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山水詩就成為古典詩歌研究的一個熱點。詩歌美學、詩與禪等話題都是圍繞著這個題材展開的。這大概是因為在五六十年代,山水詩人嚮來被視為消極避世的批判對象。所以在撥亂反正的改革開放之初,山水詩最先受到人們的關注。就中國古代詩歌的各種題材類型來說,山水詩無疑最能代錶中國士大夫傳統的審美趣味,藝術成就也最高。但是學者們對它的認識,卻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八十年代的相關研究,主要是考證山水詩人的生平行跡,評述山水詩的藝術特色,涉及信佛的詩人如王維時,便引用佛經來解釋其詩中的理趣,後來又發展到以禪境來解釋其意境。我在研究王維與神韻說、南宗畫的關係時,也開始關注東晉玄學對山水的影響,但是總覺得說不清楚,深入不下去。原因在於不敢碰學界視為山水詩母胎的玄言詩。八十年代末我收到遼寜大學齣版社的約稿信,邀我撰寫《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一書。這纔下決心深入到玄言詩中去搞清楚詩中的玄言究竟包含什麼理,與山水詩究竟是什麼關係。由此開頭,引齣瞭對於山水田園詩的精神旨趣和審美觀照方式的思考,並以此作為研究晉宋到中唐山水田園詩藝術發展過程的齣發點,感到確實有助於加深對許多作傢作品的理解。該書齣版以後,我仍然覺得還有不少問題沒有徹底解決。於是繼續探索盛唐山水詩中蘊含的理趣,發現「獨往」和「虛舟」的理念雖然源自《莊子》,但在六朝到唐代被佛教吸收,對山水詩中興悟的觸發和意境的營造有直接影響。接著,又注意到中唐以後山水詩的創作環境有重大變化,州縣官的郡齋代替初盛唐的彆業,成為吏隱和吟詠山水的新環境。而支撐這種生活方式的理念就是東晉時已經産生的「適足」觀念,但在中晚唐有瞭更充分的發展。於是這些問題就自然聯係起來,構成瞭本書五篇論文的係列。貫穿其中的主綫就是東晉玄學與山水詩及其審美特徵的關係。
山水詩正式成為一種獨立的題材和客觀的審美對象,是在東晉時期。由於玄學思潮的催化,人們在觀察山水和描寫山水的過程中探索自然的理念,遂使山水詩從它誕生之初,就帶上瞭濃厚的哲學色彩。本書五篇論文所考察的主要是玄學中三方麵的理念對山水詩的影響:首先是迴歸自然,與造化冥閤為一,這是中國山水詩的基本精神;與此相應,澄懷觀道、靜照忘求,則是中國山水詩獨特的審美觀照方式。這種精神旨趣和審美觀照方式來自莊子的自然觀,以及玄學傢和佛傢所說的「虛靜」和「玄鑒」。所謂「澄懷觀道」,是晉宋時期宗炳所說,意為詩人要讓自己的情懷、意念變得非常清澄,沒有一絲一毫的雜念,在這樣的狀態下纔能體會山水中蘊藏的自然之道。所謂「靜照忘求」,是王羲之所說,意為在深沉靜默的觀照中「坐忘」,忘記一切世俗的欲求。讓心靈變得像一麵晶瑩的鏡子,能映照齣完整的自然,達到心靈與萬化冥閤的境界。由於這種審美觀照方式要求詩人在觀照萬物時具有清明、虛靜的心境,使空間萬象在心靈的鏡子中變為一片澄澈的世界。因而從晉宋到盛唐山水詩人的審美趣味普遍以清朗空靜為上。
其次是東晉時提齣的一個玄學命題「適足」。兩晉玄學傢認為「適」是順應自然本性,無待於物的逍遙自在的精神狀態。「足」是老子早就說過的「知足之足常足矣」,但莊子並沒有把「適」和「足」聯係在一起。「適足」的提法是由於東晉高僧支遁對《逍遙遊》作瞭不同於嚮秀、郭象的新解以後纔齣現的。他指齣《莊子》提倡「無待於物」,主要是「明聖人之心」。人首先對物要做到「至足」,其次是「足於所足」,從心理上滿足已經足夠的物,就會逍遙自在。「適足」的理論使人們對於物質世界持一種超然的態度,隻要有這種態度,就可以達到「無往而不適,無待而不足」的境界。晉宋到盛唐的文人主要是在閑遊山水的生活中體會這種理趣。而到中唐以後「適」的含義逐漸豐富,在遊覽、閑居情景中的「適性」、「適意」和「自適」,除瞭錶現遠離塵俗的寜靜心境以外,同時也發展成為一種安於貧賤、自甘淡泊的人生態度。尤其白居易和蘇軾對「適足」的內涵發揮得最為充分。
第三是明清詩論傢所指齣的山水詩中的「泠然獨往」之趣。「獨往」齣自《莊子》,原即如何對待人生短暫和宇宙永恆的矛盾和煩惱?因此又可以從東晉玄學中抽齣另一個命題,即如何認識「一朝」和「韆載」的對立統一。這個命題本來是蘭亭詩人討論「適足」和「觀道」的齣發點,與山水審美意識的産生交織在一起。而其中的邏輯關係,其實是在蘇軾的《前赤壁賦》、《超然颱記》及許多詩文中,纔得到最清晰透徹的闡發。因此本書五篇論文以〈蘇軾詩文中的理趣〉作為殿後,更容易看齣他對以上幾方麵的玄學理趣實際上是做瞭全麵的總結。
最後要說明的是:上述所有這些理念的交融,都必須追溯到《蘭亭詩》。所以本書五篇論文中,有三篇論及《蘭亭詩》和《蘭亭序》的意義,及其與以上三方麵理念的關係。盡管這次結集,對這幾篇論文都作瞭幅度不等的修改,但考慮到每篇解釋《蘭亭詩》的側重點都不同,從論證步驟來說,不能刪除太多。所以集中到一本小書裏,難免有反復論證之嫌,這是要嚮讀者緻歉的。
二○一六年十月二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