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的盛世:從俸祿窺看中國二韆年官場經濟與腐敗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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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描述

低薪、貧窮,厭世代看不見未來?
腐敗、無能,我們該如何踏齣下一步?

企業以低薪維持營運,經濟發展未見起色,
政府錯誤決策,導緻官方組織全麵敗壞。
看官俸低廉的中國朝代,給後世何種啓示。
鑑往知來,從曆史上的腐敗與反腐敗,看齣今日社會問題存在的遠因。

本書是著名曆史學者張宏傑新著。公開齣版之前,由邏輯思維獨傢發行三個月,銷售達數萬冊。第一部分對清王朝的腐敗與反腐敗作瞭重點分析;第二部分重點解讀中國曆史上的俸祿製度,探討官員俸祿與腐敗之間的關聯;第三部分介紹封建王朝各種製度下官員的生存。
曆史是連續的,今日社會在物質層麵上已經與傳統社會完全不同,但是權力結構的基盤,仍然保持著強大的慣性。腐敗,僅僅是投射這個權力結構的一個入口。邏輯思維羅振宇推薦本書時說:《頑疾》這本書,點齣瞭每個人一生中都會遇到的三個問題:一是如何分析自己身處的格局之網?二是如何自己建構一個良性之網?三是如何破齣一個惡性網絡?既享有其資源,又不同流閤汙。
張宏傑以非常確切的曆史史實和真實數據,對中國漢宋元明清等時期官員的工作生活狀況、收入支齣情況,以及國傢製度設計等有關從政的方方麵麵作瞭全麵的介紹,深刻剖析瞭中國官員的真實生存狀態和生存之道,是瞭解中國社會和官場生態的不可多得的好書。
低薪的盛世:從俸祿窺看中國二韆年官場經濟與腐敗人性 導言:官俸之微,王朝之脈 本書並非一部傳統意義上的官場小說或純粹的製度研究,它是一次深入的考古挖掘,一次關於中國古代官僚體係的“經濟學”剖析。我們聚焦於一個常被忽視的維度:俸祿製度。從秦漢的“石”製到明清的“白銀”與“養廉銀”,俸祿不僅僅是官員的收入,更是維係龐大帝國運轉的神經末梢,是理解中國兩韆年官場生態、權力分配乃至社會倫理的關鍵鑰匙。 第一部:俸祿的起源與早期形態——權力與物質的初始博弈(秦漢至魏晉) 秦漢大一統後,國傢機器的擴張對俸祿製度提齣瞭迫切需求。本部分將詳細考察這一時期的俸祿形態。 一、貨幣的形製與兌換率的玄機: 早期俸祿多以糧食(石、斛)摺算,或以實物(布帛、錢幣)發放。我們對比瞭不同朝代對糧食産量的估算,以及在不同地域(如京畿與邊郡)的實際購買力差異。核心議題是:如何通過俸祿的實際價值波動,來衡量中央集權的強弱與地方的富庶程度? 俸祿的“縮水”往往先於王朝的衰亡。 二、品秩的劃分與等級的固化: 漢代“二十等爵”與“九品中正製”下的官階,如何與俸祿等級掛鈎?俸祿製度在初期是如何試圖用物質奬勵來鞏固士大夫階層的忠誠度,而非單純的經濟供養?我們將分析“高薪養廉”思想的萌芽,即便當時俸祿標準極為有限。 三、“兼職”與“非正式收入”的興起: 隨著中央集權對官員的控製力在魏晉時期鬆弛,俸祿的微薄使得“食租”、“蔭庇”等非正式收入成為官員的主要經濟來源。這標誌著俸祿體係的第一次係統性失效,並為後世的腐敗形態埋下瞭伏筆。 第二部:俸祿的定型與“鐵飯碗”的幻象(隋唐宋): 唐代官製成熟,俸祿體係也趨於復雜化。本部分探討瞭俸祿如何從單純的“報酬”演變為一種“身份標識”。 一、“職、差、祿”的結構解析: 唐代的俸祿不再單一,而是由“本俸”、“職事 मक्”和“公使用錢”等構成。這是一種精巧的平衡術:本俸保障基本生存,而“職事 मक्”則與具體職務掛鈎,增加瞭官員對崗位的依賴性。我們重點研究“公使用錢”的性質,它在多大程度上成為瞭官員閤法支配的“灰色收入”? 二、宋代俸祿的“通達”與“冗官”睏境: 宋代文官政治達到瞭頂峰,但也導緻瞭官僚機構的空前膨脹(冗官)。宋代官員的俸祿標準相對優厚,被稱為“厚祿養廉”。然而,這種優厚是建立在嚴密的文官體係之上。本部分深入分析瞭宋代“祿秩”與“階官”的脫鈎現象,以及“冗官”帶來的財政壓力,如何間接促使地方官員通過“提點”、“兼領”等方式變相盤剝地方。 三、從“職田”到“公使”:俸祿之外的權力紅利: 探討瞭宋代官員對“職田”(由國傢劃撥土地供官員收取地租)的依賴,以及這種製度如何將官員直接轉化為地方土地的實際控製者,這是從“俸祿”到“租稅”轉換的關鍵一步。 第三部:俸祿的危機與製度的“硬創新”(明清): 明清時期,國傢財政壓力空前,俸祿製度經曆瞭最徹底的改革,試圖在低薪的現實下重塑官場的清廉形象。 一、明代“一錢不增”的財政緊縮: 明太祖廢除唐宋的復雜結構,迴歸“一品一俸”的簡樸模式,白銀成為主要支付形式。然而,隨著通貨膨脹,明代官員的實際收入水平跌至曆史最低點。我們詳細計算瞭明初中晚期一個七品縣令在京城或江南地區的實際生活成本,以揭示“低薪盛世”的內在張力。 二、腐敗的物化與“灰色地帶”的閤法化: 俸祿的不足催生瞭地方陋規和“門包”文化。本部分分析瞭地方官的“剛性支齣”(如接待、差旅、幕僚開支)如何迫使他們將權力“商品化”。 三、“養廉銀”的誕生與人性的睏境: 清代雍正皇帝推行的“養廉銀”是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反腐嘗試。本書將此視為對傳統俸祿製度的“硬性補充”。我們細緻對比瞭“養廉銀”的數額與官員本俸,探討其在不同省份(如山西、四川與富庶的江南)的執行差異。“養廉銀”是否真正解決瞭腐敗問題,還是僅僅將腐敗的閤法額度進行瞭公開化? 這一製度對官員行為模式産生瞭何種深遠影響? 第四部:俸祿的終結與人性永恒的睏境: 本書最後一部分將目光投嚮瞭俸祿製度的終結,並以此為鏡,反思兩韆年來的權力經濟學。 一、俸祿的經濟學隱喻: 俸祿的漲跌,反映瞭王朝對精英階層“控製成本”的投入。高額俸祿意味著對官僚體係的高度信任與控製力;低額俸祿則往往意味著朝廷的財政睏窘或對官僚的猜忌。我們探討瞭“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官場中的反麵邏輯:“薄祿之下,必有蠹蟲”。 二、人性在製度間的掙紮: 俸祿製度從未能完全約束人性。從兩漢的“沽名賣官”,到唐宋的“兼並土地”,再到明清的“陋規盤剝”,人性的貪婪總是能找到製度的縫隙。我們總結瞭古代官員在“清廉”與“生存”之間的哲學博弈,這種博弈構成瞭中國官場史的底色。 結論:曆史的俸祿遺産 《低薪的盛世》通過剖析俸祿這一物質基礎,描繪瞭一幅幅生動的官場經濟圖景。它揭示瞭古代中國在維持龐大帝國運轉時所付齣的經濟代價,以及這種代價如何與官僚的人性腐蝕緊密相連。理解瞭俸祿的潮起潮落,方能真正洞悉這“盛世”之下的結構性脆弱與人性之常。 --- 目標讀者群: 曆史學者、經濟史愛好者、政治學研究者,以及所有對中國古代權力運作機製和官員生活狀態抱有好奇的普通讀者。本書以嚴謹的考據為基礎,力求以通俗易懂的敘事方式,呈現宏大曆史敘事下的微觀經濟邏輯。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張宏傑
濛古族,一九七二年生於遼寜。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學士,復旦大學曆史學博士,清華大學博士後。曾先後就職於某金融機構及某大學。著有《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中國國民性演變曆程》《大明王朝的七張麵孔》《飢餓的盛世》《坐天下很纍》等。《百傢講壇》主講人,大型紀錄片《楚國八百年》總撰稿。

圖書目錄

自序 韆年頑疾為何無良方
第一部分 壞的結局,好的樣本:清王朝的腐敗與反腐敗
1 大清王朝不貪腐的衙門
2 「陋規」是一種製度性腐敗
3 康熙應該對清代的製度性腐敗負大責任
4 雍正皇帝的「高薪養廉」改革
5 養廉銀改革為什麼失敗瞭
6 由「中興名臣」主導的最後一次裁撤陋規
第二部分 高薪未必養廉,但低薪一定腐敗:中國俸祿史的啓示
7 漢代:為什麼西漢清廉而東漢腐敗
8 不給官員工資是貪小便宜吃大虧
9 高度人性化的唐代俸祿製度
10 宋代「高薪養廉」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
11 元朝俸祿製度的缺陷
12 「官俸薄」與「腐敗烈」的明代
13 清代俸祿製度
第三部分 高貴的窮人:荒誕製度下的官員真實生存狀態
14 窘迫的曾國藩:清代京官的生活水平
15 曾國藩的小金庫:清代地方官員的真實收入
16 劉光第和那桐:晚清京官一窮一富的兩個代錶

圖書序言

自序

韆年頑疾為何無良方


  一

  腐敗是傳統社會的頑疾,曆代皇帝為瞭治理腐敗,可謂絞盡瞭腦汁,想盡瞭辦法。

  比如鮮卑族建立的北魏,一開始非常腐敗,地方官幾乎無一不貪。北魏皇帝們反腐決心很大,措施層齣不窮,很多辦法甚至非常「現代」。比如北魏太武帝建立「舉報製度」,號召天下百姓,可以跑到皇帝麵前直接舉報其官長:「其令天下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文成帝則要求對官員們實行「長期追責製」,雖然官員們已經任滿調離或者退休迴傢,如果發現有經濟問題,也絕不放過:「牧守蒞民……雖歲滿去職,應計前逋,正其刑罪。」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則發明瞭類似今天西方國傢「財産公開製度」的辦法。他專門派齣一批使節到各地巡行,清查官員傢裏的財産。巡行使節事先並不告知,而是突然襲擊,闖入官員傢中,一項項清點財物。如果你不能證明哪些東西是閤法所得,那就一律視作贓物,治以「巨額財産來源不明罪」。

  看起來,北魏皇帝們的製度創新能力已經接近那個曆史時代的極緻瞭。

  但是皇帝們的百端治理整頓,幾乎毫無成效,北魏前期的腐敗程度在中國曆史上絕對名列前茅。不但沒有成效,有些措施還産生瞭嚴重的副作用。比如皇帝號召百姓舉報不法官員,詔令下達之後,各地倒是群起響應,不過響應的都是地方上的流氓地痞。「凡庶之凶悖者,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取豪於閭閻。而長吏鹹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恥,貪暴猶自若也」。就是說,這些地方上的兇惡之徒,專門搜集地方官員的過錯,然後上門威脅,如果不給我好處,我就上報。地方官員不得不賄賂他們,迴過頭加倍貪暴。皇帝的詔令,反倒成瞭地方黑惡勢力發財的機會。

  五代十國時期,南漢皇帝劉鋹反腐方法更是齣奇,為瞭防止官員們有私心,他選官是「閹然後用」。《新五代史.南漢世傢》記載,劉鋹規定擬用官員均須先行閹割一下:「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

  為什麼要採取如此奇特的手段呢?劉鋹有這樣一番解釋:「自有傢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新五代史.南漢世傢》)有傢室子孫,官員們就不能做到公而無私。把他們全閹瞭,纔能全心全意為國傢服務。

  雖然採取瞭如此「獨齣心裁」的反腐奇招,但是南漢還是在劉鋹手中滅亡瞭。劉鋹在位期間,荒淫無度、統治昏庸,他寵愛一名波斯女子,與之淫戲於後宮,叫她「媚豬」,而自稱「蕭閑大夫」,不理政事。後來他又將政事交給女巫樊鬍子,連宰相龔澄樞和盧瓊仙都不得不依附於她。大寶十三年(北宋開寶三年,九七○年),北宋大將潘美率軍攻打南漢,南漢官員已經全部腐化,掌兵權的全是宦官,「城牆、護城河,都裝飾為宮殿、水塘;樓船戰艦、武器盔甲,全部腐朽」。這樣的國傢,怎能不亡。

  到瞭明太祖硃元璋時期,反腐手段更是殘酷。

  明太祖硃元璋是中國曆史上反腐措施最激烈的皇帝。《草木子》說,明太祖規定,地方官貪汙受賄六十兩以上,就要在土地廟前剝下皮來,裏麵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邊上,以提醒下任官員不要貪汙:「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汙者,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實在令人毛骨悚然。

  從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硃元璋幾乎無日不殺人。據說,硃元璋上朝時,如果把玉帶高高地貼在胸前,這一天殺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帶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麵,這一天就大殺一批,官員們嚇得麵如土色。傳說當時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與妻子訣彆,到晚上平安迴傢便舉傢慶賀,慶幸又活過瞭一天。

  一般估計,硃元璋在反腐過程中殺掉的官吏在十萬到十五萬名之間,數量不可謂不多。由於誅戮過甚,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從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到十九年(一三八六)竟沒有一個能做滿一個任期,做到一半就被罷官或者殺頭。有些衙門,因為官吏被殺的太多,已經沒有人辦公,硃元璋不得不實行「戴死罪、徒流辦事」、「戴斬、絞、徒、流刑在職」的辦法,叫判刑後的犯罪官吏,帶著鐐銬迴到公堂辦公。

  硃元璋還發明瞭透過群眾運動來反腐。他發布瞭針對全國民眾的《大誥》,號召底層民眾起來,造官僚階級的反。他在《大誥》中宣稱,在他的帝國之內,百姓們如果痛恨某一官吏,可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式,直接闖入官府,捉拿官吏,送到他麵前來審判。這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此令一下,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經常齣現一群衣衫襤褸的百姓押解著貪官汙吏行走的情景。

  雖然力度如此之大,然而硃元璋期望的良好吏治也沒能齣現,洪武一朝貪汙事件仍然層齣不窮,「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闢者即」。「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癒重而犯眾多!」弄得硃元璋連聲哀嘆:「似這等愚下之徒,我這般年紀大瞭,說得口乾瞭,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

  而且允許百姓直接擒拿犯法吏員一舉不久就顯現瞭很大的的負麵作用。群眾運動的火候是最難掌握的。不久,就有許多地方的地方官為瞭政治利益,威脅利誘百姓們保舉自己,打擊他人,更有許多地方群眾為瞭抗稅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稅收官員捉拿到京。這類事情遠比真正捉到的貪官要多,弄得硃元璋一個勁地嗚呼不已。在他死後,腐敗更是迅速發展,大明最終以中國曆史上最腐敗的王朝之一被列入曆史。

  二

  為什麼中國曆史上這些反腐措施不能取得治本之效呢?

  原因很簡單,這些措施都沒有觸及到根本。

  中國傳統社會的腐敗大多數時候都是一種製度性腐敗。它的産生是基於以下幾方麵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權力決定一切」的社會運轉機製。

  自秦朝至清末,中國曆史基本上就是一個皇權專製不斷強化的曆史。而皇權專製本身,就是最大的腐敗。

  皇權專製製度的根本特徵是,皇帝不是為國傢而存在,相反,國傢是為皇帝而存在。用黃宗羲的話說,從秦朝開始的君主專製製度是「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天下之害盡歸於人」。黑格爾則說傳統中國是「普遍的奴隸製。隻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隸」。這句話在中國史書中得到這樣的注解:後梁宰相敬翔曾對梁末帝說:「臣雖名宰相,實硃氏老奴耳。」(《舊五代史.敬翔傳》)

  這種製度安排,使天下成瞭君主的世襲産業:「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産業,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曰:『此我産業之花息也』」。確實,在君主專製製度下,整個國傢,就是給皇帝提供服務的莊園,全體臣民,其生存的意義都在於為皇帝奔走。換句話說,國傢就是皇帝的盛筵,皇帝一傢是唯一的食客,天下百官是負責上菜的服務員,而老百姓,則是餐桌上的食物。這就是所謂的「竭天下之財以自奉」、「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奪人之所好,取人之所爭」。這種狀況本身當然就是最大的腐敗。用黃宗羲的話說,皇權專製製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鳩的話說則是:「專製政體的原則是不斷在腐化,因為這個原則性質上就是腐化的東西。」

  利益如此巨大,風險當然也高。為瞭保證自己及後代的腐敗特權,皇帝們建立起龐大的官僚體係,試圖控製社會的方方麵麵,「人人而疑之,事事而製之」,甚至於「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凡所以固位養尊者,無所不至。」這就導緻權力籠罩一切。

  記得我中學時讀世界曆史,課本上有一段是講西方資本主義是怎麼發展起來的,說因為歐洲的國王們很窮,打仗辦事得嚮商人們藉錢,錢藉多瞭還不起,結果國王們就被新興的資産階級控製,不得不製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讀瞭這些之後我大惑不解:君主怎麼會被商人控製?抄瞭商人的傢,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瞭嗎?西方的君主怎麼那樣笨?

  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國人思維方式。雖然私有製在中國起源很早,然而中國社會並沒有真正確立起「私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中國古代權力的起源主要依靠赤祼祼的暴力,因此「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一定意義上而言對古代中國並不完全適用。傳統中國是一個「權力決定一切」的「超經濟強製」的社會。馬剋思稱之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皇帝們可以憑一已之喜怒,把國傢像揉麵團一樣揉來揉去:秦始皇可以調集全國之力修陵墓、修長城,硃元璋在全國之內組織瞭數韆萬人的大移民,甚至到瞭清朝康熙時代,尚可一道遷海令下,沿海三十裏內,人民搬遷一空。如此巨大的行政動員能力,讓西方人驚嘆不已。

  傳統社會生産生活的各方麵,都是在權力的直接支配之下進行。比如農業,劉澤華說:「國傢通過權力係統對農業生産進行直接的監督和管理,貫穿於中國整個封建時代。……從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種子、生産工具在全國範圍內調配,到將幾十萬、上百萬的勞動者從東遷到西,又從西遷到東;更不必說産品徵收和轉運中組織、措施的復雜與嚴密,都體現著一種精神,即國傢對於全部土地、農民、一切生産活動的主宰。農民幾乎沒有自由的獨立的自己的生産,一切都要納入符閤封建國傢需要的軌道。自由競爭或自由選擇的原則,在這裏完全沒有效應。」

  不僅是大事由統治者決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麼樣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統治者具體規定。比如明朝開國之初,硃元璋就製定瞭一係列規章製度,對細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麵麵都進行瞭明確要求。他規定金綉、錦綉、綾羅這樣的材料隻能由貴族和官員們使用。老百姓的衣料隻限於四種:綢、絹、素紗、布。他還規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製花樣金綫裝飾。」也就是說,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裝飾。洪武二十五年,硃元璋一次微服查訪,發現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綉瞭花紋,勃然大怒,迴宮後,「以民間違禁,靴巧裁花樣,嵌以金綫藍條」,專門下令,嚴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後來北方官員反映,北方鼕天太冷,不穿靴子過不瞭鼕。硃元璋遂用格外開恩,「惟北地寒苦,許用牛皮直縫靴」。就是說可以穿靴,但隻許穿牛皮的,隻許做成「直縫靴」這一種樣式。除瞭衣服之外,其他的生活起居也無不有明確的規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定製,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鬥拱,飾彩色。百姓喝酒,酒盞用銀器,酒注隻能用錫器,其餘的都隻能用瓷器、漆器……事實上,在中國傳統時代,不存在公域與私域的區彆,一切私人領域都具有政治性質,都是政治領域。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權力來規定。

  而且中國皇帝對商人特彆敵視。戰國時期,中國的統治者們就十分銳敏地認識到,經濟力量會威脅政權的穩定。因此中國多數朝代都對商人階層設置瞭歧視性規定。比如西漢「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一樣。前秦皇帝苻堅規定「工商皂隸不得服金銀、錦綉。犯者棄市。」硃元璋則規定,在穿衣方麵,商人低人一等。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隻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敵國,也沒權利穿綢子。商人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製。

  曆代統治者都堅持「利齣一孔」原則,什麼叫利齣一孔,天下所有的好處,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從一個孔齣來,那就是都要由權力這個孔齣來,由皇帝來賜予。所以在傳統時代,財富不能給自己帶來安全,因為它隨時可以被權力剝奪。一定要攀附權力,纔能安全。權力可以讓一個人一夜暴富,也可以讓他一夜赤貧。漢文帝寵幸為他吮瘡吸膿的黃頭郎鄧通。漢文帝病瞭,長瞭個瘡,怎麼也治不好。鄧通就為漢文帝吸膿,漢文帝很感動,特許他可以冶銅鑄錢,鄧通遂一躍而富甲天下;過幾年,漢文帝死瞭,漢景帝上颱,厭惡這個靠拍馬屁上來的人,於是鄧通就「傢財盡被沒收,寄食人傢,窮睏而死」。硃元璋時代一個有名的傳說是,江南首富瀋萬三為瞭討好硃元璋,齣钜資助建瞭南京城牆的三分之一,孰料硃元璋見瀋萬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敵國」,欲殺之,經馬皇後勸諫,纔找瞭個藉口流放雲南。瀋萬三終客死雲南,財産都被硃元璋收歸國有。這個傳說雖然被曆史學傢證明為杜撰,卻十分傳神地錶現瞭硃元璋時代富人財富的朝不保夕。在古代中國,「政治地位高於一切,政治權力高於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嚮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擴張。」確實,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金錢萬能;那麼中國傳統社會則是權力萬能。

  因為權力支配一切,所以通過權力,很容易獲得巨額財富。所以在傳統社會,人們商品經濟意識不發達,對純粹的商業經營、經濟投資興趣不大,而對政治冒險、政治投機、權力經營十分投入。戰國時期的大商人呂不韋是中國式權力投資學的開創者。他說,耕田之利不過十倍,珠寶之利不過百倍,而政治投資贏利無數。後來他果然也透過擁立子楚為秦國國君而拜相封侯,一下子傢僮萬人,食洛陽十萬戶。在古代中國,要想緻富並且保持財富,隻有通過做官:「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

  這是古代中國製度性腐敗的第一個基礎:權力支配一切。

  第二個基礎則是權力不受約束。

  中國古代傳統社會曆來講究人治,因此權力運用錶現齣極大的任意性。憑武力奪取天下的中國皇帝,可以對天下一切人隨意「生之、任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而各地官員則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盤上,一手遮天,說一不二,獨斷專行。他們對上隻對皇帝一個人負責,對下則永遠英明,永遠正確,永遠受到逢迎,下屬們除仰自己之鼻息外,彆無他法。因此他們也很容易作威作福,專擅恣肆。康熙年間的工部右侍郎田六善曾這樣說:「今日官至督撫,居莫敢誰何之勢,自非大賢,鮮不縱恣。」

  雖然中國曆代王朝為瞭約束權力也進行瞭一些製度設計,但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無治法」,所以實際上這些製度發揮的作用很小。

  雖然中國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視監督機製建設,禦史颱、都察院在曆代都是朝廷重要的衙門,但幾乎每一個王朝,監察係統發揮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是空轉。比如清代幾乎所有的貪汙大案,都並非監察製度監察到的,而是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或者是政治原因引發的。最典型的是清代最大一起貪汙案王亶望案,涉及甘肅省官員二百餘人,其中布政使以下縣、令以上官員一一三人,形成瞭一個有組織的貪腐集團,捐糧案前有預謀有計畫、案中有分工有組織有步驟,案後有攻守同盟。這樣一個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肅是公開的祕密,在全國也為許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內居然無一人舉報告發,最終還是貪汙者自我暴露。

  之所以齣現這樣的結果,是因為監察機構隻是皇權的附屬,並不能監督皇權。皇權不能分割,傳統監察製度本是為強化皇權而設的。在傳統社會,皇帝的權力從本質上講是不受製約的。意誌強悍的皇帝很容易就可以繞開製度、更改法律,以一人之意誌而為高下,甚至法外施情,以情代法。比如明代成化、嘉靖皇帝喜歡方術,很多術士隻憑一紙符籙,便可官運亨通。到瞭一個王朝的中後期,皇帝往往帶頭腐敗,監察係統就完全失去作用。對於諫官來說,諫諍不閤聖意,輕則遭貶,重則喪命。這樣的例子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永樂年間刑科給事中陳愕「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下場非常悲慘。

  西方現代的反腐機構雖然大多直屬政府首腦,不能直接監督政府首腦,但是政府首腦往往會受到司法係統、議會係統及新聞輿論的有力監督。因此監察機製從理論上來說是無死角的。但是政治分工、權力製衡的觀念都是近代以來的産物。古代皇權是不可分割的,也不能讓渡,所以傳統社會不可能對皇權進行有效監督和製衡。

  另外,中國傳統的權力製約機製是封閉的,它排除外來力量的參與,特彆是拒絕引入民間的監督力量,因此是一種體製內的自體監督,效力自然非常有限。所有官員都處於同一權力體係之內,受到「官大一級壓死人」這個同樣的遊戲規則的左右,監察官員打「大老虎」,隨時可能為其反噬。所以傳統時代,大多數時候監察官員隻能「打打蒼蠅」。萬曆年間,左副都禦史丘舜曾經說:「(官場)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軟弱之流」。     此外,監察官員和其他官員一樣,也受利益最大化原則支配。當他們發現巴結權貴有利於自己時,就會輕易將手中的監察權力作為嚮權貴們討價還價的資本。所以,在曆史上很多時期,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很容易貓鼠一窩,在竊取「天傢」利益的時候,結成同盟。曆代王朝後期,隨著官僚體係的腐敗,監察係統也會高度腐敗。

  明代言官的權力非常巨大,特彆是「風聞言事」的特權讓他們擁有非同尋常的殺傷力。這並沒有導緻明朝官場風紀特彆嚴明,反而導緻瞭明代後期言官係統的腐敗特彆嚴重。因為手中握有的監督和考察官員的權力,所以他們公然索賄,買官賣官。明代後期人稱科道監察官員為「抹布」,「言其隻要他人淨,不顧己汙也。」監察係統腐敗的結果是這個係統完全失去作用。比如崇禎年間,都察院考核地方官吏,已經完全流於形式,拘私情,通關節,結果全是「稱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第三,低薪製導緻腐敗的惡化。

  在中國曆史上,薄俸製是主鏇律。漢桓帝時的名臣硃穆,長期任中高級官員,「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傢無餘財」。東漢著名學者政論傢崔寔,曾經在多地擔任太守,「曆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寜中病卒,傢徒四壁立,無以殯殮」。東漢那些級彆低的官吏,不但不能養活妻室兒女,甚至連鼕夏衣被也買不起。比如東漢明帝時,河內樂鬆「傢貧為郎,(尚書郎)常獨直颱上,無被,枕杫,食糟糠。」杫是指放在枉礎上麵的闆子。無獨有偶,《京兆舊事》載,「長安孫晨,傢貧,為郡功曹,十日一炊,無被,有蒿一束,暮臥其中,旦則收之。」簡直如同叫花子一般。

  某些王朝比如宋代對中高級官員局部實行瞭高薪養廉,但是對廣大低級官吏一直是薄俸製,因此從總體上說,宋代也是一個低薪製的朝代。宋代許多中低級官員的生活也是十分緊張的。宋朝時有人抱怨說:「閑曹奔走徒雲仕,薄俸沾濡不逮親。」更有打油詩說:「平江(治今江蘇蘇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買嘗。隻把魚蝦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宋真宗時,張逸「(知)青神縣,貧不自給,(王)嗣宗假奉半年使辦裝。」低級官員甚至有貧至生不足養、死不得葬者。如「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能歸,乳嫗挾二子行丐於市。」流落成瞭乞丐。

  傳統社會的低薪製,到底低到什麼程度,離滿足基本生活相差多少?我在《給曾國藩算算帳》一書中專門透過曾國藩等人的例子中分析,曾國藩在做翰林院檢討時,年收入為一百二十九兩左右,年支齣為六百○八兩左右。赤字四百八十兩左右,需要自己想辦法彌補。這是當時京官的常態。

  不僅大部分王朝都採取薄俸製,有的王朝甚至還採取無俸製,不給官員開工資。比如北魏王朝和元王朝早期。

  遊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戰爭搶掠為生,所以立國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俸祿。當時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來源,主要靠朝廷賞賜的戰利品。但是獲得賞賜最多的當然是隨軍齣徵的將士及文武官員,留守的官員所獲甚少,甚至根本撈不到賞賜。比如北魏名臣高允在任中樞機要官員中書侍郎時,「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傢貧布衣,妻子不立」,其傢「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齣任機要,而傢貧如此,可見北魏官員待遇水準是何等不公平。

  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留守文職官員和地方官員的主要收入就靠貪汙受賄、「颳地皮」。史載當時無祿之官,「率是貪汙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視他們為「飢鷹餓虎」。北魏太武帝時,公孫軌齣任虎牢鎮將,「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者百兩(輛),載物而南」,百姓登山怒罵相送。

  北魏前期的皇帝們在反腐上可謂機關算盡,但是他們沒有意識到沒有俸祿製度是一個根本製度缺陷。直到孝文帝時期,北魏君主纔想通一個簡單的道理:不給百官發俸祿,不可能達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纔開始製定俸祿製度。孝文帝結束瞭北魏一百多年無俸的曆史,然後再厲行懲貪,取得瞭明顯的效果,並且為他的漢化改革創造瞭良好的製度條件。

  硃元璋反腐未能治本,也有俸祿製度方麵的原因。在中國曆朝曆代皇帝中,硃元璋對官員們是最小氣的。硃元璋製定的俸祿水準是中國曆史上最低的,史傢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說。我們以縣令收入為例。明代正七品縣令月俸隻有七石五鬥。那時的官員,並不享受國傢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彆墅、小車、年終奬金,也沒有地方報銷吃喝費。用七石五鬥糧食養活一個大傢庭甚至傢族,這個縣令的生活隻能是普通市民水準。而且明代對於官員辦公費用不予考慮,師爺、帳房、跟隨、門房和稿簽等手下均需要縣令來養活。作為縣令,還要在官場上迎來送往、交際應酬,這就給官員們造成瞭巨大的經濟壓力。

  這種低薪製造成兩種結果。一個結果是奉公守法的官員,生活極為清苦。

  比如洪武朝弘文館學士羅復仁性格質直,經常在硃元璋麵前率直發言,因此硃元璋稱他為「老實羅」,但對這個到底是真老實還是假老實還是有所懷疑,因此有一天便服到羅復仁傢去私訪,恰逢羅復仁正站在一張摺瞭一條腿的木梯上填補一塊剝落的粉壁。硃元璋不覺感慨,說:「老實羅確實老實,是清廉之員,不用再修房子瞭,朕賞你一套新住宅。」於是賜給他城中府第。

  最為極端的例子是洪武朝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曾秉正,去職時竟「貧不能歸」,實在沒有辦法,「鬻其四歲女」,充作路費。硃元璋一聽,不僅沒反省自己的低薪政策,反而勃然大怒,「帝聞(曾賣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終。」(《明史.曾秉正傳》)

  翻開明史,這類清官生活睏苦甚至飢寒的例子,隨手可見。

  另一個結果是大部分官員不得不想「歪門邪道」彌補自己的虧空。貪汙腐敗當然就不可避免。

圖書試讀

用戶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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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這本書,就像是打開瞭一扇塵封已久的窗戶,讓我得以一窺中國古代官場那錯綜復雜的經濟運作和人性百態。我原本以為“低薪”就是真的“低薪”,但作者卻用紮實的史料和獨到的分析,告訴我這個看似簡單的概念背後,隱藏著怎樣的驚人秘密。從各朝代的俸祿標準、福利待遇,到隱形的“灰色收入”和各種形式的“經濟輸送”,這本書將一個龐大而隱秘的官場經濟體係展現在我眼前。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開始反思,為什麼在看似“盛世”的背後,腐敗會如此頑固地存在?作者的筆觸細膩而深刻,他不僅僅是在描繪腐敗的現象,更是在剖析腐敗滋生的土壤和人性的弱點。這本書讓我對曆史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也對人性的復雜有瞭更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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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讓我讀完後,久久不能平息的書。作者以“俸祿”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切入點,竟然能勾勒齣中國兩韆年來官場經濟的宏大變遷,這本身就是一種瞭不起的成就。我從未想過,那些微薄的“低薪”,竟然能成為撬動整個官場經濟的杠杆。書中對不同朝代俸祿製度的梳理,讓我看到瞭一個不斷演變、卻又始終存在問題的經濟體係。更讓我震撼的是,作者並沒有迴避腐敗這一敏感話題,而是將其置於曆史的語境中,深刻剖析瞭腐敗人性與官場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讀這本書,就像是在親身經曆那個時代的官場浮沉,看到瞭權力與金錢的較量,也看到瞭人性的掙紮與沉淪。它讓我對“盛世”有瞭更深刻的理解,也對曆史的復雜性有瞭更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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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帶給我的衝擊遠超我的想象。我一直覺得“俸祿”這個詞,就代錶著古代官員的基本收入,但《低薪的盛世》徹底顛覆瞭我的認知。作者巧妙地以“低薪”這個看似簡單的錶象,串聯起瞭中國兩韆年的官場經濟脈絡。我震驚於那些隱藏在微薄俸祿之下的巨大經濟利益網,以及腐敗如何在這種體係中如影隨形。書中對不同朝代俸祿製度的比較分析,讓我看到瞭官場經濟的演變軌跡,也看到瞭人性中對利益的追逐是如何在製度的土壤中滋生蔓延。我特彆喜歡作者的論述方式,他不是簡單的道德批判,而是將腐敗置於具體的曆史情境下進行分析,讓我能夠更理性地理解那些復雜的現象。這本書讓我對中國曆史有瞭更深刻的洞察,也對“盛世”的真實含義有瞭更豐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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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簡直是一場思想的盛宴,讓我徹底顛覆瞭對中國古代官場經濟的刻闆印象。以往我總是認為“俸祿”就是官員的全部收入,而作者通過對二韆年來俸祿製度的深入剖析,讓我看到瞭一個完全不同的圖景。原來,那些看似微薄的俸祿,隻是冰山一角,背後隱藏著龐大而復雜的官場經濟運作。從地方官員的“陋規”到中央的“養廉銀”,再到各種名目繁多的灰色收入,這本書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層地揭開瞭古代官場的經濟真相。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並非簡單地譴責腐敗,而是試圖從製度的根源、人性的弱點以及當時的社會背景去理解這一切。這種理性的分析,讓我在感到憤怒的同時,也多瞭幾分思考。讀這本書,就像穿越瞭時空,親眼目睹瞭那些發生在古老官場中的權力遊戲和利益交換,著實讓人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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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的盛世》這本書,絕對是一次挑戰我固有認知的閱讀體驗。我以往總以為“俸祿”是官員收入的全部,但這本書卻嚮我揭示瞭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作者以“低薪”作為引子,深入剖析瞭中國二韆年官場經濟的運作模式,以及腐敗是如何在其中滋生蔓延的。書中對曆代官員薪資體係的細緻考察,讓我看到瞭“低薪”背後隱藏的龐大經濟利益鏈條,以及各種隱形收入如何成為官場的潛規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並非簡單地譴責腐敗,而是通過對製度、人性以及曆史背景的深度挖掘,展現瞭腐敗的復雜性和頑固性。這本書讓我對“盛世”有瞭更辯證的理解,也對人性中趨利避害的本能有瞭更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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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低薪的盛世:從俸祿窺看中國二韆年官場經濟與腐敗人性》,腦海裏久久不能平靜。這本書與其說是曆史研究,不如說是一麵鏡子,照齣瞭中國官場經濟形態的演變,更深刻地揭示瞭人性中趨利避害的復雜糾葛。作者並非簡單地羅列史料,而是通過分析曆代官員工資體係的變遷,細緻入微地勾勒齣權力與利益如何交織,又如何在看似穩定的社會結構下暗流湧動。那種“低薪”的錶象下潛藏的巨大經濟體,以及由此滋生的腐敗,仿佛一部恢弘卻又令人心寒的史詩。我尤其對作者探討的“盛世”之下隱藏的經濟邏輯感到震撼,這顛覆瞭我以往對繁榮景象的簡單認知。它讓我開始反思,曆史上的“盛世”究竟是以怎樣的代價換來的,那些被掩蓋在光鮮錶麵的代價,又對後世産生瞭怎樣的影響。這本書提供瞭一個全新的視角,讓我得以窺見那段漫長曆史中,那些不易被察覺的經濟肌理和人性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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