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腐败、无能，我们该如何踏出下一步？
企业以低薪维持营运，经济发展未见起色，
政府错误决策，导致官方组织全面败坏。
看官俸低廉的中国朝代，给后世何种启示。
鑑往知来，从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看出今日社会问题存在的远因。
本书是着名历史学者张宏杰新着。公开出版之前，由逻辑思维独家发行三个月，销售达数万册。第一部分对清王朝的腐败与反腐败作了重点分析；第二部分重点解读中国历史上的俸禄制度，探讨官员俸禄与腐败之间的关联；第三部分介绍封建王朝各种制度下官员的生存。
历史是连续的，今日社会在物质层面上已经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但是权力结构的基盘，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腐败，仅仅是投射这个权力结构的一个入口。逻辑思维罗振宇推荐本书时说：《顽疾》这本书，点出了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的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分析自己身处的格局之网？二是如何自己建构一个良性之网？三是如何破出一个恶性网络？既享有其资源，又不同流合污。
张宏杰以非常确切的历史史实和真实数据，对中国汉宋元明清等时期官员的工作生活状况、收入支出情况，以及国家制度设计等有关从政的方方面面作了全面的介绍，深刻剖析了中国官员的真实生存状态和生存之道，是了解中国社会和官场生态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著者信息
张宏杰
蒙古族，一九七二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曾先后就职于某金融机构及某大学。着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饥饿的盛世》《坐天下很累》等。《百家讲坛》主讲人，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图书目录
第一部分 坏的结局，好的样本：清王朝的腐败与反腐败
1 大清王朝不贪腐的衙门
2 「陋规」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3 康熙应该对清代的制度性腐败负大责任
4 雍正皇帝的「高薪养廉」改革
5 养廉银改革为什么失败了
6 由「中兴名臣」主导的最后一次裁撤陋规
第二部分 高薪未必养廉，但低薪一定腐败：中国俸禄史的启示
7 汉代：为什么西汉清廉而东汉腐败
8 不给官员工资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9 高度人性化的唐代俸禄制度
10 宋代「高薪养廉」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11 元朝俸禄制度的缺陷
12 「官俸薄」与「腐败烈」的明代
13 清代俸禄制度
第三部分 高贵的穷人：荒诞制度下的官员真实生存状态
14 窘迫的曾国藩：清代京官的生活水平
15 曾国藩的小金库：清代地方官员的真实收入
16 刘光第和那桐：晚清京官一穷一富的两个代表
图书序言
千年顽疾为何无良方
一
腐败是传统社会的顽疾，历代皇帝为了治理腐败，可谓绞尽了脑汁，想尽了办法。
比如鲜卑族建立的北魏，一开始非常腐败，地方官几乎无一不贪。北魏皇帝们反腐决心很大，措施层出不穷，很多办法甚至非常「现代」。比如北魏太武帝建立「举报制度」，号召天下百姓，可以跑到皇帝面前直接举报其官长：「其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文成帝则要求对官员们实行「长期追责制」，虽然官员们已经任满调离或者退休回家，如果发现有经济问题，也绝不放过：「牧守莅民……虽岁满去职，应计前逋，正其刑罪。」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则发明了类似今天西方国家「财产公开制度」的办法。他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清查官员家里的财产。巡行使节事先并不告知，而是突然袭击，闯入官员家中，一项项清点财物。如果你不能证明哪些东西是合法所得，那就一律视作赃物，治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看起来，北魏皇帝们的制度创新能力已经接近那个历史时代的极致了。
但是皇帝们的百端治理整顿，几乎毫无成效，北魏前期的腐败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绝对名列前茅。不但没有成效，有些措施还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比如皇帝号召百姓举报不法官员，诏令下达之后，各地倒是群起响应，不过响应的都是地方上的流氓地痞。「凡庶之凶悖者，专求牧宰之失，迫胁在位，取豪于闾阎。而长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贪暴犹自若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上的兇恶之徒，专门搜集地方官员的过错，然后上门威胁，如果不给我好处，我就上报。地方官员不得不贿赂他们，回过头加倍贪暴。皇帝的诏令，反倒成了地方黑恶势力发财的机会。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皇帝刘鋹反腐方法更是出奇，为了防止官员们有私心，他选官是「阉然后用」。《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刘鋹规定拟用官员均须先行阉割一下：「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
为什么要採取如此奇特的手段呢？刘鋹有这样一番解释：「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新五代史．南汉世家》）有家室子孙，官员们就不能做到公而无私。把他们全阉了，才能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
虽然採取了如此「独出心裁」的反腐奇招，但是南汉还是在刘鋹手中灭亡了。刘鋹在位期间，荒淫无度、统治昏庸，他宠爱一名波斯女子，与之淫戏于后宫，叫她「媚猪」，而自称「萧闲大夫」，不理政事。后来他又将政事交给女巫樊胡子，连宰相龚澄枢和卢琼仙都不得不依附于她。大宝十三年（北宋开宝三年，九七○年），北宋大将潘美率军攻打南汉，南汉官员已经全部腐化，掌兵权的全是宦官，「城墙、护城河，都装饰为宫殿、水塘；楼船战舰、武器盔甲，全部腐朽」。这样的国家，怎能不亡。
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反腐手段更是残酷。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反腐措施最激烈的皇帝。《草木子》说，明太祖规定，地方官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在土地庙前剥下皮来，里面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边上，以提醒下任官员不要贪污：「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污者，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几乎无日不杀人。据说，朱元璋上朝时，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就大杀一批，官员们吓得面如土色。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一般估计，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十万到十五万名之间，数量不可谓不多。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到十九年（一三八六）竟没有一个能做满一个任期，做到一半就被罢官或者杀头。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的太多，已经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朱元璋还发明了透过群众运动来反腐。他发布了针对全国民众的《大诰》，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他在《大诰》中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百姓们如果痛恨某一官吏，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式，直接闯入官府，捉拿官吏，送到他面前来审判。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此令一下，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
虽然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良好吏治也没能出现，洪武一朝贪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癒重而犯众多！」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而且允许百姓直接擒拿犯法吏员一举不久就显现了很大的的负面作用。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不久，就有许多地方的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地呜唿不已。在他死后，腐败更是迅速发展，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历史。
二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这些反腐措施不能取得治本之效呢？
原因很简单，这些措施都没有触及到根本。
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制度性腐败。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运转机制。
自秦朝至清末，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用黄宗羲的话说，从秦朝开始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黑格尔则说传统中国是「普遍的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这句话在中国史书中得到这样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梁末帝说：「臣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旧五代史．敬翔传》）
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确实，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其生存的意义都在于为皇帝奔走。换句话说，国家就是皇帝的盛筵，皇帝一家是唯一的食客，天下百官是负责上菜的服务员，而老百姓，则是餐桌上的食物。这就是所谓的「竭天下之财以自奉」、「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这种状况本身当然就是最大的腐败。用黄宗羲的话说，皇权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则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因为这个原则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
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于「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凡所以固位养尊者，无所不至。」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记得我中学时读世界历史，课本上有一段是讲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说因为欧洲的国王们很穷，打仗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钱借多了还不起，结果国王们就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控制，不得不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读了这些之后我大惑不解：君主怎么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
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然而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中国古代权力的起源主要依靠赤祼祼的暴力，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意义上而言对古代中国并不完全适用。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皇帝们可以凭一已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之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如此巨大的行政动员能力，让西方人惊叹不已。
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比如农业，刘泽华说：「国家通过权力系统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从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种子、生产工具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到将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者从东迁到西，又从西迁到东；更不必说产品征收和转运中组织、措施的复杂与严密，都体现着一种精神，即国家对于全部土地、农民、一切生产活动的主宰。农民几乎没有自由的独立的自己的生产，一切都要纳入符合封建国家需要的轨道。自由竞争或自由选择的原则，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应。」
不仅是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具体规定。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也就是说，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一次微服查访，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遂用格外开恩，「惟北地寒苦，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之外，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钖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时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切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都是政治领域。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权力来规定。
而且中国皇帝对商人特别敌视。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十分锐敏地认识到，经济力量会威胁政权的稳定。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一样。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历代统治者都坚持「利出一孔」原则，什么叫利出一孔，天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一个孔出来，那就是都要由权力这个孔出来，由皇帝来赐予。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一定要攀附权力，才能安全。权力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也可以让他一夜赤贫。汉文帝宠幸为他吮疮吸脓的黄头郎邓通。汉文帝病了，长了个疮，怎么也治不好。邓通就为汉文帝吸脓，汉文帝很感动，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邓通遂一跃而富甲天下；过几年，汉文帝死了，汉景帝上台，厌恶这个靠拍马屁上来的人，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朱元璋时代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鉅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流放云南。沈万三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时代富人财富的朝不保夕。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确实，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
因为权力支配一切，所以通过权力，很容易获得巨额财富。所以在传统社会，人们商品经济意识不发达，对纯粹的商业经营、经济投资兴趣不大，而对政治冒险、政治投机、权力经营十分投入。战国时期的大商人吕不韦是中国式权力投资学的开创者。他说，耕田之利不过十倍，珠宝之利不过百倍，而政治投资赢利无数。后来他果然也透过拥立子楚为秦国国君而拜相封侯，一下子家僮万人，食洛阳十万户。在古代中国，要想致富并且保持财富，只有通过做官：「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
这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第一个基础：权力支配一切。
第二个基础则是权力不受约束。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人治，因此权力运用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而各地官员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们对上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对下则永远英明，永远正确，永远受到逢迎，下属们除仰自己之鼻息外，别无他法。因此他们也很容易作威作福，专擅恣肆。康熙年间的工部右侍郎田六善曾这样说：「今日官至督抚，居莫敢谁何之势，自非大贤，鲜不纵恣。」
虽然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约束权力也进行了一些制度设计，但是因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无治法」，所以实际上这些制度发挥的作用很小。
虽然中国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视监督机制建设，御史台、都察院在历代都是朝廷重要的衙门，但几乎每一个王朝，监察系统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是空转。比如清代几乎所有的贪污大案，都并非监察制度监察到的，而是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或者是政治原因引发的。最典型的是清代最大一起贪污案王亶望案，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一一三人，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贪腐集团，捐粮案前有预谋有计画、案中有分工有组织有步骤，案后有攻守同盟。这样一个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肃是公开的祕密，在全国也为许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内居然无一人举报告发，最终还是贪污者自我暴露。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监察机构只是皇权的附属，并不能监督皇权。皇权不能分割，传统监察制度本是为强化皇权而设的。在传统社会，皇帝的权力从本质上讲是不受制约的。意志强悍的皇帝很容易就可以绕开制度、更改法律，以一人之意志而为高下，甚至法外施情，以情代法。比如明代成化、嘉靖皇帝喜欢方术，很多术士只凭一纸符箓，便可官运亨通。到了一个王朝的中后期，皇帝往往带头腐败，监察系统就完全失去作用。对于谏官来说，谏诤不合圣意，轻则遭贬，重则丧命。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永乐年间刑科给事中陈愕「尝言事忤旨，命坎瘗奉天门，露其首」，下场非常悲惨。
西方现代的反腐机构虽然大多直属政府首脑，不能直接监督政府首脑，但是政府首脑往往会受到司法系统、议会系统及新闻舆论的有力监督。因此监察机制从理论上来说是无死角的。但是政治分工、权力制衡的观念都是近代以来的产物。古代皇权是不可分割的，也不能让渡，所以传统社会不可能对皇权进行有效监督和制衡。
另外，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封闭的，它排除外来力量的参与，特别是拒绝引入民间的监督力量，因此是一种体制内的自体监督，效力自然非常有限。所有官员都处于同一权力体系之内，受到「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个同样的游戏规则的左右，监察官员打「大老虎」，随时可能为其反噬。所以传统时代，大多数时候监察官员只能「打打苍蝇」。万历年间，左副都御史丘舜曾经说：「（官场）贪墨成风，生民涂炭，而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 此外，监察官员和其他官员一样，也受利益最大化原则支配。当他们发现巴结权贵有利于自己时，就会轻易将手中的监察权力作为向权贵们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在历史上很多时期，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很容易猫鼠一窝，在窃取「天家」利益的时候，结成同盟。历代王朝后期，随着官僚体系的腐败，监察系统也会高度腐败。
明代言官的权力非常巨大，特别是「风闻言事」的特权让他们拥有非同寻常的杀伤力。这并没有导致明朝官场风纪特别严明，反而导致了明代后期言官系统的腐败特别严重。因为手中握有的监督和考察官员的权力，所以他们公然索贿，买官卖官。明代后期人称科道监察官员为「抹布」，「言其只要他人净，不顾己污也。」监察系统腐败的结果是这个系统完全失去作用。比如崇祯年间，都察院考核地方官吏，已经完全流于形式，拘私情，通关节，结果全是「称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第三，低薪制导致腐败的恶化。
在中国历史上，薄俸制是主旋律。汉桓帝时的名臣朱穆，长期任中高级官员，「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东汉着名学者政论家崔寔，曾经在多地担任太守，「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殓」。东汉那些级别低的官吏，不但不能养活妻室儿女，甚至连冬夏衣被也买不起。比如东汉明帝时，河内乐松「家贫为郎，（尚书郎）常独直台上，无被，枕杫，食糟糠。」杫是指放在枉础上面的板子。无独有偶，《京兆旧事》载，「长安孙晨，家贫，为郡功曹，十日一炊，无被，有蒿一束，暮卧其中，旦则收之。」简直如同叫花子一般。
某些王朝比如宋代对中高级官员局部实行了高薪养廉，但是对广大低级官吏一直是薄俸制，因此从总体上说，宋代也是一个低薪制的朝代。宋代许多中低级官员的生活也是十分紧张的。宋朝时有人抱怨说：「闲曹奔走徒云仕，薄俸沾濡不逮亲。」更有打油诗说：「平江（治今江苏苏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宋真宗时，张逸「（知）青神县，贫不自给，（王）嗣宗假奉半年使办装。」低级官员甚至有贫至生不足养、死不得葬者。如「观察推官柳某死，贫不能归，乳妪挟二子行丐于市。」流落成了乞丐。
传统社会的低薪制，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离满足基本生活相差多少？我在《给曾国藩算算帐》一书中专门透过曾国藩等人的例子中分析，曾国藩在做翰林院检讨时，年收入为一百二十九两左右，年支出为六百○八两左右。赤字四百八十两左右，需要自己想办法弥补。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不仅大部分王朝都採取薄俸制，有的王朝甚至还採取无俸制，不给官员开工资。比如北魏王朝和元王朝早期。
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生，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当时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朝廷赏赐的战利品。但是获得赏赐最多的当然是随军出征的将士及文武官员，留守的官员所获甚少，甚至根本捞不到赏赐。比如北魏名臣高允在任中枢机要官员中书侍郎时，「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家贫布衣，妻子不立」，其家「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出任机要，而家贫如此，可见北魏官员待遇水准是何等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留守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主要收入就靠贪污受贿、「刮地皮」。史载当时无禄之官，「率是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视他们为「饥鹰饿虎」。北魏太武帝时，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者百两（辆），载物而南」，百姓登山怒骂相送。
北魏前期的皇帝们在反腐上可谓机关算尽，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没有俸禄制度是一个根本制度缺陷。直到孝文帝时期，北魏君主才想通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给百官发俸禄，不可能达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才开始制定俸禄制度。孝文帝结束了北魏一百多年无俸的历史，然后再厉行惩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并且为他的汉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朱元璋反腐未能治本，也有俸禄制度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小气的。朱元璋制定的俸禄水准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我们以县令收入为例。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那时的官员，并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别墅、小车、年终奖金，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用七石五斗粮食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普通市民水准。而且明代对于官员办公费用不予考虑，师爷、帐房、跟随、门房和稿签等手下均需要县令来养活。作为县令，还要在官场上迎来送往、交际应酬，这就给官员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这种低薪制造成两种结果。一个结果是奉公守法的官员，生活极为清苦。
比如洪武朝弘文馆学士罗复仁性格质直，经常在朱元璋面前率直发言，因此朱元璋称他为「老实罗」，但对这个到底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还是有所怀疑，因此有一天便服到罗复仁家去私访，恰逢罗复仁正站在一张折了一条腿的木梯上填补一块剥落的粉壁。朱元璋不觉感慨，说：「老实罗确实老实，是清廉之员，不用再修房子了，朕赏你一套新住宅。」于是赐给他城中府第。
最为极端的例子是洪武朝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曾秉正，去职时竟「贫不能归」，实在没有办法，「鬻其四岁女」，充作路费。朱元璋一听，不仅没反省自己的低薪政策，反而勃然大怒，「帝闻（曾卖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明史．曾秉正传》）
翻开明史，这类清官生活困苦甚至饥寒的例子，随手可见。
另一个结果是大部分官员不得不想「歪门邪道」弥补自己的亏空。贪污腐败当然就不可避免。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读这本书，就像是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窗户，让我得以一窥中国古代官场那错综复杂的经济运作和人性百态。我原本以为“低薪”就是真的“低薪”，但作者却用扎实的史料和独到的分析，告诉我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惊人秘密。从各朝代的俸禄标准、福利待遇，到隐形的“灰色收入”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输送”，这本书将一个庞大而隐秘的官场经济体系展现在我眼前。我感到非常震撼，也开始反思，为什么在看似“盛世”的背后，腐败会如此顽固地存在？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深刻，他不仅仅是在描绘腐败的现象，更是在剖析腐败滋生的土壤和人性的弱点。这本书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对人性的复杂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评分读完《低薪的盛世：从俸禄窥看中国二千年官场经济与腐败人性》，脑海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本书与其说是历史研究，不如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官场经济形态的演变，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趋利避害的复杂纠葛。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史料，而是通过分析历代官员工资体系的变迁，细致入微地勾勒出权力与利益如何交织，又如何在看似稳定的社会结构下暗流涌动。那种“低薪”的表象下潜藏的巨大经济体，以及由此滋生的腐败，仿佛一部恢弘却又令人心寒的史诗。我尤其对作者探讨的“盛世”之下隐藏的经济逻辑感到震撼，这颠覆了我以往对繁荣景象的简单认知。它让我开始反思，历史上的“盛世”究竟是以怎样的代价换来的，那些被掩盖在光鲜表面的代价，又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得以窥见那段漫长历史中，那些不易被察觉的经济肌理和人性博弈。
评分这是一本让我读完后，久久不能平息的书。作者以“俸禄”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切入点，竟然能勾勒出中国两千年来官场经济的宏大变迁，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我从未想过，那些微薄的“低薪”，竟然能成为撬动整个官场经济的杠杆。书中对不同朝代俸禄制度的梳理，让我看到了一个不断演变、却又始终存在问题的经济体系。更让我震撼的是，作者并没有回避腐败这一敏感话题，而是将其置于历史的语境中，深刻剖析了腐败人性与官场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读这本书，就像是在亲身经历那个时代的官场浮沉，看到了权力与金钱的较量，也看到了人性的挣扎与沉沦。它让我对“盛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历史的复杂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评分《低薪的盛世》这本书，真是一本能够引发深度思考的佳作。它以“俸禄”为切入点，却展现了中国二千年官场经济的宏大画卷，以及其中复杂的人性博弈。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经济史和官场生态很感兴趣，而这本书无疑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启发。作者通过对不同朝代俸禄制度的细致梳理和对比，揭示了“低薪”背后潜藏的巨额财富流动，以及这种制度如何滋生了各种形式的腐败。我特别欣赏作者那种抽丝剥茧的分析能力，他不仅仅是在描述现象，更是在探究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那种“盛世”表象下掩藏的经济秘密，以及腐败如何成为一种“常态”，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理解一个时代，不能只看表面，更要深入其经济肌理和人性本质。
评分《低薪的盛世》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我一直以为“俸禄”只是一个历史名词，代表着古代官员的固定薪酬，但这本书却让我看到了“低薪”背后隐藏的庞大官场经济和复杂的人性。作者通过对中国二千年俸禄制度的深入研究，揭示了那些看似微薄的薪资是如何成为诱发腐败的温床，以及在“盛世”之下，官场经济是如何扭曲和发展的。我尤其欣赏作者那种抽丝剥茧的分析方法，他不仅仅是在罗列史实，更是在探究史实背后的逻辑和规律。这本书让我对中国古代的经济史和官场生态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对人性中那些难以捉摸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无疑是一场令人惊叹的智力探险。作者以“俸禄”为线索，串联起了中国两千年的官场经济图景，其视角之独特，分析之深刻，令我为之折服。我从未想过，那些看似微薄的“低薪”，竟然能够折射出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官场经济运作。书中对历代俸禄制度的梳理，让我看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官员的收入体系是如何演变，以及腐败是如何在这种体系中滋生和蔓延的。作者的笔触既有历史学家的严谨，又不乏社会学家的洞察力，他将经济、政治与人性巧妙地融为一体，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这本书让我对“盛世”有了更辩证的理解，也对人性的弱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评分《低薪的盛世》这本书，绝对是一次挑战我固有认知的阅读体验。我以往总以为“俸禄”是官员收入的全部，但这本书却向我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作者以“低薪”作为引子，深入剖析了中国二千年官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以及腐败是如何在其中滋生蔓延的。书中对历代官员薪资体系的细致考察，让我看到了“低薪”背后隐藏的庞大经济利益链条，以及各种隐形收入如何成为官场的潜规则。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非简单地谴责腐败，而是通过对制度、人性以及历史背景的深度挖掘，展现了腐败的复杂性和顽固性。这本书让我对“盛世”有了更辩证的理解，也对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冲击远超我的想象。我一直觉得“俸禄”这个词，就代表着古代官员的基本收入，但《低薪的盛世》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作者巧妙地以“低薪”这个看似简单的表象，串联起了中国两千年的官场经济脉络。我震惊于那些隐藏在微薄俸禄之下的巨大经济利益网，以及腐败如何在这种体系中如影随形。书中对不同朝代俸禄制度的比较分析，让我看到了官场经济的演变轨迹，也看到了人性中对利益的追逐是如何在制度的土壤中滋生蔓延。我特别喜欢作者的论述方式，他不是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将腐败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进行分析，让我能够更理性地理解那些复杂的现象。这本书让我对中国历史有了更深刻的洞察，也对“盛世”的真实含义有了更丰富的理解。
评分《低薪的盛世》这本书，是一部能够让你反复咀嚼、细细品味的力作。作者从“俸禄”这个看似狭窄的切入点出发，却打开了中国二千年官场经济与腐败人性的宏大叙事。我一直对历史上的“盛世”感到好奇，而这本书却让我看到了“盛世”背后不为人知的经济运作和人性挣扎。书中对历代俸禄制度的细致考察，以及对“低薪”背后庞大经济利益链条的揭示，都让我感到极为震撼。作者的分析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制度的根源、人性的弱点以及历史的纵深。这本书让我认识到，理解一个时代，不能仅仅看其表面的繁荣，更要深入其经济的肌理和人性的本质。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复杂，也映照出人性的幽深。
评分这本书简直是一场思想的盛宴，让我彻底颠覆了对中国古代官场经济的刻板印象。以往我总是认为“俸禄”就是官员的全部收入，而作者通过对二千年来俸禄制度的深入剖析，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图景。原来，那些看似微薄的俸禄，只是冰山一角，背后隐藏着庞大而复杂的官场经济运作。从地方官员的“陋规”到中央的“养廉银”，再到各种名目繁多的灰色收入，这本书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地揭开了古代官场的经济真相。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非简单地谴责腐败，而是试图从制度的根源、人性的弱点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去理解这一切。这种理性的分析，让我在感到愤怒的同时，也多了几分思考。读这本书，就像穿越了时空，亲眼目睹了那些发生在古老官场中的权力游戏和利益交换，着实让人心潮澎湃。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