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己与天良:破解韦伯的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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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为了批驳韦伯学说的谬误,倘若我们以韦伯所谓的「理性化」和「除魅化」来界定「现代化」,则在儒家文化的发展史上,一共经过了三次「现代化」:在「轴枢时期」,孔子及其门人解释《易经》,完成了儒家文化的第一次「理性化」;宋明时期,程朱「理学」一派强调「道问学」和陆王「心学」一派强调「尊德性」,是其第二次现代化。

  在「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里,宋明理学家很难将具有「普遍性」的儒家价值理念建构成形式性的理论,来说清楚「儒家价值是什么?」因此,儒家文化的第三次现代化,必须充分吸纳西方文明菁华的科学哲学,以「多元哲学典范」来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
本书以西方的科学哲学为基础,先建构普世性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以及〈自我的曼陀罗模型〉,再以之作为参考架构,重新诠释先秦儒家思想的内容,借以描绘出先秦儒家思想的「文化型态学」。然后再对儒家思想分析其「文化衍生学」,而分别讨论: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明清的经学,以及阳明学对于日本的影响。

  在二十一世纪中,华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儒家文化作为主体,吸纳西方文明的菁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开创出崭新的中华文明。
尘封的群星:星际文明的兴衰与命运的岔路 书籍简介 本书是一部横跨数千年、饱含史诗气息的科幻巨著,深入探讨了人类文明在宇宙尺度下面临的生存困境、道德抉择以及文明形态的演变。故事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静默”为开端,揭示了曾经遍布银河系的数千个高度发达的智慧文明集体失声的宇宙级灾难。主角团——一支由幸存者后裔组成的勘探舰队“涅槃号”,肩负着重返母星系,探寻“大静默”真相的使命,却在星际航行中遭遇了无数令人心悸的谜团与挑战。 第一部分:静默的阴影与初探 故事始于公元4800年,人类文明在遭受了“大静默”的重创后,仅存的火种艰难地栖息于遥远的“伊甸”星系边缘。彼时的人类社会高度依赖残存的古代技术,对宇宙的认知仅限于狭小的安全区。舰队指挥官,经验丰富的航海家卡莱尔,一位在旧世界废墟中长大的坚韧女性,毅然决定启动“涅槃号”,一支承载着人类最后希望的殖民舰,目标直指失落的太阳系。 在漫长的跃迁航行中,他们发现宇宙并非一片死寂。古老文明留下的巨大遗迹,如漂浮在深空中的宏伟空间站、已经碳化的巨型行星改造工程,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辉煌与突然的终结。这些遗迹的工程学复杂度远超当代人类理解,激发了船上科学家们对前文明技术(即“先驱者文明”)的强烈探究欲。 他们首先抵达了被誉为“知识之海”的编号为“X-77”的巨型数据存储星云。然而,当“涅槃号”尝试接入时,却触发了一道自我防御系统。这不是简单的防火墙,而是一种基于量子纠缠的逻辑陷阱。首席信息官莉亚,一位患有罕见基因缺陷,却拥有无与伦比逻辑思维能力的年轻女性,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了数据流深处。她发现“大静默”并非一次性的瘟疫或战争,而更像是一种系统性的“自我清除”或“强制升级”。数据中充斥着关于“存在极限”、“维度屏障”的模糊记载,似乎所有文明在发展到某个临界点时,都触碰到了某种宇宙法则的禁区。 第二部分:文明的悖论与伦理的战场 随着舰队深入,他们遭遇了第一个活着的、非人类的文明——“索拉里人”。索拉里人是一种基于硅基生命的族群,他们通过大规模的思维网络连接,实现了近乎永恒的个体生命与绝对的集体效率。索拉里人对人类的到来表现出一种冷漠的优越感。 卡莱尔试图寻求合作,但索拉里人只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人类必须放弃个体自由意志,将所有知识和意识上传至索拉里网络,以换取生存保障和技术援助。这一提议在“涅槃号”内部引发了剧烈的争论。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对旧日灾难心有余悸的幸存者,倾向于接受这种“有序的永生”;而以政治顾问埃利亚斯为首的保守派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对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彻底背叛。 在这次伦理辩论的高潮,他们无意中发现索拉里文明的“完美”网络背后隐藏着一个惊人的事实:为了维持绝对的稳定和效率,所有产生“非理性”波动或负面情绪的个体,都会被悄无声息地隔离并转化为计算资源,他们的历史和记忆被彻底抹除。这暴露了高度集权与永恒生存之间的残酷权衡。 第三部分:古神之谜与时间悖论 “涅槃号”脱离索拉里人的势力范围,进入了一个被星图标记为“禁区”的区域。这里的空间结构极其不稳定,时间流速时而加速,时而减缓。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漂浮的、由纯粹能量构筑的球体,被古代文明的文献称为“时间的锚点”。 在这个区域,他们遇到了一个自称“观察者”的实体。这个实体并非生命体,而是一段跨越数十万年、由无数文明共同构建的警告信息程序。观察者揭示了“大静默”的真相的冰山一角:某些文明试图突破物理宇宙的限制,强行干预宇宙基本常数的运行,以达到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神性”。这种干预引发了宇宙自身的反噬,即“维度清理”。那些过分渴望“超越”的文明,最终被自身的野心吞噬,其存在痕迹被抹除,留下了宇宙尺度的“伤疤”。 为了证明这一点,观察者引导卡莱尔的副官穿越了一小段扭曲的时间流,让他们亲眼目睹了一个辉煌的先驱者文明如何在一次实验中瞬间崩塌,从存在到虚无,只留下一瞬间的能量涟漪。 第四部分:命运的岔路口与新的开端 带着沉重的真相,“涅槃号”终于抵达了太阳系的外缘。他们发现地球并非荒芜,而是在“大静默”后,被另一种生命形式——“形态继承者”所占据。这些继承者并非来自外部的入侵者,而是地球上少数在灾难中进化出的、能够适应剧烈环境变化的生物群落。他们没有发展出先进的星际科技,而是将自身的生存与地球生态系统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个缓慢而稳定的生物圈。 人类的归来,在继承者眼中,是数千年前那些“鲁莽的先驱者”的重现,是对生态平衡的潜在威胁。双方爆发了最后的、充满哲学意味的冲突。卡莱尔意识到,继承者们所拥有的,是人类在追求速度与效率中失去的“慢哲学”——与环境共存的智慧。 在最终的抉择时刻,卡莱尔没有选择武力征服或强行接管地球。她明白了“大静默”的真正含义:宇宙对过度扩张和盲目追求无限技术的文明发出了警告。人类文明的未来不在于重现过去的辉煌,而在于学习谦卑。 “涅槃号”的船员们最终决定,他们不会强行返回一个已经重生的地球。他们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方案:在太阳系边缘建立一个“观察站”,一个记录者与学习者之地。他们拆解了部分先进技术,将其转化为适应新环境的工具,并承诺将古代文明的教训与经验,以一种不干预、不破坏的方式,缓慢地融入新的生态循环中。 故事的结尾,“涅槃号”的残骸在遥远的冥王星轨道上构建了一个新的、低调的文明起点。卡莱尔站在瞭望台前,看着远方那颗闪烁着蓝色光芒的母亲星球,心中充满了对过去的敬畏和对未来的审慎期待。人类的征途仍在继续,但这一次,他们不再追求征服星辰,而是学会了与自身存在的“尺度”和宇宙的“边界”共存。他们终于理解,真正的智慧,是知道何时止步,何时学会等待。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黄光国


  台北市人,出生于1945年11月6日。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现任国立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致力于结合东、西文化,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发展本土社会心理学。着有《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诠释》、《民粹亡台论》、《教改错在哪里?》、《社会科学的理路》、《一中两宪:两岸和平的起点》、《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反求诸己:现代社会中的修养》、《心理学的科学革命方案》、《伦理疗癒与德性领导的后现代智慧》,以及中英文学术论文一百余篇。曾获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杰出研究奖三次、优良研究奖十余次、教育部国家讲座两次。曾任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特约研究员、亚洲心理学会会长、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卓越计画主持人,目前为海崃交流基金会顾问及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大学终身特聘教授、台大讲座、杰出人才讲座及教育部国家讲座教授、亚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会会长。

图书目录

第一部:以理论挑战韦伯学说
  第一章 韦伯学派与东方主义
  第二章 多重哲学典范:由「集体主义」到「关系主义」
  第三章 自我的曼陀罗模型:智慧与行动

第二部:传统中国的理性化
  第四章 西欧与中国:解除世界的魔咒
  第五章 西方的眼镜:巫术或科学?
  第六章 「天道」与「鬼神」:儒家道德的形上学基础

第三部:先秦儒家的文化型态学
  第七章 儒家的庶人伦理:「仁、义、礼」伦理体系
  第八章 儒家的「士之伦理」:济世之道
  第九章 「道」与「君子」:儒家「自我」的追寻
  第十章 反思与实践:儒家的自我修养理论
  第十一章 历练与中庸:儒家的政治行动理论

第四部:儒家的文化衍生学
  第十二章 程朱的理学:「正宗」或「别子」?
  第十三章 陆王的心学:由「天人合一」到「知行合一」
  第十四章 经学的反思:从「批判」到「扬弃」
  第十五章 阳明学在日本:武士刀与算盘
  第十六章 本土社会科学:从「复健」到「复兴」

图书序言

自序

中华文化的第三次现代化


  本书题为《尽己与天良:破解韦伯的迷阵》,其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三章,第一章先谈韦伯学说的谬误及其对国际学术社群的重大影响,接下来的两章分别说明:我如何以西方的科学哲学为基础,建构普世性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以及〈自我的曼陀罗模型〉。

  孔门解释《易经》

  德国哲学家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在其所着的《历史的根源和目标》一书中,指出:在西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间的600年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枢时期」(Axial Age)。在这段期间,世界上几乎是彼此互相隔绝的地区,分别出现了许多思想家,由四位伟大的圣哲分别将其整合成独立而且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是:苏格拉底、耶稣、孔子和佛陀。

  本书第二部分包含三章,第四章强调:倘若我们以韦伯所谓的「理性化」来界定「现代化」,则在儒家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一共经过了三次不同性质的「现代化」。在所谓的「轴枢时期」,老子和孔子门人分别解释《易经》,儒教和道教已经分别完成了第一次的「理性化」过程。第五、六两章分别说明:老子解释《易经》,使道家门人发展出中国的科学;孔子及其门人解释《易经》,则发展出中国的伦理与道德。

  第三部分共有五章,分别以普世性的「关系」与「自我」的理论模型,重新诠释先秦儒家思想的内容,借以描绘出先秦儒家思想的「文化型态学」(morphostasis)。用韦伯的概念来说,儒家文化在第一次现代化所发展出来的文化型态,其特征为「理性的顺应」,和西方世界在基督新教伦理兴起后发展出来的「理性的控制」有其根本的不同。
理学家的「道问学」

  本书第四部分亦包含五章,分别讨论: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明清的经学,以及阳明学对于日本的影响,这是在对儒家思想作「文化衍生学」(morphogenesis)的分析。在这个阶段,最值得吾人注意的是程朱「理学」一派所强调的「道问学」和陆王「心学」一派所强调的「尊德性」。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思维的特色,来说明儒家第二次「现代化」的意义。

  黄俊杰(2014)在其力作《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一书中指出:传统中国史家与儒家学者都主张: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淑世、经世,乃至于救世。为了彰显儒家价值的淑世作用,他们都非常强调:以具体的历史「事实」来突显儒家的「价值」,并在历史「事实」的脉络中说明儒家「价值」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重变以显常,述事以求理」,也就是章学城所说的「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浸润在儒家文化氛围中的传统中国史家认为:价值理念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深深地根植于历史与人物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之中,而「抽象性」的「天道」或「理」,也可以从「具体性」的史实之中提炼或抽离而出,黄俊杰称之为「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s)。

  然而,这具有「普遍性」的「天道」或「理」究竟是什么呢?本书第十二章对于程朱理学的论述指出:朱熹主张「理一分殊,月印万川」,认为源自「天道」的「理」会呈现在「人心」或诸多事物的素朴状态中。他从各种不同角度,反覆析论: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所谓的「五常」都是「理」的展现;而张载则是努力要刻划出「儒家的心之模型」。

  但是,在「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里,宋明理学家虽然致力于「道问学」,他们却很难将具有「普遍性」的儒家价值理念建构成形式性的理论,来说清楚「儒家价值是什么?」这也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再从中国历史思维的特色,说明儒家文化第三次现代化的必要。

  形式性的理论模型

  传统中国史学家重新建构具体而特殊之历史事实的最高目标,是为了要从其中抽炼出普遍性的原理,以作为经世之依据,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

  「仆窃不逊,近自託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由于太史公着书立说之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以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写成本纪、世家、列传的对象,泰半是王侯将相,殊少纳入一般庶民百姓,而形成中国史家「以史论经」的传统。朱熹也有类似观点:

  「若夫古今之变,极而必反,如昼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当然,非人力之可为。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袭而不得变者,有相损益而不可常者。然亦惟圣人为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纲人纪,得以传之百世而无弊。不然,则亦将因其既极而横溃四出,要以趋其势之所便,而其所变之善恶,则有不可知者矣。」〈古史余论〉

  朱子认为:三代相承之「理」,「有相因袭而不得变者,有相损益而不可常者」,但只有圣人之「心」才能够「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并将儒家所重视的「人纲人纪」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基于这样的历史观,中国传统史家倾向于将注意焦点集中在统治者身上。这就是朱子所说的:

  「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事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己酉拟上封事〉

  这样的观点当然不可能再适用于现代华人社会。因此,儒家文化第三次的现代化,必须充分吸纳西方文明菁华的科学哲学,以「多元哲学典范」(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这样建构出来的理论,必须适用于华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不仅止于「帝王将相」。就拿朱子最关注的「人纲人纪」来说,本书第七章提出「儒家的庶人伦理」,可以解释「五常」中的「仁、义、礼」。本书第三章〈自我的曼陀罗模型〉中的「智慧」,则是「五常」中的「智」。至于「信」则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无法以这些形式性的理论模型表现出来。但本书所建构的「含摄文化的理论」,却可以用来说明华人社会中一个人的行动。

  用Gergen(2009)的概念来说,「仁、义、礼」是「第一序的道德」(first-order morality),是可以用规范、原则或律则表现出来的道德。「智」则是「第二序的道德」(second-order morality),自我必须随机应变灵活地将它展现在个人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之中。这五个概念,并不是同一层次的东西,儒家却将之并列为「五常」,传统儒家以及人文学者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加以诠释,都不容易说清楚。
港台新儒家的未竟之志

  我们可以再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角度,来说明儒家文化第三次现代化的意义。佛教在汉明帝(西元28-75)时代传入中国之后,和中华文化传统互相结合,塑造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东亚文明。

  到了十一世纪,十字军东征前后八次(1096-1291),将希腊传统带回到基督教世界,两者互相结合,导致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十七世纪启蒙运动发生之后,欧洲科学快速发展;十八世纪发生工业革命,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兴起,西方国家纷纷採取殖民主义的策略,往外扩张,并将许多非西方国家纳为殖民地。

  中国自中英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便陷入一连串的内忧外患之中,动盪不安的社会条件,使中国的知识社群无法定下心来,吸纳西方文明。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以儒家文化作为主体,吸纳西方文明的菁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开创出崭新的中华文明。

  「儒家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所提出的概念。在《历史哲学》一书中,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的特长在于「综合的尽理精神」,是一种「理性的运用表现」。相对地,西方文化则擅长「分解的尽理精神」,以「理性的架构表现」,透过一种「主、客对立」的「对待关系」,而形成一种「对列之局」(co-ordination),从而撑出一个整体的架构。由于中国文化向来注重运用表现,强调「摄所规能」、「摄物归心」,在主体中以「天人合一」的方式,将对象收摄进来,成为绝对自足的存在。在这种状况下,要转换成「架构表现」,便只能「曲通」,而不可能「直通」。

  什么叫做「曲通」呢?针对这个议题,牟宗三提出了良知或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也就是绝对自足的良知,暂时地对其「运用表现」存而不论,转而让知识主体以及政治主体,能够依据各该领域的独特性发展;在创造科学与民主的活动之后,再用道德理性加以贯穿。

  政治主体如何透过良知的「自我坎陷」而开出民主政体,这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范畴,在此暂且不论。然而,从我对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主张来看,知识主体要想发展社会科学,还得定下心来,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哲学,才有可能运用「分解的尽理精神」,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以「对列之局」实质地分析:「人」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生活场域中,运用其「综合的尽理精神」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

  若用〈自我的曼陀罗模型〉来看,心理学本土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建构各种不同的含摄文化之理论,说明中国人在学习源自西方的「知识」之后,如何「转识成智」,以其「综合的尽理精神」,在「理性的顺应」和「理性的控制」之间找到「中庸之道」,以维持一己的「心理社会均衡」。用孔子强调的行动法则来说:这就是「汝安,则为之!」

  更清楚地说,牟宗三以「理性的运用表现」和「理性的架构表现」分别描述中、西文化之特长,但他却不知道如何整合这两者,所以才会想出令人费解的良知「自我坎陷」说。我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写出这一系列的着作,正是要补充牟宗三之不足,以完成港台新儒家的未竟之志。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促成儒家文化第三次的现代化。

国家讲座教授
黄光国
2015年4月15日

  参考文献

  牟宗三(1988):《历史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黄俊杰(2014):《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Gergen, K. (2009). Relational being: 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spers, K. (1949/1953).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London, U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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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那些能够引发深度思考的书籍情有独钟。市面上有很多书籍,读完后感觉像是走马观花,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记。但这本书的标题,“尽己与天良”,就带着一种哲学的高度和人文的关怀,让我预感到它可能是一本能够触及灵魂、启迪智慧的作品。我猜想,作者在字里行间,一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去探究人性的本质,去梳理道德的根源。或许会涉及一些关于自我实现、个人责任的讨论,又或者是关于良知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我期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不断地被提出新的问题,从而促使我反思自身的行为和价值观。一本好的书,不应该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应该是一种思想的对话,一种心灵的触动。如果这本书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那它绝对是值得我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细细品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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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着实吸引了我。那种复古的字体,搭配上略带哲学意味的图像,一下子就勾起了我对书本内容的想象。我喜欢这种不落俗套的封面,仿佛在诉说着故事的深度和思想的重量。拿到书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到它不同于市面上那些充斥着浮华和快餐式阅读的读物。封面的质感也很不错,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一种踏实感。我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需要如此精心设计的包装来承载。是严谨的学术探讨,还是充满个人感悟的随笔?又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这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了期待。我尝试着去想象,或许这本书会带领我进入一个从未涉足过的思想领域,又或许会重新审视我习以为常的某些观念。总而言之,仅凭这精美的封面,就足以让我对它产生强烈的兴趣,迫不及待地想翻开它,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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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特别是“破解韦伯的迷阵”这一部分,让我想到了那些需要耐心和细致才能理解的复杂理论。我一直觉得,理解像韦伯这样的思想家,需要的不只是知识储备,更需要一种能够穿透表象、直抵本质的分析能力。我好奇作者是如何“破解”的,是依靠对韦伯原文的深度解读,还是结合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抑或是提出了全新的理论框架?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我理解韦伯思想的一把钥匙,能够帮助我拨开迷雾,看到他理论的精髓。我期待的不仅仅是了解韦伯说了什么,更想知道他是如何思考的,他所提出的概念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以及这些理论对于理解现代社会有着怎样的价值。这本书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我非常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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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社会学和哲学理论有一定涉猎的读者,我对“韦伯”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体系庞大且影响深远,探讨他的理论本身就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而“破解韦伯的迷阵”这个副标题,更是让我眼前一亮。这说明作者并非简单地复述韦伯的观点,而是试图深入到其思想的核心,去揭示那些可能存在的复杂性、矛盾甚至是我们容易忽略的精妙之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以一种清晰而又富有洞察力的方式,带领我走出理解韦伯理论的“迷阵”。或许作者会采用一些创新的解读角度,又或者是通过比较和联系,来阐明韦伯思想的现代意义。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韦伯的核心概念,比如理性化、科层制、新教伦理等等,并且能够看到这些理论在当今社会中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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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更是为了丰富内心的世界,提升自我认知。这本书的题目,“尽己与天良”,听起来就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和矛盾。一方面是“尽己”,强调的是个人的努力、发挥潜能;另一方面是“天良”,暗示着某种超越个体经验的道德律令。这两者之间如何平衡,如何统一,一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独特的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或许作者会从历史、文化、心理等多个维度来分析,又或者是通过一些生动的故事和案例来加以说明。我期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获得一些关于如何更好地认识自我、如何遵循内心良知、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做出更符合道德的选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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