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經濟倫理的對話
財富思想的對話
支配類型的對話
理念類型的對話
決策倫理的對話
財富思想的對話
支配類型的對話
理念類型的對話
決策倫理的對話
《儒傢與韋伯的五個對話》為跨越政治、經濟、宗教與方法學等領域的思想史學術創作。葉仁昌教授纍積瞭將近三十年的思考與體會，很大膽並充滿創意地，對儒傢與韋伯（Max Weber）開展瞭五個批判性的對話。包括瞭清教徒與東亞的經濟倫理、欠缺無限利潤心的儒傢財富思想、道德型正當性的支配類型、義利之辨的四種理念類型，以及何不曰利的決策倫理省思。藉此，不隻重構瞭韋伯若乾論述的框架，也爲儒傢提供瞭新視角下的不同詮釋。
韋伯是一位經典的大師，葉仁昌教授卻不隻具體地指齣韋伯對儒傢的理解盲點，還應用韋伯的方法學來新論儒傢，更試圖補足韋伯對儒傢在研究上的遺漏，完成韋伯未竟的探索，甚至重構韋伯有關支配類型的框架。當然，在這樣的過程中，儒傢也因為新的視角而得到瞭不同詮釋。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葉仁昌
1957年齣生於澎湖。國立颱灣大學政治學博士。國立颱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係退休教授，仍兼授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社會學以及中國管理哲學等課程。主要著作有《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邁嚮颱灣神學的建構》、《儒傢的階層秩序論：先秦原型的探討》、《獨唱的男人：隨想手劄》等。
葉仁昌
1957年齣生於澎湖。國立颱灣大學政治學博士。國立颱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係退休教授，仍兼授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社會學以及中國管理哲學等課程。主要著作有《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邁嚮颱灣神學的建構》、《儒傢的階層秩序論：先秦原型的探討》、《獨唱的男人：隨想手劄》等。
圖書目錄
序言
第一章：經濟倫理的對話：入世抑或現世？
前言：儒傢不利於近代資本主義？
一、理論與思辯層次的質疑：內在超越說
二、經驗與實踐層次的質疑：通俗儒傢說
小結：韋伯有錯，但仍站在那裏！
第二章：財富思想的對話：無限利潤心？
前言：經濟倫理的重大遺漏
一、貧窮不是美德的條件
二、士君子同樣可以求富
三、道德對財富的主體性
四、中庸式的財富階層說
小結：儒傢欠缺無限利潤心
第三章：支配類型的對話：道德型正當性
前言：以韋伯的架構為參照
一、儒傢有正當性觀念嗎？
二、儒傢與法製型支配
三、儒傢與傳統型支配
四、儒傢與卡理斯瑪支配
小結：道德型正當性的試擬
第四章：理念類型的對話：義利的四種模式
前言：純粹類型的應用
一、取代模式：「以義斥利」
二、條件模式：「先義後利」
三、化約模式：「義即公利」
四、因果模式：「義以生利」
小結：義利的雙重定位
第五章：決策倫理的對話：何不曰利？
前言：高明巧思下的難題
一、危險引信：衡量利弊得失
二、政策意圖與結果的不一緻
三、狂信下的手段與後果問題
小結：利益思考的必要性
參考書目
第一章：經濟倫理的對話：入世抑或現世？
前言：儒傢不利於近代資本主義？
一、理論與思辯層次的質疑：內在超越說
二、經驗與實踐層次的質疑：通俗儒傢說
小結：韋伯有錯，但仍站在那裏！
第二章：財富思想的對話：無限利潤心？
前言：經濟倫理的重大遺漏
一、貧窮不是美德的條件
二、士君子同樣可以求富
三、道德對財富的主體性
四、中庸式的財富階層說
小結：儒傢欠缺無限利潤心
第三章：支配類型的對話：道德型正當性
前言：以韋伯的架構為參照
一、儒傢有正當性觀念嗎？
二、儒傢與法製型支配
三、儒傢與傳統型支配
四、儒傢與卡理斯瑪支配
小結：道德型正當性的試擬
第四章：理念類型的對話：義利的四種模式
前言：純粹類型的應用
一、取代模式：「以義斥利」
二、條件模式：「先義後利」
三、化約模式：「義即公利」
四、因果模式：「義以生利」
小結：義利的雙重定位
第五章：決策倫理的對話：何不曰利？
前言：高明巧思下的難題
一、危險引信：衡量利弊得失
二、政策意圖與結果的不一緻
三、狂信下的手段與後果問題
小結：利益思考的必要性
參考書目
圖書序言
第一章：經濟倫理的對話：入世抑或現世？
前言：儒傢不利於近代資本主義？
韋伯的力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代錶瞭一個重要意涵，即將馬剋思（K. Marx）的唯物史觀徹底倒轉，改從精神層次的思想信念入手。韋伯一方麵希望人們「理解觀念是如何成為曆史上的有效力量」（Weber著，1991：68），但同時卻拒絕成為一個文化決定論者（1991：146）。長久以來，韋伯對於思想背後的曆史發展和社會基礎，始終予以高度重視並大量論述，稱之為文化決定論或唯心論者，實為最嚴重的扭麯。舉凡貨幣、城市、行會、科層組織、親屬結構和法律，都經常密集地齣現在韋伯的討論中。但無論如何，韋伯至少高張瞭經濟發展背後的文化因素。
然而，當場景移到瞭深受儒傢文明所影響的東亞，為何東亞會在現代化中曆經瞭讓全球稱羨的經濟奇蹟？當然，若乾國傢政策、經濟要素與國際條件都是關鍵，但其中沒有文化因素嗎？若是有，是否即為儒傢倫理？遺憾的是，早已在20世紀初，韋伯就斷言瞭作為文化因素的儒傢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利。雖然韋伯並未認為儒傢是阻礙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唯一因素，甚至也沒有說它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但韋伯是怎樣論證的呢？而他的此一斷言是否正確呢？
以韋伯的學術分量，此一斷言當然激起熱烈的討論和質疑。它可以是本書展開儒傢與韋伯對話的最重要切入點。在以下的篇幅中，筆者將逐一析論兩種不同的主要質疑。其一是從理論與思辨層次來駁斥的，它訴諸儒傢的內在超越性；其二則是從經驗與實踐層次來挑戰的，主張一種所謂「通俗的儒傢」（Vulgar Confucianism）。
壹、理論與思辨層次的質疑：內在超越說
先來說第一種質疑，它認為韋伯錯誤地看待儒傢在個人與世界之間缺乏緊張性，因而低估瞭其自傳統與因襲中解放、並發展齣經濟理性主義的力量。
一、觀點與論證的鋪陳，韋伯說瞭什麼？
原本，韋伯的相關論證是從對比西方中世紀的修道主義以及「齣世」精神開始的。他指齣，諸如喀爾文主義（Calvinism）的基督新教，在信仰態度上呈現瞭一種獨特精神，即所謂的「入世製慾」（inner-worldly asceticism）。簡單地說，就是將信仰中的敬虔落實在日常生活的具體行為中，而不是在修道院裏冥思祈禱。韋伯很傳神地描繪道：
前言：儒傢不利於近代資本主義？
韋伯的力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代錶瞭一個重要意涵，即將馬剋思（K. Marx）的唯物史觀徹底倒轉，改從精神層次的思想信念入手。韋伯一方麵希望人們「理解觀念是如何成為曆史上的有效力量」（Weber著，1991：68），但同時卻拒絕成為一個文化決定論者（1991：146）。長久以來，韋伯對於思想背後的曆史發展和社會基礎，始終予以高度重視並大量論述，稱之為文化決定論或唯心論者，實為最嚴重的扭麯。舉凡貨幣、城市、行會、科層組織、親屬結構和法律，都經常密集地齣現在韋伯的討論中。但無論如何，韋伯至少高張瞭經濟發展背後的文化因素。
然而，當場景移到瞭深受儒傢文明所影響的東亞，為何東亞會在現代化中曆經瞭讓全球稱羨的經濟奇蹟？當然，若乾國傢政策、經濟要素與國際條件都是關鍵，但其中沒有文化因素嗎？若是有，是否即為儒傢倫理？遺憾的是，早已在20世紀初，韋伯就斷言瞭作為文化因素的儒傢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利。雖然韋伯並未認為儒傢是阻礙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唯一因素，甚至也沒有說它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但韋伯是怎樣論證的呢？而他的此一斷言是否正確呢？
以韋伯的學術分量，此一斷言當然激起熱烈的討論和質疑。它可以是本書展開儒傢與韋伯對話的最重要切入點。在以下的篇幅中，筆者將逐一析論兩種不同的主要質疑。其一是從理論與思辨層次來駁斥的，它訴諸儒傢的內在超越性；其二則是從經驗與實踐層次來挑戰的，主張一種所謂「通俗的儒傢」（Vulgar Confucianism）。
壹、理論與思辨層次的質疑：內在超越說
先來說第一種質疑，它認為韋伯錯誤地看待儒傢在個人與世界之間缺乏緊張性，因而低估瞭其自傳統與因襲中解放、並發展齣經濟理性主義的力量。
一、觀點與論證的鋪陳，韋伯說瞭什麼？
原本，韋伯的相關論證是從對比西方中世紀的修道主義以及「齣世」精神開始的。他指齣，諸如喀爾文主義（Calvinism）的基督新教，在信仰態度上呈現瞭一種獨特精神，即所謂的「入世製慾」（inner-worldly asceticism）。簡單地說，就是將信仰中的敬虔落實在日常生活的具體行為中，而不是在修道院裏冥思祈禱。韋伯很傳神地描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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