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中华文化的第三次现代化 本书题为《尽己与天良:破解韦伯的迷阵》,其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三章,第一章先谈韦伯学说的谬误及其对国际学术社群的重大影响,接下来的两章分别说明:我如何以西方的科学哲学为基础,建构普世性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以及〈自我的曼陀罗模型〉。
孔门解释《易经》
德国哲学家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在其所着的《历史的根源和目标》一书中,指出:在西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间的600年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枢时期」(Axial Age)。在这段期间,世界上几乎是彼此互相隔绝的地区,分别出现了许多思想家,由四位伟大的圣哲分别将其整合成独立而且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是:苏格拉底、耶稣、孔子和佛陀。
本书第二部分包含三章,第四章强调:倘若我们以韦伯所谓的「理性化」来界定「现代化」,则在儒家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一共经过了三次不同性质的「现代化」。在所谓的「轴枢时期」,老子和孔子门人分别解释《易经》,儒教和道教已经分别完成了第一次的「理性化」过程。第五、六两章分别说明:老子解释《易经》,使道家门人发展出中国的科学;孔子及其门人解释《易经》,则发展出中国的伦理与道德。
第三部分共有五章,分别以普世性的「关系」与「自我」的理论模型,重新诠释先秦儒家思想的内容,借以描绘出先秦儒家思想的「文化型态学」(morphostasis)。用韦伯的概念来说,儒家文化在第一次现代化所发展出来的文化型态,其特征为「理性的顺应」,和西方世界在基督新教伦理兴起后发展出来的「理性的控制」有其根本的不同。
理学家的「道问学」
本书第四部分亦包含五章,分别讨论: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明清的经学,以及阳明学对于日本的影响,这是在对儒家思想作「文化衍生学」(morphogenesis)的分析。在这个阶段,最值得吾人注意的是程朱「理学」一派所强调的「道问学」和陆王「心学」一派所强调的「尊德性」。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思维的特色,来说明儒家第二次「现代化」的意义。
黄俊杰(2014)在其力作《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一书中指出:传统中国史家与儒家学者都主张: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淑世、经世,乃至于救世。为了彰显儒家价值的淑世作用,他们都非常强调:以具体的历史「事实」来突显儒家的「价值」,并在历史「事实」的脉络中说明儒家「价值」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重变以显常,述事以求理」,也就是章学城所说的「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浸润在儒家文化氛围中的传统中国史家认为:价值理念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深深地根植于历史与人物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之中,而「抽象性」的「天道」或「理」,也可以从「具体性」的史实之中提炼或抽离而出,黄俊杰称之为「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s)。
然而,这具有「普遍性」的「天道」或「理」究竟是什么呢?本书第十二章对于程朱理学的论述指出:朱熹主张「理一分殊,月印万川」,认为源自「天道」的「理」会呈现在「人心」或诸多事物的素朴状态中。他从各种不同角度,反覆析论: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所谓的「五常」都是「理」的展现;而张载则是努力要刻划出「儒家的心之模型」。
但是,在「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里,宋明理学家虽然致力于「道问学」,他们却很难将具有「普遍性」的儒家价值理念建构成形式性的理论,来说清楚「儒家价值是什么?」这也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再从中国历史思维的特色,说明儒家文化第三次现代化的必要。
形式性的理论模型
传统中国史学家重新建构具体而特殊之历史事实的最高目标,是为了要从其中抽炼出普遍性的原理,以作为经世之依据,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
「仆窃不逊,近自託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由于太史公着书立说之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以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写成本纪、世家、列传的对象,泰半是王侯将相,殊少纳入一般庶民百姓,而形成中国史家「以史论经」的传统。朱熹也有类似观点:
「若夫古今之变,极而必反,如昼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当然,非人力之可为。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袭而不得变者,有相损益而不可常者。然亦惟圣人为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纲人纪,得以传之百世而无弊。不然,则亦将因其既极而横溃四出,要以趋其势之所便,而其所变之善恶,则有不可知者矣。」〈古史余论〉
朱子认为:三代相承之「理」,「有相因袭而不得变者,有相损益而不可常者」,但只有圣人之「心」才能够「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并将儒家所重视的「人纲人纪」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基于这样的历史观,中国传统史家倾向于将注意焦点集中在统治者身上。这就是朱子所说的:
「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事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己酉拟上封事〉
这样的观点当然不可能再适用于现代华人社会。因此,儒家文化第三次的现代化,必须充分吸纳西方文明菁华的科学哲学,以「多元哲学典范」(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这样建构出来的理论,必须适用于华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不仅止于「帝王将相」。就拿朱子最关注的「人纲人纪」来说,本书第七章提出「儒家的庶人伦理」,可以解释「五常」中的「仁、义、礼」。本书第三章〈自我的曼陀罗模型〉中的「智慧」,则是「五常」中的「智」。至于「信」则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无法以这些形式性的理论模型表现出来。但本书所建构的「含摄文化的理论」,却可以用来说明华人社会中一个人的行动。
用Gergen(2009)的概念来说,「仁、义、礼」是「第一序的道德」(first-order morality),是可以用规范、原则或律则表现出来的道德。「智」则是「第二序的道德」(second-order morality),自我必须随机应变灵活地将它展现在个人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之中。这五个概念,并不是同一层次的东西,儒家却将之并列为「五常」,传统儒家以及人文学者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加以诠释,都不容易说清楚。
港台新儒家的未竟之志
我们可以再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角度,来说明儒家文化第三次现代化的意义。佛教在汉明帝(西元28-75)时代传入中国之后,和中华文化传统互相结合,塑造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东亚文明。
到了十一世纪,十字军东征前后八次(1096-1291),将希腊传统带回到基督教世界,两者互相结合,导致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十七世纪启蒙运动发生之后,欧洲科学快速发展;十八世纪发生工业革命,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兴起,西方国家纷纷採取殖民主义的策略,往外扩张,并将许多非西方国家纳为殖民地。
中国自中英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便陷入一连串的内忧外患之中,动盪不安的社会条件,使中国的知识社群无法定下心来,吸纳西方文明。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以儒家文化作为主体,吸纳西方文明的菁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开创出崭新的中华文明。
「儒家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所提出的概念。在《历史哲学》一书中,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的特长在于「综合的尽理精神」,是一种「理性的运用表现」。相对地,西方文化则擅长「分解的尽理精神」,以「理性的架构表现」,透过一种「主、客对立」的「对待关系」,而形成一种「对列之局」(co-ordination),从而撑出一个整体的架构。由于中国文化向来注重运用表现,强调「摄所规能」、「摄物归心」,在主体中以「天人合一」的方式,将对象收摄进来,成为绝对自足的存在。在这种状况下,要转换成「架构表现」,便只能「曲通」,而不可能「直通」。
什么叫做「曲通」呢?针对这个议题,牟宗三提出了良知或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也就是绝对自足的良知,暂时地对其「运用表现」存而不论,转而让知识主体以及政治主体,能够依据各该领域的独特性发展;在创造科学与民主的活动之后,再用道德理性加以贯穿。
政治主体如何透过良知的「自我坎陷」而开出民主政体,这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范畴,在此暂且不论。然而,从我对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主张来看,知识主体要想发展社会科学,还得定下心来,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哲学,才有可能运用「分解的尽理精神」,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以「对列之局」实质地分析:「人」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生活场域中,运用其「综合的尽理精神」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
若用〈自我的曼陀罗模型〉来看,心理学本土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建构各种不同的含摄文化之理论,说明中国人在学习源自西方的「知识」之后,如何「转识成智」,以其「综合的尽理精神」,在「理性的顺应」和「理性的控制」之间找到「中庸之道」,以维持一己的「心理社会均衡」。用孔子强调的行动法则来说:这就是「汝安,则为之!」
更清楚地说,牟宗三以「理性的运用表现」和「理性的架构表现」分别描述中、西文化之特长,但他却不知道如何整合这两者,所以才会想出令人费解的良知「自我坎陷」说。我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写出这一系列的着作,正是要补充牟宗三之不足,以完成港台新儒家的未竟之志。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促成儒家文化第三次的现代化。
国家讲座教授
黄光国
2015年4月15日
参考文献
牟宗三(1988):《历史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黄俊杰(2014):《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Gergen, K. (2009). Relational being: 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spers, K. (1949/1953).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London, U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