的升华。“最后一哩路”的比喻，道出了当前中国发展所处的关键时刻，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克服最后的障碍。“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的理念，更是这本书的核心价值所在。我理解，这是一种超越经济层面的崛起，是一种在世界舞台上，能够以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坚定的民族认同，赢得尊重的能力。我特别想知道，作者是如何论述文化对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的？他是否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证明文化和民族精神在推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这本书，让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也让我更加坚信，文化和民族的力量，是国家长久繁荣的基石。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让我对“中国崛起”这个概念有了全新的理解。题目中的《迈向盛世中国的最后一哩路：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时代来临》，就已经预示了作者的观点并非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真正的“盛世”，是经济、文化、民族精神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状态。“最后一哩路”的比喻，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当前中国发展所处的关键阶段，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而“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更是点明了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我尤其赞赏作者在书中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入探讨。他没有将文化视为僵化的历史遗迹，而是强调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命力和作用。书中关于如何建立和巩固民族自信，以及如何在全球文化交流中保持自身特色的论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帮助我理清了许多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路，让我对“中国模式”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个关于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集。
评分我一直对“中国模式”的发展以及其未来走向非常感兴趣。而这本书的题目，恰好触及了我最关心的问题——《迈向盛世中国的最后一哩路：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时代来临》。这个题目本身就充满了吸引力，它暗示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及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最后一哩路”的比喻，非常形象地传达了冲刺阶段的艰巨与重要性，而“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的理念，则直指中国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最终目标。读这本书，我感觉作者不是在做简单的歌颂，而是以一种批判性的、反思性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中国在通往“盛世”的道路上可能遇到的挑战，以及如何依靠自身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去克服这些挑战。书中关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文化独立性，并实现民族精神的复兴，这些论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特别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将这种宏大的理念，具体化为可行的分析和建议的？这本书让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思考，也更加认识到，文化和民族认同，是我们走向真正强大不可或缺的支撑。
评分这本书的题目，仿佛是一种预言，也像是一种号召。《迈向盛世中国的最后一哩路：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时代来临》，仅仅是题目，就足以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它不仅仅关乎中国的未来，更关乎全球格局的演变。我之所以会被这本书吸引，是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富足，更是其精神的独立和文化的自信。“最后一哩路”的表述，让我感受到一种紧迫感，一种需要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的冲刺阶段。“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更是道出了核心的精髓。这是一种超越物质层面的追求，是一种在世界舞台上，能够以自身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精神，赢得尊重和认可的姿态。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剖析，在当前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中国应该如何找回并强化自身的文化根基，如何凝聚民族力量，从而实现真正的“双足挺立”。作者的观点，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一种对中国未来发展更为深刻的理解？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一部关于国家命运、文化复兴和民族崛起的深刻论述。
评分这本书的题目《迈向盛世中国的最后一哩路：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时代来临》本身就充满了力量和前瞻性。它不仅仅是在描述一个过程，更是在预示一个时代的到来。作者的笔触，在我看来，充满了智慧和远见。他没有简单地描绘一幅理想化的图景，而是深刻地剖析了通往“盛世”这条“最后一哩路”的复杂性。其中，“文化与民族双足挺立”的提法，更是抓住了核心的关键。我理解这是一种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精准定位，即不能仅仅依靠经济硬实力，更要注重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以及民族认同的强化。书中关于文化如何支撑民族精神，以及民族精神如何驱动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让我深受启发。作者对这些抽象概念的阐述，并非空中楼阁，而是紧密结合了现实的中国社会土壤。我尤其关注书中对如何实现这种“双足挺立”的论述，它是否提供了一些可操作的思路，或者是一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哲学命题？总而言之，这本书让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也让我更加坚信，文化和民族的力量，是支撑一个国家走向长久繁荣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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