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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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关于唐代时期,
吐蕃宰相制度的重要研究鉅着!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的特色在于君相之间的委託关系
  赞普为吐蕃国家主权的象征,实际不管事,而将统治权委託给宰相(大论)
  宰相因之拥有浩大的权势,对于国事几乎无所不统
  倘若赞普终止委託关系,则宰相掌握再大的权势,亦将不战而溃
  吐蕃相制历经独相而众相,由众相而僧相,由僧相回复至众相
  均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上述不但具体反映各时期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反映王室与众家贵族的关系
  吐蕃相制近于农业社会体制,与游牧社会有较明显的差异
  更可从吐蕃相制窥探出其与中原文化的渊源。

  林冠群最新论着《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指出了吐蕃王朝的大小事务均由宰相一人总其责,后因赞普幼年即位,导致独相掌握政柄。吐蕃便将独相,改为多人同时担任宰相的众相制。众相制实施后,赞普王室所信仰的佛教得以立为国教,全面推广。这种情况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佛教的政治地位跟着水涨船高。佛教僧侣也就跻登庙堂之列,位极人臣,形成以僧人担任宰相的僧相体制。上述相制演变,对吐蕃及其后代影响深远。西方藏学界在此一领域上,少有鞭辟入里的论着。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包括绪论与结论,共计六章,都二十六万言。第一章绪论:深入讨论唐代吐蕃政权的属性与政治文化,以及吐蕃的国家型态。此为历来学界所说不清楚之处,但却是了解吐蕃的核心。第二章:探讨吐蕃宰相制度的由来,从吐蕃地方性的部落组织、吐蕃王朝以前部落与部落联盟的架构、吐蕃部落联盟时期宰相的雏型与官员的设置以及吐蕃王朝的建立与宰相制的确立等,了解吐蕃体制事实上属承继性的发展。第三章:讨论吐蕃宰相的官称与职权、blon che 官衔释义、blon che之职权以及blon che之任免等,借此理解吐蕃宰相制度的基本架构。第四章:探索吐蕃由独相制演进至众相制的情况、吐蕃众相制的由来,复以〈吐蕃大事纪年〉所载,试图具体呈现的吐蕃众相制,并对吐蕃众相的衔称与运作、众相制对吐蕃政坛生态的影响、世人对吐蕃众相制的误解等,作深入且理性的讨论。第五章:从吐蕃僧相体制实施的时代背景着手,探讨墀德松赞赞普为何会开启僧相体制,进而讨论吐蕃僧相的官衔与职权、僧相体制对吐蕃王朝的冲击等。第六章结论:总结本文的4章,归纳出吐蕃宰相制度的特色、吐蕃宰相制度的意义,以及吐蕃宰相制度对后世的影响,并据以说明吐蕃宰相制度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本书对于吐蕃宰相制度的研究,不但修正正史及藏文史料记载的错误,提出学界前所未论及者,并从中窥探汉藏在文化上的关连性,贡献一家之言。
好的,以下是一份针对您的书名《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的图书简介,内容详实,并力求自然流畅,不含任何人工痕迹。 --- 《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唐宋之际北方边疆治理的演变》 本书导言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塑造中国历史走向的核心议题。本书聚焦于唐宋易代之际这一关键历史节点,深入剖析了在多重压力下,中原统治者如何调整其边疆治理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对后世影响的复杂过程。不同于传统史学将焦点集中于战争胜负或朝代兴衰,本书旨在揭示在“和战”循环往复的表象之下,中原王朝在行政管理、文化渗透、军事部署以及外交策略上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第一部分:盛唐气象下的边疆图景与管理模式 本书的开篇追溯了唐代前期,特别是盛唐时期,中央王朝对北方边疆,特别是与吐蕃、突厥等强大政权接壤地区的治理模式。我们详细考察了唐朝在边地设立的都护府、节度使制度的设立初衷与实际运作。 都护府的设置与功能: 重点分析了安西、北庭等重要都护府在维护丝绸之路畅通、管理西域诸国中的行政与军事职能。通过梳理《册府元龟》及出土文书,揭示了唐朝在遥远边疆地带如何实现有效的法律和税收体系的移植与维持。 “羁縻”政策的内涵与张力: 探讨了唐朝对附属民族实行“羁縻”统治的理论基础——即“因俗而治”。我们辨析了这种策略在实践中如何面临中央集权要求与地方自治需求的持续拉锯,尤其是在文化认同和军事责任分派上的具体表现。 军事部署与地理要素: 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地理信息分析,本书重构了唐朝在陇右、河西走廊的防御体系,分析了其军事部署如何适应高原气候和草原游牧的机动性特点,例如对烽燧体系的依赖和对重要关隘的固守策略。 第二部分:安史之乱后的权力转移与边防困境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更彻底改变了中原对北方边疆的控制力。本书将此视为一个权力结构的断裂点。 藩镇割据与边防真空: 考察了节度使权力坐大后,对中央调度的削弱,以及这种内部结构性矛盾如何使得外部的压力(如吐蕃的崛起)轻易撕开防线。重点分析了河陇、陇右地带的失陷过程,不再仅仅归咎于军事失败,而是视为一种制度性脆弱的暴露。 吐蕃帝国的扩张逻辑: 这一部分超越了传统“中土视角”,深入分析了吐蕃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对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整合能力。我们对比了吐蕃的军事动员体系与唐朝的募兵制,探讨了吐蕃成功渗透至唐朝腹地,并短期占领长安的深层社会与军事动因。 “和亲”的政治成本: 详细梳理了唐蕃之间多次和亲的外交细节,并利用新见的敦煌文书和吐蕃史料(如《贤者喜宴记》片段),评估了这些联姻在政治利益交换、文化交流以及对双方边疆稳定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第三部分:宋代的边疆重构与“不立边患”的困境 随着五代十国的动荡结束,宋朝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比唐朝更为严峻的北方边患——辽(契丹)的强大。本书的后半部分着重探讨宋代如何吸取唐朝的教训,尝试构建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范式。 “守内虚外”的战略调整: 分析了宋太祖、太宗时期放弃“进取”策略,转而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对边防的影响。本书认为,宋代的边防哲学更多体现为一种“不战而守”的防御心态,而非主动的扩张与整合。 军事堡垒与经济麻痹: 考察了宋朝在河北、陕西等地修建的坚固城寨体系,如环庆、庆历军区。重点分析了宋廷如何试图通过经济贸易和岁币(如澶渊之盟后的“岁赐”)来“买来和平”,并探讨了这种经济手段在长期内对边防体系和民族关系的腐蚀性作用。 文化认同的再塑: 探讨了宋代儒家理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如何强化了“华夷之防”的观念,使得宋朝在对待西北少数民族(如西夏、党项)时,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包容度相较于唐代大幅降低,从而加剧了隔阂。 结论:变迁中的边疆治理哲学 本书最后总结了唐宋之际边疆治理哲学从“主动经营”到“被动防守”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军事力量对比的结果,更是中央集权模式、意识形态构建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体现。唐朝的边疆政策试图通过制度移植和文化吸引力来“内化”边疆,而宋朝则倾向于通过物理隔离和经济补偿来“外部化”边患。对这段历史的深入考察,为理解后世中国处理周边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系。 本书特色: 跨越断代: 首次系统性地将唐之衰亡与宋之初创的边防策略进行对比分析。 多源史料: 整合了唐代碑刻、敦煌文书、宋代奏议以及相关西夏、辽金史料,力求立体呈现历史场景。 制度聚焦: 侧重于行政区划、军事编制、外交契约等制度层面的演变研究。 ---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林冠群


  1954年出生于台北市。祖籍福建林森。政大东语系土耳其文组学士、政大边政所硕士,文大史学所博士,美国印地安那大学阿尔泰学系访问学者。历任政治大学民族系教授;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代理院长;吴凤科大学务长。现任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专攻唐代吐蕃史、藏族史、中国民族史、隋唐史。着作有《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研究》、《唐代吐蕃史论集》、《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唐代吐蕃史研究》以及70余篇学术论文。曾荣获教育部第56届学术奖;大陆第1届、第3届藏学汉文专着珠峰奖。

图书目录

藏文字母与罗马拚音对音表
自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研究缘起
第二节:唐代吐蕃政权的属性与政治文化
第三节:吐蕃国家型态

第二章 吐蕃宰相制度的由来
第一节:吐蕃地方性的部落组织
第二节:吐蕃王朝成立以前部落与部落联盟的架构
第三节:吐蕃部落联盟时期宰相的雏型与官员的设置
第四节:吐蕃王朝的建立与宰相制的确立

第三章 吐蕃宰相的官称与职权
第一节:blon che 官衔释义
第二节:blon che之职权
第三节:blon che之任免

第四章 吐蕃宰相制度的演进
第一节:由独相制演进至众相制
第二节:吐蕃众相制的由来
第三节:〈吐蕃大事纪年〉所呈现的吐蕃众相制
第四节:吐蕃众相的衔称与运作
第五节:众相制对吐蕃政坛生态的影响
第六节:世人对吐蕃众相制的误解

第五章 吐蕃僧相体制的实施
第一节:吐蕃僧相体制实施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墀德松赞赞普开启僧相体制
第三节:吐蕃僧相的官衔与职权
第四节:僧相体制对吐蕃王朝的冲击

第六章 结论
第一节:吐蕃宰相制度的特色
第二节:吐蕃宰相制度的意义
第三节:吐蕃宰相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第四节:吐蕃宰相制度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附录
征引书目
索引

表图目次

表1:吐蕃地方势力一览表
表2:P.T.1286〈十七小王及家臣表〉
表3:西元705年以前之吐蕃大论世系表
表4:吐蕃历年众相任职表
表5:西元701年以后吐蕃大论与众相名讳一览表
表6:西元705年以后之吐蕃大论世系表
表7:西元755至763年吐蕃众相任职表
表8:西元755年至763年吐蕃众相名讳表

图书序言

自序

  自民国48年,十四辈达赖喇嘛出亡印度达兰沙拉以后,西藏逐渐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究竟在历史上,西藏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为何?西藏究竟是独立自主,抑或是属于中国的一部份?各方争论不休。因此西藏历史的型塑,成为各方为寻求各自立场的有力论证而角力。吾人可依治藏史立场与观察角度的不同,区分有四,其一,视西藏自古以来即属独立自主的国家,具独特历史文化,与中国毫无关涉的海外藏人;其二,普遍对达赖有好感,同情并美化西藏,以执学术牛耳的姿态治藏族史的西方学界;其三,称西藏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马列主义史观为纲治藏族史的中国大陆学界;其四,持西藏属中国之特别行政区,并以中华文化道统立场治藏族史的台湾学者。上述四类又可大致归纳成两大阵营:海外藏人与西方学界;以及海崃两岸的学者专家。两大阵营观点的最大差异,在于历史长河中,西藏与历代中原政权的互动内涵与模式,各持己见,并透过学术会议、期刊杂志与论着,互相批驳、诘难与挞伐。

  如是发展,形成海外藏人与西方学界对于海崃两岸的藏学研究,不论有心或下意识排斥,抑或有意无意地忽视,在彼等论着之中,甚少或根本不使用海崃两岸的研究成果,其主要成因在于彼等以为中文的论着,充满了「民族偏见」。彼等甚至以为古代的汉史料,也是属于自赞毁他,天朝观念作祟下,夸大不实的载记,不值一哂。此种情况使得大陆藏学学者沈卫荣教授,发出不平之鸣以为:「曾经是侵略殖民者的西方人,脱胎换骨成了西藏文化的大救星。而千余年来和藏族百姓紧邻相伴,文脉相通的汉人,却无厘头地成了摧残藏族文化的灾星。真是岂有此理!」(氏着:《寻找香格里拉》页203)

  这种诡异情况的变化,其中很大的因素,是由于国人把中原汉族以外的历史都抛弃掉了。以唐代吐蕃史为例,是为国史之中,国人最陌生的一段历史。治中国中古史者避之唯恐不及,此造因于语言文化的隔阂,所以弄不清楚来龙去脉,容易犯错,徒留话柄。是以不是点到为止,就是引用国外学者的论着,一来亦可彰显自己治学广博,能够引用国外学者的论着,使自己的论着增加权威性;而读者也因之认为作者既引用了国外论着,则此论着应具可读性,继而对其增进了信赖感。职是之故,国内纵然有出色的中国边疆史论着,也遭受到冷漠的对待,甚至弃之如敝屣,既不提及,更不用说援引了。这真是令人慨叹的现象。

  但事实上,也不能完全嗔怪国内学界的大小眼。因为在中国边疆史的研究领域,国内确实要落后国外甚多。其中原因为国史学界偏重于长城以内的历史,至于长城以外的历史,则归之于「虏学」,属「域外史」,甚少正视。有志于治「虏学」的学子,唯一的途径,就是到国外求学,受教于国外名师。学成后归国,却觅不到一处容身,因为国内学界甚少将「虏学」作为研究重点,顶多就是应应卯,点缀点缀。在如此情况下,要国内虏学研究赶上国外水平,不啻天方夜谭。

  然而,一部中国史,没有了「虏学」,就好像失去了半壁江山,也好似泛黑着半边脸的美人。因为一部中国史原本就是由华夷交参混融所成,缺一不可。例如唐朝为平唐境内之安史叛众,引进回纥援军,唐回双方议定酬劳为收复长安、洛阳后,回纥可获二都地面上的所有财物。事成,回纥欲履约引兵入长安,李唐王储广平王为避免因长安遭洗刼而激起洛阳的顽抗,遂不顾李唐太子身份,亲拜于回纥王储叶护马前,不但阻止了可预见的悲剧,也为自己博得了「广平王真华、夷主也」之美誉。此段史事意味着必须涵括华、夷,否则无法整体呈现古代中国之「天下」,更无法展现完整的中国史。不幸的是,东汉班固撰写了《汉书.匈奴列传》,内中借用出使匈奴之汉使者所云,诸如「匈奴俗贱老」、「匈奴父子同穹庐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等语,批判匈奴之文化,并结论以为:「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上述见解影响所及,往后华夏族群均持「夷狄禽兽也」之概念,鄙视与华夏殊异的人群,直至20世纪初叶,凡非华夏族群之族称用字,一律加上「犭」、「豸」、「虫」等偏旁,例如青海果洛族原用字为「猓狢」,抑或选用污名化的词汇,如云南傣族原用字为「歹族」等,由此道尽中原华夏族群的心态。连带地,也波及了研究中国边疆史的学者,一併遭到排斥、鄙视,而予以边缘化。

  究竟上述所提及之匈奴婚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所谓的「烝报婚」,真是如汉人所以为有如禽兽般的乱伦?非也!其实施如此婚制的原因在于:游牧民族的生活资源来自于所豢养的牲口,为避免牲口近亲繁殖,以致降低了牲口品质,影响毛、奶、肉及小仔的产量与品质,因此在实施族外婚之同时,利用由外部落娶来的妇女所携带而来之嫁粧,包括属于妇女所拥有的牲口,用来与本部落的牲口配种,从而有新血缘的加入,避免了近亲繁殖。但当家族中有成家的男性亡故,其配偶势必因改嫁而带走她所拥有的牲口,造成家族财产的损失,与生存上的危机。因此其亡故男性的兄弟子侄之一,必须负起责任,接纳亡故男性之配偶,以避免牲口流失而危及家族集体的利益与生存的安全。对于彼等而言,这是应尽的义务,也是维护整体家族持续发展的美德;但对于持儒家道德标准的华夏族群而言,却目之为乱伦,有如「禽兽」,继而口诛笔伐,历代相承而形成视夷狄为下等人的传统。是故,研究「汉学」属高级学术工作,研究「虏学」,也就是研究夷狄之学,被贬为「偏之又偏」的末流之学。国人因之弃如鸡肋,任其腐败。结果,国外将鸡肋视如珍馐,深挖穷治,滋味无穷。接着以所谓「突厥学」、「藏学」、「蒙学」、「满学」等挑战「汉学」,沛然大势,冲击了许多中国史的成说。「虏学」成了外国人的专利,长城以外的历史,他们说的算。

  曾几何时,西方的船坚礮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带来了如下的说法:中国是汉族的中国,说蒙古人、西藏人、新疆维吾尔人是中国人是很虚伪奇怪的事,认为凡与汉人异质的民族都不属于中国,是中国征服来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加殖民主义者。面对如此汹汹情势,海崃两岸学界匆促应战,左支右绌。因为所有涉及长城以外历史的发言权,早已落入外国人的手里。

  笔者有鑑于上述情势的发展,以为国内不能再如埋首沙中的鸵鸟,任由外国人对历代中原政权与週边诸族关系的历史,以及所谓的「虏学」,说三道四,任意以其成见肆虐。吾人应秉执历史事实,以吾国之治学方法与观点,推出具学术水平,而又能平心而论的论着,争取发言权。

  笔者不才,曾于民国100年8月出版《唐代吐蕃史研究》一书,获得国立政治大学讲座教授张广达院士的推荐,角逐教育部第56届学术奖。

  治西域史成名之张广达院士推荐以为:

  林冠群教授数十年来如一日,锲而不舍,精耕细作,全面、深入研究吐蕃史。天道酬勤,今天,林教授在数十年间完成了数十篇专题论文的基础上,集腋成裘, 刊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煌煌巨着。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吐蕃史的研究明显不如先前活跃,有如佐藤长、山口瑞凤、Ch. Beckwith等人那样的较高水平的吐蕃史着作已较少问世。我们庆贺林冠群教授的《唐代吐蕃史研究》在此时此刻的出版,它的出版改变了吐蕃史学界一时间的萧条面貌。

  林教授的《唐代吐蕃史研究》这部大作是研究吐蕃史的重大贡献。作者多年坚守这一领域,一点一滴地积累,一步一个脚印地深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前进,发前人之未发,纠前人的纰漏。作者深入探讨吐蕃氏族制以来的政治制度史、文化史、吐蕃与周边族群互动史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阐发吐蕃人物生平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大事纪年、史实考核、汉藏文史料的比较,辨析精到,凸显作者作爲一位历史学家的审慎和细致。书中对唐蕃关系的考据、对吐蕃制度的考述和对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毁佛事实的拨乱反正等,均有见地和新意。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作者对相关汉藏文文献资料的利用和准确理解,使之不再是日本学者専擅的特权,纠正了山口瑞凤等权威人物理解和诠释汉藏文文献的诸多误差,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力和严肃的学术批判精神。

  总之,无论是就学术发展史而言,还是就本书的学术高质量而言,《唐代吐蕃史研究》都极具价值,特此极力推荐。

  上述张广达院士的推荐与笔者的研究成果,获得教育部第56届学术奖遴选评审委员会的肯定,并做出以下的评论:

  藏学研究在国内一向被视为冷门学术,海外则以大陆、日本为主。在学术研究领域,藏学较其他学门难度更高,除语文之外,尚需熟谙西藏宗教及社会文化历史,同时也要有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素养;研究资料,除传统文献外,尚需精熟敦煌出土文书,尤其藏文资料,所以需要有长期浸润,始克其功。林冠群教授,向海内外学者专家多方拜师,驾驭语文障碍,而精通土耳其文、藏文、维吾尔文等,经数十年苦研吐蕃史,而今有关藏学着作丰硕,深受国际学界肯定,在国内实是藏学代表之不二人选,不再使外人专美于前。

  综观林教授之学术成就,主要呈现在釐清诸多文献误植史实,理性与批判国际学者的学说,进而建构吐蕃史研究的根本且完整的知识基础,深化省视唐代中国史的视野。尤其是对吐蕃的崛起过程、吐蕃赞普位之继承,吐蕃王国体制的特质、唐蕃关系等方面,均有深入且有批判性的讨论。如证明藏族家喻户晓「朗达玛大灭佛法」的史事系伪史,而能发千古未发之覆,为藏史千古疑案作了澄清。再如过去一般都认为墀祖德赞为吐蕃三大明君之一,实则为加速吐蕃王朝衰微崩解的昏君,藏族史家因崇佞佛教而予以曲笔,林教授的研究还原了墀祖德赞赞普的历史原貌。又如汉藏史籍缺载藏族史上唯一女性执政者墀玛蕾,林教授就敦煌文献作了史料的补阙;另外亦对新旧《唐书‧吐蕃传》错误记载「女子无敢干政」一节,作了修正。凡此研究成果,都是东西方学界少有触及者。

  笔者在张广达院士与教育部学审会之肯定的激励下,奋起余勇,秉持大陆学界对笔者的评论以为:「偏重实证的研究理路」作风,踵继多年来累积的研究成果,再次获得国科会专书撰写计划的补助,继续完成《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一书。此书系《唐代吐蕃史研究》在吐蕃政治体制中的宰相制度方面,再加以深入阐发。由于《唐代吐蕃史研究》属通史性质,限于篇幅,有关唐代吐蕃的许多领域范畴仅能浅尝,无法畅所欲言,特别是攸关最能呈现吐蕃制度面的特色、最具变化、以及最能反映唐蕃文化交流成果的宰相制度,笔者以为仍需就相关史料与史实,详为发掘阐述,遂有本书的问世。

  笔者以为西方学者强项在于能够大量使用藏文文献,不受藏语文的限制与障碍。但其缺点在于忽略了大量的汉文文献,彼等仅能使用经过翻译成英文的新旧《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鑑等常见的汉史料,除此外,再无法深入或普遍发掘其他文献如:《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全唐文》以及唐人笔记小说等,甚或除〈吐蕃传〉以外的新旧《唐书》本纪、列传等,也一併在其忽视之列。除非兼治汉学的西方学者如法国石泰安氏(R.A.Stein)、戴密微氏(P. Demiville)等,则能兼採汉藏史籍,作出公允持重的论断,令人感佩。其余大部份西方学者忽略了汉文史籍的重要性,因为唐蕃互动频繁,有密切的文化交流,汉文史籍记载有大量吐蕃讯息。在唐代吐蕃传世史料阙佚,文献难征之际,汉文史料益发突显其重要性。当然,吐蕃文献无可讳言地仍居关键地位。是以,作为唐代吐蕃史的研究者,对各种史料文献应採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偏听,不偏信,就学术论学术。

图书试读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一、前言
 
唐代吐蕃的宰相制度与吐蕃政教情势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早期,在赞普都松芒保杰(vDus srong mang po rje 676-704)族灭论钦陵(mGar khri vbring btsan brod)大论一族(西元699年)以前,吐蕃实施的是独相制。即由一人单独担任大论(Blon chen po, Blon che),由其实际负责吐蕃政府的运作,大小事务均由其一人总其责。适巧,吐蕃在赞普松赞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649) 于西元649年去世,由其孙芒伦芒赞(Mang slon mang btsan 650-676在位)年幼继位以后,由大论禄东赞辅政,从此产生了独相掌握政柄的现象。吐蕃王室为扭转类此「太阿倒持」的恶局,于是在相制上作了变革,把原由一人单独任大论的办法,改变为任命多人同时担任宰相,组成宰相会议。除保留一人仍任原有的大论(Blon chen po),仍享原有独相的名位,担任众相之首以外,其余的宰相,赋与「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字义:政事大臣,汉译:宰相同平章事)或「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字义:政事大臣参议大诏命)的头衔,跻登众相之列,以分散相权。于是,吐蕃的决策中心,原由一人掌控的首长制,转变为多人参与决策的委员制。众相的任免权,掌握在赞普手中,因此等于赞普控制宰相会议,于是主导政局的大权,回归于赞普。吐蕃具体实施众相制的时间,史未明言,然确于赞普墀德祖赞之祖母墀玛蕾(Khri ma lod?-712)摄政时期所推动。自此以后,众相制成为吐蕃的定制。
 
众相制实施以后,赞普王室的信仰--佛教,不但得以立为国教,且全面推广。此正意味着吐蕃王室在权力斗争上的全面获胜,赞普能够充份掌握政权,意志得以畅通无阻。这种情况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佛教的政治地位跟着水涨船高。佛教僧侣也就堂而皇之,跻登庙堂之列,甚至位极人臣,形成了吐蕃以僧人充当宰相的僧相体制。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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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对历史细节有着近乎苛刻追求的读者,而《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作者在书中对吐蕃早期、中期、晚期宰相制度的演变进行了清晰的勾勒,并对一些关键人物的政治生涯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我能感受到作者在大量史料的海洋中“淘金”的辛苦,他不仅对文献的记载进行了考证,还结合考古发现和语言学研究,力求还原历史的真相。尽管一些专业的术语可能需要查阅一些辅助资料,但这恰恰是这本书学术深度的体现。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制度,更是在通过这个制度来展现一个文明的生命力。这本书让我对吐蕃这个曾经神秘的王国有了更加具体、更加生动的认知,也为我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吐蕃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评分

这本《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虽然名字听起来略显学术,但翻开之后,我却被它所描绘的那个遥远而又充满活力的时代所吸引。作者并非仅仅罗列史料,而是试图抽丝剥茧,为我们还原吐蕃政权核心的运作机制。从书中的一些章节,我能感受到作者对于历史细节的执着追求,比如对不同时期吐蕃官职称谓的考证,以及对一些关键历史事件中人物关系的梳理。虽然我对吐蕃历史本身了解不多,但书中的叙述清晰易懂,即使是初次接触的读者也能从中窥见吐蕃王国强大的政治智慧和组织能力。尤其是在介绍吐蕃的军事扩张和与唐朝的互动时,对宰相制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这让我对这个曾经威震一方的古老帝国有了更立体、更深刻的认识。它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扇窗,让我们得以一窥吐蕃王朝背后那一套精密的权力体系是如何构建和运作的。

评分

作为一名对古代政治制度颇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我一直在寻找能够提供独特视角的研究。这本《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无疑满足了我的期待。它并没有落入俗套地从唐朝视角出发,而是以吐蕃自身为中心,深入探讨其内部的统治结构。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梳理吐蕃宰相权力来源、职责范围以及与赞普(吐蕃的最高统治者)之间关系时的细致入微。书中有时会引用一些我之前从未接触过的吐蕃文献或碑铭,这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史料功底,也为论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有些地方的论述可能需要反复推敲,但这恰恰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它鼓励读者主动思考,而不是被动接受。通过阅读,我开始理解吐蕃为何能在高原地区建立起一个如此强大而持久的帝国,其内在的政治凝聚力和制度保障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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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了解一个文明的政治制度,就如同探寻其精神内核。而《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恰恰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入点。书中的某些篇章,通过对吐蕃宰相与其他官员的权力制衡、决策流程的分析,生动地展现了吐蕃统治集团的运作模式。作者并没有回避吐蕃政治中存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反而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力图揭示其深层原因。从书中,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但也可能暗流涌动的政治舞台,宰相们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那些对古代政治史、民族关系史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绝对不容错过。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全面、更客观地理解那个时代吐蕃的实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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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对那些能够打破传统叙事模式的研究都情有独钟。这本书《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就是这样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它没有止步于表面上的军事征服或文化交流,而是深入到吐蕃政治运作的“心脏地带”——宰相制度。书中对吐蕃不同历史时期宰相的产生方式、资格要求、任期制度,乃至于他们在对外关系、内部治理等方面的具体职责,都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那些模糊不清的历史记载时所展现出的严谨态度,他会通过比较不同史料、提出不同的解释,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研究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这本书让我对吐蕃这个古老民族的政治智慧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对理解唐朝与吐蕃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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