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纽约时报畅销书，《时代杂志》、《经济学人》、柯克斯评论盛赞
Amazon当月经济类编辑选书、经济类畅销榜冠军
畅销书《谁来拯救全球经济》作者、全球知名的市场趋势家──卢奇‧夏玛
带来未来五至十年内全球经济变化的崭新预测
Amazon当月经济类编辑选书、经济类畅销榜冠军
畅销书《谁来拯救全球经济》作者、全球知名的市场趋势家──卢奇‧夏玛
带来未来五至十年内全球经济变化的崭新预测
巴西、印度、中国、印尼……这些在全球经济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泱泱大国们，它们的成长热潮还会持续多久？
而在全球经济局势一片惨澹的可能未来之中，是否在我们逐渐失去关注的地方，有着某些国家伺机而动，准备崛起？
自2007年以后，巨大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造就了许多新兴国家逐渐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排名，但是，自2013年开始，这些新兴经济体却开始面临了许多不同的困局，光是2013年，整体新兴市场的股市暴跌25%，曾经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也逐渐被另一个可悲的名字取代─「脆弱五国」(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南非)。
然而，在这之前，我们几乎看不出那繁荣的背后竟然藏着逐渐衰败的真面目。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新兴国家，竟然会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间开始崩解，究竟我们应该如何看穿这些繁荣的数字与包装过的假象，来为未来的世界经济变动做好万全的准备？
本书作者卢奇‧夏玛将透过十条关键的透视规则，包括负债最大的问题如果不是数字大小那会是什么？一个国家投资在哪种属性的产业上才是明智选择？洋葱的价格提示了什么讯息？本地人的行为又能够看出什么端倪？……等等，带领读者了解下一波经济狂潮将从何处开始崛起，并深入剖析现今各国的困境与即将面临的未来，你将不再随着他人操弄起舞，彻底理解即将到来的经济变化。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卢奇‧夏玛Ruchir Sharma
现任摩根士丹利全球暨新兴市场股票主管，拥有 15 年投资经验。曾担任 Newsweek 的专栏作家，并为华尔街日报等刊物撰写文章，同时也是印度主要财经日报 The Economic Times 投稿人，并自1991年开始定期撰写环球金融市场专栏。他更拥有德里 Shri Ram College of Commerce 荣誉商业学士学位。
相关着作
《谁来拯救全球经济？》
译者简介
陈昌仪
目前为投顾公司的投资部主管，投入金融理财领域长达10年以上，曾任投信基金经理人及专业投顾研究主管，实务经验丰富。译有《比努力更关键的运气创造法 则》《2012大萧条》（合译）《管理会计与决策绩效》《透析财务数字》《财务管理立即上手》《聪明理财的第一本书》《识破财务骗局的第一本书》《标准普 尔教你做好选股策略》《交易未来的决策技术》《美元的荣光》等。
刘道捷
台大外文系毕业，曾任国内财经专业报纸国际新闻中心主任，现专事翻译。曾获中国时报、联合报年度十大好书奖及其他奖项。翻译作品包括：《全面革新》《资本家的冒险》《下一个社会》《打败大盘的获利公式》《梅迪奇效应》《投机：贪婪的智慧》《大逃税》等。
卢奇‧夏玛Ruchir Sharma
现任摩根士丹利全球暨新兴市场股票主管，拥有 15 年投资经验。曾担任 Newsweek 的专栏作家，并为华尔街日报等刊物撰写文章，同时也是印度主要财经日报 The Economic Times 投稿人，并自1991年开始定期撰写环球金融市场专栏。他更拥有德里 Shri Ram College of Commerce 荣誉商业学士学位。
相关着作
《谁来拯救全球经济？》
译者简介
陈昌仪
目前为投顾公司的投资部主管，投入金融理财领域长达10年以上，曾任投信基金经理人及专业投顾研究主管，实务经验丰富。译有《比努力更关键的运气创造法 则》《2012大萧条》（合译）《管理会计与决策绩效》《透析财务数字》《财务管理立即上手》《聪明理财的第一本书》《识破财务骗局的第一本书》《标准普 尔教你做好选股策略》《交易未来的决策技术》《美元的荣光》等。
刘道捷
台大外文系毕业，曾任国内财经专业报纸国际新闻中心主任，现专事翻译。曾获中国时报、联合报年度十大好书奖及其他奖项。翻译作品包括：《全面革新》《资本家的冒险》《下一个社会》《打败大盘的获利公式》《梅迪奇效应》《投机：贪婪的智慧》《大逃税》等。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导读
好景不常
二○○八年危机爆发前几年，整个世界享受了前所未见的经济荣景，从芝加哥到重庆，无处不欣欣向荣。虽然这一段荣景仅仅维持四年，且其基础并不稳固，但在危机爆发前，很多观察家却将之视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黄金时代的开始。很多人认为资金、商品及人的流动将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扩张，从而使财富持续增加并继续向外扩散。这些人也认为，未来将有愈来愈多贫穷国家会跻身富国之列，而这些国家也有愈来愈多国民将逃脱贫穷的宿命，国民所得渐渐达到能过舒适生活的水准，进而缩小世界排名前一％的富豪和其他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他们还认为，渐渐崛起的全球中产阶级将发挥刚争取到的影响力，对独裁政权施压，要求政府放宽审查制度、举办真正的选举，同时开放更多新机会给人民。换言之，愈来愈多的财富将带来更大的政治自由与民主，而政治自由与民主则将进一步让经济更加繁荣兴盛。
但好景不常，二○○八年的风暴来袭，「危机前时期」
被「后危机时期」取代。危机爆发后，世人对所谓黄金年代的种种期望，被一个全新的现实取代。原本吹捧全球化魔力的宣传声浪，被「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怨声取代。整个大局变得复杂且矛盾，原因是，并非所有因全球化而起的流动都趋缓或反转。举个例子，以网际网路流量衡量的资讯流通量仍继续大幅上升，以游客数量和航空业乘客衡量的人流，也还是大幅增加。不过整体而言，从穷国迁移到富国的经济移民却在减少，就算二○一五年叙利亚和伊拉克有大量穆斯林难民移出（这引发极大争议），也未能扭转这个趋势。另外，影响经济成长最为直接的货币流动─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与商品及服务贸易─也大幅趋缓。
在后危机时期，各个国家纷纷将胳膊往内伸，重新打造贸易藩篱，阻绝本国人和邻国之间的交流。二○一○年代，全球贸易成长率开始低于全球经济成长率，这是一九八○年代以来首见；大型国际性银行也纷纷撤退回本国，害怕对海外放款；另外，资本流动历经超过三十年的大幅成长，在二○○七年达到历史新高的九兆美元─约当全球经济规模的一六％，接着，便急速萎缩到一点二兆美元，仅约当全球经济规模的二％，那等于是回到一九八○年的水准。
既然资金枯竭、贸易成长率缩减，经济成长自然萎缩。国家型经济体经常会因经济衰退而受苦，但因世界上多多少少总有一些快速成长的国家，故整体计算下来，全球的经济成长率鲜少萎缩。也因如此，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并不是以负GDP成长来定义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以所得成长的下降、工作机会折损和其他促使世人感觉经济已陷入衰退的因素来定义。根据IMF的说法，过去曾出现四次这种情况：一九七○年代中期、一九八○年代初期、一九九○年代初期，以及二○○八年至二○○九年。以这四个案例来说，全球GDP成长都降到二％以下，低于全球经济的长期成长率三．五％。二○○一年美国科技泡沫幻灭时，全球经济成长也降到二％以下。所以，基于详实表述的目的，我们可以说，一九七○年以后共发生五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而这几次衰退都有一个共通点─全都源自于美国。
不过，下一场全球衰退很可能会是「中国制」，近几年来，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GDP年度增长金额的单一最大贡献者。以二○一五年来说，由于中国经济趋缓，全球经济成长率仅剩二．五％，而且到那一年年底，经济已濒临另一次衰退的边缘，摇摇欲坠。中国经济的趋缓对其他新兴国家的打击尤其严重。剔除中国，其他新兴国家的平均成长率仅略高于二％，比美国更疲软（美国比那些新兴国家富裕很多，故这种情况相当罕见）。这些贫穷与中产阶级国家的平均所得不再追赶着世界领导型经济体的平均所得。从巴西到南非，新兴经济体在发展阶梯上的位阶不升反降。原本这些国家的人民因全球经济繁荣度上升而感觉前途似锦，但如今，他们却只能奋力挣扎，努力设法找出一个能让他们活下去的利基。
这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原本世人指望经济繁荣能带来自由和民主，但随着经济成长趋缓，这个希望也开始幻灭。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统计，从二○○六年起，申报政治权利下滑的国家数已超过申报上升的数量。整体而言，过去十年间，有一百一十个国家（超过全球国家总数的一半）因其自由度降低而受苦。民主国家的数量没有剧烈变化，但实施镇压行动的国家却在增加，甚至连举办表面选举的俄罗斯也一样。另外，到现在还主张中国的繁荣将促使它变得更民主的观察家已寥寥可数，他们改口说，一种愈来愈独断的全新威权主义正在兴起，而俄罗斯和中国是这一批国家的领导者，它们共同的特色是拒绝承认「民主」乃普世价值，而且还将他们实施的温和政治压迫，美化成一种独特国家文化的表达。
大约在二○一○年前后，随着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趋缓的病征扩散到新兴国家，全球繁荣和政治平静也严重遭到破坏。在那之前十年，每年全世界大约平均爆发十四个社会动乱情节，不过，二○一○年以后，这个数字暴增到二十二个，其中很多案例是导因于中产阶级对贫富不均程度恶化的愤怒，以及对老旧政权的不满─因为安逸的危机前时期让执政者变得贪腐且自满，最终引来人民的反扑。
第一大波起义潮是阿拉伯之春，当时外界殷切期许因食物价格飙涨而起的人民暴动，能让全新的民主国家在中东扎根。但随着埃及恢复独裁政治，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爆发内战，那些殷切的盼望也化为乌有。二○一一年时，那一股起义风潮扩散到较大型的新兴国家。全球经济衰退、印度的通货膨胀、俄罗斯的政治亲信风气，以及南非薪资与工作条件恶劣等，导致各国人民的经济不满升高，抗议活动因而四起。这股动盪在二○一三年夏天达到最高潮，巴西与土耳其等锋芒不再的明星经济体的大城市，处处可见动辄百万人以上的示威活动。
美国剧作家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观察到，当一个世代的「基本幻想消耗殆尽」，代表它的死期已到。如今，危机爆发前那种期待繁荣可以不断扩大的幻想，终于也一个个破灭。最后一个破灭的幻想是「中国的荣景将永续不断，并进而带动俄罗斯到巴西、委内瑞拉到奈及利亚等国（这些国家的繁荣主要来自对中国外销原物料）」的信念。原本的看好者认为，中国持续不断成长的需求将驱动原物料价格持续上涨，形成一个「超级循环」，让莫斯科到拉哥斯（Lagos）等地的财富持续成长。不过，从二○一一年起开始，铜价和钢铁价格开始下跌，世人对这个题材的信念也随之动摇。到了二○一四年年底，由于油价在短短几个月内重挫一半，这个幻想也彻底崩溃。
若要阐述全球趋势的好景不常，最适当的例子莫过于二○○○年代被吹捧得最天花乱坠的新兴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命运。市场人士将这些国家统称为金砖四国（英文缩写字为BRICs），用以强调这四个巨人即将取得全球经济支配力量的概念。如今，这个缩写字经常被用来当成诸如「broken」（破产）或「crumbling」（崩溃）等形容词的同义词，甚至被重组为「该死的荒谬投资概念」（bloody ridiculous investment concept），也有人直接重新组合一个新的缩写字─如CRaBs─来强调如今的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看起来有多么难堪。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的GDP年成长率从一四％降到民间估计的不到五％，俄罗斯从七％降到负成长二％，而巴西则从四％变成负成长三％。进入二○一○年代后，原来的金砖四国中，只剩印度还勉强可能实现接近二○○○年度的高成长率。
而由于前一个荣景的乐观情绪过于膨胀，加上鲜少人预见到这场危机，故后危机时代的动盪也明显加剧。原本这个世界期待好光景永远也不会结束，但孰料情势竟直转直下，最后的结果变成整个世界一同陷入苦难。原本世人预期新兴市场中产阶级的需求将持续上升，但结果也是相反，很多国家的中产阶级需求降低，而且愤恨不平。在这个紧张的全球情势下，大家一向戒慎恐惧的通货膨胀被害怕通货紧缩（即物价下跌）的心理取代，某些国家的通货紧缩甚至已经到达危及经济成长的地步。
危机前时期的抢手明星如今已然过气。随着资金流入枯竭，进而转为流出，新兴国家的货币也大幅贬值。一九七八年以后，新兴市场每年都享受正向的资金流入，资金连续流入的时间创下历史记录；但到二○一四年，新兴市场的资金首度流出，到二○一五年甚至出现水坝溃堤的般的大量资金涌出。光是那一年，从新兴市场流出的资金就超过七千亿美元。由于这些国家突然失去融资奥援，当然也渐渐失去偿还外债的能力。于是，很多原本力图摆脱债务泥淖的新兴国家故态复萌，再度成为问题丛生的借款人。在二○○五年危机前时期的高峰，IMF没有施行任何拯救作业，而且看起来似乎已做好裁撤纾困业务的打算，但二○○九年，它再度大手笔纾困，而且从那时开始，每年都启动十至十五宗新的支助计画，接受支助的国家包括希腊与牙买加等。
到了后危机时代，终于有较多人体认到成长可能隐含的危险。二○○九年起的全球景气扩张，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弱的一次成长轨迹。在危机来袭前的二○○七年，全球每二十个新兴经济体中，只有一个经济体的成长率降低。但到了二○一三年，这个比例大增到五分之四，而且各国景气「同步趋缓」的情况延续了三年，是近年来最长的一次经济减速。这次经济减速期比一九九四年墨西哥披索危机、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或二○○一年网路股泡沫后重创新兴市场的「同步趋缓期」更久。随着景气低迷的状况持续扩散，原本世人积极寻找下一个新兴市场明星的心态，被一个新体悟取代：经济成长不是上天赐予的权利，世界上的主要地区─包括拜占庭王国和工业革命前的欧洲，都曾历经长达数百年几乎零成长的漫长时期。
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研究人员回顾一百五十年的状况后发现，长时间极低度成长的国家的平均所得，相对其他国家是下滑的。他们找出九十个经济停滞至少六年的案例，其中有二十六个国家停滞超过十年。一八六○与一八七○年代的德国、一九九○年代的日本和二○○○年代的法国，都曾因这类经济衰蔽而受到重创。最漫长的停滞期延续达二十三年，那是发生在一九三○年起的印度。第二长的停滞期延续二十二年─一九八二年起，南非因那一次漫长的经济停滞而受到重创。这些经济停滞案例并不像二战后亚洲几个长达几十年的成长「奇蹟」（那段成长期促使一九九○年以前的日本和邻近某些国家跻身富国地位）那么有名气，也比较少人深入加以研究。不过，事实显示，经济停滞至少和经济奇蹟一样常发生，而且，它在后危机时代特别攸关重大。
我们必须了解，即使是商业週期都无法以可预测且线性的方式促使国家恢复生机，这个理解极其重要。当一个经济体衰退到某个程度，最后有可能会失去自我调整的力量。举个例子，正常的经济衰退会导致失业率上升、薪资降低，最终促成全新的雇用循环，经济也将因此而复甦。但如果经济衰退太久、幅度太深，就可能摧毁劳动力的技术能力，引发广泛的破产风潮，并损毁工业产能，最后演变成更加漫长的衰退。这类威胁被称为「磁滞现象」（hysteresis），那是指经济成长趋缓或负成长会招致发更疲弱的成长，而非复甦。在经济成长迟滞的后危机世代，一个新的恐惧产生：很多人担心某些国家将陷入磁滞状态。
目前来看，「强势成长」在本质上是短暂且困难达成的，而这让人产生一个简单的疑问：在一个好景不常的世界，要如何才能预测出哪些国家最可能崛起，哪些又最可能没落？ 要观察哪些讯号才会知道一个国家的命运是否即将改变？ 最重要讯号是什么？ 要如何解读那些讯号？ 为协助读者顺利度过世界的正常状态─所谓正常状态是指一个倾向于步入荣景、衰退和爆发抗议活动或停滞不前的环境─本书条列了十个分辨一个国家是正在崛起、没落或只是停滞不前的规则。这些规则结合在一起后，就成为一个足以掌握变局的系统。这些规则最适用于新兴国家，部分原因是，那些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较不成熟，导致它们容易受政治及金融动盪伤害。然而，诚如我将陆续说明的，其中很多规则也很适合用来分析成熟国家的状况。
好景不常
二○○八年危机爆发前几年，整个世界享受了前所未见的经济荣景，从芝加哥到重庆，无处不欣欣向荣。虽然这一段荣景仅仅维持四年，且其基础并不稳固，但在危机爆发前，很多观察家却将之视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黄金时代的开始。很多人认为资金、商品及人的流动将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扩张，从而使财富持续增加并继续向外扩散。这些人也认为，未来将有愈来愈多贫穷国家会跻身富国之列，而这些国家也有愈来愈多国民将逃脱贫穷的宿命，国民所得渐渐达到能过舒适生活的水准，进而缩小世界排名前一％的富豪和其他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他们还认为，渐渐崛起的全球中产阶级将发挥刚争取到的影响力，对独裁政权施压，要求政府放宽审查制度、举办真正的选举，同时开放更多新机会给人民。换言之，愈来愈多的财富将带来更大的政治自由与民主，而政治自由与民主则将进一步让经济更加繁荣兴盛。
但好景不常，二○○八年的风暴来袭，「危机前时期」
被「后危机时期」取代。危机爆发后，世人对所谓黄金年代的种种期望，被一个全新的现实取代。原本吹捧全球化魔力的宣传声浪，被「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怨声取代。整个大局变得复杂且矛盾，原因是，并非所有因全球化而起的流动都趋缓或反转。举个例子，以网际网路流量衡量的资讯流通量仍继续大幅上升，以游客数量和航空业乘客衡量的人流，也还是大幅增加。不过整体而言，从穷国迁移到富国的经济移民却在减少，就算二○一五年叙利亚和伊拉克有大量穆斯林难民移出（这引发极大争议），也未能扭转这个趋势。另外，影响经济成长最为直接的货币流动─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与商品及服务贸易─也大幅趋缓。
在后危机时期，各个国家纷纷将胳膊往内伸，重新打造贸易藩篱，阻绝本国人和邻国之间的交流。二○一○年代，全球贸易成长率开始低于全球经济成长率，这是一九八○年代以来首见；大型国际性银行也纷纷撤退回本国，害怕对海外放款；另外，资本流动历经超过三十年的大幅成长，在二○○七年达到历史新高的九兆美元─约当全球经济规模的一六％，接着，便急速萎缩到一点二兆美元，仅约当全球经济规模的二％，那等于是回到一九八○年的水准。
既然资金枯竭、贸易成长率缩减，经济成长自然萎缩。国家型经济体经常会因经济衰退而受苦，但因世界上多多少少总有一些快速成长的国家，故整体计算下来，全球的经济成长率鲜少萎缩。也因如此，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并不是以负GDP成长来定义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以所得成长的下降、工作机会折损和其他促使世人感觉经济已陷入衰退的因素来定义。根据IMF的说法，过去曾出现四次这种情况：一九七○年代中期、一九八○年代初期、一九九○年代初期，以及二○○八年至二○○九年。以这四个案例来说，全球GDP成长都降到二％以下，低于全球经济的长期成长率三．五％。二○○一年美国科技泡沫幻灭时，全球经济成长也降到二％以下。所以，基于详实表述的目的，我们可以说，一九七○年以后共发生五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而这几次衰退都有一个共通点─全都源自于美国。
不过，下一场全球衰退很可能会是「中国制」，近几年来，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GDP年度增长金额的单一最大贡献者。以二○一五年来说，由于中国经济趋缓，全球经济成长率仅剩二．五％，而且到那一年年底，经济已濒临另一次衰退的边缘，摇摇欲坠。中国经济的趋缓对其他新兴国家的打击尤其严重。剔除中国，其他新兴国家的平均成长率仅略高于二％，比美国更疲软（美国比那些新兴国家富裕很多，故这种情况相当罕见）。这些贫穷与中产阶级国家的平均所得不再追赶着世界领导型经济体的平均所得。从巴西到南非，新兴经济体在发展阶梯上的位阶不升反降。原本这些国家的人民因全球经济繁荣度上升而感觉前途似锦，但如今，他们却只能奋力挣扎，努力设法找出一个能让他们活下去的利基。
这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原本世人指望经济繁荣能带来自由和民主，但随着经济成长趋缓，这个希望也开始幻灭。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统计，从二○○六年起，申报政治权利下滑的国家数已超过申报上升的数量。整体而言，过去十年间，有一百一十个国家（超过全球国家总数的一半）因其自由度降低而受苦。民主国家的数量没有剧烈变化，但实施镇压行动的国家却在增加，甚至连举办表面选举的俄罗斯也一样。另外，到现在还主张中国的繁荣将促使它变得更民主的观察家已寥寥可数，他们改口说，一种愈来愈独断的全新威权主义正在兴起，而俄罗斯和中国是这一批国家的领导者，它们共同的特色是拒绝承认「民主」乃普世价值，而且还将他们实施的温和政治压迫，美化成一种独特国家文化的表达。
大约在二○一○年前后，随着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趋缓的病征扩散到新兴国家，全球繁荣和政治平静也严重遭到破坏。在那之前十年，每年全世界大约平均爆发十四个社会动乱情节，不过，二○一○年以后，这个数字暴增到二十二个，其中很多案例是导因于中产阶级对贫富不均程度恶化的愤怒，以及对老旧政权的不满─因为安逸的危机前时期让执政者变得贪腐且自满，最终引来人民的反扑。
第一大波起义潮是阿拉伯之春，当时外界殷切期许因食物价格飙涨而起的人民暴动，能让全新的民主国家在中东扎根。但随着埃及恢复独裁政治，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爆发内战，那些殷切的盼望也化为乌有。二○一一年时，那一股起义风潮扩散到较大型的新兴国家。全球经济衰退、印度的通货膨胀、俄罗斯的政治亲信风气，以及南非薪资与工作条件恶劣等，导致各国人民的经济不满升高，抗议活动因而四起。这股动盪在二○一三年夏天达到最高潮，巴西与土耳其等锋芒不再的明星经济体的大城市，处处可见动辄百万人以上的示威活动。
美国剧作家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观察到，当一个世代的「基本幻想消耗殆尽」，代表它的死期已到。如今，危机爆发前那种期待繁荣可以不断扩大的幻想，终于也一个个破灭。最后一个破灭的幻想是「中国的荣景将永续不断，并进而带动俄罗斯到巴西、委内瑞拉到奈及利亚等国（这些国家的繁荣主要来自对中国外销原物料）」的信念。原本的看好者认为，中国持续不断成长的需求将驱动原物料价格持续上涨，形成一个「超级循环」，让莫斯科到拉哥斯（Lagos）等地的财富持续成长。不过，从二○一一年起开始，铜价和钢铁价格开始下跌，世人对这个题材的信念也随之动摇。到了二○一四年年底，由于油价在短短几个月内重挫一半，这个幻想也彻底崩溃。
若要阐述全球趋势的好景不常，最适当的例子莫过于二○○○年代被吹捧得最天花乱坠的新兴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命运。市场人士将这些国家统称为金砖四国（英文缩写字为BRICs），用以强调这四个巨人即将取得全球经济支配力量的概念。如今，这个缩写字经常被用来当成诸如「broken」（破产）或「crumbling」（崩溃）等形容词的同义词，甚至被重组为「该死的荒谬投资概念」（bloody ridiculous investment concept），也有人直接重新组合一个新的缩写字─如CRaBs─来强调如今的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看起来有多么难堪。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的GDP年成长率从一四％降到民间估计的不到五％，俄罗斯从七％降到负成长二％，而巴西则从四％变成负成长三％。进入二○一○年代后，原来的金砖四国中，只剩印度还勉强可能实现接近二○○○年度的高成长率。
而由于前一个荣景的乐观情绪过于膨胀，加上鲜少人预见到这场危机，故后危机时代的动盪也明显加剧。原本这个世界期待好光景永远也不会结束，但孰料情势竟直转直下，最后的结果变成整个世界一同陷入苦难。原本世人预期新兴市场中产阶级的需求将持续上升，但结果也是相反，很多国家的中产阶级需求降低，而且愤恨不平。在这个紧张的全球情势下，大家一向戒慎恐惧的通货膨胀被害怕通货紧缩（即物价下跌）的心理取代，某些国家的通货紧缩甚至已经到达危及经济成长的地步。
危机前时期的抢手明星如今已然过气。随着资金流入枯竭，进而转为流出，新兴国家的货币也大幅贬值。一九七八年以后，新兴市场每年都享受正向的资金流入，资金连续流入的时间创下历史记录；但到二○一四年，新兴市场的资金首度流出，到二○一五年甚至出现水坝溃堤的般的大量资金涌出。光是那一年，从新兴市场流出的资金就超过七千亿美元。由于这些国家突然失去融资奥援，当然也渐渐失去偿还外债的能力。于是，很多原本力图摆脱债务泥淖的新兴国家故态复萌，再度成为问题丛生的借款人。在二○○五年危机前时期的高峰，IMF没有施行任何拯救作业，而且看起来似乎已做好裁撤纾困业务的打算，但二○○九年，它再度大手笔纾困，而且从那时开始，每年都启动十至十五宗新的支助计画，接受支助的国家包括希腊与牙买加等。
到了后危机时代，终于有较多人体认到成长可能隐含的危险。二○○九年起的全球景气扩张，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弱的一次成长轨迹。在危机来袭前的二○○七年，全球每二十个新兴经济体中，只有一个经济体的成长率降低。但到了二○一三年，这个比例大增到五分之四，而且各国景气「同步趋缓」的情况延续了三年，是近年来最长的一次经济减速。这次经济减速期比一九九四年墨西哥披索危机、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或二○○一年网路股泡沫后重创新兴市场的「同步趋缓期」更久。随着景气低迷的状况持续扩散，原本世人积极寻找下一个新兴市场明星的心态，被一个新体悟取代：经济成长不是上天赐予的权利，世界上的主要地区─包括拜占庭王国和工业革命前的欧洲，都曾历经长达数百年几乎零成长的漫长时期。
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研究人员回顾一百五十年的状况后发现，长时间极低度成长的国家的平均所得，相对其他国家是下滑的。他们找出九十个经济停滞至少六年的案例，其中有二十六个国家停滞超过十年。一八六○与一八七○年代的德国、一九九○年代的日本和二○○○年代的法国，都曾因这类经济衰蔽而受到重创。最漫长的停滞期延续达二十三年，那是发生在一九三○年起的印度。第二长的停滞期延续二十二年─一九八二年起，南非因那一次漫长的经济停滞而受到重创。这些经济停滞案例并不像二战后亚洲几个长达几十年的成长「奇蹟」（那段成长期促使一九九○年以前的日本和邻近某些国家跻身富国地位）那么有名气，也比较少人深入加以研究。不过，事实显示，经济停滞至少和经济奇蹟一样常发生，而且，它在后危机时代特别攸关重大。
我们必须了解，即使是商业週期都无法以可预测且线性的方式促使国家恢复生机，这个理解极其重要。当一个经济体衰退到某个程度，最后有可能会失去自我调整的力量。举个例子，正常的经济衰退会导致失业率上升、薪资降低，最终促成全新的雇用循环，经济也将因此而复甦。但如果经济衰退太久、幅度太深，就可能摧毁劳动力的技术能力，引发广泛的破产风潮，并损毁工业产能，最后演变成更加漫长的衰退。这类威胁被称为「磁滞现象」（hysteresis），那是指经济成长趋缓或负成长会招致发更疲弱的成长，而非复甦。在经济成长迟滞的后危机世代，一个新的恐惧产生：很多人担心某些国家将陷入磁滞状态。
目前来看，「强势成长」在本质上是短暂且困难达成的，而这让人产生一个简单的疑问：在一个好景不常的世界，要如何才能预测出哪些国家最可能崛起，哪些又最可能没落？ 要观察哪些讯号才会知道一个国家的命运是否即将改变？ 最重要讯号是什么？ 要如何解读那些讯号？ 为协助读者顺利度过世界的正常状态─所谓正常状态是指一个倾向于步入荣景、衰退和爆发抗议活动或停滞不前的环境─本书条列了十个分辨一个国家是正在崛起、没落或只是停滞不前的规则。这些规则结合在一起后，就成为一个足以掌握变局的系统。这些规则最适用于新兴国家，部分原因是，那些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较不成熟，导致它们容易受政治及金融动盪伤害。然而，诚如我将陆续说明的，其中很多规则也很适合用来分析成熟国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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