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
两岸关系和中国问题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二,为了解中国在国际气候政治的参与,我在2009年撰写《中国与国际气候政治》一书,从政策形成的角度切入,对中国气候外交政策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2011年顺利出版。在专书撰写过程,我对气候变迁议题开始产生兴趣,我发现这个议题比起我过去专注的研究领域有意义得多。
尤其,国内政治和两岸问题在台湾总是与意识形态脱离不了关系,任何对政治发展、两岸关系、中国问题的理性讨论,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或在媒体发表文章,总会受到特定政治立场的人士,对内容曲解、断章取义、恶意攻讦,甚至影响学术论文的审查和刊登结果,不知道这是理性主义的悲哀?还是资源排挤的必然现象?
作为一位青壮的社会科学家,我未曾经历白色恐怖,但见证了台湾经济起飞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也正在活在台湾经济停滞和政治扭曲发展的环境下。尽管我的国中小教育处于威权时代的中国文化霸权的控制下,但我从来没有「台湾人vs.中国人」的认同矛盾,我打从心里就是台湾人,但我和多数台湾人的文化观,与对岸的中国人无异,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我在英国接受六年的高等教育,教育学习和文化薰陶的结果,使得我内心有了英国人务实主义的因子。就两岸问题而言,我认为台湾不应该把中国视为敌人,为了意识形态而放弃和中国合作,否则就会把自己锁在有限的空间,自外于国际社会而边缘化。因此,我一向主张以务实态度和中国往来,不过前提是中国必须尊重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
关于我对国内政治和两岸问题的看法不宜再讨论下去,我只是想借由前几段文字表达:我对台湾社会对立的现象及排他性发展感到忧心,我们虽然是一个海洋国家,却相当缺乏国际观,坐井观天的结果让台湾失去和其他国家竞争的勇气和能力,曾经执政的蓝绿两党都必须对此负起责任。
由于我对国内政治和两岸关系的期望很高,为了不给自己太多压力,于是将研究兴趣从国内政治和两岸问题扩展到气候变迁,这是攸关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议题,比起深陷在意识形态泥淖的国内政治和两岸问题,有趣也有意义得多。
气候变迁涉及的问题颇为广泛,横跨科学、政治、国际关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复杂度高过其他研究议题,并超出单一学门所能处理的范围,因此气候变迁研究需要跨学门领域的整合,也构成学术研究的挑战。
虽然我无法专精所有气候变迁研究的议题,但可以就社会科学各学门与气候变迁的关系进行有意义和深度的分析整理,这不但是人类应对气候变迁的必要工作的一部分,也能够让社会科学家对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这个想法支撑了我这些年在气候变迁研究的投入和努力。
我的研究志向是将国际气候政治研究,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学的次研究领域,并将研究重点放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建立,所以我在出版《中国与国际气候政治》后,着手撰写《气候变迁、政治与国际关系》一书,讨论气候变迁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问题,虽然距离我的研究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但该书对国际气候政治提供了广泛分析。
之后,我对气候变迁研究的热情变得更高,陆续发表的论文已经超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领域之外,于是我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之外的角度分析气候变迁的各种问题,逐步建立气候变迁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架构。
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出自我在2015年出版的《气候变迁、政治与国际关系》,但保留沿用的篇章都经过深度修改,内容也予以更新和重写,新增的篇章佔本书内容的一半,将研究范畴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扩展到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安全研究,目的在完备社会科学对气候变迁之讨论,是我在气候变迁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气候变迁与政治
虽然气候变迁开始受到重视是从科学界开始,但早在科学界唿吁各国正视全球暖化之前,考古学、人类学、地质学、天文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学者,就曾经提出有关气候变迁的见解,并指出人类历史的几次民族大迁徙和某些帝国的兴亡都与气候变迁有密切关系。
西元6到9世纪突厥汗国与回纥汗国的式微、9世纪末马雅文明的消失、10世纪初唐帝国的灭亡、13世纪成吉思汗帝国的崛起、14到18世纪,以贵族体系为核心的法国旧制度的崩溃,都和气候变迁息息相关。长年干旱导致农粮生产不足和大饥荒,进而引发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冲突与战争,决定了国家和文明的起落。
近年来,北极海冰融化的速度因为全球暖化加快,旱灾、水灾、热浪和寒流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造成海平面上升,多数小岛国家面临消失的危机,不少国家的沿海城市也受到威胁。然而,北极海冰融化却也带来新的战略和经济机会。
根据美国地理调查协会(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估计,北极蕴藏庞大的油气资源,其中石油占全球尚未探勘总量的13%,大约有380亿桶,天然气占全球尚未开发总量的30%,大约有40万亿立方米,加上丰富的矿藏,包括黄金、稀土、贵金属,以及广大的渔场,任何国家若能掌握这些资源,将获得庞大的经济利益,战略地位也会提昇。
另外,北极海冰融化的速度增加,使得过去在夏季需要破冰船开道才得以通行的北极海域出现新的航道,未来东北航道和西北航道全年通行的可能性大增,因而冲击传统路线沿边国家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包括新加坡和埃及。相对地,环绕北极和位于北极圈的国家则将成为受惠者,譬如俄罗斯。
面对此一趋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丹麦和挪威等环绕北极的国家,以及位于北极圈的冰岛、芬兰和瑞典,都积极採取作为,试图扩大在北极的控制范围。中国、欧盟、义大利、日本、韩国等国也参与北极的研究工作和经济事务,以因应全球地缘政治可能的变动和冲击。
气候变迁不仅影响历史发展、国家存续和全球战略,随着极端气候的发生频率和破坏程度越来越高,气候变迁不但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也可能因为水资源和粮食的争夺及气候难民,让原本已经存在的社会和政治矛盾更为恶化,引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或战争,影响区域和全球安全。因此,气候变迁、恐怖主义和武器扩散,被视为本世纪的三大安全问题。
由于气候变迁具有跨国界、威胁来源不明确、产生原因不易掌握、可能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等特性,其重要性不亚于军事和战争等传统安全,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方能因应,这也突显出各国气候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必要性,而后者正是国际气候合作努力的目标。
除了国家安全之外,气候变迁对经济的影响尤为显着。根据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Nicholas Stern在2006年公布的报告指出,气候变迁对全球经济和社会活动将造成巨大冲击,虽然气候变迁是不可能改变的趋势,但若继续忽视气候变迁而不採取作为,本世纪末之前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20%,相当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或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所造成的损失。
基此,部分国家推动低碳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将气候变迁的威胁转换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契机,其中又以英国最为积极。一方面低碳转型创造庞大商机和就业机会,带动能源科技发展及产业升级和转型,另方面低碳转型将带来新的生活型态,有助于建立更有效率和更低耗能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实现永续发展的目标。
然而,美国和欧盟为了降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对国内经济利益的冲击,并迫使开发中国家对减量目标作出承诺,试图以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为由对其他国家採取惩罚性贸易措施,如此恐将扩大国际气候政治的南北问题,提高贸易冲突的可能性,不但影响国际气候合作的发展,并且将引发各国之间的贸易冲突。
此外,国际社会为了应对气候变迁所採取的手段,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是中国和美国都拒绝对减量目标作出承诺,国际气候合作因而引发道德争议。已开发和开发中国家对气候正义的看法不同,是双方在全球气候议题的冲突原因之一,尽管背后真正的原因还是利益,气候正义对理解国际气候政治有重要意义。
气候变迁与国际关系
1979年,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邀集全球气候科学专家于瑞士日内瓦召开第1次世界气候会议讨论气候变迁问题,这次会议确认「气候影响人类,人类影响气候」的重要论述,气候变迁首度浮上国际事务台面。此后,气候变迁不再只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而是关乎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议题。
198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UNEP)、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于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一场以温室效应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会中各国签订《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简称《维也纳公约》;Vienna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防止臭氧层继续被破坏。
为了进一步落实《维也纳公约》,联合国再次邀集各国集会,签署《蒙特娄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简称《蒙特娄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对各种氯氟碳化物和含溴化合物的生产作出严格限制,并自1989年1月1日起生效。这是国际社会共同合作改善全球暖化的重要开端。
1988年,多伦多大气层变迁会议(Toronto Conference on the Changing Atmosphere)召开,共有48个国家指派代表和科学家出席,与会代表对导致气候变迁的原因及如何减缓全球暖化提出意见,并建议国际社会就气候变迁问题进行合作。该会议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43/53号决议案,决定建立一套处理气候变迁的架构。
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合作成立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这是一个附属于联合国的跨国科学组织,针对与气候变迁有关的最新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资讯进行研究与评估,以了解人类活动对气候变迁的影响。
1990年,第2次世界气候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唿吁各国尽速就气候治理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架构,因应气候变迁的各种问题。会议结束后一个月,联合国大会通过45/212号决议案,成立跨政府协商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INC),负责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以下简称《公约》)签订的协商工作,《公约》谈判的启动标示着国际气候政治时代的来临。
国际气候政治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0年《公约》谈判起,1992年签署,1994年生效,国际社会在这段期间从法律面确立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和基本原则。第二阶段始于1995年《公约》第1次缔约方会议,至1997年第3次缔约方会议达成具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 KP)(以下简称《议定书》)。第三阶段自2005年展开后《议定书》谈判,到2015年《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通过《巴黎协议》,国际社会希望制定更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取代到期后的《议定书》。2016年底《巴黎协议》生效之后,国际气候政治迈入第四阶段。
在不同阶段,各国试图建立一套有效治理的国际气候制度,以解决全球气候问题,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公民团体等非主权国家行为者也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工作,但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实际运作,主权国家扮演关键角色,国际强权和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角力决定了国际气候合作的发展和结果,这突显出主权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性。
国际气候政治是国际体系不同层次的结构和单元之间的互动过程和结果,涉及不同的国际体系行为者和国家内部行为者的利益,而且个别议题又涵盖许多其他议题(譬如减缓策略包含能源、产业、住商和运输等部门的政策),这使得国际气候政治研究的复杂度高于其他跨国议题。
国际气候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透过国际合作建立一个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换言之,如果国际气候政治研究能够找出落实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或途径,将对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作出重大贡献,这是决定国际气候政治研究能否成为国际关系学的次研究领域的关键。
尽管部分科学家和实务工作者认为全球暖化不是事实,而是少数国家和机构为了政治、经济和学术利益所捏造的谎言,但不论真相为何,我们都目睹地球生态正面临严重破坏,部分国家也因为海平面上升正在消失中。如果人类能够以智慧应对气候变迁,借由科技创新和发展模式的改变降低自然破坏,创造新的财富,改善生活品质,气候变迁对人类带来的不只是威胁,同时也是机会。
由于我国不是联合国的一员,未能参与国际社会为解决全球气候问题所採取的行动,但气候变迁的影响不会侷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我国不能自外于全球气候工作,有责任配合国际社会落实温室气体减量,特别是就突破外部政治环境和解决内部发展问题来看,我国必须积极争取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机会,并推动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借此创造新的发展契机。
气候变迁与社会科学
气候变迁最初是科学问题,人类活动大量燃烧化石燃料,造成地球温度上升,导致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自1992年各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以下简称《公约》),从法律面确立全球气候治理的最终目标和基本原则以来,气候变迁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之一,防制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也成为各国的共同责任。
减缓全球暖化的主要途径是透过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降低温室效应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的不利影响。尽管国际社会努力推动温室气体减量,但地球温度仍然不断上升,极端气候的发生频率和危害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各国希望提高气候行动的力度,降低气候变迁的威胁。
然而,国际社会为了应对气候变迁所建立的制度和规范,涉及温室气体减量目标的课责,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将导致全球政治和经济资源的重分配,加上国际气候谈判所达成的各项协定,必须经过各国立法才能成为正式法律,于是气候变迁和国内外政治产生密切联系,成为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议题,而不只是单纯的科学问题。
此外,人类是气候变迁的始作俑者,是受害者,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气候变迁是人的问题,无法由自然科学单独解决,气候变迁研究不能忽略人的研究,必须回到以人为主体的分析。唯有借由社会科学才能深入了解人为因素在气候变迁问题的作用和影响,社会科学也提供人类追求永续发展的智慧,让人类能够处理气候变迁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社会正义、文化调适及国家安全等问题。
气候变迁的挑战和机会
气候变迁并非科幻电影里头的外星物种,在明确时间对地球进行侵略和破坏,让人类为了生存愿意在共同目标下採取一致行动对抗敌人。气候变迁没有具体的形体,它的破坏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无法被摧毁,缺乏将人类的个人利益转换为集体利益的动能,只能由各国根据道德诉求,採取调适和减缓的措施,降低气候变迁的冲击。
另外,气候变迁的影响不会只侷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冲击,加上气候变所影响的范围和层面很广,没有任何国家凭一己之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全人类都深切体认问题的重要性并付出行动,全球气候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过程需要几个世纪,甚至更久的时间,这降低人类採取共同行动的意愿。
2015年,《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通过《巴黎协议》(Paris Agreement, PA),又称《巴黎气候协定》,为2020年后的全球温室气体减量工作提供明确规范,但是这份协议以国家自主贡献的方式规避国际气候政治的南北问题,全球气候问题是否可以就此解决仍大有疑问。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文化和社会结构各异,应对气候变迁的能力也不同,对国际气候合作各有立场,一旦全球气候行动损害某些国家利益,或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局势发生剧烈变动,就会突显各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并引起冲突,影响国际气候合作的推动。
再者,《巴黎协议》的目标是希望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准以上低于摄氏2度之内,如果要达成这个目标,全球人均碳排放到2050年要降到1.7公吨,但依照各国目前所提出的减量目标计算,即使能够完全落实,到时候地球的温度还是会增加摄氏3.5度,所以全球必须进行力道更强的减碳,这意味着全球低碳转型是必然趋势。
基此,我国应在这个趋势下找到发展定位,否则将加速被淘汰的可能。如果我国可以掌握趋势,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强化绿色科技的创新和研发,不但可以解决我国经济动能不足的问题,带动经济成长,提升产业升级和转型,同时可以兼顾环境保护和气候利益,减缓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的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发展绿色经济绝对不只是温室气体减量和鼓励再生能源,而是建构符合低碳原则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绿色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策略,可以引导我国和全球低碳转型接轨,不但能够配合国际社会的气候合作和减碳行动,防制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而且可以创造经济动能,解决我国资源缺乏,以及社会财富分配失衡的问题。
结 语
气候变迁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虽然我国不是联合国成员,不是《公约》的缔约方,但并不会因此免于气候变迁的影响,一旦我国遭遇剧烈的自然灾害,将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同样的,当其他国家遇到相同问题,我国也会提供必要协助,这是我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应尽的义务,不该涉及国际政治问题,国际社会也必须严肃考虑让我国加入《公约》的必要性。
此外,我国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排名世界第20位,人均排放量排名第19位,不论是对国内的环境和社会利益或全球温室气体减量而言,我国都应该承担更大的气候责任,致力推动低碳转型,何况这和我国经济前途息息相关,可能在全球绿色市场佔有一席之地,或成为全球绿色经济的被殖民者。亦即,气候变迁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生存问题,值得政府深思。
我在过去几年把研究重心放在气候变迁研究,虽然是对台湾政治的无奈,更是对攸关人类生存发展议题的关心。面对气候变迁的冲击,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对后代子孙的环境和经济利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所以我会继续关注气候变迁和全球气候治理的问题。
出版志
这本书较特殊之处在于它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在讨论气候变迁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问题,研究成果整理为《气候变迁、政治与国际关系》一书,在2015年出版。第二阶段是我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以外的角度,分析气候变迁的各种问题,目的在完备气候变迁的社会科学讨论。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色则是每篇论文都经过审查并被刊登在《问题与研究》(Issues and Studies)、《远景季刊》(Prospect Quarterly)、《台湾国际研究季刊》(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全球政治评论》(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国际与区域研究》(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等一流的学术期刊,然后集结成册,接着再就内容进行修改,加强全书的连贯性。换言之,这本书经过学术审查认证,具备一定的研究水平。
我在2003年出版《解析单一选区两票制》,是国内第一本讨论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学术专书,2010、2011、2015年出版的《中国的全球战略与主权基金》、《中国与国际气候政治》、《气候变迁、政治与国际关系》,也是国内在相关研究领域最早的学术专书之一,能够掌握并投入高原创性的研究题目是令人振奋的事情,也是保有对研究工作的热情与动力的原因。
比起身处研究型大学的同侪而言,在强调教学的技职校院从事学术研究实在相当辛苦。一来学校的研究风气并不兴盛,研究环境和资源也不足,另则学校没有博士班学生,也不容易争取科技部计画,延聘博士后人员,所有研究工作都必须亲力而为。
尤其面对少子化冲击,私立技职校院并不重视教师的研究投入,而是行政服务表现(招生),在这样的环境下,私立技职校院教师在研究工作方面,想要和研究型大学的同侪竞争,不论是期刊论文发表、专书出版,或是升等,都必须付出数倍以上的心力,即便如此,私立技职校院教师还是难以获得学术界和社会的同等尊重。
致谢铭
每当出版新书之际,我都会在序文表达我对几位师长的谢意,特别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教授,以及我在英国求学期间最重要的两位恩师Professor Peter Ferdinand和Professor Reinhard Drifte。这三位老师的崇高人格、学术涵养和国际声誉,是我仰望和努力的目标,而且迄今仍然不时对我的生活和治学给予关心和指导,让我相当感佩。
另外,我要感谢世新大学前人文社会学院院长罗晓南教授、国立政治大学前国际事务学院院长李明教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曲兆祥教授(现任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国立东华大学前原住民民族学院院长施正锋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前副校长包宗和教授(现任监察委员),几位师长的鼓励和支持让我深受感动。
最后,我要感谢五南图书公司,愿意以该公司在出版界的卓越声誉支持本书的问世,二十年来的合作,不仅提昇了我的学术声闻,也和五南图书公司培养出值得珍惜的情谊。
2018年元旦,台北