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一具安那其身体,穿越恶所…… 走进高俊宏的作品中。是的,我常常是走在他的作品中,走入他的作品计画指向的恶所,走在那些世界边缘,铁篱后方,渺无人烟的路径中。像做梦一般,穿过一片荒冢野坟,翻过画着「禁入待拆」的铁围篱,走进一间无人的破屋,我打开电视,萤幕一片沙沙沙的杂讯,接收不到任何讯息。但是,盯着了无内容的萤幕,有一瞬间,我突然明了,那些沙沙的、黑白相间、互相渗入的杂讯,就是他要给我的讯息。转眼间,这些没有意义的影音又消失了。
然后,似乎像梦境那样理所当然的,我跨入了塔可夫斯基(A. Tarkovsky)《镜子》(The Mirror)一片的开头,场景转为黑白,我变成了一个羞涩、口吃严重的青少年,面对着一位女性催眠治疗师,我呀呀呀地口吃着,讲不出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直到最后,这位女性催眠治疗师,将我的能量流,由头部引导到手部,再引流至脚部。她说:「你的能量不通,导致你的口吃,导通这些能量到你的手和脚之后,你会永远身口合一,讲话再也不会口吃了。」于是, 我感受到手部、脚部依次充血,突然充满张力。她用手指按住,释放了我阻塞在太阳穴的能量,让这种常常让我头部紧张的能量,往下流通。最后,她要我大声跟着她说:「我能说话了!」我涨红着脸,大声喊出:「我能说话了!」我醒了。醒来后,发现脸颊上佈满了泪痕。对醒着的我而言,高俊宏是一位艰难的艺术家。从荣格(C. G. Jung)的分析观点来看,他如同一位意志坚定,但如水样般身心通适温柔的女性催眠治疗师,而我,是那位口吃少年,常常因此误事,被人疏远,连自己名字和出生地都讲不清楚的那种口吃者。对醒着的我而言,书写着理论与评论文字的我,高俊宏仍然是一位深度叵测的艺术家,甚至,有时候很难用一般意义的「艺术家」来品评他。想过这个问题不少次,为何自己如此难以下笔,很有可能是背后这样的原因:他其实在教我讲话,而且,是透过一具不停穿越废岛荒径的安那其身体,在教我。然而,望着高俊宏消失在无名小路的尽头的背影,不行,我实在无法一一抵达那些到不了的地方。于是,我回到书桌前面,坐下来,开始书写。
《小说:台籍日本兵张正光与我》(简称《小说》)中,佈满了高俊宏安那其身体的行走路线。这条路线,走踏在帝国边缘的恶性场所之间,虚实交替,让这些无间迷宫串起成一张枉死城寨的地图。张正光死了,却宛如鬼魂,复活在这部小说里,开始行走,走向那无人能够抵达的死荫山谷、暗黑海洋、监牢囚所、乡野僻村。这位受命运捉弄,曾在二战末期赴日受训,担任零式战机副手机械员,在美军炮火网罗中设法自救,让自杀战机坠海后,登上如地狱般的沖绳战场收容所,不仅目睹铁雨砲弹屠戮之废岛,还得到了特异功能,像游魂般出入战俘死者、地狱囚船的魂魄梦境。之后,再经过二二八事件清乡亡魂,香港双十暴动冤魂、警总杀手香江追杀,终至回归宜兰季新村的养虾事业。
《小说》的第一张地图,由张正光2013年的死亡事件展开,叙说他1929年至2013年的离奇生命历程。叠合在这张充满无数亡魂城寨、早已人迹罕至的地图上。同时,也接续着张正光游走东亚地狱图之上的,正是在1980年代中期成长、一直到2014年开始写小说的高俊宏自己游走东亚的生命地图。既叠合又接续的两张地图,以恶性场所为交错侵越的甬道:噶玛兰、东京、九州、沖绳、溪洲、香港、厦门。在无法串接,只能蒙太奇式地叠合起两个特异生命的叙事舆图背后,其实藏着作者亟欲突显的一个悲哀:被历史所遗忘的鬼魂恶所,只能断裂封存于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冤魂、从不曾被命名过的荒冢内里。
面对这个悲哀的历史断裂,高俊宏发明了一具安那其身体,以行走为方法,像一只莫比斯环上爬行的蚂蚁,在反覆穿梭东亚现代的长时过程中,一点一滴硬是将它们拼接了起来。而我只是另外一只跟在后面爬的小蚂蚁,虽然因为速度太慢追不上,但是,对于这只具有东亚安那其身体的莫比斯环型蚁,我很幸运在2013年策划展览《我们是否工作过量?》的过程中,跟着牠爬行了一段路。
那么,为什么对各位读者来讲,只是一只莫比斯环型蚁的高俊宏,对我来讲,会变身为塔可夫斯基《镜子》片中的女性催眠治疗师呢?我们不妨一同来看看高俊宏的工作方法,就会知道这只蚂蚁具有反覆施咒(或解咒),让喑哑者重生,得以开始诉说自己的名字和生命的催眠疗癒力量了。
首先是特定场所的行走。我们在2013年的前半年之间,一起出动了二十四次的废墟踏查,进行了晶体影像的素描绘制。平均每个月四次,每次大约一个工作天,也就是共同在荒野无人之残壁破瓦间,共度一天。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接近徐四金(P. Süskind)小说《夏先生的故事》(Die Geschichte Von Herrn Sommer)的漫游行走,其实是一桩卡夫卡式的工程:自我生命摧毁重造的技术工程。这桩工事不仅工时长,而且没有太明确的目的,虽说是为了展览,但是对于身处学院、平常充满上课与会议的我来说,无异是一种脱臼的时空,我趁着这种生命的脱垂状态,钻进一个巨大的生命裂缝,它尽管黑暗不知所终,却透出一道我所不曾遇见的光,从黑暗中射出的光。
我们在小坪项、树林、海山煤矿、利丰煤矿、总爷、金山、兰阳、飞雁新村八个地点之间来回穿梭,平均每个地点去四次,基本的工作,就是在这些废营区、废维修场、废煤区、废糖厂、废乐园、废通讯指挥部的废屋残壁杂木之间待上一整天,野炊共食,然后选一张与地点历史相关的老照片,画在几乎不可能有人看到的大面废墙上。这种特定场所的行走,以废墟已湮灭无名的历史、老照片的故往影像选择为参照,联结上感性身体的图绘运动,介于纪念碑、文件档案与见证之间,重新进行自力式的图像生产。
脚底踏触着废墟地面,执炭笔的手涂抹啄触着废墟的壁面,行走停驻之间,无意之间踢到、碰到、摸到的残余碎件,目光所及,皆是陈界仁所称的「残响世界」。我在想,一个人的自我,若不走过一遭这遍佈历史尸身的、被死亡之手深触过的残响之地,恐怕很难重新看待自己的「余生」。也就是说,其实,高俊宏的工作方法,带着我走向了一个非我之域,经过激烈的自我解组,我彷彿感觉自己剩余下来的生命,已不再隶属于从前的那个自我,它已碰触了千千百百底层无名诸众的历史贱命,它的余生,已难离此诸众之苦。老实说,走过这一遭以后,我所产生的异样存在感,直接透过安那其身体的塑造来告诉我:原来,我过去的生命,从来没有跟那么广大的无名众生共活过。
其次是影像撷取的伦理。对我来说,《小说》、《诸众:东亚艺术佔领行动》(简称《诸众》)、《陀螺:创作与让生》(简称《陀螺》)三本书之间的关系,反映了高俊宏在影像撷取方面的特异伦理态度。那是碰触到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后,一种无限延伸的责任、无尽后退的自我与无可再退的面对深渊后,逼显出来的泰然情动。简单的说,如果《小说》是一部活动影像的叙事展示的话,《诸众》即是在点明艺术家寻它千百度的「东亚诸众」,在历史的此刻当下,面临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全球新自由主义政经结构的绑缚。
活动影像给出的是高张力的感觉团块,《诸众》的诸众论则是指陈生命政治的网罗结构和行动方针。透过这个同时以实际踏查和联结经验,形成的东亚网罗结构及其破洞裂缝的描述,并以亲身参与的立足点,提炼出以艺术观点为广阔视野的突穿行动,这其实并不是时下一下般主张「权利」与「权力」论的反叛者,而是彻底投入黑暗历史泥淖中,让自我解组,再将「责任」与「自由」放在第一优位的安那其身体的选择。在选择历史影像的重新组装过程中,高俊宏的叙事语调之所以能够维持某种泰然的高度,又不时给予读者在不忍卒读的张正光破碎身世中,产生不得已的情动,实在是因为叙事者似已透过鬼魂腔调的回返,扛起一种他不可能扛得起来的责任。
但他毕竟已做势扛起。高俊宏以一种行走遍历的方法,构造出这些历史黯黑处的幽光。《诸众》就是在阐述这种史宾诺莎式的伦理学,那不是苦行,而是为了内在平面的生灵充满而自由选择的伦理责任。这种影像撷取的伦理,首要的诉求并不是政治权力上的斗争,它少了一份目下过度兴盛的肃杀躁动之气,而代之以一种朝向他者、弱者、病者、死者的存在,而不断自我解组的伦理技术。对我来说,这就是高俊宏2010年以来,《废墟影像晶体计画》的伦理意涵。实际上,它是一个「伦理─美学」的艺术渗透计画,围绕着早已成为幽灵的场所、地景与历史影像,重新赋予生机。这就是蔡明亮的电影《郊游》最后十四分钟的场景诞生的契机。或许我们都不懂得等待。高俊宏却是一位深深懂得伦理即是无尽的等待、影像终将在艺术行动自寻出口的艺术家,他竭尽所能,祈请与召唤影像之魂,然后泰任等待它的意义自行浮现。
最后是安那其的身体。档案热(archive)与安那其身体(An-archist corps)具有一种自我技术学上的反向关系。高俊宏的创作,从早年学院虚无主式的安那其身体,在《社会化无聊》系列中,进行纯粹艺术反社会的躁动式反叛,渐渐转向《家计画》和《台北工作档案考古学》,高俊宏感染了档案热的菌种,滋生着对历史与当下社会的话语政济结构的自我衍义式攻击。最后,在《小巴巴罗萨行动》对台北花卉博览会、文化局、华光社区都市更新与新自由主义的一连串自嘲式的逆袭,2012年展开的《汤姆生》、《废墟影像晶体计画》系列,安那其身体终于转化蔓生为一具穿透档案,并将之逆向安置于当下的考现学,既以此对抗天真的档案热纪念碑,转向殖民帝国影像档案背面的黑暗,亦迂回伏击当下新自由主义「学院―美术馆―画廊―展览会」美学政体下的话语惯习,以行走东亚恶所,去除一般意义的「艺术家」语艺,去除一般作品的「作品化」路径,构造出一具「非艺术家」的安那其身体。
曾经,高俊宏和我秘密筹划着安那其空间与组织;曾经,多次的讨论终结于不知所终的空间场所属性。但毕竟,我们在身体行走的共同实践历程中,似乎早已编织出一张潦草混乱、外人难以卒睹的东亚安那其地图。安那其身体的场所特性,不再只是安于贱命、做喝酒共同体的混蛋、到处去不明空间驻村,或者上街头与底层市民站在一起,向新自由主义全球体制下的管理者丢石头、泼漆与抗议。在那张外人读不出所以然的草图上,高俊宏的晶体影像事件,併合着他高速运转的键盘书写,成为一系列的「论述事件」,这两种平行相照的事件所炸开的空间黑洞,才是属于安那其身体真正行走运思的场所。这就是《陀螺》一书中,所欲交错呈现的「影像―论述」双事件操作结构,以及其陀螺般借域外之力鞭打而生的高速旋转生命,所开展出来的另类生命政治与创作。
我必须承认,高俊宏这位温柔如水的催眠治疗师,辛辛苦苦,把我带上了一幢巨大的烂尾楼,像《风柜来的人》里面的哥儿们,赫然发现一个居高临下的巨大景框下,高雄爱河周边来来去去的小蚂蚁们,被我们当成来自欧洲的彩色电影那样去观看。我必须承认,有的时候,在暗黑无人的废地角落里,我不禁要自问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一次去宜兰空军机堡踏查的路上,我们在暗黑一片的雪山隧道中,高俊宏讲起了他的父亲,一位聪颖反叛的建筑工人,常常载着全家人在全省的工地废墟中宿营,只为了不愿愚忠臣服于旅馆消费的旅游空间政治的逻辑,「这些房屋是我们盖起来的,为什么要花钱住那种地方?」一把开山刀,一个指南针,自备的方便锅碗瓢盆,一只相机,即足以四处为家。如此简单有力的生命政治,高俊宏的父亲却用一种自怨自艾、愤世嫉俗过一生的态度,渐次葬送了自己的身体。我觉得,那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观赏那一部爱河众生的彩色电影,愉快而充满力量的看;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书写与叙说贱命人眼下残破不堪,其实仍是一片美丽的碎片山河。《陀螺》,其实是送给我们父亲那一代的口吃者,送给父亲──失语者。
于是,我打开扉页,在大雨滂沱的夜里,在溼答答到处滴水的荒野无人处,停下日间喧嚣与愤怒的一切,点上一盏野营灯,开始阅读我们这一代的发话者。高俊宏,读他的创作生命。彷彿在无尽的黑暗洞窟深处,寻找着一丝丝的光。这光来自我们已适应黑暗的瞳孔自身,寻找着没有出口,也不再需要虚幻出口的安置生命之所。我于是懂得,这是安那其身体在恶所镇日行走后,仅有的恬美时刻。
文/龚卓军
自序
群岛艺术三面镜:诸众、小说与陀螺 今年我出版了《诸众:东亚艺术佔领行动》、《小说:台籍日本兵张正光与我》、《陀螺:创作与让生》三本书。《诸众》是关于东亚艺术佔领案例的研究。「诸众」(multitude)一词来自于史宾诺莎(B. Spinoza),强调利维坦式的国家之外,个人的特异性如何对抗帝国主义。该书记录了东京、沖绳、香港、首尔、济州岛、武汉及台湾等地创作案例,包含日本市村美佐子(Misako Ichimura)、韩国金江(Kim Kang)及金润焕(Kim Youn-hoan)、武汉「我们家青年自治实验室」、香港「活化厅」等。这些例子对东亚日益文创化、商品化的艺术发展趋势有着逆向思考的意义。
《小说》则因缘于《废墟影像晶体计画》里,住在五结乡海边简陋平房的主人翁张正光老先生。张正光的生命可谓东亚近代史的哀伤缩影,2013 年我赴宜兰採访他,十二天后身体硬朗的他却忽然骤逝,给我极大的冲击。我尝试在《小说》叙述「两个东亚」的故事:其一,张正光生平经历神风特攻队、沖绳收容所、香港,一直到偷渡回台成为宜兰斑节虾大王的事迹;其次,以独白的方式,描述我这几年在日本、沖绳、香港及台湾进行艺术田野调查的过程,并回到自己所成长「回不去」的树林博爱市场。本书陈述了上个世代被旧帝国主义「判死」、以及我这个世代被新自由主义「判生」的故事。
《陀螺》则蒐录了近十年来艺术创作的书写与档案。十年前我曾出版一本《Bubble Love》创作集,今日再度集结近十年的创作文件,并命名为「陀螺」。为何是陀螺?就如傅柯(M. Foucault)在《主体解释学》里对「陀螺」的形容,一种错觉般以自我为中心的旋转物,只是这陀螺的旋转,其实是来自无数外力的鞭打、策动。是一种「转向自我的让生体」。这颗陀螺像极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