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为作者选辑历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十篇，重新修订，并依其内容分类编纂而成。书中作者以其长期从事《左传》研习与教学的经验，讨论《春秋》、《左传》二经的缘起、性质、特色及关系，以明其体；推阐二经的大义，以达其用；并对前儒说法分歧之处，详细探索考证。内容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期为读者在《左传》这片蕴藏弘富的大海之中，指引出一条直捷而正确的道路。
《山海经异闻录》 作者： 李青竹 出版社： 华夏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3年10月 定价： 128.00 元 内容提要： 《山海经异闻录》并非一部简单的古代地理博物志解读，它是一部基于对《山海经》文本进行深度文本挖掘与跨学科整合的全新历史地理学著作。本书旨在跳脱出传统研究中仅关注神话、怪力乱神的窠臼，转而从更宏观、更具历史纵深感的角度，重构先秦时期华夏大地上可能存在的生态格局、族群迁徙路径以及早期文明的物质文化基础。 本书共分七卷，每卷聚焦于《山海经》中不同地域群落的叙述，结合考古学最新发现、古地貌变迁模型以及早期文献的旁证，力图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古代世界。 第一卷：东山经的河流与矿脉——文明初期的资源战略 本卷着重分析《东山经》所记载的“山”与“水”的相互关系。研究者通过比对现代河流系统的演变，推断出先秦时期几条重要河流的早期流向和水文特征。重点剖析了其中多次提及的“铜”、“玉”等矿产资源的分布，探讨了这些资源在早期部落联盟形成过程中的战略意义。例如，书中详尽考证了某些特定矿物在陶器烧制和早期青铜冶炼技术中的应用痕迹，将神话描述转化为早期技术史的线索。通过对《东山经》中特定树木和鸟类的反复提及，构建了其生态环境的初步模型，揭示了早期聚落选址的生态逻辑。 第二卷：南山经的潮汐与海洋信仰——边缘文化的海洋适应 《南山经》的地理范围往往被认为涉及东南沿海。本卷聚焦于其描述的“水域”与“鱼类”，通过与闽越、百越等族群的考古文化进行对比，探讨了早期沿海居民如何适应潮汐变化、利用海洋资源。书中引入了海洋人类学理论，分析了祭祀海神、祈求丰渔的仪式结构，认为这些仪式反映了在海洋风险面前的社会组织模式。对书中出现的特定海生动植物的描绘，也结合现代海洋生物学的知识进行了比对，探讨了古代认知中的“奇珍异兽”与实际物种的对应关系。 第三卷：西山经的草原遗产与游牧初探——农牧交错带的动力学 《西山经》的地理环境明显偏向高原与干旱地带。本卷的核心论点是，该区域的描述揭示了早期华夏文明与北方、西方游牧文化接触的初期形态。研究者细致梳理了书中提及的马、牛、羊等畜类的谱系特征，并将其与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的动物骨骼进行交叉验证。此外，本卷还探讨了游牧文化中的“穹庐”与“毡帐”等居所形态在早期文献中的模糊记载，试图勾勒出农耕文明对北方生态系统的初步认知边界。 第四卷：北山经的极寒景观与生存极限——北方边疆的生存策略 针对《北山经》中出现的极寒气候和严酷环境的描述，本卷侧重于人类学意义上的生存极限研究。通过对特定植物（如耐寒灌木）和动物（如毛发厚实的猛兽）的记载，推测了古代居民在冬季的衣食住行策略。书中特别分析了“黑水”与“幽谷”的意象，并将其与现代冰川退缩后的地貌特征进行对比，提出了关于古代气候波动对人类迁徙影响的假说。 第五卷：海外四经的观念空间与地缘政治雏形 本书将《海外四经》视为早期华夏人群“他者”认知的构建。本卷不再将“海外”视为纯粹的虚构，而是将其视为早期族群交流的“观念地图”。研究者通过对比不同“异邦”的服饰、习俗、社会结构描述，分析了周代及其前身如何通过构建“异域”来确立自身文明的中心地位。例如，对某些族群佩戴独特饰品或举行特定仪式的描绘，被解读为不同文化接触后相互模仿和区分的证据。 第六卷：动植物志的生态地理学意义——古代生态系统的记录者 本卷回归到《山海经》中数量庞大的动植物记录。本书采用生态地理学的视角，将这些记载视为一种非连续性的、碎片化的古代生态普查记录。通过对植物生长的环境要求和动物栖息地的分析，重建了特定区域在数千年前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特别关注了书中描述的具有药用价值或毒性的动植物，并试图将其与中医药学起源的早期实践联系起来。 第七卷：文本的流变与知识的承载——经文的整理与考证 最后，本卷侧重于文献学和版本学。对《山海经》流传过程中历代学者的批注、删改和增补进行了梳理，力图辨析哪些内容可能更接近先秦的原始面貌，哪些是汉代或魏晋时期的附加解读。通过细致的文本比对，揭示了不同学派在解读《山海经》时所受到的时代思潮和政治倾向的影响，为理解古代知识体系的演变提供了新的工具。 本书特色： 跨学科整合： 首次将古地质学、生态考古学、海洋人类学等现代学科方法系统应用于《山海经》的解读。 去神话化倾向： 强调从物质文化、资源分布和族群互动角度理解文本，而非停留在神怪描述。 地图学还原： 配有大量由古地貌数据重建的辅助地图，直观展示书中地名的地理可能性。 《山海经异闻录》是一部严肃的学术探索之作，适合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早期文明研究者，以及对中国古代世界图景抱有深厚兴趣的严肃读者。它提供了一个全面、扎实且富有洞察力的视角，重新审视这部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书。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刘正浩
吉林省扶余县人，民国十六年生。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国文研究所硕士班毕业。曾任师大国文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文化大学兼任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高丽大学客座教授。现已退休。着有学术专书多部。
刘正浩
吉林省扶余县人，民国十六年生。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国文研究所硕士班毕业。曾任师大国文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文化大学兼任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高丽大学客座教授。现已退休。着有学术专书多部。
图书目录
再版序
自 序
《左传》导读 一
试揭《春秋》神祕的面纱
—对董生论《春秋》的阐释与商榷 四一
孔子「正名」考 六九
左氏前传释义 八九
孔圣无二忧
—论孔子作《春秋》的用心及《春秋》的特质 一○五
「齐桓公正而不谲」考 一一九
「民可使由之」章经义复始 一四一
《左传》中一则「推理小说」的研究 一七七
从《赵氏孤儿》揣太史公的悲情 二一三
氏族制度考源 二三七
自 序
《左传》导读 一
试揭《春秋》神祕的面纱
—对董生论《春秋》的阐释与商榷 四一
孔子「正名」考 六九
左氏前传释义 八九
孔圣无二忧
—论孔子作《春秋》的用心及《春秋》的特质 一○五
「齐桓公正而不谲」考 一一九
「民可使由之」章经义复始 一四一
《左传》中一则「推理小说」的研究 一七七
从《赵氏孤儿》揣太史公的悲情 二一三
氏族制度考源 二三七
图书序言
自序(节录)
《左传》是一片蕴藏丰富的大海，潜游其中、浸淫成癖的学者史不绝书。虽然获致瓌异，满载而归的大有人在；但是仍有无尽的珍宝淹沈海底，有待后学钩取打捞。
这本小书，选集十篇单篇论文而成，是我多年来《左》海钩沈的所得。有通论性的，也有专门性的；有白话的，也有文言的。各篇目仍存其旧，内文皆作了些许必要的修订。为求内容的联贯，不以发表的顺序为先后。
〈《左传》导读〉，本为康桥出版事业公司（已歇业）出版《国学导读丛编》中的一篇。希望以个人长久摸索的心得，对研《左》的朋友在《左传》的缘起、作者、性质，以及《左传》解经的模式、《左传》的价值和研读方法等景点，作直捷正确的导游，免于才上路就陷入古今文之争的迷山雾海之中，虚耗了光阴与精力。其中我对「左丘」一名所作的解释，后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里，「有人」作了相同的说法；论左氏解经的模式，徐复观〈原史〉一文中，也见到近似的陈述；所见略同，令我感到莫名的鼓舞。
〈试揭《春秋》神祕的面纱〉，发表于师范大学文学院院刊《教学与研究》第十一期。《史记‧太史公自序》载上大夫壶遂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史公引用董仲舒的议论为答。这番话，王应麟以为「深得（《春秋》）纲领之正」；黄泽以为「议论甚正大，无一语不好」；本文就董说作深入的阐释与商榷，以明孔子作《春秋》的动机和目的。用史体作《春秋》的缘故，及《春秋》大义之所在、《春秋》意旨广博而归本于正名等等的问题，以补前文偏重《左传》的不足。
〈孔子「正名」考〉，发表于《孔孟学报》第三十六期。此文专论「正名」的问题：先就前儒对「正名」分歧的旧解，分门别派，作全盘的检讨；次据桓公二年《左传》，推论「正名」思想源起于周宣王时的晋大夫师服，并不始于孔子；再次将师服、孔子论名的言词，逐句作对比的研究，纠正许多旧解的错误。于是孔子名正言顺的理论，《春秋》正名的宗旨，都有了确切不移的解释。
〈左氏前传释义〉，发表于师大国文系《国文学报》第二期。左氏附益于《春秋》经文之前的一小节传文，世称「前传」。解经而附益于经文之前，其重要性不问可知；可惜事关国耻，丘明隐约其辞，司马迁既殁而大义失传。本文据《史记‧鲁世家》述前传之辞，推寻传文本意，乃知郑、贾、征南说经之非，并了然于《春秋》始隐之故。
〈孔圣无二忧〉，七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师大文史教师学术研讨会中提出，会后意外被推荐连载于八月二十六、二十八日《青年日报》副刊，旋又编入国教会丛书《忧患意识的体认》。本文主旨在于说明：孔子基于当时社会名实紊乱、将陷于国破家亡的忧患意识而作《春秋》，终身以世人不能坚守名分为己忧。并比附《大易》易简、变易、不易之三义，举例说明《春秋》一经所表白的，正是王道人事简易、变易、不易的大道，君臣父子应守的常分。此文所论，可补上列诸篇考述《春秋》之不足，使《春秋》的本质和大义更加昭着。
〈「齐桓公正而不谲」考〉，原刊于八十三年《纪念程旨云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桓公正而不谲的事实，自马融以《左传‧僖公四年》侵蔡伐楚事当之，迄无异说；但细读僖三、四年传，桓公实为掩饰侵蔡的丑行而伐楚，绝不可谓之「正而不谲」。几经探索考证，发现《左传‧僖公九年》载齐桓葵丘之会下拜受胙一事，足以取代，解决了这宗千古疑案。
〈「民可使由之」章经义复始〉，刊载于《国文学报》第二十四期。《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汉魏以来，学者非唯在注释上不得共识，句读上也有四种歧异。本文先将历代注释，分汉魏学派、宋学派、近代学派，广为蒐罗，慎加研究，知其十九不合经义。及读《左传》，昭公六年，郑铸刑书，叔向与子产书，力陈人民熟习法律的弊害，强烈反对；二十九年，晋铸刑鼎，孔子持完全相同的理由，严辞批评。乃悟〈泰伯〉此章，当为时人「法律应否公布」的问题而发，句中两个「之」字，都指法律而言。法律政令皆缘礼义而生（参见上文〈孔子「正名」考〉），当政者重法律而轻礼义，是衰世舍本逐末的病象，所以古圣先贤一致反对。这是很值得我们省思的。
〈《左传》中一则「推理小说」的研究〉，八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香港大学中文系暨美国史丹福大学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第一届《左传》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宣读，后刊于《国文学报》第二十五期。《左传‧闵公二年》记「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一事，白文五五八字，内容曲折，具有近世西洋推理小说的风趣；而文笔雄奇变幻，不能以常格分析，极难理解；故本文首引原文，次述背景；然后将原文分段语译以为脉络，各别解读析赏，另加「尾声」、「注释」以补不足。希望经过处理，此一奇文能为大众所欣赏，共仰左氏超时代的文华；并试图以此创新的体例，镕义理、考据、词章于一炉，作为赏析其他传文的模式。
〈从《赵氏孤儿》揣太史公的悲情〉，原载《国文学报》第二十六期。《赵氏孤儿》是元人纪君祥本《史记‧赵世家》改写的杂剧，但〈赵世家〉所述，与《左传》、《国语》所载多有未合。学者于此，或斥其述事妄诞而违实，或疑其杂采轶闻而失考，惜皆语焉不详，难成定论；是以重加推考，撰为此篇：首述赵孤本事，以明其情节悲壮曲折，及给予广博观众之印象。次录〈赵世家〉原文，分事实、人物两方面与《左传》比对，就诸多显而易见之差异，确知故事出于虚构。再次由史公惨遭李陵之祸，想见其切齿腐心的悲情，从而揣获其杜撰故事、且不掩疑窦的本意；并点出他撰述伯夷、伍子胥、屈原、刺客、循吏、酷吏、游侠、佞幸、滑稽等〈列传〉的心理背景，供学者日后作深入研究之用。
〈氏族制度考源〉，原载《国文学报》第十一期。上古王者审查群臣的德业，以赐姓命氏、封建诸侯的方式，表彰其功德。至于周代，配合当代宗法制度，诸侯亦得赐族予大夫。于是枝布叶分，一姓析为数氏，一氏歧为数族，凡分三级的氏族制度，于焉建立。这种制度，隐公八年《左传》有鲁大夫众仲述其梗概；然秦废封建宗法之制，后儒莫知其详，曲解流传至今，诸如死后赐族、以国为氏、以王父字为族等，不一而足。本文则遍考经传，据当世实况，一一諟正，以为孝子贤孙寻源讨本之助。
研习和讲授《左传》，垂四十载，不觉已届古稀之年，谨以零星钩沈所得，献曝于大方之家，敬请指教。并奉献给
慈父刘刚中守光先生、慈母张淑涵女士在天之灵，感谢生鞠的宏恩。
最后，录出二十九年十二月刊载于重庆《东北论坛》两篇悼念先父的文章，以志无尽的哀思。
《左传》导读
一、《左传》的缘起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而《春秋左氏传》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它的原始名称叫做《左氏春秋》，所以汉人时常省称《左氏》。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载：「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是最早提到《左传》缘起的文献。这段文字，词句简约，义蕴丰富，我们可以分成两节来读。
「王道备，人事浃」以上，讲孔子作《春秋》的缘起，是说：
孔子在明达王道以后，求见过很多国君（七十是夸大的虚数），没有人能任用；所以从鲁国到西方的王城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县西北）去游历，阅读了许多王室收藏的史料（「史记」是史书的通称），和得自旧家世臣的传闻，回国后便以鲁史为基础，以鲁国为中心，慎加论述，作成了《春秋》经。上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西元前七二二年）记起，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西元前四八一年）获麟的那一件事为止。精简了史记之文、旧闻之辞，删除了烦琐、重复的资料，制定一种「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汉书‧艺文志》语），义在言外的义法。于是《春秋》之中，无论是王者平治天下的大道，还是人情事理的法度，莫不齐备。
太史公把孔子作《春秋》的动机，所用资料的来源，撰写《春秋》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春秋》的起迄与内容的博大精深，用寥寥五十七字和盘托出，真是无与伦比的大手笔。
「七十子之徒」以下，讲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缘起，是说：
《春秋》只是一册以鲁国现代史大纲（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的形式，借历史人物以道名分的经典，其细节和寓意，孔子用口授的方式，传给他的学生；因为所品评的都是些有威权势力的人，那些有褒贬讥刺意味的话，和必须加以隐讳的事，都不可以明写出来。鲁国的君子左丘明，唯恐孔门弟子记取不全，将来抱残守缺，各走异端，人人固执己见，而失去事理的本真，所以拿孔子的《春秋》大义为纲领，列国的史记为资材，具论其语，作成了《左氏春秋》。
对这一节叙述，我们暂且先注意两件事：一是圣人基于义不讪上，智不危身的道理，而以「微言」（隐微之言）寄託「大义」（褒贬之义），着为《春秋》的苦心；一是丘明欲以旧史之详，补《春秋》之约的孤诣。至于左丘明是怎样一个人，《左传》和《春秋》的关系是否如史公所说的那么密切，以及《左氏春秋》何以即是《左传》等问题，留待下面讨论。
二、《左传》的作者
自《史记》言「鲁君子左丘明」作《左传》，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东汉时代的桓谭、班固等从之，并且以为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更无异议。但是到了唐朝，赵匡开始怀疑左氏与孔子同时的说法；宋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又收录一个「左邱（同『丘』）」怪姓，以为《论语》里的左邱明姓左，作《左传》的左邱明姓左邱。郑樵的《六经奥论》，以为左氏之书，序晋、楚事最详，推断他是楚国人；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上却明言丘明为鲁国的太史。于是左丘明的时代、姓氏、国籍、身分，都成了扰人的问题。
(一)左丘明的时代
由于孔子说过「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见《论语‧公冶长》篇）的话，所以刘歆认为作传的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赵匡却持不同的看法，他说：「邱明者，盖孔子以前贤人，《论语》云左邱明耻之，某（古人避孔子讳，读『丘』为『某』）亦耻之，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焚书之后，莫得详知，学者各信胸臆，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邱明为其人。此事既无明文，唯司马迁云邱明丧明，厥有《国语》；刘歆以为《春秋左氏传》是邱明所为。且迁好奇多谬，故其书多为淮南所駮；刘歆以私意所好，编之《七略》，班固因而不革，后世遂以为真，所谓传虚袭误，往而不返者也。」（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引）《论语》左丘明非作传左丘明之说既出，于是宋儒王安石的《左氏解》、叶梦得的《春秋考》、郑樵的《六经奥论》，群起响应，但他们都以为作传的左氏是战国人，在孔子以后，非孔子之前。
从「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语气上看，很容易使人想到丘明是「孔子以前贤人」；纵使二人同世，丘明也应该长于孔子，或至少和孔子相近。可是《春秋》经、传，虽同始于隐公元年，但《公羊》、《谷梁》二经、传至哀公十四年（西元前四八一年）春「西狩获麟」而绝笔；《春秋》古经（左氏之经）则终于哀公十六年（西元前四七九年）夏「孔丘卒」，《左氏传》则终于哀公二十七年（西元前四六八年）「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事，更附载鲁悼公四年荀瑶率师围郑，及赵襄子惎知伯等事。襄子是无恤的谥号，卒于周威烈王元年（西元前四二五年），后孔子五十四年。如果丘明与孔子同时，他就不大可能比享年七十又三的孔子多活五十多岁。何况《左传》记事，犹有后于此者：如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筮知陈敬仲的子孙将代陈而有国；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知郑将先亡。后来周安王十六年（西元前三八六年）陈敬仲的后裔田和立为齐侯，果代陈而有国；周烈王元年（西元前三七五年）韩哀侯入郑，郑国果先列国亡；这已是孔子身后百年左右的事情，绝非「亲见夫子」的左丘明所能预知的。这些事似乎都在支持左氏是战国人的说法。
然而《春秋左氏传》是一部十九万六千八百余字的鉅着，上举寥寥数事，直其九牛一毛而已。据此少许可疑的记载，断然把史公的原始记述推翻，显然不能服人之心。所以元末的黄泽就认为「左氏是史官，又当是世史。其末年传文，亦当是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氏传」（赵汸《春秋师说》引）。清儒姚鼐也认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吴起之徒屡有附益（见《姚姬传全集‧左传补注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各家于续传之人虽不一其说，却咸定作传之左丘明即《论语》之左丘明。我们考察先秦典籍，知道鲜有未经后人附益的原本，就不会奇怪《左传》也曾被人增窜；了解汉代传经，有师法、家法的严格轨范，自然会理解史公所言必定有所承受，绝非「传虚袭误」之比。所以，在这新说愈多，是非靡定的情况下，我们作一折衷的了断，说《左传》成于亲见孔子的左丘明，其中显非丘明所能言者，均系后人所加，应该是很允当的。
(二)左丘明的姓名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既称「左氏」，那么丘明氏左，应是无可置疑的事。但是有些学者既认为左氏非《论语》之左丘明，就想把他说成另外一个人，不让他以左为氏了。
最初，有人要教左丘明姓「左丘」。因为他们见太史公既言左丘明作《左氏春秋》，又在〈报任少卿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彪〈史记论〉说：「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见《后汉书》本传）《汉书‧司马迁传》赞本之，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以为历代相传，《左传》、《国语》皆出左丘明，如果作者姓左氏，名丘明，按习俗讲，就不该叫他「左丘」；反过来说，既然称之为「左丘」，那么「左丘」当是「公羊」、「谷梁」之类的复姓，其人名「明」，而非「丘明」。遂定《论语》中的左丘明姓左，作传的左丘明姓左丘，把「左丘明」判为二人。至宋时，邓名世根据此说，正式把「左丘」一姓，录入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之中。
其实，此说之虚妄，是很容易拆穿的。因为遍查古今图书，我们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姓「左丘」的人。左丘明无父无祖，已经够凄凉了；又复断子绝孙，岂不惨绝人寰！史公说「左丘失明」，大概他预知后人胡说八道，才哭瞎了双眼吧？不料一直拖到清朝，才见俞正燮在他的《癸巳类稿‧卷七》中提出质疑，斥「左丘」为「怪姓」；但是他仍不肯让左丘明归宗，多方考证的结果，提出一个「左」其官（左史），「丘」其姓，「明」其名的结论。他说：「邱明传《春秋》，而曰『左氏传』者，以为左史官言之，如史迁书今名『史记』也。」这意见，近世笃守旧说的刘师培先生也採纳了，只是略为增饰，以为孔门弟子讳言「丘」，故不叫「丘传」，改称「左传」而已。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须一一指摘前儒的瑕疵—例如《左传》、《史记》并为后起之称（《史记》本名《太史公书》），但《左传》义取「左氏之传」，《史记》却袭用古史之通称，义取「太史之记」，非「史氏之记」—因为他们说不能称「左丘明」为「左丘」，在根本上就出了差错。
古人多以单字为名，而把用两个字组成的名字叫做「二名」。顾炎武说：古人二名，往往只称一字。如晋文公名重耳，可连氏称「晋重耳」；但定四年《左传》载祝佗述践土之盟，其载书（盟约）只称「晋重」；昭元年《春秋》载「莒展舆出奔吴」，《左传》只称「莒展」。再如〈晋语〉载曹僖负羁称叔（字）振铎（名）为「先君叔振」；并省其下字（见《日知录‧卷二十四》）。此例《史记》中也屡见不鲜，如曹叔振铎，〈管蔡世家〉赞只称叔铎；夏征舒，〈陈杞世家〉或单称舒；并省其上字。又如鲁隐公名「息姑」，见〈十二诸侯年表〉，〈鲁世家〉则一概称「息」。鲁闵公名「启方」，见《世本》、《汉书‧律历志》、杜预〈世族谱〉；〈鲁世家〉避汉景帝讳，易「启」为「开」，但只称「开」，而略其「方」字。由此看来，「左丘」即「左丘明」的省略，应无疑问。这种省称的方式，后世不用了，古代是很通行的。
那么太史公为何不称「左丘明」，而一定要省呢？既然要省，为何不称「丘明」，却称「左丘」呢？我们先录出〈太史公自序〉有关的上下文再说：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段文章，自「左丘失明」起，一连八句，都是四字句，一旦写「左丘明失明」，就破坏了句法的整齐；因此这句子一定得省。但若省作「丘明失明」，在四个字的短句中，重复用两个「明」字，又犯了修辞的大忌；于是不得不省作「左丘失明」。明白此理，就知道作传的左丘明定姓左氏，不氏左丘，也不氏丘；同时「左」也不是官名。至于「丘明」，熊十力据孔子「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话，以为是他的字，不是名，可从。因为自谓用名，称人用字，是古今通行的社交常礼，孔子绝不至忽忘的。古人对二字组成的名可以只称一字，对二字组成的字应该也是可以的。
附带一提，屈原的时代，在孙膑之后，不韦之前；太史公把他序在西伯、孔子之下，可能是推崇他的心志明洁，可与日月争光，尊他为圣贤，故不与诸子等列。至于降左丘于孙子之前，可能基于「失明」和「膑脚」同为身体上的残伤，属辞联类的缘故。有人忽略了文章修辞的法则，认为史公序列这些人物，都以时代为次，遂断定丘明为战国人。果然如此，史公以《诗》三百篇断后，难道三百篇是战国以后的作品吗？
(三)左丘明的国籍和身分
宋儒郑樵以《左传》序晋、楚事最详，谓丘明为楚人。朱子也认为左氏为楚左史倚相之后。明儒郝敬，则谓《左传》出于三晋辞人之手。近人卫聚贤先生本《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的记述，以为《左氏春秋》为卫人子夏在魏西河时作，传给左氏人吴起，吴起世传此传，世人归功于他，故有「左氏」之名。钱穆先生则直接认定《左氏春秋》即吴起所作。又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着《论左传的真伪及其性质》，从文法上推考，认为《左传》不是鲁国人作的。这些学者的主张，都针对《史记》鲁君子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记载而发。他们都避过一个事实，即《左传》上经常称鲁国为「我」，「我」就是「我国」的意思。如前传（《左传》的第一段）云「故仲子归于我」，隐十年传「庚午，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桓十年传「我有辞也」，庄九年传「我师败绩」，十年传「齐师伐我」等是。同时外人至鲁，传只说「来」，如隐四年传「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六年传「冬，京师来告饥」。这都是《左传》乃鲁人所作的铁证，证明太史公所言不虚。我们必须注意，太史公的祖先自周宣王之世（西元前八二七至七八二年）起，世典周史。史公既承其祖业，博识旧闻，又生于去古未远的汉朝初年，长在遗文古事毕集的太史公府，如果他的记述尚不可信，后人的猜测又如何可从？
太史公称丘明为「君子」，大概据《论语》说的，他没有明言左氏的身分，也许当时学者都知道，用不着说，不如称他「君子」，使读者联想到孔子的赞词而心生景仰；也许基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明训，不愿随便论定，贻误后学。究竟如何，如今无法断定了。
但是《汉书‧艺文志》「《左氏传》三十卷」下，班固自注：「左丘明，鲁太史。」杜预〈春秋序〉：「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先后为丘明加上鲁太史和仲尼弟子双重身分。
说左氏为鲁太史，到底是本于传闻，还是出于猜测，虽然无从考证；但纵使是推测出来的，也推得很近情理。元儒黄泽说：「左氏是史官曾及孔子之门者。古人是竹书，简帙重大，其成此传，是阅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详；非及孔氏之门，则信圣人不能如此之笃。」（赵汸《春秋师说》引）他以竹书简帙重大证左氏为史官，可谓独具只眼。古代简长或二尺四寸，或一尺二寸，或八寸。每简只写一行（偶有写二行者），每行字数见于记载的，少则八字，多则四十字。刘歆校中秘书，见古文《尚书》，每简二十二字或二十五字。东汉服虔《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注》，谓古本《左传》「古文篆书，一简八字」，可能用的是八寸短简。春秋时各国皆有国史，孟子所谓「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最着名的三种。苏轼《春秋列国图说》，统计春秋列国见于经传者总共一百二十四国，蛮夷戎狄不在其间；和孔子作《春秋》，命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见《公羊传‧疏》引闵因叙）的传说相合。列国的史记，是丘明作传的凭借，此固不必全部有用，但若取其半数，总字数亦将数十倍于《左传》；倘每简以二十五字计，则简帙之重大，不难推算。这样重大的简帙，私人实无力收藏；何况史记收在秘府，为天子诸侯所珍宝，怎能任其流落民间？所以《孔子家语》说丘明和孔子观书于周史（此《严氏春秋》所引的真家语，非王肃所伪造）是可信的；说孔子「得」宝书就传闻失实了。
至于左丘明「因孔子、史记，作《左氏春秋》」，说他「受经于孔子」，也是可信的，但因此说他是孔门弟子，则又未必；因〈十二诸侯年表〉既说他「惧弟子人人异端」，那么他本人必不在弟子之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不言左丘明，也表明他不是孔子的学生。据孔子对丘明的赞美，以及《左传》述孔子言经常冠以「仲尼曰」字样，不像《论语》尊称「子曰」；可以断定左氏和孔子的情谊，应在师友之间。
三、《左传》的性质
太史公既说左丘明为了怕孔门弟子各走异端，才「因孔子、史记」，成《左氏春秋》。当然认为左氏的书，具有阐释经旨，传示来世的性质，是一部为《春秋》而作的「传」（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但是左氏不把这部书称为春秋传，却叫作《左氏春秋》，不外下列两个原因：
1.《春秋》所记的某些事件，左氏找不到原始资料作参考—至少孔子所得的一部分「旧闻」业已失传—没有办法讲论其大义。所以《春秋》所有的，《左氏春秋》中往往没有。
2.左丘明既蒐集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其中有些站在经学家讲正名分的立场可以不收，但站在史学家备述一代史事的立场却不可不录。所以《左氏春秋》虽然以「以事翼经」为主，又往往溢出经文之外，叙述一些《春秋》所无的事情。
因此我们可以说左氏的书，本是一部祖述孔子，熔经学于史学的开创之作，其旨趣和一以阐述经义的《公》、《谷》二传不同。中国正史，自「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纯以儒家思想为依归的《太史公书》以下，一直没有脱离过这个轨范。「春秋」和「史记」一样，本来是史书的通称。这部别开生面的「春秋」是左氏所作，所以题名《左氏春秋》。这名称既表现出左丘明不敢自附于圣经的谦卑的一面；也透露他志在自成一家之言的自负的一面。
《史记》「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一语，说得异常精深。「孔子」非谓其人，而谓其意旨，指《春秋》大义而言。「史记」则指孔子作《春秋》所据的史册原本。这句话是说《左氏春秋》一书，是以《春秋》大义为经，以史记为纬，撰述而成。左氏所用的资料，和孔子用的大致相同，如有出入，应该是孔子寻访的「旧闻」，丘明不一定全知；左氏参考的「史记」，孔子不一定尽读。孔子笔削所得的史记、旧闻作成《春秋》，丘明便汇集孔子所笔削及所获的史记撰为《左氏春秋》。左氏的原则，是有经就传经，无经则叙史，把既得的史料充分利用，竭力保全，所以说他「具论其语」。因为左氏取材，孔子大都看过；所以其书虽然晚成，内里许多文辞，孔子日常早已在引用。如孔子的正名说，就是师服命名之论的化身（后详）；「出门如见大宾」之语（见《论语‧颜渊》），出于臼季荐郄缺（僖三十三年传：「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秀而不实」之喻（见《论语‧子罕》），本于甯嬴评处父（文五年传：「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不学礼无以立」之训（见《论语》〈季氏〉、〈尧曰〉），始于僖子告其家臣（昭七年传：「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昭十二年传载：「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干谿？』」便明白指出「克己复礼为仁」（见《论语‧颜渊》）这句话出于古志。自来论《春秋》、《左传》的关系，没有比史公更深切有征的了！
《左传》是一片蕴藏丰富的大海，潜游其中、浸淫成癖的学者史不绝书。虽然获致瓌异，满载而归的大有人在；但是仍有无尽的珍宝淹沈海底，有待后学钩取打捞。
这本小书，选集十篇单篇论文而成，是我多年来《左》海钩沈的所得。有通论性的，也有专门性的；有白话的，也有文言的。各篇目仍存其旧，内文皆作了些许必要的修订。为求内容的联贯，不以发表的顺序为先后。
〈《左传》导读〉，本为康桥出版事业公司（已歇业）出版《国学导读丛编》中的一篇。希望以个人长久摸索的心得，对研《左》的朋友在《左传》的缘起、作者、性质，以及《左传》解经的模式、《左传》的价值和研读方法等景点，作直捷正确的导游，免于才上路就陷入古今文之争的迷山雾海之中，虚耗了光阴与精力。其中我对「左丘」一名所作的解释，后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里，「有人」作了相同的说法；论左氏解经的模式，徐复观〈原史〉一文中，也见到近似的陈述；所见略同，令我感到莫名的鼓舞。
〈试揭《春秋》神祕的面纱〉，发表于师范大学文学院院刊《教学与研究》第十一期。《史记‧太史公自序》载上大夫壶遂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史公引用董仲舒的议论为答。这番话，王应麟以为「深得（《春秋》）纲领之正」；黄泽以为「议论甚正大，无一语不好」；本文就董说作深入的阐释与商榷，以明孔子作《春秋》的动机和目的。用史体作《春秋》的缘故，及《春秋》大义之所在、《春秋》意旨广博而归本于正名等等的问题，以补前文偏重《左传》的不足。
〈孔子「正名」考〉，发表于《孔孟学报》第三十六期。此文专论「正名」的问题：先就前儒对「正名」分歧的旧解，分门别派，作全盘的检讨；次据桓公二年《左传》，推论「正名」思想源起于周宣王时的晋大夫师服，并不始于孔子；再次将师服、孔子论名的言词，逐句作对比的研究，纠正许多旧解的错误。于是孔子名正言顺的理论，《春秋》正名的宗旨，都有了确切不移的解释。
〈左氏前传释义〉，发表于师大国文系《国文学报》第二期。左氏附益于《春秋》经文之前的一小节传文，世称「前传」。解经而附益于经文之前，其重要性不问可知；可惜事关国耻，丘明隐约其辞，司马迁既殁而大义失传。本文据《史记‧鲁世家》述前传之辞，推寻传文本意，乃知郑、贾、征南说经之非，并了然于《春秋》始隐之故。
〈孔圣无二忧〉，七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师大文史教师学术研讨会中提出，会后意外被推荐连载于八月二十六、二十八日《青年日报》副刊，旋又编入国教会丛书《忧患意识的体认》。本文主旨在于说明：孔子基于当时社会名实紊乱、将陷于国破家亡的忧患意识而作《春秋》，终身以世人不能坚守名分为己忧。并比附《大易》易简、变易、不易之三义，举例说明《春秋》一经所表白的，正是王道人事简易、变易、不易的大道，君臣父子应守的常分。此文所论，可补上列诸篇考述《春秋》之不足，使《春秋》的本质和大义更加昭着。
〈「齐桓公正而不谲」考〉，原刊于八十三年《纪念程旨云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桓公正而不谲的事实，自马融以《左传‧僖公四年》侵蔡伐楚事当之，迄无异说；但细读僖三、四年传，桓公实为掩饰侵蔡的丑行而伐楚，绝不可谓之「正而不谲」。几经探索考证，发现《左传‧僖公九年》载齐桓葵丘之会下拜受胙一事，足以取代，解决了这宗千古疑案。
〈「民可使由之」章经义复始〉，刊载于《国文学报》第二十四期。《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汉魏以来，学者非唯在注释上不得共识，句读上也有四种歧异。本文先将历代注释，分汉魏学派、宋学派、近代学派，广为蒐罗，慎加研究，知其十九不合经义。及读《左传》，昭公六年，郑铸刑书，叔向与子产书，力陈人民熟习法律的弊害，强烈反对；二十九年，晋铸刑鼎，孔子持完全相同的理由，严辞批评。乃悟〈泰伯〉此章，当为时人「法律应否公布」的问题而发，句中两个「之」字，都指法律而言。法律政令皆缘礼义而生（参见上文〈孔子「正名」考〉），当政者重法律而轻礼义，是衰世舍本逐末的病象，所以古圣先贤一致反对。这是很值得我们省思的。
〈《左传》中一则「推理小说」的研究〉，八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香港大学中文系暨美国史丹福大学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第一届《左传》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宣读，后刊于《国文学报》第二十五期。《左传‧闵公二年》记「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一事，白文五五八字，内容曲折，具有近世西洋推理小说的风趣；而文笔雄奇变幻，不能以常格分析，极难理解；故本文首引原文，次述背景；然后将原文分段语译以为脉络，各别解读析赏，另加「尾声」、「注释」以补不足。希望经过处理，此一奇文能为大众所欣赏，共仰左氏超时代的文华；并试图以此创新的体例，镕义理、考据、词章于一炉，作为赏析其他传文的模式。
〈从《赵氏孤儿》揣太史公的悲情〉，原载《国文学报》第二十六期。《赵氏孤儿》是元人纪君祥本《史记‧赵世家》改写的杂剧，但〈赵世家〉所述，与《左传》、《国语》所载多有未合。学者于此，或斥其述事妄诞而违实，或疑其杂采轶闻而失考，惜皆语焉不详，难成定论；是以重加推考，撰为此篇：首述赵孤本事，以明其情节悲壮曲折，及给予广博观众之印象。次录〈赵世家〉原文，分事实、人物两方面与《左传》比对，就诸多显而易见之差异，确知故事出于虚构。再次由史公惨遭李陵之祸，想见其切齿腐心的悲情，从而揣获其杜撰故事、且不掩疑窦的本意；并点出他撰述伯夷、伍子胥、屈原、刺客、循吏、酷吏、游侠、佞幸、滑稽等〈列传〉的心理背景，供学者日后作深入研究之用。
〈氏族制度考源〉，原载《国文学报》第十一期。上古王者审查群臣的德业，以赐姓命氏、封建诸侯的方式，表彰其功德。至于周代，配合当代宗法制度，诸侯亦得赐族予大夫。于是枝布叶分，一姓析为数氏，一氏歧为数族，凡分三级的氏族制度，于焉建立。这种制度，隐公八年《左传》有鲁大夫众仲述其梗概；然秦废封建宗法之制，后儒莫知其详，曲解流传至今，诸如死后赐族、以国为氏、以王父字为族等，不一而足。本文则遍考经传，据当世实况，一一諟正，以为孝子贤孙寻源讨本之助。
研习和讲授《左传》，垂四十载，不觉已届古稀之年，谨以零星钩沈所得，献曝于大方之家，敬请指教。并奉献给
慈父刘刚中守光先生、慈母张淑涵女士在天之灵，感谢生鞠的宏恩。
最后，录出二十九年十二月刊载于重庆《东北论坛》两篇悼念先父的文章，以志无尽的哀思。
《左传》导读
一、《左传》的缘起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而《春秋左氏传》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它的原始名称叫做《左氏春秋》，所以汉人时常省称《左氏》。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载：「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是最早提到《左传》缘起的文献。这段文字，词句简约，义蕴丰富，我们可以分成两节来读。
「王道备，人事浃」以上，讲孔子作《春秋》的缘起，是说：
孔子在明达王道以后，求见过很多国君（七十是夸大的虚数），没有人能任用；所以从鲁国到西方的王城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县西北）去游历，阅读了许多王室收藏的史料（「史记」是史书的通称），和得自旧家世臣的传闻，回国后便以鲁史为基础，以鲁国为中心，慎加论述，作成了《春秋》经。上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西元前七二二年）记起，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西元前四八一年）获麟的那一件事为止。精简了史记之文、旧闻之辞，删除了烦琐、重复的资料，制定一种「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汉书‧艺文志》语），义在言外的义法。于是《春秋》之中，无论是王者平治天下的大道，还是人情事理的法度，莫不齐备。
太史公把孔子作《春秋》的动机，所用资料的来源，撰写《春秋》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春秋》的起迄与内容的博大精深，用寥寥五十七字和盘托出，真是无与伦比的大手笔。
「七十子之徒」以下，讲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缘起，是说：
《春秋》只是一册以鲁国现代史大纲（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的形式，借历史人物以道名分的经典，其细节和寓意，孔子用口授的方式，传给他的学生；因为所品评的都是些有威权势力的人，那些有褒贬讥刺意味的话，和必须加以隐讳的事，都不可以明写出来。鲁国的君子左丘明，唯恐孔门弟子记取不全，将来抱残守缺，各走异端，人人固执己见，而失去事理的本真，所以拿孔子的《春秋》大义为纲领，列国的史记为资材，具论其语，作成了《左氏春秋》。
对这一节叙述，我们暂且先注意两件事：一是圣人基于义不讪上，智不危身的道理，而以「微言」（隐微之言）寄託「大义」（褒贬之义），着为《春秋》的苦心；一是丘明欲以旧史之详，补《春秋》之约的孤诣。至于左丘明是怎样一个人，《左传》和《春秋》的关系是否如史公所说的那么密切，以及《左氏春秋》何以即是《左传》等问题，留待下面讨论。
二、《左传》的作者
自《史记》言「鲁君子左丘明」作《左传》，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东汉时代的桓谭、班固等从之，并且以为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更无异议。但是到了唐朝，赵匡开始怀疑左氏与孔子同时的说法；宋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又收录一个「左邱（同『丘』）」怪姓，以为《论语》里的左邱明姓左，作《左传》的左邱明姓左邱。郑樵的《六经奥论》，以为左氏之书，序晋、楚事最详，推断他是楚国人；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上却明言丘明为鲁国的太史。于是左丘明的时代、姓氏、国籍、身分，都成了扰人的问题。
(一)左丘明的时代
由于孔子说过「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见《论语‧公冶长》篇）的话，所以刘歆认为作传的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赵匡却持不同的看法，他说：「邱明者，盖孔子以前贤人，《论语》云左邱明耻之，某（古人避孔子讳，读『丘』为『某』）亦耻之，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焚书之后，莫得详知，学者各信胸臆，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邱明为其人。此事既无明文，唯司马迁云邱明丧明，厥有《国语》；刘歆以为《春秋左氏传》是邱明所为。且迁好奇多谬，故其书多为淮南所駮；刘歆以私意所好，编之《七略》，班固因而不革，后世遂以为真，所谓传虚袭误，往而不返者也。」（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引）《论语》左丘明非作传左丘明之说既出，于是宋儒王安石的《左氏解》、叶梦得的《春秋考》、郑樵的《六经奥论》，群起响应，但他们都以为作传的左氏是战国人，在孔子以后，非孔子之前。
从「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语气上看，很容易使人想到丘明是「孔子以前贤人」；纵使二人同世，丘明也应该长于孔子，或至少和孔子相近。可是《春秋》经、传，虽同始于隐公元年，但《公羊》、《谷梁》二经、传至哀公十四年（西元前四八一年）春「西狩获麟」而绝笔；《春秋》古经（左氏之经）则终于哀公十六年（西元前四七九年）夏「孔丘卒」，《左氏传》则终于哀公二十七年（西元前四六八年）「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事，更附载鲁悼公四年荀瑶率师围郑，及赵襄子惎知伯等事。襄子是无恤的谥号，卒于周威烈王元年（西元前四二五年），后孔子五十四年。如果丘明与孔子同时，他就不大可能比享年七十又三的孔子多活五十多岁。何况《左传》记事，犹有后于此者：如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筮知陈敬仲的子孙将代陈而有国；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知郑将先亡。后来周安王十六年（西元前三八六年）陈敬仲的后裔田和立为齐侯，果代陈而有国；周烈王元年（西元前三七五年）韩哀侯入郑，郑国果先列国亡；这已是孔子身后百年左右的事情，绝非「亲见夫子」的左丘明所能预知的。这些事似乎都在支持左氏是战国人的说法。
然而《春秋左氏传》是一部十九万六千八百余字的鉅着，上举寥寥数事，直其九牛一毛而已。据此少许可疑的记载，断然把史公的原始记述推翻，显然不能服人之心。所以元末的黄泽就认为「左氏是史官，又当是世史。其末年传文，亦当是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氏传」（赵汸《春秋师说》引）。清儒姚鼐也认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吴起之徒屡有附益（见《姚姬传全集‧左传补注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各家于续传之人虽不一其说，却咸定作传之左丘明即《论语》之左丘明。我们考察先秦典籍，知道鲜有未经后人附益的原本，就不会奇怪《左传》也曾被人增窜；了解汉代传经，有师法、家法的严格轨范，自然会理解史公所言必定有所承受，绝非「传虚袭误」之比。所以，在这新说愈多，是非靡定的情况下，我们作一折衷的了断，说《左传》成于亲见孔子的左丘明，其中显非丘明所能言者，均系后人所加，应该是很允当的。
(二)左丘明的姓名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既称「左氏」，那么丘明氏左，应是无可置疑的事。但是有些学者既认为左氏非《论语》之左丘明，就想把他说成另外一个人，不让他以左为氏了。
最初，有人要教左丘明姓「左丘」。因为他们见太史公既言左丘明作《左氏春秋》，又在〈报任少卿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彪〈史记论〉说：「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见《后汉书》本传）《汉书‧司马迁传》赞本之，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以为历代相传，《左传》、《国语》皆出左丘明，如果作者姓左氏，名丘明，按习俗讲，就不该叫他「左丘」；反过来说，既然称之为「左丘」，那么「左丘」当是「公羊」、「谷梁」之类的复姓，其人名「明」，而非「丘明」。遂定《论语》中的左丘明姓左，作传的左丘明姓左丘，把「左丘明」判为二人。至宋时，邓名世根据此说，正式把「左丘」一姓，录入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之中。
其实，此说之虚妄，是很容易拆穿的。因为遍查古今图书，我们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姓「左丘」的人。左丘明无父无祖，已经够凄凉了；又复断子绝孙，岂不惨绝人寰！史公说「左丘失明」，大概他预知后人胡说八道，才哭瞎了双眼吧？不料一直拖到清朝，才见俞正燮在他的《癸巳类稿‧卷七》中提出质疑，斥「左丘」为「怪姓」；但是他仍不肯让左丘明归宗，多方考证的结果，提出一个「左」其官（左史），「丘」其姓，「明」其名的结论。他说：「邱明传《春秋》，而曰『左氏传』者，以为左史官言之，如史迁书今名『史记』也。」这意见，近世笃守旧说的刘师培先生也採纳了，只是略为增饰，以为孔门弟子讳言「丘」，故不叫「丘传」，改称「左传」而已。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须一一指摘前儒的瑕疵—例如《左传》、《史记》并为后起之称（《史记》本名《太史公书》），但《左传》义取「左氏之传」，《史记》却袭用古史之通称，义取「太史之记」，非「史氏之记」—因为他们说不能称「左丘明」为「左丘」，在根本上就出了差错。
古人多以单字为名，而把用两个字组成的名字叫做「二名」。顾炎武说：古人二名，往往只称一字。如晋文公名重耳，可连氏称「晋重耳」；但定四年《左传》载祝佗述践土之盟，其载书（盟约）只称「晋重」；昭元年《春秋》载「莒展舆出奔吴」，《左传》只称「莒展」。再如〈晋语〉载曹僖负羁称叔（字）振铎（名）为「先君叔振」；并省其下字（见《日知录‧卷二十四》）。此例《史记》中也屡见不鲜，如曹叔振铎，〈管蔡世家〉赞只称叔铎；夏征舒，〈陈杞世家〉或单称舒；并省其上字。又如鲁隐公名「息姑」，见〈十二诸侯年表〉，〈鲁世家〉则一概称「息」。鲁闵公名「启方」，见《世本》、《汉书‧律历志》、杜预〈世族谱〉；〈鲁世家〉避汉景帝讳，易「启」为「开」，但只称「开」，而略其「方」字。由此看来，「左丘」即「左丘明」的省略，应无疑问。这种省称的方式，后世不用了，古代是很通行的。
那么太史公为何不称「左丘明」，而一定要省呢？既然要省，为何不称「丘明」，却称「左丘」呢？我们先录出〈太史公自序〉有关的上下文再说：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段文章，自「左丘失明」起，一连八句，都是四字句，一旦写「左丘明失明」，就破坏了句法的整齐；因此这句子一定得省。但若省作「丘明失明」，在四个字的短句中，重复用两个「明」字，又犯了修辞的大忌；于是不得不省作「左丘失明」。明白此理，就知道作传的左丘明定姓左氏，不氏左丘，也不氏丘；同时「左」也不是官名。至于「丘明」，熊十力据孔子「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话，以为是他的字，不是名，可从。因为自谓用名，称人用字，是古今通行的社交常礼，孔子绝不至忽忘的。古人对二字组成的名可以只称一字，对二字组成的字应该也是可以的。
附带一提，屈原的时代，在孙膑之后，不韦之前；太史公把他序在西伯、孔子之下，可能是推崇他的心志明洁，可与日月争光，尊他为圣贤，故不与诸子等列。至于降左丘于孙子之前，可能基于「失明」和「膑脚」同为身体上的残伤，属辞联类的缘故。有人忽略了文章修辞的法则，认为史公序列这些人物，都以时代为次，遂断定丘明为战国人。果然如此，史公以《诗》三百篇断后，难道三百篇是战国以后的作品吗？
(三)左丘明的国籍和身分
宋儒郑樵以《左传》序晋、楚事最详，谓丘明为楚人。朱子也认为左氏为楚左史倚相之后。明儒郝敬，则谓《左传》出于三晋辞人之手。近人卫聚贤先生本《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的记述，以为《左氏春秋》为卫人子夏在魏西河时作，传给左氏人吴起，吴起世传此传，世人归功于他，故有「左氏」之名。钱穆先生则直接认定《左氏春秋》即吴起所作。又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着《论左传的真伪及其性质》，从文法上推考，认为《左传》不是鲁国人作的。这些学者的主张，都针对《史记》鲁君子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记载而发。他们都避过一个事实，即《左传》上经常称鲁国为「我」，「我」就是「我国」的意思。如前传（《左传》的第一段）云「故仲子归于我」，隐十年传「庚午，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桓十年传「我有辞也」，庄九年传「我师败绩」，十年传「齐师伐我」等是。同时外人至鲁，传只说「来」，如隐四年传「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六年传「冬，京师来告饥」。这都是《左传》乃鲁人所作的铁证，证明太史公所言不虚。我们必须注意，太史公的祖先自周宣王之世（西元前八二七至七八二年）起，世典周史。史公既承其祖业，博识旧闻，又生于去古未远的汉朝初年，长在遗文古事毕集的太史公府，如果他的记述尚不可信，后人的猜测又如何可从？
太史公称丘明为「君子」，大概据《论语》说的，他没有明言左氏的身分，也许当时学者都知道，用不着说，不如称他「君子」，使读者联想到孔子的赞词而心生景仰；也许基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明训，不愿随便论定，贻误后学。究竟如何，如今无法断定了。
但是《汉书‧艺文志》「《左氏传》三十卷」下，班固自注：「左丘明，鲁太史。」杜预〈春秋序〉：「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先后为丘明加上鲁太史和仲尼弟子双重身分。
说左氏为鲁太史，到底是本于传闻，还是出于猜测，虽然无从考证；但纵使是推测出来的，也推得很近情理。元儒黄泽说：「左氏是史官曾及孔子之门者。古人是竹书，简帙重大，其成此传，是阅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详；非及孔氏之门，则信圣人不能如此之笃。」（赵汸《春秋师说》引）他以竹书简帙重大证左氏为史官，可谓独具只眼。古代简长或二尺四寸，或一尺二寸，或八寸。每简只写一行（偶有写二行者），每行字数见于记载的，少则八字，多则四十字。刘歆校中秘书，见古文《尚书》，每简二十二字或二十五字。东汉服虔《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注》，谓古本《左传》「古文篆书，一简八字」，可能用的是八寸短简。春秋时各国皆有国史，孟子所谓「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最着名的三种。苏轼《春秋列国图说》，统计春秋列国见于经传者总共一百二十四国，蛮夷戎狄不在其间；和孔子作《春秋》，命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见《公羊传‧疏》引闵因叙）的传说相合。列国的史记，是丘明作传的凭借，此固不必全部有用，但若取其半数，总字数亦将数十倍于《左传》；倘每简以二十五字计，则简帙之重大，不难推算。这样重大的简帙，私人实无力收藏；何况史记收在秘府，为天子诸侯所珍宝，怎能任其流落民间？所以《孔子家语》说丘明和孔子观书于周史（此《严氏春秋》所引的真家语，非王肃所伪造）是可信的；说孔子「得」宝书就传闻失实了。
至于左丘明「因孔子、史记，作《左氏春秋》」，说他「受经于孔子」，也是可信的，但因此说他是孔门弟子，则又未必；因〈十二诸侯年表〉既说他「惧弟子人人异端」，那么他本人必不在弟子之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不言左丘明，也表明他不是孔子的学生。据孔子对丘明的赞美，以及《左传》述孔子言经常冠以「仲尼曰」字样，不像《论语》尊称「子曰」；可以断定左氏和孔子的情谊，应在师友之间。
三、《左传》的性质
太史公既说左丘明为了怕孔门弟子各走异端，才「因孔子、史记」，成《左氏春秋》。当然认为左氏的书，具有阐释经旨，传示来世的性质，是一部为《春秋》而作的「传」（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但是左氏不把这部书称为春秋传，却叫作《左氏春秋》，不外下列两个原因：
1.《春秋》所记的某些事件，左氏找不到原始资料作参考—至少孔子所得的一部分「旧闻」业已失传—没有办法讲论其大义。所以《春秋》所有的，《左氏春秋》中往往没有。
2.左丘明既蒐集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其中有些站在经学家讲正名分的立场可以不收，但站在史学家备述一代史事的立场却不可不录。所以《左氏春秋》虽然以「以事翼经」为主，又往往溢出经文之外，叙述一些《春秋》所无的事情。
因此我们可以说左氏的书，本是一部祖述孔子，熔经学于史学的开创之作，其旨趣和一以阐述经义的《公》、《谷》二传不同。中国正史，自「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纯以儒家思想为依归的《太史公书》以下，一直没有脱离过这个轨范。「春秋」和「史记」一样，本来是史书的通称。这部别开生面的「春秋」是左氏所作，所以题名《左氏春秋》。这名称既表现出左丘明不敢自附于圣经的谦卑的一面；也透露他志在自成一家之言的自负的一面。
《史记》「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一语，说得异常精深。「孔子」非谓其人，而谓其意旨，指《春秋》大义而言。「史记」则指孔子作《春秋》所据的史册原本。这句话是说《左氏春秋》一书，是以《春秋》大义为经，以史记为纬，撰述而成。左氏所用的资料，和孔子用的大致相同，如有出入，应该是孔子寻访的「旧闻」，丘明不一定全知；左氏参考的「史记」，孔子不一定尽读。孔子笔削所得的史记、旧闻作成《春秋》，丘明便汇集孔子所笔削及所获的史记撰为《左氏春秋》。左氏的原则，是有经就传经，无经则叙史，把既得的史料充分利用，竭力保全，所以说他「具论其语」。因为左氏取材，孔子大都看过；所以其书虽然晚成，内里许多文辞，孔子日常早已在引用。如孔子的正名说，就是师服命名之论的化身（后详）；「出门如见大宾」之语（见《论语‧颜渊》），出于臼季荐郄缺（僖三十三年传：「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秀而不实」之喻（见《论语‧子罕》），本于甯嬴评处父（文五年传：「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不学礼无以立」之训（见《论语》〈季氏〉、〈尧曰〉），始于僖子告其家臣（昭七年传：「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昭十二年传载：「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干谿？』」便明白指出「克己复礼为仁」（见《论语‧颜渊》）这句话出于古志。自来论《春秋》、《左传》的关系，没有比史公更深切有征的了！
图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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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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