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经济伦理的对话
财富思想的对话
支配类型的对话
理念类型的对话
决策伦理的对话
财富思想的对话
支配类型的对话
理念类型的对话
决策伦理的对话
《儒家与韦伯的五个对话》为跨越政治、经济、宗教与方法学等领域的思想史学术创作。叶仁昌教授累积了将近三十年的思考与体会，很大胆并充满创意地，对儒家与韦伯（Max Weber）开展了五个批判性的对话。包括了清教徒与东亚的经济伦理、欠缺无限利润心的儒家财富思想、道德型正当性的支配类型、义利之辨的四种理念类型，以及何不曰利的决策伦理省思。借此，不只重构了韦伯若干论述的框架，也爲儒家提供了新视角下的不同诠释。
韦伯是一位经典的大师，叶仁昌教授却不只具体地指出韦伯对儒家的理解盲点，还应用韦伯的方法学来新论儒家，更试图补足韦伯对儒家在研究上的遗漏，完成韦伯未竟的探索，甚至重构韦伯有关支配类型的框架。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儒家也因为新的视角而得到了不同诠释。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叶仁昌
1957年出生于澎湖。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系退休教授，仍兼授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社会学以及中国管理哲学等课程。主要着作有《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迈向台湾神学的建构》、《儒家的阶层秩序论：先秦原型的探讨》、《独唱的男人：随想手札》等。
叶仁昌
1957年出生于澎湖。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系退休教授，仍兼授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社会学以及中国管理哲学等课程。主要着作有《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迈向台湾神学的建构》、《儒家的阶层秩序论：先秦原型的探讨》、《独唱的男人：随想手札》等。
图书目录
序言
第一章：经济伦理的对话：入世抑或现世？
前言：儒家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
一、理论与思辩层次的质疑：内在超越说
二、经验与实践层次的质疑：通俗儒家说
小结：韦伯有错，但仍站在那里！
第二章：财富思想的对话：无限利润心？
前言：经济伦理的重大遗漏
一、贫穷不是美德的条件
二、士君子同样可以求富
三、道德对财富的主体性
四、中庸式的财富阶层说
小结：儒家欠缺无限利润心
第三章：支配类型的对话：道德型正当性
前言：以韦伯的架构为参照
一、儒家有正当性观念吗？
二、儒家与法制型支配
三、儒家与传统型支配
四、儒家与卡理斯玛支配
小结：道德型正当性的试拟
第四章：理念类型的对话：义利的四种模式
前言：纯粹类型的应用
一、取代模式：「以义斥利」
二、条件模式：「先义后利」
三、化约模式：「义即公利」
四、因果模式：「义以生利」
小结：义利的双重定位
第五章：决策伦理的对话：何不曰利？
前言：高明巧思下的难题
一、危险引信：衡量利弊得失
二、政策意图与结果的不一致
三、狂信下的手段与后果问题
小结：利益思考的必要性
参考书目
第一章：经济伦理的对话：入世抑或现世？
前言：儒家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
一、理论与思辩层次的质疑：内在超越说
二、经验与实践层次的质疑：通俗儒家说
小结：韦伯有错，但仍站在那里！
第二章：财富思想的对话：无限利润心？
前言：经济伦理的重大遗漏
一、贫穷不是美德的条件
二、士君子同样可以求富
三、道德对财富的主体性
四、中庸式的财富阶层说
小结：儒家欠缺无限利润心
第三章：支配类型的对话：道德型正当性
前言：以韦伯的架构为参照
一、儒家有正当性观念吗？
二、儒家与法制型支配
三、儒家与传统型支配
四、儒家与卡理斯玛支配
小结：道德型正当性的试拟
第四章：理念类型的对话：义利的四种模式
前言：纯粹类型的应用
一、取代模式：「以义斥利」
二、条件模式：「先义后利」
三、化约模式：「义即公利」
四、因果模式：「义以生利」
小结：义利的双重定位
第五章：决策伦理的对话：何不曰利？
前言：高明巧思下的难题
一、危险引信：衡量利弊得失
二、政策意图与结果的不一致
三、狂信下的手段与后果问题
小结：利益思考的必要性
参考书目
图书序言
第一章：经济伦理的对话：入世抑或现世？
前言：儒家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
韦伯的力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代表了一个重要意涵，即将马克思（K. Marx）的唯物史观彻底倒转，改从精神层次的思想信念入手。韦伯一方面希望人们「理解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效力量」（Weber着，1991：68），但同时却拒绝成为一个文化决定论者（1991：146）。长久以来，韦伯对于思想背后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基础，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并大量论述，称之为文化决定论或唯心论者，实为最严重的扭曲。举凡货币、城市、行会、科层组织、亲属结构和法律，都经常密集地出现在韦伯的讨论中。但无论如何，韦伯至少高张了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因素。
然而，当场景移到了深受儒家文明所影响的东亚，为何东亚会在现代化中历经了让全球称羡的经济奇蹟？当然，若干国家政策、经济要素与国际条件都是关键，但其中没有文化因素吗？若是有，是否即为儒家伦理？遗憾的是，早已在20世纪初，韦伯就断言了作为文化因素的儒家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利。虽然韦伯并未认为儒家是阻碍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唯一因素，甚至也没有说它是最重要的关键因素。但韦伯是怎样论证的呢？而他的此一断言是否正确呢？
以韦伯的学术分量，此一断言当然激起热烈的讨论和质疑。它可以是本书展开儒家与韦伯对话的最重要切入点。在以下的篇幅中，笔者将逐一析论两种不同的主要质疑。其一是从理论与思辨层次来驳斥的，它诉诸儒家的内在超越性；其二则是从经验与实践层次来挑战的，主张一种所谓「通俗的儒家」（Vulgar Confucianism）。
壹、理论与思辨层次的质疑：内在超越说
先来说第一种质疑，它认为韦伯错误地看待儒家在个人与世界之间缺乏紧张性，因而低估了其自传统与因袭中解放、并发展出经济理性主义的力量。
一、观点与论证的铺陈，韦伯说了什么？
原本，韦伯的相关论证是从对比西方中世纪的修道主义以及「出世」精神开始的。他指出，诸如喀尔文主义（Calvinism）的基督新教，在信仰态度上呈现了一种独特精神，即所谓的「入世制慾」（inner-worldly asceticism）。简单地说，就是将信仰中的敬虔落实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行为中，而不是在修道院里冥思祈祷。韦伯很传神地描绘道：
前言：儒家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
韦伯的力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代表了一个重要意涵，即将马克思（K. Marx）的唯物史观彻底倒转，改从精神层次的思想信念入手。韦伯一方面希望人们「理解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效力量」（Weber着，1991：68），但同时却拒绝成为一个文化决定论者（1991：146）。长久以来，韦伯对于思想背后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基础，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并大量论述，称之为文化决定论或唯心论者，实为最严重的扭曲。举凡货币、城市、行会、科层组织、亲属结构和法律，都经常密集地出现在韦伯的讨论中。但无论如何，韦伯至少高张了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因素。
然而，当场景移到了深受儒家文明所影响的东亚，为何东亚会在现代化中历经了让全球称羡的经济奇蹟？当然，若干国家政策、经济要素与国际条件都是关键，但其中没有文化因素吗？若是有，是否即为儒家伦理？遗憾的是，早已在20世纪初，韦伯就断言了作为文化因素的儒家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利。虽然韦伯并未认为儒家是阻碍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唯一因素，甚至也没有说它是最重要的关键因素。但韦伯是怎样论证的呢？而他的此一断言是否正确呢？
以韦伯的学术分量，此一断言当然激起热烈的讨论和质疑。它可以是本书展开儒家与韦伯对话的最重要切入点。在以下的篇幅中，笔者将逐一析论两种不同的主要质疑。其一是从理论与思辨层次来驳斥的，它诉诸儒家的内在超越性；其二则是从经验与实践层次来挑战的，主张一种所谓「通俗的儒家」（Vulgar Confucianism）。
壹、理论与思辨层次的质疑：内在超越说
先来说第一种质疑，它认为韦伯错误地看待儒家在个人与世界之间缺乏紧张性，因而低估了其自传统与因袭中解放、并发展出经济理性主义的力量。
一、观点与论证的铺陈，韦伯说了什么？
原本，韦伯的相关论证是从对比西方中世纪的修道主义以及「出世」精神开始的。他指出，诸如喀尔文主义（Calvinism）的基督新教，在信仰态度上呈现了一种独特精神，即所谓的「入世制慾」（inner-worldly asceticism）。简单地说，就是将信仰中的敬虔落实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行为中，而不是在修道院里冥思祈祷。韦伯很传神地描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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