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序 在老一辈学术名家中,钱穆先生以学问渊博、着述宏富着称。不过,他对古代文学这一块说得不多。《钱宾四先生全集》凡五十四册,谈中国古今文学的文章都收在第四十五册《中国文学论丛》中,佔全集的比例甚小。这些文章论题相当分散,一般篇幅也不大,只有《中国文学史概观》一篇,略为完整而系统。因此,如今有叶龙先生将钱穆先生1955至1956年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录整理成书,公之于众,实是一件可以庆幸的事情。钱先生是大学者,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学术的一个以前我们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来说,更能够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
从前老先生上课大多自由无羁。我曾听说蒋天枢先生讲第一段文学史(唐以前),学期终了,楚辞还没有讲完。钱穆先生的文学史分成三十篇,从文学起源讲到明清章回小说,结构是相当完整的了。不过讲课还是跟着述不一样,各篇之间,简单的可以是寥寥数语,详尽的可以是细细考论,对均衡是不甚讲究的。而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误听啊漏记啊也总是难免。要是拿专着的标准来度量,会觉得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
但笔录也自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之所处,常常会冒出些「奇怪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若是做文章,就算写出来也会被删掉。譬如钱先生说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这话简单好懂容易记,却又是特别中肯。盖孔子最要讲的是一个「诚」,连说话太利索他都觉得可疑。「百货公司,货真价实」不好用作学术评价,但学生若是有悟性,从中可以体会出许多东西。而现在我们作为文本来读,会心处,仍可听到声音的亲切。
要说文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我们知道它是起于西洋;而最早的中国文学史,也不是中国人写的。但绝不能够说,中国人的文学史意识是由外国人灌输的。事实上,中国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现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至少在南朝,如《诗品》讨论五言诗的源流,《文心雕龙》讨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都有很强烈的文学史意识;至若沈约写《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写《南齐书‧文学传论》,也同样关注了这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出色的见解。中国文学有自己的道路,中国古贤对文学的价值有自己的看法。而在我看来,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既认识到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特质,同时又深刻地关注中国传统上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意识。在众多重大问题上,钱先生都避免用西方传统的尺度来衡量和阐释中国文学现象,而尽可能从文化机制的不同来比较中西文学的差异,使人们对中国文学的特点有更清楚的认识。也许,我们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与钱先生有所不同,但他提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却是有普遍意义的──这还不仅仅由文学而言。
钱先生是一个朴实而清晰的人,他做学问往往能够简单直截地抓住要害,不需要做多少细琐的考论。譬如关于中国古代神话,中日一些学者发表过各种各样的见解。有的说因为中国古人生活环境艰苦,不善于幻想,所以神话不发达;有的说因为中国神话融入了历史传说,所以神话色彩被沖淡了,等等。但这样说其实都忽略了原生态的神话和文学化的神话不是同样的东西。前些年我写《简明中国文学史》,提出要注意两者的区别,认为中国古代神话没有发展为文学,而这是受更大文化条件制约的结果。我自己觉得在这里颇有心得。但这次看钱先生的文学史,发现他早已说得很清楚了:
「至于神话,故事则是任何地方都有的产物。中国古代已有,但早前未有形成文学而已。在西方则由神话、故事而有文学。中国之所以当时没有形成文学,是由于文化背景之有所不同所致,吾人不能用批评,只宜从历史、文化中去找答案,才能说明中西为何有异。」
我们都知道钱先生是一位尊重儒家思想传统的学者。儒家对文学价值的看法,是重视它的社会功用,要求文学有益于政治和世道人心,而钱先生是认同这一原则的。所以,在文学成就的评论上,他认为杜甫高于李白,陶渊明高于谢灵运,诸如此类。站在儒者的文学立场上,这样看很自然,也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与此同时,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钱先生对文学情趣的重视和敏感。他说: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的,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的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甚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甚么而行,水不为甚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这些议论使人感到,钱穆先生对文学的理解,有其非常重视美感的一面。他特别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就是因为它轻快自如,毫不造作(这和鲁迅一致)。而且在钱先生看来,正是因为曹操文学的这一特点,他在文学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钱先生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
钱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赋比兴,有不同寻常的理解,这和他重视文学情趣的态度也是有关的。他引宋人李仲蒙解释赋比兴之说,归结其意,谓:「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或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然后解释道:
「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会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在思想史中却是无法找到这理论的。我们任意举两句诗,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当我人沉浸在此种情调中时,但不能说是写实文学,因为它不限时、地、人;也不能说其浪漫;且狗吠鸡鸣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观,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与合一,是赋,对人生感觉到有生意有兴象之味,犹如得到生命一般。」
赋比兴都是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个说法以前是没有的。但确实,我们在读这些文字时会感到一种欣喜,我们会感到自己对诗歌有了更亲切的理解。
从历史与社会来说文学,从文化环境说文学,从中西比较说文学,这是钱穆先生《中国文学史》眼界开辟、立论宏大的一面;从自然洒脱、轻盈空灵的个性表现说文学,从心物一体、生命与大自然相融的快乐说文学,这是钱穆先生《中国文学史》偏爱性灵、推崇趣味的一面。两者不可偏废。
至于钱先生讲课一开始就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这倒没有甚么特别可以感慨和惊奇的。以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作品数量之庞大、文学现象之复杂,文学史写作几乎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至于「理想」的文学史,只能是不断追求的目标吧。
骆玉明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志诚序 继《钱穆讲中国经济史》之后,学长叶龙教授有意将他珍藏多年、修读钱宾四师「中国文学史」时的笔记整理,然后付梓出版。现在已经整理完成,书名就叫《钱穆讲中国文学史》,并嘱咐我为这本书写篇序。我一方面感到万分的兴奋和荣幸,另一方面,我又深感惭愧,我哪有资格为这本书写序?恐怕叶师兄之属意于我,一来因为我们是同门师兄弟,无论是在新亚书院抑或新亚研究所,他都是我的前辈。二来,恐怕也是最主要的,我们都先后修过钱师的「中国文学史」,彼此应该有些相关的话题和体会。叶师兄盛意拳拳,我就只好勉力而为,答应过来。但谈的都是个人的感受和印象,而且拉杂说来,称不上是篇像样的书序。
叶师兄和我虽然先后都修读过钱师「中国文学史」的课,不过,效果却可并不一样。首先,他修读的时间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而我修读的则在六十年代初。其次,他修读的是整年的完整课程,而我修读的只是半年的课,下半年即由另一位老师替代了。那是因为作为新亚书院的六十年代初,他已因书院要併入中文大学作为三所成员学院之一而非常忙碌,无法多兼教学工作,所以「中国文学史」课只教了半年便没有继续下去。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叶师兄是江浙人,他听钱师课的能力比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香港学生强,吸收上比较容易。再加上他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态度都相当好,所以,他的听讲笔记详细而精确,可以充分反映钱师的讲课内容,堪称是课堂的实录。
众所周知,钱宾四师是着名的学者和教育家,誉满中外,着作等身。他又非常热爱自己的家国和中华文化,「九‧一八事变」之后,因应教育部将「中国通史」成为大学必修科以振起国魂之规定,他在大学讲授该科,所编写的讲义即成为日后部定大学用书的《国史大纲》。是书不但足以唤醒国魂,亦加深国人对国史的认识,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而钱师也奠定了他在史学权威的地位。除《国史大纲》外,他的着述包括《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庄老通辨》、《庄子纂笺》、《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文化学大义》、《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论语新解》、《中国历史研究法》、《史记地名考》、《中国文化精神》、《阳明学述要》、《中国文化丛谈》、《朱子新学案》、《中国文学讲演集》等,洋洋大观,非常丰富。
细看钱师的着述内容,都是以史学、经学、文化、思想、考据、理学等范围的学术性论文为主,属于文学的,就只有《中国文学讲演集》而已。这本《中国文学讲演集》,原是钱师有关中国文学的讲演纪录,计共十六篇,1963年由香港人生杂志社出版。篇幅虽不太多,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阔,所提的论点也很深入,颇多独到的见解。此书1983年增加了十四篇,共三十篇,改名《中国文学论丛》,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除了这些偏重作品欣赏与研究的文章外,钱师也有些情文并茂、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如《朱怀天先生纪念集》、《潮上闲思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灵魂与心》、《双溪独语》、《晚学盲言》等抒发个人思想与感情之作。显然地,我们的史学权威、国学大师,一直都没有忽略对文学的兴趣,至于「中国文学史」,更是他经常在教坛上要讲授的课。
钱师个子不高,但步履稳重,双目炯炯有神,使人望之而生莫名之畏。加上他在讲课时,声音嘹亮,抑扬有致,徐疾有度。在讲坛上往来踱步之间,散发出一股非常独特的神采。所以,在上他的「中国文学史」课之时,同学们都全神贯注,静心听讲。他的每一课就像每一个专题一样,非常吸引。
我们新亚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个月会举行,全校学生都会参加,除了简单的校务报告外,还会邀请嘉宾或校内老师主题演讲,演讲辞都由学生作纪录,然后刊登在定期出版的《新亚生活》刊物上。钱师是主要讲者之一,这些讲辞,其后都汇集成书,取名《新亚遗铎》。此外,钱师也往往受邀到校外机构作专题演讲,不论是校内校外,大都有一位同学获指派替他作纪录。而在这些同学之中,我们广东籍的学生往往只是偶一为之而已。就记忆所及,替钱师作纪录最多的,叶师兄应该是其中极少数者之一。他一直追随着钱师,也一直好好地珍藏着他所记录的钱师笔记。他应该是钱师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早前他在报刊所发表的钱师论经济、《钱穆讲中国经济史》以及《钱穆讲学粹语录》等,都是他积存多年下来的成果。而对钱师学术的传扬,也可说贡献良多,居功至伟。
如今,钱师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就要出版了,这真是莫大的喜讯。尤其像我这么样的后辈,只修读过半年的课而已。现在虽已是垂暮之年,但依然有机会看到钱师完整的「中国文学史」面世,圆了多年未完之梦,又怎能不喜出望外呢?而于叶师兄一再推广钱师学术、惠益后人的初衷,又怎可以只是向他再三致谢而已呢──是为序。
陈志诚
香港城市大学语文系前主任及
新亚研究所前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