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铁路的修筑与经营(1896-1917):俄国在华势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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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贯穿中国东北的第一条铁路,原是甲午战争中国新败后
「联俄制日」政策下的产物
经由签订铁路合同
俄国不仅取得铁路修筑经营权
甚且进一步将触角伸展及于铁路经营权以外的其他利权
致使中东铁路地带成为中国的化外之地
也是俄国在华最大利权所在
 
  回顾中东铁路发展史,从1896年签订铁路合同,以迄1952年苏联无偿归还中国为止,为期五十余年,由于时局的变化,经营权数变,堪称中国铁路史上的一大特例。

  《中东铁路的修筑与经营(1896-1917):俄国在华势力的发展》分就修筑、经营、利权等三篇,详述中东铁路兴筑原委、商业营运与绩效,以及各项利权取得与演变,全面探讨俄国独力经营时代的中东铁路发展史,以了解清末民初之际,俄国如何利用中东铁路的修筑与经营,扩大在中国的势力。

  本书共九章,第一篇:中东铁路的兴筑,叙述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与俄国向中国「借地修路」的关系,说明中东铁路兴筑由来,以及第一条横贯中国东北的铁路,是如何修建完成。第二篇:中东铁路的营运,分就铁路本身的客货运营业,及附属事业的经营,分析其营运概况,并检讨其营运绩效,说明其营运绩效是否良好卓着。第三篇:中东铁路的利权,分从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利权等项,叙述中东铁路公司利用铁路合同的规定,以合法、非法兼而有之的方式,取得并扩充中东铁路地带的各项利权之缘由。
《东亚的角逐:列强在华的铁路帝国与地缘政治(1890-1920)》 本书聚焦于二十世纪初叶,西方列强如何利用铁路建设作为核心工具,深刻塑造了东亚(特别是中国东北与华北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我们深入剖析了这一时期英、法、德、俄、日等国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清政府的衰弱以及地方势力的崛起中,争夺铁路特权、矿产开采权乃至战略控制权,从而构建起各自的“铁路帝国”。 第一部分:铁路作为帝国主义的“钢铁脉络” 本书开篇追溯了十九世纪末期全球帝国主义的扩张浪潮,重点探讨了铁路技术如何被转化为国家力量和经济殖民的利器。在东亚,铁路不再仅仅是交通工具,而是连接沿线资源、军事部署与政治影响力的关键基础设施。我们详细梳理了各国在华铁路修建的背景、资金来源(多为欧洲银行团贷款)以及工程承包模式,揭示了这些看似中立的经济行为背后,隐藏的军事与政治意图。 第二部分:英法势力的稳固与“势力范围”的划分 英国与法国作为传统的海权与资本强国,其在华铁路布局具有明显的战略连贯性。 英属势力的核心:本书详尽考察了长江流域及西南地区的铁路规划。我们分析了英国如何通过“滇缅铁路”的早期构想,意图打通与印度之间的战略通道,并借由沪宁、津浦等干线,巩固其在上海及沿海经济腹地的金融和贸易优势。研究侧重于英国“势力范围”概念的形成,即通过控制关键的交通枢纽,实现间接统治的策略。 法属势力的渗透:重点分析了中越边境铁路的延伸及其对中国西南(云南、广西)的辐射作用。我们探讨了法国如何利用其在越南的殖民基地,通过修建滇越铁路,获取了对西南地区矿产和茶叶贸易的垄断权,并与英国在长江上游形成微妙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第三部分:德意志的“威廉二世东方战略”与胶州湾布局 德国的铁路扩张行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其侵略性与目标明确性极强。 胶州湾的支点:本书着重分析了1898年德国强租胶州湾后的铁路部署计划。以济南为核心的“德意志势力范围”是通过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强行切入山东腹地的。我们详细考察了德国在技术标准、工程管理上的高效率,以及如何通过铁路沿线的军事驻扎和治安管理权,实现了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和政治控制。 影响力的辐射:研究了德国试图将铁路影响力延伸至山西煤矿资源区的努力,以及这种扩张如何直接挑战了英国在华北的既有利益。 第四部分:日本的“南满”野心与朝鲜半岛的桥头堡作用 日本的铁路战略与俄国和西方列强有着本质区别,它更侧重于军事占领和资源掠夺的紧密结合。 朝鲜的驯服:本书详细论述了日本如何将朝鲜半岛的铁路网络(如京釜线)作为向中国东北进行军事投送和经济渗透的“预备线”。我们分析了明治政府如何利用其在半岛的特权,将资源导向中国东北的辽东地区。 对满洲的早期布局:在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就已经通过合资或半官方的方式,开始介入辽东地区的轻轨和支线建设,这些行动是其后来完全掌控南满铁路系统的基础。 第五部分:中国政府的应对、地方抵抗与“收回利权”运动 在列强的铁路蚕食下,清政府并非完全被动。本书评估了晚清政府在外交斡旋、尝试自主修建铁路方面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局限性。 “借路修路”的困境:分析了清廷在签订不平等铁路借款合同后,如何陷入对外国资本的长期依赖,以及这些贷款如何反过来固化了列强的特权。 保路运动的爆发与意义:深入剖析了四川、湖南等地爆发的“保路运动”,将其视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针对经济主权和国家命脉的民间抵制运动,探讨了其对辛亥革命前夜政治氛围的影响。 第六部分:铁路沿线的社会与文化冲击 铁路的修建不仅是工程壮举,更是文化和经济的剧烈碰撞。 城镇格局的重塑:考察了铁路站点如何催生出新的城市中心(“火车站经济带”),以及传统商业城镇如何因被绕过而衰落。 劳工、移民与环境:研究了大量华工、欧洲工程师以及殖民地移民在铁路沿线聚集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疾病传播(如霍乱和鼠疫的扩散),以及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可逆影响。 结论:通向冲突的钢铁之路 本书的结论部分指出,二十世纪初东亚的铁路布局,在极大程度上固化了列强之间的势力范围,加剧了中国内部分裂的风险。这些相互交错、服务于不同宗主国利益的铁路网络,不仅是经济开发工具,更是未来军事冲突(尤其是日俄战争与随后的区域争夺战)的潜在导火索,深刻预示了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动荡命运。本书旨在为理解现代东亚的地缘政治遗产,提供一个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深度分析框架。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谭桂恋

  毕业于东吴大学历史系、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曾任教于东吴大学、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政治作战学校,目前为国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学术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中俄关系史、俄国史。

图书目录

凡 例
绪 论
 
第一篇 中东铁路的兴筑

第一章 俄国的东进与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
第一节 19世纪末俄国的远东政策
第二节 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
 
第二章 中东铁路修筑交涉
第一节 中俄密约与「借地修路」
第二节 〈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及〈中俄银行合同〉的签订与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展筑交涉
 
第三章 中东铁路修建经过
第一节 中东铁路公司的成立
第二节 中东铁路路线的探勘与修筑
第三节 中国东北居民对中东铁路修筑的反应
 
第二篇 中东铁路的营运

第四章 营运概况分析
第一节 中东铁路管理局的成立
第二节 前期营运(1903-1907)
第三节 后期营运(1908-1917)
 
第五章 附属事业的经营
第一节 地亩、煤矿、林木等产业
第二节 航运及辅助事业
 
第六章 营运绩效的检讨
第一节 外在因素:政治、军事势力的侵蚀与干扰
第二节 内在因素:经营不善
第三篇 中东铁路的利权
 
第七章 政治利权
第一节 司法权、警察权
第二节 行政权
 
第八章 军事利权
第一节 护路军的组建及发展
第二节 护路军对中国东北边疆政局的影响
 
第九章 经济及其他利权
第一节 煤矿、林木採伐权及地亩展占权
第二节 内河航行权、关税与租税之减免优惠权及其他利权
 
结论
征引书目
俄国译名对照表
后记
索引

图书序言

绪论

  追溯中国早期铁路的修筑与经营,莫不与西方列强有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叶,甲午战争结束后,是列强争取在华铁路利权最为积极的时期。而其投资铁路修筑利权方式有二种,即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直接投资分外资筑路,以及清廷或华商与外国公司、银行合资筑路;间接投资分借款代筑和借款自办。其实,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投资,中国政府均无主动权,完全听凭列强的需索,其中损失权益最大者,莫过于外资筑路。所谓外资筑路,从字义上看,是由外国出资修筑铁路,实际上,铁路的经营权亦在外国公司手中,而且在完工通车营运之后,铁路沿线利权亦随之丧失,在铁路附属地内构筑成另一种形式的租界─「铁路租界」,虽无租界之名,却有租界之实。

  19世纪末,外资修筑、经营的中国铁路,计有四条:中东铁路、南满铁路、胶济铁路、滇越铁路,四路中以俄国承修经营的中东铁路路线最长,行经地区最广,所涉及问题也最为广泛复杂。回顾中东铁路早期发展史,可以说是沙皇时代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张的缩影,它为俄国在北满建立了庞大的「铁路租界」与殖民地。与此同时,列强在中国东北势力的角逐由此展开,先有日俄之间的对立,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复有美、英两国的加入,演成「满洲问题」的出现。有谓「满洲问题」是远东各势力冲突的本源,铁路是此一冲突的核心,中东铁路则是冲突核心之根本。换言之,环绕于中东铁路而产生的国际问题,是远东和平安全之所系。这一特质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期间,尤为明显,如1929年中俄的武力冲突,以及1933年日俄的紧张关系,都是导因于中东铁路。

  如上所述,无论就中俄关系史,或近代中国东北国际关系史而言,中东铁路均是一重要课题。尤其就中俄关系史论之,其意义更是重大。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俄再度频繁接触,俄国以蚕食鲸吞的手法,逐渐囊括中国北疆领土。甲午战争结束后,透过「借地修路」的方式,取得中东铁路的修筑经营权,无异是对华扩张政策的一大转变。换言之,当英、法、德等国在1880年代,开始向中国争取铁路修筑权益时,俄国也不甘落于他国之后,以捷足先登的方式,获取中东铁路的修筑经营权,成为晚清以来经费与规模最为庞大的铁路投资。根据1896-1906年间的统计,中东铁路投资金额为32,940万元(国币),占列强直接投资在华铁路投资额的83.6%;铁路里程以1904年计算有 2,544 公里,占列强直接投资里程的 78.9%。当时俄国工商业发展情况远不如西方各国,且其国内铁路的修建方兴未艾,却要做如此鉅额的投资,其目的何在?日后的经营成效如何?再者,中东铁路的经营,于俄国在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究竟有何影响?凡此均是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

  历年来学者有关中东铁路的研究专书,为数不少,惟其研究方向多侧重在政治外交层面,不外乎中东铁路的兴筑背景及利权取得经过、十月革命后利权收回及中苏共管交涉、中东路事件等课题。吴文衔、张秀兰合着《霍尔瓦特与中东铁路》,以及薛衔天写的《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二书,是少数针对中东铁路个别专题进行研究的专书。至于郭俊胜主编《中东路与中东路事件》、马蔚云《中东铁路与黑龙江文化》、麻田雅文《中东鉄道経営史─ロシアと満洲(1896-1935)》等书,是近年来新出版的专着。而中东铁路作为晚清以来俄国在华最大投资,象征俄国以资本主义的手法,扩张其在华经济势力,其经营手法是否成功?成效是否卓着?均是极其重要的课题。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这些课题的研究,仅见于麻田雅文的着作,未见其他的专书研究。该书分别就铁路人事、客货运输、海港与铁路国际联运,以及铁路附属地、林矿资源、护路军等问题,探讨中东铁路的经营。实际上,中东铁路的经营,由于时局的变化,主导权数变,因而影响及于其营运发展。在1935年之前,可细分成三个阶段:1917年以前,是俄国独力经营时代,此为第一阶段;十月革命之后,直到1924年〈中俄北京协定〉、〈奉俄协定〉签订结束混乱局面,开始进入中俄共管时代,是为第二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5年出售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为止,是第三阶段。综观麻田氏的研究,以俄国为中心,探讨中东铁路的经营发展,有其意义;然未清晰呈现各个阶段因经营权的变化,对中东铁路的营运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基于上述因素,本书拟就前人研究基础,参考中外史料及相关论着,期以宏观的角度,全盘探讨沙皇时代的中东铁路发展史,以了解清末民初之际,俄国如何利用中东铁路的修筑与经营,扩大在中国的势力。全书计分三篇,共九章,第一篇:中东铁路的兴筑,叙述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与俄国向中国「借地修路」的关系,说明中东铁路兴筑由来,以及第一条横贯中国东北的铁路,是如何修建完成。第二篇:中东铁路的营运,分就铁路本身的客货运营业,及附属事业的经营,分析其营运概况,并检讨其营运绩效,说明其营运绩效是否良好卓着。第三篇:中东铁路的利权,分从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利权等项,叙述中东铁路公司利用铁路合同的规定,以合法、非法兼而有之的方式,取得并扩充中东铁路地带的各项利权之缘由。这三篇主题的研究宗旨与目的,见如下说明。

  第一篇,有关中东铁路兴筑源起,大陆学者已有相当的研究,惟在俄国向中国「借地修路」政策的形成,以及中俄交涉原委,部分叙述或立论不脱马列主义史观的意识型态,以帝国主义侵华观点诠释中俄关系史。因此,关于此项问题的探讨,本篇拟根据中外史料及相关论着,针对上项缺憾,尽可能完整而客观的论述其间原委。

  第二篇中东铁路的营运。本篇的研究,如前所述,除麻田雅文外,少见学者针对中东铁路的商业营运进行探讨。本书有别于前书,聚焦于俄国独力经营时代,研究目的在了解俄国在华经营铁路的能力与成效。须知,从甲午战争结束后,俄国对华政策在财政大臣维特(Sergei Iu. Witte,1849-1915)的规划下,借助法国金融资本的支持,利用华俄道胜银行(Russo-Chinese Bank)在华的金融活动,以及中东铁路的修筑经营,并以军事武力为后盾,将俄国在华势力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此有别于传统的侵华手法,通称为「银行」、「铁道」政策。中东铁路既是该项政策的核心,在1903年通车营运后,其经营管理及财务收支状况之良窳,不仅意味着其发展之荣枯,更显示俄国在华经营铁路的能力。同时,也象征「银行」、「铁道」政策的实施,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是否多于投资?是否如维特所预期的,俄国将成为列强在华经济势力最大者?凡此均希望透过中东铁路的营运分析,获得一初步的理解,尝试提出一些新观点。

  第三篇中东铁路各项利权方面,此为俄国向中国「借地修路」最重要的目的,也是中东铁路所肩负的最大使命。从入境中国东北筑路伊始,铁路人员即已获得俄国政府指示,展开各项利权的争取,以至于铁路完工通车营运之后,持续不断侵权、扩权,终至完成俄国政府交付使命,在中东铁路地带建立所谓的「黄俄罗斯」(“Yellow Russia”)。本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分就司法、警察、行政、驻军、煤矿、地亩、伐木、关税、租税、电信、邮政、教育等等利权,征引中外各相关档案、史料,尽可能详述各项利权的取得原委,及其所造成的中俄纠纷与影响,最后概述利权收回经过,弥补前人研究不足之处。

  本书对中东铁路的研究,以沙皇时代俄国独力经营时期为限。在相关资料方面,台湾各图书馆及研究单位的收藏不多。以第一手史料而言,仅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外交档藏有《中东铁路》档,不过该馆收藏,除路界内自治会问题外,以1917年至1925年为主,性质系属中俄交涉范围,若论及中东铁路营运发展,仅该所图书馆藏有中东铁路管理局出版的《北满与东省铁路》(1927)微缩本,其他有关的史料及调查报告,均付诸阙如。所幸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以及国会图书馆等处有相当的收藏,弥补了在台湾研究中东铁路资料不足之缺憾。最值得一提的是,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收藏的 Историческuй обзор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eзной дороги,1896-1923 г.г.(《中东铁路沿革史》,第二册)打字稿,以及沙皇时代唯一的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Dmitrii L. Khorvat,1895-1937)回忆录,最为珍贵。前书原是1923年为纪念中东铁路二十五週年(自1898年动工兴建算起),由尼鲁斯(E. Kh. Nilus)主编而成,原计画分二册出版,然第一册于1923年出版后,不知何故,第二册未能编辑成册出版,仅见三部分打字稿,珍藏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此文稿的重要性,乃在于铁路的营运状况(各种货物的运输统计)、地亩的取得与经营情形、稽察制度的运作概况等问题的介绍,以及各种文件的附录,如1909年秋财政大臣科科弗曹夫(Vladimir N. Kokovtsov,1853-1943)视察中东铁路后,对该路员工的谈话稿、哈尔滨交易会上书财政大臣的报告、中东铁路利权文件等等。本书第二篇的撰写,借助该文稿之处颇多。而霍尔瓦特的回忆录文稿,系其秘书克雷姆(Klem)根据其生前的口述完成,共分十五章,计 372 页。内容以1917年十月革命后,霍尔瓦特与布尔什维克的周旋,及其在路界内建立「全俄临时政府」,并和远东地区白俄政府的联络等活动为主,关于铁路的经营管理,着墨较少,于本书的写作帮助有限,殊为可惜。

  本书撰写过程中,最感困扰的是中东铁路的营运一篇。首先是营运概况分析方面,在营业运输(货运)、财务收支等统计,当代资料关于1917年以前部分,包括中东铁路管理局本身的出版品,日人及南满铁路当局的着作和调查报告,既非十分完整,各书之间也有部分出入。其次,附属事业的经营与营运绩效检讨等问题方面,前者因属于附带或辅助性质的事业,营业报告多未另行列表统计;后者则因圣彼得堡总公司及长期给予赤字贴补的俄国财政部,均无任何营运绩效的调查检讨。因此,若欲将附属事业经营情形作较为完整的说明,并深入检讨中东铁路整体的营运绩效,客观上确有其困难。

  关于上述困扰,在营运统计上,只得凭借个人的史学训练与研究经验,作一适当的选择引用。原则上,以中东铁路管理局出版品为主。在货运量上,首先,各年的统计,1903-1907年间以《东省铁路概论》(1928)为准,1908-1917年以《北满与东省铁路》(1927)为准;其次,分析各种货物的运输状况时,凡前二书所欠缺者,则视 Историческuй обзор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eзной дороги,1896-1923 г.г.(第二册);Северная Маньчжурия и Китайская Восточн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北满与东省铁路》);North Manchuria and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等书,以及相关日文资料翔实与否,分别撷取引用。营业收支及财务状况的统计上,除1903年以《北满与东省铁路》(1927)为准外,其余各年均以《东省铁路概论》为准;个别营业收支,包括附属事业,处理情形亦如货运统计。在营运绩效检讨方面,主要取材于 Головачев, Ро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俄国在远东》);С.-Харбинский, Что такое КВЖД и куда идут его миллионы?(《中东铁路及数百万卢布是如何花用的?》);Мартынов, Работа наших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дельцов в Маньчжурии(《俄国铁路实业家在满洲的活动》)以及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1896-1923 г. г.(第二册)。前三书均是对中东铁路营运绩效发生质疑,列举各项事例,指陈其弊病所在;后书则有「稽察制度」篇章及1909年秋科科弗曹夫的视察报告,可了解其营运管理上的部分问题。当然,仅凭这些资料,要深入检讨中东铁路本身的营运绩效不彰原因,实在是力有未逮,目前只能作一概略分析,日后若有新资料出现,再行增添补述。

  此外,有关中东铁路名称的由来与变迁,在此亦有必要作一说明。中东铁路的命名和当时大多数铁路不同,即非以铁路的起讫点命名,且因受时局影响,经营管理权几经变革,名称出现多次的变易,清季时称「东清铁路」,俄文名称为“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译为「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东省铁路」,铁路当局沿用此一简称至中国东北沦陷,苏联片面将之售予日本为止。不过,民国成立以后,通常称之为「中东铁路」,其涵义据学者李济棠说法,是指该路「位于中国东北三省境内而言」。1935年 3 月,日、苏两国买卖中东铁路议妥成交,「满洲国」将之更名为北满铁路,以与南满铁路并称为「满洲国」二大干线。中国抗战胜利后,日本势力退出东北,南、北满二路合併,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铁路。1952年 12 月 31 日,苏联政府放弃中长铁路权利,无偿移交中国,改称哈尔滨铁路。本书研究的年代,跨越中国两个政权的交替,基于民国以后使用「中东铁路」一词较为普遍,故以「中东铁路」一词称之,而不用「东清铁路」或「东省铁路」。

  最后,本书为增加读者对书中的人物与场景的认识,尽可能附上照片与图片,并加註说明。图片来源以《中东铁路沿革史》及黑龙江省博物馆复制1905年出版的《中东铁路大画册(1897-1903)》(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为主,其他图片包括俄国沙皇、俄国大臣、相关场景等,则取材自俄国网站、当代相关书籍,以及满洲里中国国门展示厅照片,特此说明。

图书试读

第二章 中东铁路修筑交涉
 
所谓的中东铁路,自俄国方面而言,乃是西伯利亚铁路的远东路段。此一取道北满全境的筑路计画,本非维特主持西伯利亚铁路修筑初期的路线,其后因原先规划的阿穆尔线施工困难,乃有向中国「借地修路」的想法。于是,利用中国在甲午战争新败之后,「联俄制日」思想的盛行,以祕结抗日军事同盟为饵,取得「借地修路」特权,开启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势力的发展。是故,李鸿章(1823-1901)使俄交涉,表面观之,是以中俄密约为主轴,详究其实,「借地修路」才是焦点所在。盖中俄能否结盟,全视中国是否同意「借地修路」。此所以中俄密约订定,尚须附带铁路与银行合同的签署,这一切乃是维特的「银行」、「铁道」政策的具体施行,中俄密约不过是其巧妙包装而已。俄国取得中东铁路修筑权,随即展开勘路工作,二年后,复利用胶州湾事件,占有旅大租地,进一步要求将铁路向南展筑,取得南满支线修筑权。此后中东铁路干线及支线宛如一倒丁字形,斜挂于中国东北全境。
 
第一节 中俄密约与「借地修路」
 
一、俄国向中国「借地修路」计画的形成及初期交涉
 
图 2-1 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历任俄国驻土耳其、英国、奥地利等国公使,1895年 3 月由维也纳返国担任外交大臣,开始向中国试探「借地修路」。1896年 6 月,代表俄国签订中俄密约,8 月过世。
 
前章提及1894年夏阿穆尔线勘察结果,得知该路段施工困难颇多后,维特仍未考虑科佩托夫所提议的满洲线。1895年 2 月,阿穆尔轮运与贸易公司经理马克耶夫(Makeev)致函维特,建议修筑新祖鲁海图(Novo-Tsrukhaitui)经墨尔根(嫩江),抵达海兰泡的铁路,如此则可避开阿穆尔线最西区段,减少施工难度,撙节费用,又可免除铁路与江轮的竞争。此线仅取道满洲西北一隅,和科佩托夫取道北满全境的计画相较,牵涉范围较小,维特认为可行性较高,遂请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Aleksei B. Lobanov-Rostovskii,1824-1896,旧译罗拔诺夫)向中国交涉。因此,同年 3 月起,俄国舆论界即有鼓吹「借地修路」的言论,以试探清廷的反应。时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曾将此一状况报呈总理衙门,他指出:「悉毕利(西伯利亚)之取道我境,彼报言之不已,必将有向我明商之举。」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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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这本书所呈现的宏大历史图景深深吸引,它以中东铁路为切入点,细致入微地揭示了1896年至1917年间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力量发展的全貌。作者的研究视角独特,不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的外交与战略,更深入到铁路公司的具体经营、沿线城镇的兴衰以及不同群体在铁路修建和运营过程中的经历。书中对俄国如何通过铁路这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将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投射到中国腹地,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那些关于铁路建设的技术难题、资金筹措、劳工组织,以及由此引发的与当地社会、清政府乃至于其他列强的复杂关系,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这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次关于地缘政治、经济渗透和文化碰撞的深刻反思,它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展开并非线性,而是充满着偶然与必然,力量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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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它深入剖析了20世纪初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扩张势力的复杂图景,聚焦于中东铁路的修建与运营。作者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细致描绘了这条铁路从构想到落成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不仅仅是简单的工程纪事,更是一部关于帝国主义野心、地缘政治博弈和经济利益争夺的宏大叙事。从沙皇政府的战略考量,到铁路公司内部的运作机制,再到中国当地社会因铁路修建而产生的种种反应,作者都进行了多角度的呈现。我尤其对书中关于铁路建设如何深刻影响了东北地区的经济格局、人口流动乃至社会结构的分析感到惊叹。它揭示了在中俄两国表面合作之下,隐藏着怎样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冲突,以及俄国如何通过铁路这一经济命脉,一步步将其影响力渗透到中国的腹地。书中对于清末民初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列强在中国各自为营的态势的梳理,也为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视角。读完之后,我对“大国崛起”这一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认识到历史的进程往往是多重力量交织博弈的结果,而非单一因素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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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对20世纪初东北亚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作者对中东铁路从无到有、从规划到经营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令人印象深刻。书中不仅涵盖了俄国政府的战略意图,还生动描绘了铁路公司在华的实际运作,以及这条铁路如何成为俄国在远东地区扩张的战略支点。我尤其关注书中对于铁路建设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影响的描述。它不仅仅是简单地连接了两个地点,更是改变了沿线居民的生活方式,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作者对这些复杂现象的分析,使得这本书具有了超越一般历史著作的价值。它让我们看到,一条铁路的修建,背后承载着如此沉重的历史信息,它既是技术进步的象征,也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更是不同文明交流碰撞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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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以一种非常严谨的学术态度,为我们展现了在中东铁路修建和经营的1896年至1917年这段关键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是如何逐步建立起其影响力的。作者的笔触细腻,不仅关注了宏观的政治决策和地缘战略,更深入到了铁路沿线的社会变迁和经济活动。我非常欣赏作者对史料的运用,那些来自俄国档案、中国地方志以及当时的报刊杂志的原始材料,被巧妙地组织起来,构成了一个生动而可信的历史画面。书中关于铁路修建所带来的技术、人员和文化的交流,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与融合,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铁路公司的运营细节,如其内部的管理模式、与当地政府的互动,乃至其如何利用铁路运输和商业活动来巩固其在华势力,都让我大开眼界。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铁路的书,更是一部关于帝国主义如何以经济和技术为先导,逐步侵蚀主权、争夺利益的教科书。它提醒我们,历史的纹理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理解历史需要我们从多个层面去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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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了解20世纪初中国东北历史的窗口,它以中东铁路的修筑与经营为主线,描绘了俄国在此地区势力发展的轨迹。作者的研究非常扎实,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使这段历史鲜活起来。我尤其被书中关于铁路公司在华的实际运作所吸引,它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组织,更是一个具有强大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实体,其在俄国对华政策中的角色,以及其如何与中国当地社会互动,都得到了深入的分析。书中对于铁路建设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如人口迁移、城市发展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冲突,也进行了生动的呈现。读完这本书,我对于“势力范围”这一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认识到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在国家竞争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铁路的书,更是一部关于帝国如何以经济为杠杆,拓展其全球影响力的生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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